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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特功”亲历
记
初
次
遭
遇
话说四川有个孩子，为了向同学讨根儿烟抽抽，使出了“耳朵认字”这一招。1979年3
月四川的一家媒体对这一“新闻”作了报道。真有这样的怪事？如何验证？暂且不表。消息传开，同时发现各地有不少孩子具备这样那样的“特异功能”
。这类好事从哪里来？正直的科学家心里有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的一个有“特功”的孩子作了科学测试，结果发现此“特功”乃作弊所致。当时，国家科委同中科院联合发出简报，并配上证实作假的照片。证据确凿，无话可说。
消息传到报社，同事们议论纷纷，认为这样作假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决定写一篇言论，予以纠正。任务落到我的头上，因为我是报社科教部科技组的成员。言论怎么写？有位同事说《聊斋》里有“以鼻嗅文”的故事。我便跑到图书馆借来一本《聊斋志异》
。翻一翻，果然有一段《司文郎》，讲的是，一个瞎和尚，有用鼻子判断文章优劣的“特功”
。无论什么文章，只需烧成灰烬，经他用鼻子一闻，便见分晓。为了让言论的论据更充分，我特意到协和医院向行家请教。当时协和医院的科研处长艾钢阳也知道“特功”作假之事。他将不可能用耳朵认字的科学原理给我讲述了一遍。我掌握了充分的依据，既有理论，又有事实，便写出了《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
》一文，发表在1979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上。
文章写了些什么，证据俱在，客官尽管查阅。我要说的是，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五四”弘扬的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精神。正是在1919年5月4
日前后，一批有识之士，受到马克思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启迪，反对了当时猖獗一时的灵学。现在看来，那时的灵学同现代的“特异功能”有一脉相承之处。虽然1979
年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五四”
，我发这篇文章，就算小小的纪念吧。也许这正是一个巧合。
小石激起微微浪
如果说，我的文章是对伪科学、“特功”的批评，那也不过是一块小小的石头，人微言轻嘛。不过这块石头丢进污水，也激起一点小波浪，这就叫死水微澜。我遭到了责难。
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对事不对人，我的文章没有具体点哪个孩子的名，而是具体批评了张扬“特功”现象对“四化”建设不利，尤其是指出了领导干部应当有科技意识。可是人家就愿意对号入座。经中科院心理所测试过的孩子家庭所在单位，在内部小报上就攻击我。他们引用了科学史上布鲁诺、伽里略的事例，给我带上“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的“桂冠”
。真是受之有愧也。
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一封又一封来信。当时，我们写新闻报道，不论是发消息，还是刊登通讯，都不署名。我与同事联合报道陈景润的事迹，就没有署名。所以，我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而工作需要，来信、来稿都由我处理。当时虽有不少支持“特功”的来信，但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对媒体报道“特功”表示愤慨。有一封信给我的印象极深。那是从边远地区发来的，写信的也是孩子。他说，人家可以用耳朵认字，而我们，用眼睛还学不好，那还读书干什么。自暴自弃、灰心丧气的口吻，叫我不得不呼喊：救救孩子！
我在文章中谈到“耳朵认字”是“违背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
。有一篇来稿则怒气冲冲地说，“科学常识也要尊重客观事实”
