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人文 误人子弟——评杨叔子的科学·人文观
赵南元
摘要：本文对杨叔子《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提出商榷。首先给出科学、人文的几种界说；进而分析该文中的诸多错误，指出科学不需要人文导向，人文教育对于科学创新性并无明显帮助；指出科学不是双刃剑，人文才是双刃剑；最后以杨叔子及其论文为例，说明侈谈人文误人子弟。
一、前言
近年“人文”渐成时尚，“人文”二字成了无所不在的关键词，学者们言必称“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积淀”，就连新建楼盘的广告语中也不忘宣传“人文环境”，“人文”在中国已经充分发酵，到了泡沫喷涌的地步。在纷纭的人文喧嚣之中，杨叔子的学说特别引人注目，因作者中科院院士的显赫身份，又兼有科学（现代机械工程）、人文（高等教育理论）双重造诣，加之学术刊物和媒体的多方造势，其讲话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赞誉有加，堪称当代科学·人文理论之佼佼者。今更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No.3刊登了杨院士洋洋万言的宏篇论文《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以下简称《科文》），初读时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待细细读来，却渐生疑窦，见漏洞百出。故撰此文，以求教于杨院士及学界诸家。
二、科学、人文之界定
何谓科学，界说较为一致，虽有哲学家以求得科学与非科学之划界标准为至难之业，科学家看时却雌雄立辨，百试不爽。
何谓人文，则众说不一。以黄帝陵“人文初祖”之牌匾论，“人文”当指人类文明或人的文化，文明与文化的含义都很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但文明更趋正面而文化较为中性，“不文明”的行为（如“膀爷”）也不失为一种“文化”。吴国盛教授将人文界定为人的教育、教养，大致也是相同的意思，因为教育的内容也相当广泛，近乎无所不包，只是层次略高。为了与其他界说相区别，暂将此界说称为“大人文”。另一说则认为，人文与神权相对，“人文精神”是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张扬人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统治的一种思潮。暂将此界说称为“新人文”。此外还有更窄的界说，即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所说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角度上看的“人文”可暂称为“反科人文”。
杨院士在《科文》中未对人文做明确界定，但在其他场合有所例示：“我规定1998年入学的研究生要背《老子》，1999年入学的研究生不仅要背《老子》，还要读《论语》，而且要背前七篇。为什么如此重视呢?我想，基督教世界读《圣经》，伊斯兰世界读《古兰经》，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的两部源头经典著作《老子》和《论语》就可以一点也不了解呢?更何况是高层次人才!”[1]
由此可以推断，杨院士所言人文近乎“大人文”，而不是“新人文”或“反科人文”，其核心内容则指《圣经》、《古兰经》、《老子》和《论语》。
三、科学与人文互动，利于创新？
《科文》开篇伊始，以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的《采草药》、《雁荡山》为例，认为这些文章既是“精彩的文学作品”，又是“科学论文”，以证明科学人文之结合互动利于创新。当然，任何一篇作品，只要不是抄袭之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是作为“科学论文”，则应有更严格的要求。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仍在争论之中，结论主要取决于对科学的界定。按照现代科学的严格界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而如果凡是对自然或社会、思想提出某种见解都视之为“科学”的话，那就几乎无事不“科学”了。
仅以《科文》提及的例子来看，《采草药》批判了“一切拘以定月”的古法，“代之以按照草药使用部位的不同，从而采药时间也应相异，以充分保证药效的新的采法。”但是时至今日，中药的药效研究也还很不充分，连有效成分都难以断定，在一千年前能否判断新法和古法何者药效更好，是非常可疑的。再看《雁荡山》所“分析与推断”的雁荡诸峰的成因“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在现代，无需地质学家，就是有点地质常识的中学生，也看得出此说之荒诞不经；即使在古代，稍有头脑的人也应发现此说的漏洞。因为在“沙去石出”之前，石头“诸峰”已经形成，而后才可能被沙土埋住，要追究真正的“成因”，也应该进一步向前追溯，找到地壳变动这一真正成因。否则人们不能不问石头从何而来？文中的“我一再举过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与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又何尝不是如此！又何尝不是这类极有创新的作品！”之说更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两个作品固然“极有创新”，但看不出与科学有什么相干。鲁迅学过医，但未学成，而且医学里也不讲“吃人”。达芬奇研究科学，但这科学对《蒙娜丽莎》有何影响也很难说，毕竟不搞科学的画家有得是，其“创新”的程度也不亚于达芬奇。
