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已安命”
张黎群
当代共产党员——一支由６０００多万优秀中华儿女组成的大军，迈进了２０００年。天赐机缘，使我们成为千年交替的见证者。共产党员对未来总是充满美好遐思的，在２０００年到来之际，同志们不妨多思多想：想过去、想未来、想自身、想民族；想人类环境与自然的变化和社会与历史的进步。
遇上这个“千载始遇”的日子，实在值得珍惜。年轻的或比较年轻的同志大概不在乎这个际遇。本人则不然，因为我差点就看不见这个千年之交的盛况了。从我人生的许多事件中，我真个儿悟出真理了，就是个人、自己、“我”，是主宰命运的主心骨，应将“听天安命”改写为“听己安命”。
这个“听己安命”思想，冥冥之中指引我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从儿童到了耄耋之年，才领悟到“我”字的意义。我这一生，经受了“一选择，三难死”的考验，才有今日跨进新千年的喜悦。
所谓“一选择”，就是自我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１９３６年，１８岁的我受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杜长明。他是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的博士，受我叔叔之托，他监管指导我读书。一个“学而优则仕”、“好学成才”的前景指日可待，还有一个富裕的家产在招手。然而，我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地投奔到革命的洪流中，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
所谓“三难死”，是我在革命队伍中战胜来自自己人的磨难，赶走“死神”的经历。
第一次，１９４４年，我２５岁出头，正当我在党的工作岗位上奋斗了８年、工作蒸蒸日上之际，突然被撤下前沿阵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政治审查”。我从“以死表忠”的心态中冷静下来，终于通过关隘，还一身清白。
第二次，１９５７年，我３８岁出头，正当我全心全意为党的新闻事业——办好《中国青年报》而日夜匪懈之际，反右运动开始，我被指责为犯了严重的新闻观点错误，突然被撤职下放，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有同志问我当时有过诸如“不干了”的一闪之念么？我说又有过“以死表忠”的念头。然而后来我迎难而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第三次，１９６６年，我４７岁出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出头椽子先遭难”，我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三家村分子”，被监禁、劳改，被报刊、电台公开大张挞伐。有人问我：“你当时有无远离人间的一闪之念？”我说：“有过。但是我口中念念有词：‘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一闪之念便烟消雾散了！”
进入２０００年，我悟出的一句话：“听己安命”，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它成为我的箴言，信誓旦旦，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在心中明确地树立起来。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才奉告诸位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到来，使我们每个年轻的党员同志都要时时在各种新的矛盾中作出选择，我们要自己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轨迹，自己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啊！（重庆党校报》 ，重庆市委党校网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