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胜劣败——度着黄连一般的岁月
张黎群
“人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我听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用来控诉旧社会的这句话。
自从1966年12月24日，我被抛进“造反”的人群海洋以来，我把它概括为过的是“黄连一般的岁月”。用文明世界文明人的眼光看来，也可以命名为“对精神、肉体进行全面摧残的岁月．”
我同我的妻子王玉如已经由人变成猴子了。天刚蒙蒙亮，便有“造反派“在房门外喊：“张黎群、王玉如，站出来，有群众来批斗了。”我们赶紧站到门前。人群越来越多，于是“造反”的又高喊：“站到窗前方桌上去，让大家看的清楚，看个够。”...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川流不息的人群散尽了，往往已是八九点钟，我便对玉如说：“快，打开被盖，养精蓄锐，明天再战。”
“张黎群，公园开展览黑帮会，戴上牌子！”我脖子上带着一尺宽二尺长的大木牌，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黎群”。名字上用红笔划了一个粗粗的大“×”。 站在体育场的看台上，人流经过我的面前，停步注视。如遇某位“造反”的心血来潮时，又高喊一声：“向革命群众交代自己的罪行。”如是者，按农、工、商、军、民、学、党、政、群顺序，轮流免费参观。一连折腾十多天。这种作法被称之为“井然有序”，人人可看见一次黑帮，被认为是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的好办法。
“张黎群，今天要搞汽车载上你游街！”于是，我由“造反”的押着，推上卡车，站在顶篷上。“造反”的青壮丁站在背后，用手抓住头发，翘首望天。火辣辣的太阳掀射到脸上，全身大汗淋漓。汽车慢悠悠地游逛着。大概是“造反”的好汉们“倦而知返”了，下令停游。这玩意，断断续续的搞了十多次。我问道。“这么搞，不浪费汽油吗？”他们的答复使我哭笑不得：“这也是你的一大罪行！”
“张黎群，今天万人大会批斗你。’好家伙，那个绵阳体育广场，红旗飘飘，人头钻动，大幅标语牌，排列成行，语录歌此起彼伏，口号声“惊天动地，气壮山河”，好不热闹，主席台上有支左军代表压阵。造反派一声令下，壮丁仍用将犯人推上法场的劲头，把一排走资派拥上台，分左右站着。一阵鼓响，后面有人在我的后脑勺猛击一掌，把我的双手一拉，于是头朝前倾，弯腰120度，双臂向后伸展，人，一下子变成喷气式飞机了。批斗半天，我暗自运用气功，期望“苟全性命于乱世”，也就没有听到他们叫喊些什么了。
几个月来，我同王玉如横受人们尽极污辱之能事。
我们几乎每天要糊一次窗子。我们的住房有四扇窗子，全用纸糊的。恶作剧的人，随便撕窗纸，弄得窗无完纸。人，总还有羞耻之心，造反派也未下令，两口子睡觉也让人参观，所以，每到黄昏便糊窗子，纸钱当然自理。遇上“小造反”的捣蛋，便麻烦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小将们将大便、臭泥巴、烂树叶，往床上扔，有的用纸包上大便，像一颗水果糖那么大，丢的满床皆是。王王如一手抓起来打开，逗得捉弄人的人哈哈大笑。面对此情此景，我紧闭着上下唇，怒火中烧，真想大打出手。“韩信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要忍人之所不能忍”，这些名言引导我咽下了这口气，强忍着一颗人的心，一颗要坚强活下去的心，把床单拿去洗干净了。
每天，天一亮就不得安宁。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什么打扫厕所呀，抬木头呀，什么活最脏、最累，肯定就有本人。排队买饭吃，哪怕你站在头一个位置上，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无论什么人一来就得站在你前面，造反派、革命群众是不能站在黑帮之后的。不能上街理发，王玉如买来一把推剪，把我那满头马油油的长发，剪得七长八短，这一来，头上也凉快了。
接待外调人员，令人头痛。对于这些钦差大臣，实在难以应付。说句公道话，外调人员讲良心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带着框框搞逼供信的人是大多数。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党的工作者，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接触过许多同志，因此，专案人员到我这里来取证的，不下数百起。他们一来，第一句就是：“你要老实，你证明的人是和你一样的人，必须如实交代。”本人则死守“共产党宁死也不讲假话”的道德，所以，每接待一次外调，就要争吵一次。有一次，海军专案组来调查张启任，此君是1941年我领导过的地下县委委员。他大学毕业，打人蒋党海军，是组织领导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起义的主要人物之一。林彪要否定这个事实。专案组要我提供张启任是假党员的材料。我严正声明：“你们自己有权定夺。我的党员良心不让我这么办！”专案人员拍桌子：“你当着你们机关造反派的勤务员敢讲这个话。” 我说：“他们听我讲的这类话，可以装一列火车皮。”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了，机关造反的二头目叫我出来，要我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走到二个无人来往的黑暗角落里，一根皮带从后面打过来。我眼敏手快，灵巧地闪开，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笑了笑说：“你打不过我！”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说：“饶你这一次。”类此事件，实在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会点武功的我，加上善于克制的功夫，“无太过，无不及”，所以，总是化险为夷。说真的，造反派始终是虚弱的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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