《科文》进一步从解剖学的角度阐述科学与人文的“共生互动”：“人只有一个完整的大脑，大脑由左半脑与右半脑组成，然而两个半脑决不可分割。”此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医学上正是为了治疗目的，切除脑中的胼胝体，切断两个半脑之间的联系，而这种手术并没有造成患者明显的行为障碍。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裂脑人”的研究，才发现了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一些功能差异。但是“对割裂脑病人的研究表明，在两侧大脑之间的纤维联系被切断后，每一侧大脑半球都可以独立地进行思维活动和意识活动，而且都具有自我意识。”[2]所以“两个半脑”并非“决不可分割”。至于“左脑主要从事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主要同科技活动有关；右脑主要从事开放的形象思维，直觉、顿悟、灵感在其中，主要同文艺活动有关”的说法则错误更加明显，“科技活动”自然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更需要“直觉、顿悟、灵感”，世界上“偏科”的人很多，有喜欢科学而对“人文”不感兴趣的，也有痴迷文学而对科学一窍不通的，但这些“偏科者”如果用CT、PET、fMRI等精密仪器检查一下，并不会发现其大脑两半球有相应的不对称。此外，“研究也表明，失去左脑，右脑无能；失去右脑，左脑无能”之说也站不住脚，不知是哪家的“研究”会如此“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在幼年时期半脑受到损伤，另外半脑会加快发育，完全补偿其损失的功能；最近的研究更表明，即使在老年，由于血栓或其他原因使局部大脑失去功能时，其它部分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代偿功能，通过训练使症状好转。
解剖学对于讨论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并无帮助。《科文》中说“不言而喻，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尽管彼此相区别，然而正因为均来源于或者共生于人的大脑、客观世界及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实践，所以自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这种推理能够成立，那么按照这个理由，所有思想、文化也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一来，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说就毫无意义，解决不了文化中与矛盾冲突有关的任何问题，更无法说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什么“彼此相区别”。
《科文》认为科学与人文的“相异互补”“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优秀的思维品质应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正确，一是能有原始性创新能力。科学思维主要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这是正确的思维基础；而同人文文化有关的思维主要是开放的形象思维、直觉、顿悟、灵感，这是原始性创新思维的主要源泉。两者不可缺一。”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什么是创新呢？创新有两个要素，一是有别于前者，二是优于前者。其中有别于前者容易做到，一个三岁小孩也会有很多奇想天外的见解，而优于前者则很难做到。这也像进化一样，随机变异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而其中被自然选择保留的性状如凤毛麟角。科学创新不仅需要奇想天外，真正难能可贵的是科学的鉴别力，从科学的角度判断何为优、何为劣的能力。这种科学的“直觉”，判断哪里有路，哪里有宝藏，哪里是死胡同的“直觉”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培养，与“人文文化”并不相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有创意的文学家提出过有价值的科学见解，而且统计资料表明，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也与其“人文”程度恰成“负相关”。美国有95%的人信教，而美国科学院院士中信教的只有7%。按照杨院士的人文界说，“基督教世界读《圣经》”者要“人文”一些，而美国的现状表明，越有科学的原始创新能力的人，越不读《圣经》，越不“人文”。
至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相异互补。古今中外大家，不论是科技大家，还是文艺大家，还是政治、军事大家，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一般都是较为完备的。”则更是无稽之谈。孔子、老子那时没有科学，姑且不论；爱因斯坦是“科技大家”，却偏不信基督教；毛泽东无论是“文艺大家”还是“政治、军事大家”都当之无愧，但在科学知识方面却谈不上“完备”。
《科文》中所说的“右脑的记忆量为左脑的百万倍以上，开发右脑极为迫切，而这正同人文文化活动有关。”则更是荒诞不经，任何人根据常识都可以发现其错误。试想人的左右半脑体积和神经细胞数量相近，这一百万倍的“记忆量”的差异从何而来？
