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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规则和禁区——评野鹤《科学有禁区》
赵南元
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论战，时常会成为“一场混战”或“不了了之的混战”，而科学内部的争论却总是可以得到结论。其原因就是，在科学内部，用于争论的各个概念都是清晰的，有着确切的公认的意义，而在科学领域之外，对于同一个词汇，张三的理解和李四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在这种模糊不清、随机应变的概念下争论，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反倒是奇怪的。野鹤的《科学有禁区》一文（以下简称《有》文）就是在随意歪曲“禁区”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堪称“文化人”论法的典型教材。
“未知”不是“禁区”
野鹤论证“科学有禁区”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未知”说成是“禁区”。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不断把“未知”变成“已知”，因此在任何确定时刻，对科学而言都存在未知的领域，否则就是“科学的终结”。尚未到达的区域不是“禁区”，这是掌握中学程度语文知识的人都清楚的概念，一座高山如果还没有人爬上去过，那是“尚未到达”，如果有人跳出来说“这是神山、圣山，不许爬。”那就是设置“禁区”。
科学不许胡说，科学尚未到达的区域，就成了胡说者的的乐园，对于还没有人爬上去过的高山，不免有很多人自称可以凭着“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直觉”对山顶上的景色任意描绘，然而在事后有人登上这座高山之后，总是能够发现这种任意描绘与实际看到的毫不相干，纯属梦呓。即使在没有人爬上高山之前，胡说也还是胡说。例如对于宇宙的创生，神学家不可能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机制”，只说那是上帝造的却说不出是怎样造的，对于知识的扩展毫无意义，神创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败给了进化论。更何况神学并不只你一家，教皇也说不清宇宙凭什么就是他那个上帝造的，而不是真主安拉、西天佛祖、或是玉皇大帝造的。同样是编造神话，我宁可挑一个比较有趣的，至少读《西游记》、《封神演义》不像读《圣经》那么乏味。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为自己“以逸待劳”就可以超越科学家辛辛苦苦的工作，那不过是痴人说梦。所以教皇给科学家划禁区的做法真的荒谬绝伦。
“规则”不是“禁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事情都有规则，学术有学术的规则，游戏有游戏的规则，就是下象棋打扑克也得按规则玩。但“规则”和“禁区”并不是一回事，“禁区”是禁止入内的区域、领域，规则当然规定了可为和不可为的事，但并非禁止入内，搓麻将要遵守规则与禁止搓麻将是两回事。《有》文把规则说成“禁区”纯属胡搅蛮缠。
科学的规则有很多，与非科学相比最具特色的是逻辑与实证，即摆事实讲道理，不许胡说。所以教皇的胡说在科学里不作数。
科学论文都署上真名实姓，以示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不像非科学的领域可以随时更换马甲，以防别人揭出自己不光彩的老底，又可以在今后一抹脸不认账。
科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只做有意义的事情，不做无聊的事情。而《有》文中所谓“科学鞭长莫及的范畴”中有些就是典型的无聊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科学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物质世界会产生出精神世界？”是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决定原子核内聚的坚固程度以及地球上所有原子的生成的ε值，是0.007而不是0.006或0.008（如是则我们就不复存在）?”之类的问题则是一个回答起来极为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不存在，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会被提出。这种简单无聊的问题实在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只能引起愚蠢的神学家的兴趣。至于“为什么除了有形的人工制品，所有的文化模式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则是属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问题，并无任何原则性的难解之处，只要等待考古发现积累证据即可。
野鹤“禁区论”的危害
《有》文认为“如果说科学没有任何禁区，那么科学狂人与爱因斯坦便没了区别，人类又如何能放心地将世界交给科学家去领导和管理？”“科学狂人”与爱因斯坦当然有区别，而且这区别与科学的“禁区”无关。爱因斯坦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尽管他建议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我们不认为他是“科学狂人”；而所谓“科学狂人”则是一些反科学分子为了妖魔化科学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构出来的存在。科学是理性的事业，非狂人所能为，无论历史、现实和未来，都不存在“科学狂人”。科学家并没有兴趣领导和管理世界，科学家只提供管理所需要的知识。科学知识比人文知识更可靠，运用科学知识进行管理可以少些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提倡“科学决策”的原因。