。因为他听到一位科学家说，耳朵认字是客观事实。
在讲下文以前，请先听我讲一段小插曲：有趣的是，作者首先对我的署名作猜测，说道：“如果‘祖甲’非真实姓名，是笔名。中国人用笔名也是有讲头的。‘祖甲’二字，从其谐音，也可以想到‘阻假’，即阻止假的东西的意思”
。那么这又是什么事实呢？猜测的根据又何在呢？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正是他们的思维特色。如果我的名字真如他们说的意思，我真要感谢祖先了，谢谢祖宗早就给我定下了这样的命运。
言归正传。那位作者认为“人们对于新出现的事物的认识，经常出现一种那过去的常识作为辨别真假的‘依据’、‘准则’。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框框论，模式论的思想僵化的表现。”
诸位客官，这段话真时髦。因为当是正在批判“两个凡是”
，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那么，解放思想，打破僵化，就可以抛弃常识不管了吗？我是这样认为的，常识者普通知识或是基本知识之谓也。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的，都是将要成为他们常识的知识。我文章中谈到的一些知识，在中学的物理、生物课上已学过了。人类的常识已经经过成万上亿次的实践检验，可以作为判断事物真伪、优劣的理论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向前进的。比如，宇称守恒定律，杨振宁、李政道并没有彻底推翻它，而是发现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宇称可以不守恒。这无疑是在“宇称守恒定律”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再比如，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已成为人类的常识。如果认为这是僵化的框框，将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那样，发明永动机不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新事物了。但在事实上那是可能的吗？
那篇来稿用了两个“事实”
，对用常识作判断提出疑义。什么“事实”？我的文章谈到“写出的字只能反射可见光，决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听。”来稿提出，“盲哑学校的盲童可用针刺、用手摸字。这怎么能说字只能用眼看呢？”另一个例子是，“‘1+1=2
’是数学常识，但陈景润却与此相反地推理出更深刻正确的科学结论。”
言外之意是，陈景润没有按照常识办事，不也有科学创新吗？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特功”持有者和呵护者们的技俩，即在论述时常常用偷换概念、模糊界定来大做文章，其手段极高明。总之是把水搅浑，从混水中摸鱼。比如，你说“天”
，他也说“天”
。不过他的“天”里有山，有水；有荒漠，有绿地；有动物，还有外星人。这就叫伪科学，起的是科学的题名，奏的是科学的曲子，唱的却是不科学、反科学的歌词。
就说那篇来稿吧。盲人认盲文，当然不是看到可见光才识的字。盲文同手写字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哪里有用眼看盲文的？但这又怎么能证明用耳朵或腋下辨认手写字呢？至于陈景润的“1+1”也不是学龄前儿童都懂得的“1+1”
，又怎么能够以此来肯定陈景润的科学结论是由简单的数学题推导出来的呢？这两个事实，能证明违反常识的耳朵认字等“特功”吗？能说明常识是僵化的框框吗？荒诞哪！不过他们的手艺确实高明，从当年的耳朵认字到今天的李洪志、张宏堡、张香玉、张志祥、沈昌、张宝胜等类，哪个不使用这项惯技？！
专家出面亲辟谣
斥责报道瞎编造
那时各方传媒对“特功”纷纷做报道。我想这些媒体大多没有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以“奇闻”对待。但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恶劣的反响。尤其令人厌恶的是，一些报道中毫无根据地把一些知名科学家的名字列上，借此作为报道可靠、“特功”真实的依据。比如，有一则报道说，1981年3