四、科学人文相同互通，抽取本质？
《科文》认为科学与人文相同互通，“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实际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实际规律的。科学固然如此，人文亦复如是”。
然而，客观实际存在着“本质”，只是伯拉图的一个假说，在科学上毫无根据，世界上既没有关于“本质”存在的证明，也没有判断是否是“本质”的方法。莱布尼兹曾经证明，对于任何现象，都可以有无限多的解释与之相符。一个苹果，圣经认为其“本质”是“智慧”，牛顿认为其“本质”是“质量”，遗传学家认为其“本质”是DNA的编码，美食家认为其“本质”是味道，画家认为其“本质”是形状和色彩。尽管科学与人文都在“抽取”“本质”，“抽取”的结果却可能大相径庭，丝毫不能导致“相同互通”。
“文艺作品中有夸张，‘白发三千丈’，那是为了突出某一方面，突出‘缘愁是个长’”但是这种测量如果拿到科学里来，就是不折不扣的“无中生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正是科学与人文之间不相同、互不通的地方。
杨院士“一再举李白写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一诗句”，解释成“此时日光射在香炉峰瀑布上，导致产生紫光的‘全漫射’，而且漫射强度同光波波长的4次方成反比，紫光在可见光中光波又最短，因此‘生紫烟’不足为怪了”在其他同名文章中更指出“就是由于水珠直径大抵同紫光光波波长相同，导致产生紫光的‘全漫射’”[3]这个解释令人难以置信。天下的瀑布不计其数，我们直接看到的或是在电视、照片中看到的也不少，瀑布溅出的水雾在日光照射下从合适的角度可以看到彩虹，说明其水珠直径远大于可见光波波长。如果要接受“全漫射”解释，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其他瀑布的水珠如此之大，而偏偏香炉峰的瀑布可以把水珠粉碎到390纳米直径？至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和“烟光凝而暮山紫”更是无处去找水珠了。人眼基于三原色原理，紫色感觉不仅可以由短波长的紫光产生，也可以由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成，远处的青山和炉上的青烟，在红色的炉火或夕阳的混合作用下，产生紫色的感觉也是可能的。但更可能的却是，这紫色仅仅出于诗意的想象，如画家着色也未必与自然的真实相同。
再看《科文》对“只待高风便，非无云汉心”的解释：“高风即高速的气流，云汉即高空；空间越高，空气越稀薄；风速越大，在同等条件下，浮力越大。因此要振翅飞得高，就得凭借高风之力。”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对风筝而言，确实“风速越大，浮力越大”，因为风筝是被线牵在地上的；但对“鹭”而言，风速大小却与“浮力（应为升力。浮力是静力学概念，用于气球之类比空气轻的物体，升力是空气动力学概念，用于鸟和飞机之类比空气重的物体。）”无关，因为尽管风速很大，也是对“地”而言，鸟在空中的“空速”仍然要靠自己的振翅产生，风速对鸟而言不会增加升力。实际上鸟为了高飞所借助的不是高空的“高速气流”，而是上升气流。如果硬要对“高风”做出科学的解释，也应是“上升气流”，因为上升气流时有时无，位置多变，需要寻找和等待，而高空的高速气流是常时稳定的，就谈不上“只待”和“便”了。至于“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中“在小溪的急流中，空舟为什么横于溪流中？”看来是杨院士理解错误。小舟一端被拴在岸边树上，急流中只能是顺着溪流，不可能“横于溪流中”，但诗人并未站在急流里，而是在岸上，从这个角度看，溪流与“舟”对诗人的立场而言当然都是“横”的。再如“长河落日圆”的“日为什么圆？”，那“日”本来就是圆的，只是在烈日当空时无人敢看而已，诗人只是表现如画的意境，牵强附会的去找“科学道理”亦无不可，但说“深刻”就未免太言过其实，说“无聊”还比较恰当。
《科文》中就“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提炼与抽取客观实际的本质。”举了漫画家作为例子：“我很早就同数学教师讨论过，漫画家懂得数学，懂得现代数学‘拓朴学’（错字，应为‘拓扑学’），漫画家笔下的那寥寥几笔，不管如何夸大，确把对象刻画的维肖维妙（应为‘惟妙惟肖’）因为那几笔不是一般的几笔，而是所刻画对象的几何图形在‘拓朴学’中的图形‘特征不变量’。不管图形如何变化，即文艺界所谓的夸大，图形的那些始终不变化的因素就称为‘特征不变量’，即图形的本质。”这个解释也是完全错误的。按照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任何两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画家或漫画家不可能使用拓扑不变性的变换，因为那样一来，方的可以画成圆的，只要中间没有多一个或少一个“洞”。漫画家所使用的只能是几何特征变量（不是不变量！）。拓扑特征在拓扑学家看来可能是“图形的本质”，但如果漫画家或几何学家也这样看，那么几何学要被摧毁（三角形、四边形和圆相等），漫画家也画不出漫画了（所有人都一样）。
《科文》为了论证“人文文化，人文知识探索与揭示客观实际的规律。”说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也是科技佳篇”，只因“它实际上揣测出了在高空有‘高空风’，在空间有‘万有引力’，而且更隐约推断出了月亮很可能绕地球而行这一规律。”且不说这些“成果”是不是杨院士的主观臆断，仅仅是“揣测”和“隐约推断”也不可能构成“科技佳篇”，毕竟科学是需要证据的。再看《红楼梦》的例子，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佳人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反满’。”如果杨院士看出了“即将死亡的阶级与社会”，也只是一家之言，算不得“客观实际的规律”。实际上这“即将”也有一百多年，要不是洋鬼子仗着现代科技打进来，这“即将”也没准就是五百年、一千年。
