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巧

妈妈原籍辽宁省兴城县，先代是清室贵戚，满族正黄旗人。她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家迁至齐齐哈尔，1915年阴历九月十七日母亲就出生在那里。她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曾官至直隶省秘书长,庆家公是直隶省督军兼省长。这是一个被封建社会浸透了腐败的家。家中的吵闹、强暴、欺压，以及母亲、嫂嫂、姐姐的眼泪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爱和憎。她在《道路》一文中写道：“我厌恶我的家――封建腐朽的家，男性集权的家，给人以凌辱和不幸的家。家庭从我童年时代就在我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它成为我长大背叛家庭的萌芽。”如果说千千万万穷苦的人民是为反抗剥削压迫，为生存、为报仇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么在革命潮流中，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走上反叛旧社会、旧家庭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正象我的母亲一样，旧家庭给他们上了革命的第一课。对旧家庭的了解与痛恨，在他们心中栽下自由、民主、平等的萌芽。他们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走进革命队伍，不仅有感性的认识，更有理性的觉悟。

妈妈生命中的第一个转变和选择发生在1931至1935年期间。那是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之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蹂躏了东北三省。母亲这时正在南开女中上中学。作为东北人，沦为亡国奴的悲愤使她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爱国运动的大潮。她在南开女中第一次参加了抗日游行请愿，第一次遭受反动军警的鞭打和驱赶，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第一次把国家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也是第一次为国破家亡、爱国‘有罪’而痛哭流涕。”她成为坚定的学生运动骨干，成为南开女中校刊编委会的委员，她用手中的笔，向日寇侵略者，向军阀卖国贼，发出声讨和呐喊，同时，也向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向一切旧势力宣战。在高一暑假，母亲和毛掬等7名学生运动骨干被南开女中勒令退学。在那个时代，女子念书已为旧习俗所不容，何况被学校开除。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和压力啊。

1935年底，伟大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那一天深深震撼了她和千百个爱国青年的心，如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母亲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刚刚考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我，丝毫也没有踌躇地站在爱国的行列中。燕京大学礼堂里的短短聚会，千百个同学一条心，一个声音‘我们要抗日！’。大清早，队伍顶着星月出发了。觉醒了的中国青年怒吼了！被镇压的愈厉害，反抗镇压的战斗力愈坚强。十几个人抬起一根根大木头，向顽固的阻挡我们前进的西直门猛冲猛撞。尽管西直门的城门没有撞开，但是我们一颗颗热爱祖国的心，却在冲撞中受到了巨大的震荡。激情的泪、愤怒的泪、辛酸的泪，充满在同学们冒着血丝的眼眶里。撞不开西直门，就不能进城去发出拯救祖国的呐喊。祖国啊！您是这样的不幸，这样的多灾多难，在您任人宰割和蹂躏的时刻，您的儿女却连保护您、拯救您、呼唤您的权利都没有。中国青年啊，不能再沉默了，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为抗日救亡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她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参加了12月9日撞击西直门的运动，参加了12月16日游行，与同学们相互挽着臂膀，不顾高压水龙和大刀、刺刀的阻拦，高呼口号奋勇前进，接受革命战斗的洗礼。1936年初，她参加了“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徒步沿平汉路南下，到农村，到矿井，到穷苦人民中去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这次的社会实践，使她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很好的锻炼，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必由之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扩大宣传团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它不仅教育着农村群众，同时，也教育着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在这以前，我们过着剥削家庭养尊处优的生活，大都是城里长大的少爷、小姐，高等学校的贵族学生。我们，我自己，虽然已经高喊爱国爱人民了，但是我并不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样的人民。扩大宣传团把我第一次带到门头沟的矿井下，漆黑的掌子面，矿工们佝偻着身体，有的竟跪在湿漉漉的煤块上，用笨重的洋镐挖煤。头顶上那盏小小的荧光灯，发出铁青惨淡的光，照出他们深陷的双眼，突出的颧骨和满脸满手的碳黑……我禁不住连连打着寒战。从井下刚刚爬上地面，绞痛的心还没有平静，迎头就遭到特务的痛击，我受了伤。男同学们便和特务们肉搏起来，保护着女同学撤退。扩大宣传团把我第一次带到农村。走在黄土飞扬的小路上，住的是房顶露天的草屋，睡的是一把干草，看见的是骨瘦如柴、衣不蔽体、食无温饱的男女老少……我永远忘不了一位老大爷的哭诉：‘你们在台上说的、唱的就跟真的一样。地主跟咱要粮，政府跟咱要税，军阀跟咱要壮丁，丘八爷来了杀狗抢鸡，再来了东洋鬼子，烧杀奸淫，咱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生了七个，死了五个，一个女儿插草卖身作了童养媳了。’傍晚，我靠在柴堆上，揉搓着疼痛的脚，用羊毛围巾紧紧地裹着脖子,冷风还是嗖嗖地往肩背里钻.天上悬着星和月,却一点温暖也不带给人间…….农民的露天破屋和炕上的干草……老大爷的话和泪……又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使我更加寒冷,几乎打起哆嗦来.祖国啊,你原来是这样的灾难深重!面对这样的祖国，我们要拯救她的信念和决心更坚强了！”扩大宣传团南下的十天，如一把刻刀，把佝偻碳黑的矿工，露天破屋中哭述的老大爷，插草卖身的女孩……雕成一尊尊塑像深深地印在妈妈的脑海中。在漫长的人生中，灾难深重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化作了她胸中无尽的力量。