《有》文还认为“科学可以克隆人，却无法克隆人的性格、人格或风格，任何用科学手段来塑造或改变人性的企图，都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罪恶的。”但是人的“性格、人格或风格”与遗传因素有关，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克隆人如同同卵孪生子，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的性格，至于“人格或风格”，本来也不是克隆的目的。“用科学手段来塑造或改变人性”也不是科学所感兴趣的，倒是人文学者或是神学家常常对于人性的“贪婪”和“邪恶”表示不满，更容易有这种“企图”。神学家惯以宣布一大堆“罪恶”来迫使别人就范，但历史证明这些“罪恶”往往是科学的基础或人类的福星，例如日心说、进化论、解剖学、避孕技术等等，都曾经被神学家宣布为“罪恶”的。
再看下面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41年规定了机器人工程学的三条准则，其核心就是：‘不得伤害人类’。这既是制造机器人的人为禁区，也应该是一切科学技术的人为禁区。”这三条准则当然属于“规则”而不是“禁区”，因为阿西莫夫并没有说禁止研究机器人。不过科学家的善良愿望还是敌不过政治（人文的一部分）的需要，美国正在大力研究用于军事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当然是为了“伤害人类”而存在的，不过他们只要宣布这些“人类”是“邪恶”的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杀害了，这就是人文的“真善美”的巧妙之处。《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就说明，只要认为人类“邪恶”，哪怕是怀有最博大爱心的上帝，也可以把除了诺亚一家之外的全人类用洪水杀光。这样的“人文”，何止是“可怕的倾向”，分明是可怕的现实。
野鹤认为“更何况，科技‘双刃剑’的邪恶的那一面，从来就无视禁区，在科学无禁区的幌子下，无休止地研究和发明形形色色杀人的、乃至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遗憾的是，早在科学诞生之前，战争就没有断过，武器就在不断发展，这与“科学无禁区的幌子”毫不相干。任何武器都不会自己杀人，是人在用武器杀人。归根结蒂，“人文”随意宣布“邪恶”，为战争制造理由难辞其咎。冷战时期的那个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人体实验的项目，显然不是科学家自身的兴趣，而是政治（冷战）的命令使然，但冷战的理论和实践不是科学而是“人文”的产物，是“人文”认为应该对“邪恶”的共产主义实行冷战。现在这顶“邪恶”的帽子又要扣在科学的脑袋上了，“人文”的动向令人不寒而栗。
科学有禁区 【科学时报2002.10.27】
科学是否该有禁区？两年前，一些学人曾就此问题有过一场混战。最近，他们又在《科学时报》、《中国读书报》上重新提起了此话题。
■文/野 鹤
已有的争论
吴国盛断言：“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自由是科学的灵魂”，并认为科学是“自己替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纠错机制”的“绝对的”“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言下之意便是：唯有自然科学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人文因素之外的、自足、自洽、自律的“理性世界”。那么，也就意味着科学无禁区。如有禁区，就成了他律，又谈何绝对自由？两年前《中华读书报》上，也是由于吴国盛《科技应有禁区》访谈录，引起一场关于“禁区”的不了了之的混战——方舟子用“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来证明“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因而科学就不应该存在任何禁区。宫敬才则用“日本鬼子在中国人身上搞生化武器试验，科学界管得了吗？”一类的事例加以批驳，并认为科学无禁区说是一种“可怕的倾向”。而后又遭到赵南元的激烈抨击，他声称：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是历史事实，并坚决拒绝“科学界可以管理政治界和军事界的推论”。
有趣的是：两年后的今天，吴国盛教授似乎放弃了他当初的有禁区说，与方舟子的无禁区说完全合流了，就连科学“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纠错机制”的提法，也与方舟子的“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如出一辙。甚至，还试图将科学无禁区的命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而赵南元则进一步呼吁《给科学以自由》，而且一反他当初反对让科学界为政治军事事件负责的观点，要求将“不可靠”的民主、法制和伦理统统划归“可靠”的科学领导，大有将政界和军界也统统置于科学家的管辖之下之势。
然而，赵南元的呼吁，却又充满科学的不自由感，令人闹不清科学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更糟糕的是，无形中又将吴国盛的理性世界说或方舟子的无禁区说置于两难境地——如果说科学没有任何禁区，那么科学狂人与爱因斯坦便没了区别，人类又如何能放心地将世界交给科学家去领导和管理？如果科学无禁区说只限于理性世界内部，或者像吴国盛教授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内在性”，则意味着哲学上的“循环论证”，即因为科学是理性的，所以科学无禁区，而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则因为一切非理性的东西皆不是科学。或者，便意味着科学虽然也可能存在非理性的因素，但理性的科学一定能够制约非理性的科学。但这也就等于承认科学内部也存在非理性的因素，那么，吴国盛教授的理性世界也就再也“绝对”不起来了。