五、科学的应该和人文的应该
《科文》提出“科学与人文，‘本是同根生’，同源共生，存在着‘交集’。”按照前面的界定，科学是“大人文”和“新人文”的“子集”，而“反科人文”则是科学的“补集”，根据集合论的规则，可以推导出：科学与“大人文”或“新人文”的“交集”就是科学本身，而科学与“反科人文”的“交集”是一个“空集”。通俗的说，对“大人文”和“新人文”而言，人文的未必是科学的，科学的一定是人文的，而对于“反科人文”而言，科学的就不是人文的，人文的就不是科学的。这是数学意义上的集合论的结论。
但《科文》所说的“交集”是另一个意思。《科文》认为，科学求真，研究“是什么？”；人文求善，研究“应该是什么？”“科学需要人文导向，求真需要求善导向”，“人文需要科学奠基，求善需要求真奠基”，“有以人文导向的科学，也有以科学奠基的人文，这就是‘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的‘交集’，即数学上所谓的‘交集’。”然而，这样的“交集”在数学上并没有相应的对应物。问题就在于，关于“应该”的集合是因人而异的。《老子》的“应该”与《论语》的“应该”不同，《圣经》的“应该”与《古兰经》的“应该”也不一样。数学上的“集合”，其内容必须是公认一致的，例如“所有自然数的集合”对张三李四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是张三认为“应该”的事，李四就可能认为不“应该”。所以如果想要处理“应该”的集合，还需要对数学的集合论进行推广，使其能够表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种新型的集合论，可以称之为“暧昧集合论”或“多元集合论”，与“模糊集合论”不同，因为毕竟模糊集合论中的“隶属度”还是众人公认的。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这个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爱因斯坦和波普尔都认识到，科学理论不是“发现”而是“发明”，而发明是没有“真”、“伪”可言的。过去人们常说“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但是科学哲学对休谟问题的研究却表明，我们无法证明任何科学理论是“真理”，事实上科学家也从不声称自己的科学理论是“真理”。问题在于，“真理”这一概念根本就是一个神学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如果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在创造之前想必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客观的“真理”，人认识世界也就是尽可能接近这个“上帝的蓝图”。但是如果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只能自己创造理论，这理论没有“上帝的蓝图”对照，也就没有真和伪，只有好与坏，看其是否有利于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科学并非求真，而是求善。科学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应该”的问题，例如“我们应该接受日心说还是地心说，进化论还是神创论？”或者说：“日心说和地心说、进化论和神创论，何者是更好（善）的理论？”
科学与人文都是求善，但求法各有不同。正如《科文》所说，科学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而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通俗的说，逻辑的，就是要讲道理，实证的，就是要摆事实，要有证据，如果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许胡说”。科学理论是一元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公认的价值体系，可以判断理论的好坏。由于这一价值体系与人类的生物价值体系相一致，所以科学的价值观可以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科学家共同接受，毕竟这些人在生物学上是同一物种。人文就不一样了，非逻辑就是可以不讲道理，非实证就是可以不顾事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允许胡说”。人文的价值体系重视“超越性”，鄙视人的生物本性，认为可以自由设计“高尚的”道德伦理，或是把某种宗教信仰看成“终极关怀”。无论是自由的设计还是宗教信仰，都不可能有公认的标准，所以人文的价值体系就必然是多元的，换句话说，既然允许胡说，当然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是“多元”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之说就不对了，利益优先的功利主义态度显然过于世俗，不那么超越，也不“终极”，完全符合生物学原理，也符合科学的价值观。应该说，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科学，就越善，利益是一元的。而人文呢？那是追求“终极关怀”，上层次的东西的，所以才“多元”。所谓“多元”，说白了也就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人文需要科学奠基”之说毫无根据，《圣经》、《古兰经》、《老子》、《论语》都没有科学奠基，照样被杨院士定为人文之首。