月有四名昆明的孩子来北京表演移动物件，穿墙过户的“特异功能”
，周培源、茅以升等著名科学家到场亲自作了测试。赵忠尧教授作过“特功”移动发声物的试验。我不想多说，专家看表演，绝不是真正的科学测试，就说说专家的态度吧。我就这则报道，向专家作了核实。周老的态度我清楚。因为我参加过旁听过中国科协书记处会议，亲耳听到中国科协主席周老就此类问题同一位副主席的争论，周老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让秘书给我回电：周老曾在中国科协看过一次孩子们的表演，都不成功。只有一个孩子的杯子里变出一朵花，但北京没有这种花。报道不是那回事。
茅老在来信中说：今年六月，我“观看了一次所谓特异功能的‘录象’
，很模糊，也无穿墙过户的镜头，同时观看的也无周培源、钱伟长同志。可见《XX青年》的这段报道，完全是捏造的。”
赵忠尧先生的亲笔信说，他未曾做过“声发射”的实验，报道把名字传错了。“我的想法是，只有通过科学的实验，事情的真相才会明白。”
至于著名的心理学家、中科院心理所所长潘菽老的态度更明确。因为有本《人体特异功能通讯》（1980年第五期）报道说，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指出，心理学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要建立中国式的心理学，特异功能的情况必须考虑。”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在一份材料上写道：“潘菽先生从不相信耳朵会辨色认字，用意念可以折断树枝、移动物体、拨动表针之类的宣传，也从未支持过这种研究。”“他认为，在科学刊物上刊登这类报道是很不妥当的。对于在心理学正式刊物上或科普工作中宣传这些东西，潘菽同志更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对于科学问题应持严肃的态度，报刊上的宣传报道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时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同志态度最坚定。我听过他的报告，也知道他翻阅了不少本世纪二十年代灵学在我国泛滥时的有关书籍。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筹集到5000元经费，组织申振钰等同志找“特功”们测试，但常常受阻。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长篇评论，让“特功”们耿耿于怀，至今还在网上号召气功师们“发功”
，将于老等反“特功”的将帅们置于死地。这是有目共睹的。
魔术师的绝技
我的评析“耳朵认字”的文章发表后，一些同行非常关心。有的就来问我是否看过“耳朵认字”的表演。我说没有看过。因为我觉得看不看不是主要的。我不是行家，看也不过是凑热闹，说不定还可能上当受骗。反正有科学理论和科学院的测试做后盾，何怕之有。有的同行劝我看一看，说是眼见为实嘛。真必须眼见才能为实吗？其实，我看过“透视”表演。不过表演者不是“特功”人员，而是一位魔术师——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师金业勤先生。
那是于光远同志担任理事长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反“特功”研讨会。在海军大院招待所里有一间30多平方米的教室。我同金师傅在那里做了实验。当时，我请金师傅站到教室的一角，背对着我。我在教室的讲台上，把一副扑克有图码的那一面朝下放好。然后分成四叠，分别用报纸包严实。做完准备，请金先生走过来，背着手，俯身观看一叠又一叠的扑克。经过几分钟的“透视”
，他把每一叠扑克的第一张牌都看清了。经我翻牌验证，绝对正确。
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教室里只有金先生同我两个人，没有任何“托”
。第二，教室里，不过摆了一些课桌椅，站在讲台的我有比站在教室地面上的金先生至少高出20厘米，不可能做手脚。再说，唯一能反射光线的窗户玻璃在一边，光从外面射入。站在室内绝对不可能从玻璃上看到室内所放之物的反射影象。第三，我分牌时，金先生背朝着我，难道他的后脑勺上会长视觉细胞？唯一可疑之处就是扑克牌是金先生带来的。是否他事先做了手脚，我无从知晓。那些“特功”人的表演，道具不也都是自己随身带的吗？