扩大宣传团回到北京，母亲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第一批队员。她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还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掩护黄华叔叔等躲避******宪兵、特务的搜捕。不久，她由杜若阿姨介绍加入了中国********青年团。1936年6月，她被批准转为中国******正式党员，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从此，她有了属于党的新的生命。她担任了燕京大学党支部专作校外女工工作的党小组长并被选为燕京大学学生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平民教育部长。根据党的要求母亲作了大量的学生运动、平民教育、妇女方面的工作。她与王龙宝、靳淑娟（靳敏）阿姨一起，创办了海淀第一座平民学校，既教贫苦百姓读书认字，又宣传革命道理，启发阶级觉悟，传播抗日和革命的火种，在海淀地区，甚至在整个北京，产生很大的影响。“双十二”事件和平解决后，她曾与庞文华阿姨一起，做刘清扬、刘王立明等妇女界名流的统战工作，使她们领导的妇女会和青年会，在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她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转变，她说：“我的生命属于党，我完全忘记了‘家’，就连这年的暑假，也是和同志们共同集资一元七角钱，租了海淀地区的一间小屋，白天在这里看革命的书，晚上，三轮车夫、鞋匠、大嫂和孩子们天天都来这里串门。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土炕，我的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这一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只能勉强及格。可是，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大学里，名流人士，大学教授，军官和战士，酋长和农夫，基督教会的理事，聋哑学校的校长，工人和农民，妇女和儿童，战友和同志……他们给我的知识，却是一门鼓舞我为理想而献身的社会科学。我在党的指引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学习实践和战斗！”“伟大的爱国运动‘一二·九’，不单纯是青年学生的‘一二·九’，也不单纯是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它是在伟大的时代里，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一代新人的‘一二·九”！这一代新人，举起了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战旗，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战史的序幕。他们在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虽然‘一二·九’的旗帜上，洒满了血和泪，我们活着的人，总是用最欢乐、最温暖的心情怀念它，正象怀念一个最幸福的节日一样！它给我们民族的一代新人以伟大的思想启蒙！“

抗日战争开始后，母亲经天津、青岛流亡到武汉，暂充武汉大学的借读生，并参加了武汉大学学生宣传队，到大冶、鄂城一带搞抗日宣传。她参加了武汉东总训练班，训练班结束时，第一个报名上前线。组织上把她分配到山西临汾民族先锋队全国总队部儿童妇女部工作。1938年三月，日寇进犯晋南，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同刘白羽叔叔、王龙宝阿姨等一起渡过黄河，奔赴延安。

母亲到延安后，组织上分配她在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十四队学习队长。6月毕业后留校工作，任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第三区中队（女生队）副区队长。1939年母亲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任第三班支部学习委员。1940年三月她调任新成立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科长，由于工作出色，这一年，她被评为延安“第一类模范妇女”。1945年，她参加东北干部队，奔赴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发动群众、土改、剿匪等一系列斗争，曾任通河联合中学（北满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土改工作组组长、勃利县委组织部长、合江省委妇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委员、沈阳市总工会女工部长等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母亲作为全国妇女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她的心情如海潮一样翻腾，眼前浮现起一张张熟悉的面容，有多少战友为了这一天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啊！此时作为幸存者，她更感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废墟上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光明的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她思考了两天，就毅然写了辞职报告，要求到基层去，到企业去，学作经济工作。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人对她的举动很不理解：一个女同志，带着三个孩子（那时，姐姐7岁，哥哥5岁，我才2岁），丈夫是高级干部，放着机关的工作不做，偏要去工厂下基层，图什么呢？有些人，甚至认为她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她却对自己的抉择坚定不移。自建国到病逝的33年，除文革期间被“关紧闭”、“蹲牛棚”、“靠边站”的几年外，母亲的后半生都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国家重点研究所，在生产和科研的基层第一线渡过的。