“科学需要人文导向”更是无稽之谈。科学有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导向，因此才是科学，成为人类最可靠的知识。如果由“非一元”的价值进行导向，导出诸多的“《圣经》科学”、“《古兰经》科学”、“《老子》科学”、“《论语》科学”，我们要接受哪一个科学呢？科学也就失去普适性，不成其为科学了，市面上一些伪科学恰恰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例如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科学、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侯美婉的“好”科学，“后现代”科学，等等。
且看杨院士是怎样“导向”的：“例如，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肯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这种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聪明、更健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绝对不能进行，绝对比起克隆人还更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这种说法也是谬论。用常规的方法，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杂交，不会有什么结果。按照生物学的常识，不同物种杂交不产生可育后代，这是“物种”的定义。进化产生的诸多物种，彼此的亲缘关系成树状，即数学（图论）中的“树”结构，只有分枝，没有交汇。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只限于将少数特定功能的基因加入到原有物种的基因组中，此时不会出现“新的生物”，例如把制造人类治疗所需要的蛋白质的基因加到羊的基因组中，可以使羊奶中含有所需的蛋白质，但羊还是羊，不会变成半羊半人的怪物。如果试图把大量不同物种的基因进行转移，结局和交配相近，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没有结果。所以“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肯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纯属胡说，“这种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聪明、更健康？”当然不是“科学问题”，只是人文学者才会提出来的傻问题。至于把黑猩猩的基因转给人或是克隆人为什么“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科文》未作任何说明。起码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转基因或克隆人与人民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对转基因和克隆人的反对来自宗教势力，他们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面貌特别创造的，生育是上帝的恩赐，所以转基因和克隆人干涉了上帝的领域，亵渎了神创，因此是“反伦理”的。不过他们可能忘了，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是不读《圣经》的，“人类”并不需要基督教来代表，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遵守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如果听从这种伦理道德，不仅转基因、克隆人不“应该”，避孕、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堕胎也统统是不“应该”的。
杨院士的这个例子恰恰告诉我们，不能让《圣经》来为科学“导向”。那样一来，日心说、进化论这些为现代科学奠基的理论都变成不“应该”的，科学还剩下什么呢？当然“人文”不止有《圣经》，再看看其他的。《古兰经》没读过，暂不置评。《老子》的基本思想就是反文化、反科学，即所谓“无为”，什么也别干。《科文》说，“‘无为’是不违背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为”。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肆意歪曲。好在老子是举了例子的，老子反对在牛鼻子上穿孔，“牵牛鼻子”是我们常见的，一拉绳子，牛怕疼，不得不跟你走，一点也“不违背客观存在的规律”，但老子偏要反对，因为“有机事则有机心”，老子认为像科学技术这样的“机事”会使人心变得狡猾，所以要不得。要是让《老子》来为科学“导向”，结论当然是不搞科学最好。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倒是不反科学，只是不关心科学技术，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能靠它来修、齐、治、平。人家问孔子种菜的事，孔子说“吾不如老圃”，表现了一点谦虚，其实是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总比反对要好些，但还是无法用来为科学“导向”。所以“科学需要人文导向”纯属欺人之谈，科学的历史恰恰是科学冲破“人文”层层堵截的发展史。
