“刍议”历经崎岖史，愿为“麻雀”供剖研！
薛毅
编者的话 1956年,33岁的薛毅已是12级干部,属于高干之列了.这时上面下来精神,要按现有职务一辈子稳定下来.对薛毅个人来说,金饭碗终身无忧,是得利者,谁知他竟然在1957年整风时上书中央,说:"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极容易使那些目前已满足于现任职务的各种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担任着较高的领导职务的干部),把他们现在的领导职务视为"保险柜""金饭碗"，因而容易助长他们跌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境地,失去兢兢业业积极进取的朝气。"
他建议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实行考试制度,全国公民都有平等的参加考试的权力.和实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以及与竞选结合起来等措施.他注意到这会被认为是打击理论、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干部,"拉完磨杀驴".特别声明:我也是一个文化基础仅有小学程度的老干部,因此，决没有打击文化低的老干部的存心。
同时指出:"我们参加革命队伍从事革命的事业的原本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旧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上层建筑的各种反人民制度，以解放生产力，并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此外，并没有或不应当有为了自己在胜利后“做官”的动机。我们如果因才力不足，离开较高的领导职位，而担任自己能够胜任的较低的职位,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并不是不愉快的事.这也正足见我们的党是磊落光明而毫无私欲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声音,一片丹心,可昭日月.谁知得到的结果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连续开大会批判了两天,最后被定为为极右分子,发配到青海并连累到家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才得到改正.
“刍议”历经崎岖史，愿为“麻雀”供剖研！
薛毅
我在1957年针对中央提出的干部职务终身冻结式的稳定提高方针而写出“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一文送交中央政治局后，还应地质部机关“整风简报”的要求，同意发表了“刍议”全文。在整风转入反右的初期，机关内人员对“刍议”一文讨论极为热烈，据地质部办公厅主任刘毅对我讲，他接触到的人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可用四句话概括：一日全部反对，二日全部赞成，三日部分可取，四曰精神可嘉。也可说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但后来反右火力越来越大，“刍议”就被批作了“修正主义反党纲领”，地质部机关组织全体职工并邀请了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连续开了两天批斗大会。还将“刍议”一文扩散到其他部作为“反面教材”。
地质部机关因支持或同情“刍议”观点而被划为右派及中右者达一百数十人之多。约占地质部机关所划右派及中右总数的五分之三，是地质部机关内的一个大案。我被划成极右分子，我的妻子和胞弟也被株连划为右派，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遭受了长期的不幸。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错案才得到改正。1986地质部党组根据本人申请所作的补充结论，才正式承认了我所写的“刍议”一文送交党中央政治局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的党员权利与义务的正常
合法的行动。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谈到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于是也就表明了我在1957年所写的“刍议”一文的主张在总体思路、关键措施方面，与上述基本原则是根本上一致的。2002年7月24日党报正
式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使这个新的干部制度实现了法制化。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个有人提出的有关参与政治改革问题的负面议论：
1979年，当我所遭遇的不幸刚刚结束时，也曾遇到过有人这样议论：说我写“刍议”一文探讨干部制度改革，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对于这种议论，我认为不能不给以认真的、郑重的回答。
首先，干部制度是关系干部队伍素质高低的关键。而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则是关系着全党全民利害得失的大问关心与参与干部制度问题的改革讨论，是共产党员的光荣责任，怎能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
说这话的人也许是认为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应当由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内行人去管。
可是，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中央提出干部职务基本冻结式的稳定提高方针时，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内行人却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认为，内行人中也可能有其特有的局限性。比如，对于领袖人物或上司的意见，常常是只能推命是从，而不敢怀疑其是否正确。或者，也许受单纯业务观点的束缚，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审视和评价一切的勇气，不敢抵制由上峰提出的干部职务终身冻结式的所谓“稳定提高”方针。
这就是说，内行也会有内行的迷误，而外行也会有外行人的清醒——所谓旁观者清嘛！特别是如果外行人有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武装，就会多一点胆识，多一点清醒，敢于突破陈规的束缚。我这个外行人思考、想象选拔、使用人才的方法，一是用考试方法识别人才，因为这有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群众民主评议、鉴定的方法作为补充，以了解干部的德才全貌；三是用有任期制度代替干部职务终身
实现干部队伍在有序流动的竞赛中达到整体素质的提高。由于干部稳定提高方针引出来的我这个外行人的思考一和想象，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外行人也可以创新。
此外，还应该指出：既得利益者一般是偏于守旧而不愿意革新的。
总之，在政治性体制改革之类的问题上，应该人人都要关心和参与，而不应该强调什么内行与外行、更不应该讥讽什么“狗拿耗子”之类。经过了45年多的沧桑变化，我曾倡议建立的干部制度的基本点，终于变成了党的意志、党的主张、党的法规。我今年80岁了。在我这有生之年终于见到了这个变化，这又是我个人最值得庆幸、最感到幸福的事。
我在1957年以后的不幸经历，同党和国家遭遇的曲折经历，几乎同步——1957年以后，党和国家也经历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一公社化以及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和变故。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的灾难而出现了转机。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命运的变化，几乎也是党和国家命运变化的一个缩影。如果把我的经历、我的命运的转变及我的所遇所感，当作一个实验的麻雀来加以解剖、研究，也许会对于思考和探索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我欢迎朋友们、同志们把我的经历当作一只“麻雀”来加以解剖和研究。
下面，我再对一些有关情况作一些补充说明。
在从1957年到1979年得到改正之前的22年里，青海地质队劳动期间，因为批评青海日报大肆宣扬的“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的观点而写的“果真‘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吗？”的批评文章，而被批斗了多半年，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才逐渐停止了对我的批斗。
在1957年和1971年这两次被批斗的经历，共同的所遇、所感，就是争论的真正对手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的言论，尽管自己真理在手（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却被宣告犯了弥天大罪，完全处于申诉无门，呼天不应，呼地不语的无可奈何的境地。
当我写“果真”一文招致被批斗，还不知道“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的论点出自谁人之口，还曾天真地希望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或许能帮忙主持公道，所以曾写过一篇题为“一个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寄给了红旗杂志社。后来，在1971年的元月12日又写了一篇“一个问题
的争论及其发展（续一）”，也寄给了红旗杂志社。（这个“续一”的底稿是由我女儿事后誊抄后保留下来的。）但后来，批斗我的当权者们为了压我据理力争的气焰，用威吓的口气透露了底牌，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说的。我问：“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的呀？我，也可以便于我重新领会呀！”那个人却说：“你是什么人哪！怎么能告诉你呀！”（意指我是右派，没有资格了解详情。）
从这次谈话以后，我也就认识到：再没有必要给红旗杂志写“续2”或“续3”来请人家主持公道了。而这个冤案则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从以上这两件事的实际经历中感到这种遭受冤枉而又申诉无门，呼天不应、呼地不语的处境下，简直会使人抑郁而死！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作为国家主席的大人物，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何尝不是在申诉无门、无人主持公道的处境中抑郁而死的！
如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我们应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或借鉴、或创新，在党内以及党外建立起一种能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最高决策环节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能保障人们正常的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治环境，让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类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2003年 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