母亲的申请很快被批准，49年底至52年底，她担任了沈阳毛纺厂厂长。当时号称“亚洲第二”的毛纺厂，“几经战争劫难，工厂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机器残缺，厂房破旧，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销售不出去，工人、技术员纷纷离厂自找出路，整个工厂濒临着倒闭的危险。”那正是抗美援朝最紧张时期，战火已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国的飞机常飞越边境，重点轰炸沈阳这些工业城市，形势很严峻。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建设和人民生活，还是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都急需毛织品。白天要加班生产，晚上要护厂巡逻和防空，形势十分紧张。母亲背起行李搬进了毛纺厂，同职工工作生活在一起。奋力恢复建设工厂，力争早日生产出优质毛织品。白天，她深入车间、科室，晚上，挑灯学习技术、管理和财务知识，她不仅关心广大工人，千方百计改善他们（尤其是童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团结、教育了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充分信任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沈阳毛纺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产值增加了两倍半，产品增加了十几种，质量大大提高。她还及时发现和总结工人生产的好经验，在生产中推广。后来，东北纺织局将沈阳毛纺厂的“五七纺毛法”和“岳贵山织呢法”总结为“东北织呢法”， 在全东北加以推广。纺织工业部给沈阳毛纺厂以嘉奖。彭德怀总司令在繁忙的军务中，亲临沈阳毛纺厂视察，对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所作出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他对母亲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你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干得不错嘛。”他还指着自己的心口说：“看到这里的人们干劲这样大，我这里都热呼呼的呢！”

1952年7月，母亲调任大连机床厂厂长。当时，该厂同全国其它机床厂一样，只能生产陈旧落后的皮带车床。国家将试制普通机床的任务下达给大连机床厂。由生产皮带车床变为生产齿轮车床，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生产工艺上都是很大的飞跃，有很大的难度，不少领导和技术人员有畏难情绪。母亲召开了厂领导会议，亲自作动员，统一思想认识。她严肃地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当前面临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开始实施的重大转折时期，完成新型机床的试制任务，是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力支援。我们要把试制普通车床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接着，她从试制机床的组织机构、人员搭配、任务分配等方面，认真听取大家意见，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她率先士卒，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吃、住都在厂里。白天，一手抓试制车床，一手抓企业管理；晚上，刻苦学习生产和管理知识。由于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仅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试制任务。1953年1月，C620型普通车床试制成功了，大连机床厂为我国生产出第一台普通车床，在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后来，大连机床厂又生产出我国第一台铲齿车床，我国第一台卡盘多刀半自动车床，我国第一台组合机床及其自动线，我国第一台加工中心机床，······至今，该厂一些老同志还感慨万分地说：“我们厂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与建国初期赵厂长领导有力，为工厂打了个好底子是分不开的。”那时，大连机床厂受到中央机械工业部的嘉奖，母亲被授予“模范厂长”的称号。

母亲在大学学的是文科，为了当好企业领导，她拚命地学习企业管理，学习工业技术，学习科学知识。大连机床厂后任厂长吴春山，在《令人难忘的厂长》一文中，回忆妈妈当年勤奋学习、虚心求教的情形：“她拜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为师，虚心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每天下班后，又分别把一些有业务专长的同志请到办公室，为自己讲课。她请过当时的主任工程师王修铭，为自己系统地讲授了机床的结构、性能、特点和工艺流程等机床专业知识；请过当时的三车间技术组长孔祥玉，为自己详细讲解了齿轮原理和加工工艺；请过当时的计划科计划员李伯颍，为自己全面地介绍了计划管理中各项指标的含义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计算等知识。这样的学习，除了开会和公差不在厂，她每天都坚持听上一个多小时，一连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来，旅大市委同大连工学院合办了一所职工业余大学，赵厂长又参加了这里的机械制造专业的业余学习。”我当时还在上幼儿园，只记得母亲每个晚上和星期日几乎都象学生一样读书，做功课。她后来到哈尔滨锅炉厂工作，又参加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夜大”锅炉制造专业班。一年多时间，每周两个晚上，从下午4点半到8点半。无论刮风下雨，她从不中断。哈尔滨的冬天，下午4点半天已黑了，零下30多度，寒风一刮，穿心透骨的冷。这种天气，在屋子里都要关紧门窗，而妈妈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仍顶着刺骨的寒风去学习。学校离工厂和家都很远，下课后回家已是深夜，我们早已入睡，而第二天一早等我们起来时，妈妈早已去工厂上班了。妈妈就是这样勤奋、刻苦，始终保持一股永不熄灭的热情。1954年，中央机械部决定派妈妈去苏联学习。她是多么高兴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啊。但后来受爸爸的株连，旅大市委不准她去苏联学习，这在她的心中刻上了一道很深的伤痕。1958年，中央机械部又决定派她插班到清华大学干部特别班学习，得到黑龙江省委的批准，她非常高兴。当时她已43岁，比同班学员晚去一年半，要补高等数学、机械制造、外语等课程，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妈妈废寝忘食地学习，连星期六星期日都要学习到深夜。那时，我和妹妹分别在北京育才学校小学四年级和一年级学习，每逢周末，我们回到清华大学时，天早已黑了，可常常还见不到妈妈，她还在教室学习。星期天她也没时间陪我们，我们只能在清华园里自寻其乐。妈妈在清华学习的近两年当中，只陪我们去过一次颐和园。妈妈生前很少生病，可在清华学习时，终于累倒了，发烧、咳嗽，夜不能寐，仍靠在床头上看书。妈妈的拚命精神，使爸爸和我们都很担心，直到她以优异成绩结业，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早已离去，她没给我们留下金钱财富，但她锐意进取，拚命学习的精神，在我心中永存，始终有力地支撑我直面工作、生活中的挫折、困难和人生的残缺与遗憾，激励和鼓舞我跨越坎坷，渡过难关。