人文包含科学，科学是人文的一部分（子集），但却是最有生机的一部分，最成功的一部分。科学是人文的精华，是人文的脊梁，是人文的表率，科学为人类提供最可靠的知识。人文要想发展，要想有益于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科学学习，向科学靠拢，接受科学的导向。所以，反科学就是反人文，贬低科学就是贬低人文，妖魔化科学也就是妖魔化人文。
六、人文才是双刃剑
“科学是双刃剑”之说已经成了媒体的口头禅，《科文》也说：“科学是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本身方向正确，这既包括研究方向，也包括研究成果应用的问题。20世纪科技的高度与迅速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众所周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不用讲高科技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了。”然而，此后所举的例子，却是上面所指出的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或尚未问世的克隆人。至于那些所谓的“众所周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也都是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对此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4]，此处不再赘述。
科学不是双刃剑，与其他任何文化要素（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相比，科学的“负面影响”都是最小的。其原因是，第一，科学的逻辑和实证完全清除了胡说，为我们提供最可靠的知识。科学是可错的，这是因为科学具有统一的价值观，能够分清对错，分清是非，所以能够发现和排除错误。第二，科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但没有强制性。你可以使用电灯，也可以拉掉自己家的电闸，节省一笔电费，享受烛光的浪漫；你可以不装电话，不会因此受到惩罚，还节省了电话费。
与此相对照，人文才是真正的双刃剑。人文允许胡说，所以常常将人引向歧途，使人类做出事与愿违的蠢举；而且人文没有排除错误的机制，荒谬理论可以历几千年而不衰；人文不能像科学那样依据公认的价值观通过举证达成一致，所以多元的各方经常会爆发冲突，造成流血。因此人文又往往要通过强制的手法贯彻其主张，迫使不同意的的人就范。历史上人文“价值体系，伦理体系”的混乱和错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浩劫数不胜数，罄竹难书，时至今日《圣经》和《古兰经》的冲突仍是灾难的源泉。钱锺书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5]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终极裁判者（骄傲），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
七、侈谈人文误人子弟
杨院士认为科学人文的和而不同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培养爱国和原始创新能力。为此杨院士特别规定他的研究生要背诵《老子》和《论语》。对于这种人文培养的效果，我们没有见到这些学生，无法置评，但结合杨院士学习人文的心路历程来审视，《科文》本身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个例，证明侈谈人文足以误人子弟。杨叔子身为中科院院士，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当属登峰造极，对于搞科技的基本功——科学的严谨性，自当烂熟于心。杨院士在涂又光先生的启发下从1995年到1996年读完了《老子》[1]，开始迷上人文，沾染上人文允许胡说的恶习，学会了信口开河，将科学的严谨性丧失殆尽，以至于写出像《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这样的论文，谬误重重，漏洞百出，本文所指出的错误还只是其中一部分。老师尚且如此，学生更加堪忧。《科文》中的错误所显示的侈谈人文的危害程度，确实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参考文献：
[1]杨叔子院士谈《老子》（本文选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原文为“道法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的《老子》”，是杨叔子院士与涂又光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上的演讲）
[2]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7，p76
[3]杨叔子，《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科学时报，2002.6.14
[4]赵南元，《科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吗？》，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1,p51-54
[5]钱锺书著，《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4，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