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一幕民族悲剧的演员
张黎群
我亲耳听到一位基层干部说过这样一句话；“好日子来了，运动也跟着来了。”当时，我还曾批评他言辞偏激。
面对“文革”欲来的态势，我忽然想到这位干部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1965年，被“大跃进”搞乱了的天府之国，经济开始复苏：市场有商品可买，老百姓有米下锅了。
我们的农业生产还不能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1966年夏初，旱灾袭击四川北部的绵阳专区。这是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粮食生产区，收成好坏，影响不小。我受命担任抗旱团长，带领一支人马，开赴灾情特重的遂宁县。副团长孙君一，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从宁夏自治区副主席位上，下放当副专员，有长者风度，老当益壮。我们在四、五两个月中，和干部、农民一道日夜奋战，旱情得到控制，形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对孙君一说；“你这位孙专员大概有生（孙谐音）命了：”他笑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而。当我们正为旱象减轻而松口气的时候，不祥的阴云已笼罩在抗旱前线指挥员的头上了。下面是这场悲剧序幕前的对话。
绵阳地委办公室：“张书记，省委令你立即去成都参加地委书记会议。”
黎群；“抗旱紧张，我不能离开。第一书记彭华早去了，不必去两位嘛！’
地委办公室：“这是命令。”
放下电话，我的脑海里忽然涌现出八百多年前宋高宗下十二道金牌，召回正在抗金前线杀敌的岳飞的故事。现实竟有如此之巧合，我手头正有一本《宋史·岳飞传》，书中描写强令岳飞撤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现在，这场悲剧要由我来重演了吗？
我从乡间回到县委招待所，心事重重，茫然若失，预感到等待着我的，将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要司机老季给买一张演八路军抗战故事的电影票，让我重温一下那个枪林弹雨的日子。
素以“左”著称的领导者所统帅的四川，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阴云密布，气氛紧张。5月28日，我驱车从遂宁出发经射洪、三台抵达绵阳。爱人王玉如正在她任党委副书记的青义公社革
命加拼命。我托秘书打电话要她立即回家。我对玉如说：“我犯了文字之灾，那两个专栏文章招了祸。省委要我去成都作检查．我作了最坏准备：将两个儿子送往河南李白蕾同志处，我俩离婚，如定为敌我矛盾，半句也不检查。请省委将我的文稿、日记、信件呈送中央审查。“接着，我笑了笑说：“这叫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人一被推上法场，就彻底解放了。”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尚未放学，想亲一下都是奢望了。等候在门外的汽车喇叭声，凄厉刺耳，催我启程。我钻进车厢，发现地
委工业书记一动不动地坐在里边，像一段采木头。不言而喻，他是押解大员。1966年5月29日，一场以“莫须有”（恐当有）罪名拘禁人的事件发生了。“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当我应召走进成都锦江宾馆西楼会议室，举目四望，周围坐了一圈便衣公安人员。省委书记算是客气地对我说．“你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西南局、省委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希望你认真反省，交代问题。你有什么意见要说吗？”
我异乎寻常地平静，一字一句说：“请不要为难我的家属；请照看我的两个念初中的孩子。纵有天大的问题，也应由我来承担。”
在锦江宾馆西面的广场上，停有几辆汽车，两名彪形大汉，从左右两面将我一挟，熟练地架进汽车。前面一辆开道车，跟随一辆压阵车，风驰电掣般奔向西御河沿街，在一座高墙围绕的庭院前，两扇黑漆大门立即洞开，汽车刚一开进，大门又立即紧紧闭上了。
从这一天起，我失去了自由，成为这场空前灾难的民族悲剧的演员。斯时也，我48岁，参加革命30年，党的“八大”代表，有28年党龄，现职为中共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地委文教书记。所有这些革命经历顶什么用？还不是说一声你有问题就被关了起来？！直到七年半之后，又说完全搞错了，才把你放出来！听起来，颇像“天方夜谭”，但这却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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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陶世龙制作，日期： 2002年0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