妈妈这种勤奋学习，奋斗不息的精神，贯穿在她的一生中。1978年，****“四人帮”以后，妈妈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妈妈和全国人民一样，象经历了第二次解放，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记得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中科院秘书长郁文叔叔找妈妈谈话，要派她去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当所长，征求她的意见。那天，我陪妈妈去了。谈到电工所刚从北京市交回来，经过十年劫难，这个所从实验室到设备，几乎都砸光了，仅剩的一些科技人员也是人心思“走”。急需一个懂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去整顿、重建。说到妈妈是电工方面的专家时，我插嘴讲：“妈妈干的是发电设备，是强电，电工所搞的是弱电，不是她的强项。”我当时担心妈妈年纪大（63岁了！），去收拾一个烂摊子，又改专业，业务上要从头学起，按她的作风，准会去拚命，怕她身体吃不消。我虽嘴里说“妈妈不适合”，但心里何尝不能理解她那颗被压抑、闲置太久而渴望工作的心。妈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担任了中科院第一个女所长。

刚调到北京时，中科院在友谊宾馆给妈妈租了一套房，我工作的单位也在友谊宾馆里，我那时正在怀孕，有时下班就在妈妈那儿休息。可住了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去，妈妈正在收拾东西，把衣物装箱。我很奇怪，问妈妈：要搬家？给你分房子了？妈妈没抬头，过了好一会她才讲：我刚才问了服务员，这一套房子一个月要花好几千，太浪费了，我想搬出去。不久她就搬到电工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妈妈和妹妹就在那里渡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闷夏和寒冬。生活条件艰苦，但妈妈工作热情高涨，她进所不久，就立下军令状：奋斗三年，把电工所办成中科院先进所，否则，自动辞职。她的豪言壮语感染和激励了全所干部和职工，一些原本打报告要调离的科技人员自愿留下来。 她与党委书记及所领导团结战斗，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很快确定了所的科研方向任务，得到院的支持和批准，所里的科研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正当所里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向前发展时，妈妈突然病倒了。1980年12月8日凌晨，妈妈跌倒在磁流体实验台上。清晨实验成功后，她被同志们抬回了家。当天下午，我陪她去医院，胃镜结果：已是晚期癌症，大夫说她最多能活两年了。手术后她的胃被切除六分之五，肝、胰脏也切去部分。一个胖胖结实的妈妈变得瘦弱了。可是她那开朗、乐观的情绪却丝毫未减。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不仅顽强地、乐观地与病魔做斗争，而且身体稍稍恢复，她又去四川农村考察沼气发电，去云南、石家庄、内蒙等地调查能源情况。.