我对结果非常惊讶，特地向金先生讨教是怎么“透视”出来的。金先生对我菀尔一笑，说：“那是我偷看的。”偷看？我好奇地问：“怎么偷看的？”金先生坦诚地告诉我：“那是我们魔术的诀窍。魔术行业有不成文的行规，即不能随意将自己的诀窍透露给别人。”这样，我哪里还能追根究底呢？
这里我不能不说另一件事：当时，我收到一封来信，说是北京有一位50多岁的打字员能用手摸字（包括照片图形）。有人对她作了两次测试，绝对准确。于是，有人认定她有“特异功能”
。而这位共产党员则诚实地说：“我这是假的，玩笑开大了。我没有特异功能，只是打字多年，熟了。我是手急眼快看的。”人家本已诚实地点破了其中的奥妙。可来信者就是不听，要求派人测试，说“特异功能”确实存在。“任何顽固的反对者，只要理智健全，看了她的表演也一定会心服的。”
如此执迷，令人佩服。这是什么“功能”在其中作梗呢？
当面测试不成功
我被肯定有“特功”
同行的劝说，盛情难却，我不得不去同“特功”人会面。
那时候，北京有一对小姐妹能腋下认字。我无可奈何地被两位同行拉着，一起到她们家里看表演。同去的还有一位部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第七感觉器”的宣传者。小姐妹的家在二环路边上，车公庄路口。如今这处房子已被拆迁，小姐妹的家也搬走了。
我们到达那里，大约在上午九点左右，阳光明媚。主人家是一所平房。进门是一个约有而十平方米的小院，阳光普照。北边有一处套间是主人的住房。外室很宽大，至少有20
平方米，靠西边是一排土炕。进入屋里，寒暄几句，就由小姐妹做表演。主人从里屋拿出一只装着许多试样的小盒子，象泼水似的把试样全倒在炕上。小姐妹急忙争相上前，抢试样。她们两个拿起试样先在空中，朝着亮出照一照，或是换一个试样，或是直接夹在腋下，拿上一块巧克力，蹦蹦跳跳地到院子里玩儿去了。我只是不好意思地坐在原处，与同去者聊天。外边是什么动作，我一概不知。现在看来，这是上了圈套。
过了一会儿，小姐妹走进屋里，说认出来了。什么字？个个正确。如此来回试了几次，如同玩耍一样。这哪里是什么科学测试呢！再说同我看金先生的魔术表演一样，道具是人家事先准备好的，里面有什么奥秘，难以猜测，也就被蒙蔽过去了。能不能换一个我准备的试样来试一试呢？
我曾经听到过科学家对试样应怎么做的意见，事先准备了两个试样。每个试样的纸条都是叠着的。他们不是说，字样可以在脑子里打开的吗？我在测试纸条外面包上牛皮纸，在封口处涂上胶水，且做上记号。如果想打开事试样偷看，必定绽露痕迹。当我拿出试样时，小姐妹看了一眼，拒绝做实验。这次测试是为我而举行的，怎么能不做我的试样呢？带我来的人不好意思，一再劝说她们认字。她俩“一点儿面子也不讲”
，毫无理由地坚决拒绝。对小孩子不宜过于难为她们，我们只得告退了。为什么我拿去的试样就不能做，而用他们自己准备的试样却都表演成功呢？事后，我得到一个解释，说是我有“特异功能”
。由于我在场，影响小姐妹“特功”的发挥。哇！我也有“特异功能”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喜，只是增长了鄙视。用他们试样做测试时，我不也是在场的吗？她们“功能”的发挥并没有受到影响，这又怎么解释呢？连谎话都说不圆，还会有什么“特功”。
那期间，我还读到科研人员李良明对小姐妹的测试报告。李对她们做了四次测试，都没有成功。有时小姐妹提出要在有光的场合做实验，有时又提出要用支持者的试样做测试，而有的试样是明显地被调了包。如此说来，众位客官总明白其中的真相了吧。所以，那位科研人员的结论是：小姐妹“根本没有‘特异功能’。这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所谓‘特异功能’并非奇异，是一般人都能掌握并能表演的‘低级魔术’
，很容易被识破。”
更有趣的是，这位科研人员与同事合演了一出戏：“我们约定了一些表示色、形、数的暗号。我扮好奇者，她扮有‘特异功能’者，表演时由我送信号。我们对来访者成功地表演了‘耳朵认’、‘手认’、‘屁股认’；近距离‘认’，远距离‘认’。谁看了，谁相信，没有谁说是假的。”而那位小姐妹的支持者（与这位科研人员是同一个单位的）却当即向有关人员报告了这一“新发现”
。科研人员感慨地说：“请看，可笑不可笑！”