教皇定的禁区
1981年梵蒂冈召开宇宙会议，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内的科学家受到教皇的召见，霍金说：“他告诉我们，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询问那个时刻本身。”教皇竟然给科学家划禁区，似乎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
20年过去，为了突破这一禁令，宇宙学家们殚精竭虑，总算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多宇宙”说，即我们的这个宇宙不过是许许多多个不同性质的宇宙中的一个（它们大多是不可能产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们宇宙创生之前，已经生生灭灭过无数个宇宙，其中也曾有过能够产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们虽然灭绝了，却留下了信息，我们的宇宙，正是根据这类信息创生的。这就意味着用信息将上帝排挤出宇宙创生说之外。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将所有的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于其间那个“元宇宙”又是如何创生的？于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的欧文·拉兹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经验科学的范围：它要等待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直觉。”
也就是说，无论科学怎样地进步，总会撞上早就以逸待劳地恭候在那里的教皇与上帝，他们只须用一个问题便可以将任何科学成果据为己有，那就是：你们所发现的那个信息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那么，教皇给科学家划禁区的做法真的那么荒谬吗？
我看科学禁区
谁说科学没有禁区？我们的宇宙的边界就是科学的禁区。
或者说，凡是科学鞭长莫及的范畴，便是科学的禁区。例如，为什么物质世界会产生出精神世界？为什么决定原子核内聚的坚固程度以及地球上所有原子的生成的ε值，是0.007而不是0.006或0.008（如是则我们就不复存在）?为什么除了有形的人工制品，所有的文化模式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等等，总而言之，科学只能证明“是什么”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因而，凡属“为什么”的范畴，便大抵是科学的禁区。而科学鞭长莫及的“为什么”范畴，则恰恰是人文纵横驰骋的领域。爱因斯坦说：“改善世界的根本不在于科学和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这就意味着，科学能够改变世界却无法改善世界。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鞭长莫及的人文领域，也可以说就是科学的禁区。例如，科学可以克隆人，却无法克隆人的性格、人格或风格，任何用科学手段来塑造或改变人性的企图，都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罪恶的。
退一步说，总不该人为地设置禁区吧？也不尽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41年规定了机器人工程学的三条准则，其核心就是：“不得伤害人类”。这既是制造机器人的人为禁区，也应该是一切科学技术的人为禁区。而且，这也正是人文规范和制约科学技术的一条根本的原则。
更何况，科技“双刃剑”的邪恶的那一面，从来就无视禁区，在科学无禁区的幌子下，无休止地研究和发明形形色色杀人的、乃至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在冷战时期，为了研究原子辐射的防范措施，美国的医学研究人员“给波斯顿市外的州立男子学校的学生、附近居民食用受辐射污染过的燕麦片，给华盛顿和奥雷根的囚犯以及濒临死亡的病人注射大剂量的钚”，“那些受害者有些很快死去，有些在其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生活在痛苦和衰弱之中，还有些人将有害物质传给下代从而导致畸形……”他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揭露这一罪恶的人并非科学家，恰恰是属于人文范畴的记者爱琳·威尔斯姆。对此，方舟子先生和赵南元先生，又怎样自圆其“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之说呢？吴国盛教授又如何解释他所谓的“自由”的、“绝对”和“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呢？
要而言之，任何事物皆有其极限，那极限便是它的禁区；任何事物都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两面，因而也都可能成为“双刃剑”，其假恶丑的一面便是它的禁区。所不同的是，极限是无法突破的禁区，“假恶丑”则是经常被打破而又不得不经常修补的禁区。科学焉能例外？
宇宙间也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不断地设置禁区，尽可能地遏制“双刃剑”假恶丑的一面，便是一种促使矛盾向真善美方面转化的条件。科学岂可特殊？不承认科学发展有极限，无视科学“双刃剑”的两面性，往好处说，是浅薄糊涂；往坏处说，便是助纣为虐，确乎是一种“可怕的倾向”。
2002/10/30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