西 南 行

近三千里，祖国富饶美丽，江山多娇。

1. 曹 军 颂

阳春三月，南北会师于汉水，翠柳宿营。

主帅自信七十二，博学中外，技艺湛精，神采抖擞，一片慈母心。

从者多花甲，两鬓埋霜，苍山逊老，壮志更豪情。

也有妇婴年少，才华初试，涉水跋山，孕育一代新生。

结伴行，乐融融，任凭春和冬。

滚滚长江惊天浪，皑皑白雪舞“东风”。

不是长征，恰似长征。齐奔三大工程，愿洒碧血铸城。

钢城千万重，友情更比钢城重，将相和，寒暖共，同止同行，愿作曹

军颂。

2. 武钢之感

首战一七OO，浩翰工程，

火龙、青龙、是巨龙！

壮哉腾太空！

扎机滚滚，

吼声隆隆，

钢板、钢带、筑长城！

人民力无穷。

机有早期故障，

人却坎坷一生。

迷途晚识，

是非澄清，

夕阳西下伴归程，

来去何匆匆！？

愿铸钢铁志，

一片赤子诚，

瓦粒无光半埋土，

匍平道路亦从容。

3. 送故人

椰汁未干战马催，

依依别情故人归。

玉树琼楼无限意，

兰天白云比翼飞。

海南相送一日回，

回头逐鹿鹿蹙眉。

天涯海角千倾水，

难填离情滴滴泪。

行行止止步步随，

三大工程有青翠。

送君沦海去万里，

鹏程捷报人欲醉。

椰汁未干战马催，

南岛情深一日回。

愿酬滔海英雄志，

归时同看海棠翠。

三、病蚌成珠放光彩 逆境筑业本色真

我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但是从1954年4月，由于爸爸被停职反省，我们家庭上方开始笼罩了一层乌云。妈妈在1954年4月29日日记上写“考验的开始”，“我们应该有决心经得起‘考验’！”。没有想到这个考验竟长达二十八年，直到妈妈临去世的前三天。

妈妈是35岁时进企业的。35岁，在今天是许多年轻妇女享受人生和家庭温暖的美好时期，她却把自己的所有热情、智慧、精力都投到两个企业中去。而正当她做出成绩，生活在她面前展现出更宽广、更美好的未来时，突然一切都被撕毁了。妈妈从未给我们儿女们讲过她心中的隐痛，她去世后，我在她的日记上看到这样一篇：“1954年 考验 坚强的准备一切，把自己的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保尔克察金已经给了我们辉煌的榜样，生命：只要我们活着，就该为党的事业接受任何考验，结论是：更加坚强起来？还是虚度年华？应该自己在实际中做结论！”短短几句话，让我听到了她发自肺腑的声音。她在逆境中用后半生的奋斗为自己做了结论。

爸爸在回忆文章中说：“1954年，当她亲自组织领导大连机床厂职工制造出我国第一台普通车床，还没有来得及分享胜利的欢乐，突然受到株连，从此失去生活的平静。志萱被降职，任哈尔滨锅炉厂副厂长。但是她没有半点的颓废和沮丧的情绪，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哈尔滨锅炉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前苏联援华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生产发电设备的重要基地。当时正值工厂开工前，繁忙施工建厂阶段。基本建设是工厂百年大计，她分管设备安装和开工准备。为了保证质量，她每天深入现场办公，对施工情况了如指掌。她踏实的工作作风，身先士卒、不辞艰险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所有施工现场的职工，使设备安装和开工准备工作不仅质量合格，而且提前完工，工厂得以提前投入使用。后来在她任生产副厂长期间，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试制出我国第一台高压分层化工容器。59年她调往汽轮机厂，任生产副厂长，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期被限制使用，她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又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20万千瓦汽轮机组，远远超过了前苏联建厂时设计的2.5万千瓦生产能力。1976年，文革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她仍面临着横祸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危险，却义无返顾地担负起领导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六十万千瓦火电机组的研制工作。她就是这样，在饱经暴风雨的袭击中，以钢铁一般的意志，毫不动摇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忘我地工作。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深深的业迹。志萱不愧为一机部授予她的‘模范厂长’。”

妈妈去世后，在爸爸的操劳和许多妈妈生前友好以及一些企业的帮助下，为妈妈出了一本纪念册，题头是黄华叔叔亲笔写的，取自妈妈在延安的一首诗句，《“九月太阳的女儿”?/FONT>赵志萱同志的一生》。在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时，我才知道原来“文革”结束，妈妈调到北京后，1980年5月和1982年8月汽轮机厂和锅炉厂分别做出对1972年、1973年和1958年的处分予以撤消平反的决定。妈妈从没对我们讲过她一生中遭到过这么多不公正的处分。而她不管身负着多少冤屈，仍把光明、温暖送给别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妈妈也是这样，她和爸爸的事，我们都是文革中，造反派抄家，他们都被关起来时才知道。几十年中他们从来没在我们身边讲过一句对党不满或委屈的话，反而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所以虽然50年代初，爸妈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几个孩子都成长得十分健康，开朗。这无疑是由于妈妈的伟大心襟，遮盖了风风雨雨，让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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