可就是这对小姐妹，一直被一些人呵护、吹捧。1997年出版的《天惑》一书，对小姐妹大加赞美，记录一些所谓的测试成功的事例，对失败只字不提。小姐妹借“特功”大发了。《天惑》的作者同小姐妹到处游逛，不仅在内地，还到香港、泰国、俄罗斯“做实验”，找油找矿，实际上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但小姐妹借此大发洋财。1995年，姐姐在北京用200万元买到两套房子。
“超人”意念搬小物
礼堂出丑会徽无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功”越发膨胀。“特功”人由孩子发展到成人，“功力”也由耳朵认字扩大到透视人体、找矿找油、预测卫星发射、呼风唤雨扑灭森林大火、遥远发功灭细菌等等，门出多派，玄而又玄。所谓的“人体科学”就这么兴起了。
1982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份通知，也算是接受一次任务吧，让我到某机关看“特功”表演。我同两名来实习的研究生一起前往。那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小礼堂。后来，我曾几次到这里观看卫星发射的实况。
因为交通不便，我们晚到了。已有二、三百人到场，小礼堂席无虚座。也许是我的文章，使我在“特功”支持着中小有名气。刚走进会场，马上就有人迎上来，递过一本相册，说是某位领导同志支持“特功”
，观看表演，题了字。我接过相册粗略地翻了一下，发现照片和题字都是模糊的，是真是假难以辨别，即便是复印的也不至于那么模糊吧。
到会的同志是由张震寰签名发出邀请的。我接到的请柬也有他的签名，而且注明可以带上三公分见方的试样。我知道张震寰是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副主任，还任过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当时还是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理事长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理事长。那样，这次测试应该是严肃的、科学的。谁知出乎意外，一开场，就听到主持人宣布纪律：观看者不能自带试样，试样不得密封，试样上的字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要求笔画简单，不能写外文字，更不能不写字。
为什么不能不写字？主持人说，你不写字，孩子以为有字，拼命地猜，白费劲。哇！是表演“特功”
，还是玩游戏啊？这下可好，我原来费尽心机按要求制作的试样全白费了。原先的承诺突然被毁掉了，这能说是科学吗？连一点诚意都没有。
表演开始，先是来了五个孩子，分散表演。会场一下子热闹异常，根本不是科学测试，倒象逛庙会。观众象现在年轻人见到什么“星”似的，一堆一堆围的严严实实，摩踪擦肩、你拥我挤，根本不能集中精力。至于观看者之间又相互不认识，至少除了两名研究生之外，我不认识别的什么人。谁知“托”在何方？没有“托”
，“特功”又从哪里来呢？
先说那两位小姐妹的表演。这是第二次遭遇。事前，我已经听一些宣传者说了，在我做过测试之后，姐妹俩的“特功”有所“衰退”
。再说我又有“特异功能”
，那我就得离远一点，在人圈外围观看，免得干扰。果不其然，小姐妹的“特功”确有衰减。先用暗盒认字，连认了五、六次，几乎都没有认出来。惟独一次，妹妹把试样捏在手中。因为隔得远，场面有混乱，说不清在什么部位认字。
突然，她用手一指，说那里有个“文”字。立马，就有站在那个方向的一名青年喊了一声：“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站出来，而由另外一名青年站起来，从他手里拿过试样，自告奋勇地宣布：“正确！”请看，如此多公正。主持人立刻将试样收起，说是“留作资料”
。可妹妹手中拿的是什么字？是“文”字吗？在场的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明明自己手上有字，却偏偏认出了远处的字？是“遥视”？可她为什么只是指出一个方向，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呢？个中有什么机关？难道不明白吗？
再说“透视”吧。那天表演“透视”似乎是最灵验的。一会儿这里宣布“透视”基本正确，一会儿那里大叫“看得准！”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想认真仔细地观察一番。一位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一角做“透视”表演。据说，他已到辽宁的某医学院学习了。既有“特功”，还学习什么知识，岂非倒退。只见他心神并不集中，一会儿盯着被透视者的脸，一会儿有看看别人。这个“别人”是谁，我们不认识。小伙子眼珠不断地转，时儿又托腮沉思，有时还同被透视者交谈。谈点什么？表演场象上海大世界，闹哄哄的，根本听不清楚。我想凑上前去听听其中的奥妙。我刚靠前一步，就被一名工作人员阻拦。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一旦靠近，你们身上的信息会干扰他的“透视”
。如此说来，我真有“特异功能”
，谁说不是？我怎么那么不自信。
不过，我还是找到空隙，听到了他们的交谈：“特功”对一位被透视者说，你的肺有问题，胃也不好，肝好象也有点毛病。哇！一肚子的坏下水。这种同算命先生差不多的语言，竟使被透视者顿时大惊失色。他慌忙捂住胸口：“我的胃有什么毛病？”这实际上是一种暗示，手势告诉对方：毛病就在这里。“特功”说，让我看看。被“透视”者放下手。大约过了几分钟，“特功”甩出一句模糊话：“你是不是做过手术？”既然是“透视”
，看清了的，做了就做了，没做就没做。怎么还会有“是不是”？“特功”就是惯用这类模糊的语言引诱人上钩的。
这时的被透视者喜笑颜开，说：“对！我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你看得对。”
“透视”就是那么糊里糊涂地成功了。
“特功”表演最神的要数“超人”张宝胜了。那时我孤陋寡闻，还不大了解这位大师“功力”
，只听说他能从瓶子里抖出药片来。从外表上看，他不过才二十出头，出场时披着一件棉军大衣。在坐定之后，他不停地往嘴里送糖吃，嘴真馋。开始，糖纸被留在面前的桌子上。为了保持会场的清洁，他又把糖纸收进自己的口袋里。他头一出表演用鼻嗅字。他身边有两名“监视人”
。其中的一位把字纸团交给他。“大师”接过纸团放到鼻子底下闻，很快就认出是什么字来了。其“功夫”不逊于“司文郎”，只是他没有将纸团烧成灰烬。
很快，“意念搬运”开戏了。我不想说别的搬运，因为那些搬的都是常见之物。与我同去的一位研究生送上一枚世界语协会的会徽，才纽扣那么大。这是罕见之物，当时的中国大约只有200多枚。张宝胜将它捏在右手心里，左手依旧从口袋里掏糖吃，糖纸照样送回口袋。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五米，故而我这近视眼难以看清他到底收回了什么。坐在那里，象老北京在天桥看耍把戏，不可能有精心的观察。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超人”将右手摊开，手中的世界语协会会徽不翼而飞。果真是意念搬运成功了。那么搬到那里去了？“超人”说在空中飞。空中？礼堂的空间有多大？那里没有华丽的灯饰与吊扇，照明灯都被封闭在屋顶内。可以说，空中似一马平川，无任何障目之叶。大家抬起头，向空中搜索，谁也没有发现会徽在哪里飞。
过了几分钟，“超人”说会徽落地了。也许是会徽太小、太轻了，落地无声。礼堂里全是拼木地板，平整光洁无缝隙，没有地毯，也没有遮挡之物。所有的桌椅都是细长腿当不住人们的视线。大家低头，四处寻觅，还是没有一个人发现徽章的痕迹。
再过几分钟，“超人”又发话了，说是徽章在谁的口袋里。奇哉！这不能不让人起疑心。老鼠、蚂蚁搬运食物都知道放到何处，怎么“超人”的意念搬物竟毫无目标。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把人弄得晕头转向，解不开那个扣。既然“超人”说在谁的口袋里，就得唯命是从。会场里200多号人，全体起立掏尽自己衣裤上的口袋，有的还翻开带来的提包。我们则时时注视着“超人”的动作。结果，谁也没有找到那枚会徽。惟独“超人”的口袋没有人翻。难道这枚珍贵的徽章就这么被“搬运”没有了吗？也许他被搬到世界语的先驱者爱罗先珂那里去了。
那位研究生直后悔，怎么将有收藏价值的心爱之物给白白地葬送了。不过，他也有点后怕，没有在徽章上做特殊记号。而张震寰也是世界语协会的人。好在他没有到场。如果他在场，说不定徽章会被搬运到他的口袋里。
不管怎么说，“超人”是走了一回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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