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学术讨论园地
美梦事件和索克尔事件——兼评吴燕的大连会议论文
赵南元
“美梦事件”已经过去，时隔半年，吴燕旧事重提，在大连会议发表了题为“从《美梦还是噩梦》的遭遇看科技书评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论文，为伪科学、反科学著作《美梦还是噩梦》的“遭遇”鸣冤叫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有代表性，分析这些观点，对研究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手法不无补益。
一、我所见到的“美梦事件”我与“美梦事件”的关联始于接到吴燕的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为几本书写个书评。同意后寄来四本书，我写了一篇书评，就是《光怪陆离的双螺旋》，原文对四本书都作了评论，吴燕经我同意，删去了着墨不多的两本书的评论，只留下《复制之谜——性、遗传和基因再造》、《美梦还是噩梦》两本书的评论，后来于2001.12.13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在方舟子来京时，我将《美梦还是噩梦》转赠方舟子，估计他会对这种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有兴趣。2001年11月29日收到方舟子e-mail才知道《美梦》已经被提名科普图书奖，方舟子以充足的证据指出此书“是典型的反科学、伪科学著作”。11月30日收到评奖方面的回复：“关于此书，我将再征求一下其他专家的意见，并在终评会上进行必要的讨论。最终是否获奖，还是以评委投票情况为准。总之，你和赵南元老师的意见很重要。我们的评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科学性出现问题，伪科学著作入选。”对此，我发mail表示了不同意见：“荒谬！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有一位男士要参加女子体操比赛，是应该在赛前取消资格，还是请裁判打分决定是否胜出？我知道有不少人喜欢反科学、伪科学，他们尽可以自己去设立‘反科学、伪科学奖’何必在这里掺和？出于一个旁观者的‘坏小子’心理，我倒是希望投票，以便测试评委中有多少人不辨雌雄。”当然，“坏小子”没看成热闹，投票结果将《美梦》逐出了获奖名单，毕竟评委们多数是分得清男女的。后来得知，《美梦》是由刘兵教授推荐入围的，评奖失利令其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其后在网络上的“论战”。
二、“美梦事件”与索克尔事件的比较“美梦事件”与索克尔事件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索克尔实验的一级动机——检验学术水准来看，二者都暴露了一些习惯于对科学指手画脚的人对科学缺乏起码的了解。索克尔的文章中有不少高中生都不应犯的错误，《社会文本》的编辑却没有发现。《美梦》漏洞百出却被“科学文化人”奉为至宝。这些都说明某些文化人的学术水准实在低得惊人。索克尔更高一层的动机是质疑左派运动是否应该走反科学的路线，“美梦事件”也提出相同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反科学才能表现自己的“人文精神”，为了反科学是否应该饥不择食，推荐伪科学作品。
美梦事件与索克尔事件不同的是，索克尔事件是索克尔设的套，《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中计入套，而美梦事件没有人设套，是“文化人”自己钻进了自己设的套。
窘境是反科学的宿命。科学精神无非两条：摆事实（实证），讲道理（逻辑），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不许胡说”。要反科学就不得不违反科学精神，于是只能靠胡说来建构“话语霸权”。或者不讲道理，或者编造谎言，没有别的出路。这样做就难免被人揪住尾巴，陷入窘境。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也胜过“话语霸权”。
三、略评吴燕的大连会议论文吴燕大连会议论文的标题是“从《美梦还是噩梦》的遭遇看科技书评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那么“遭遇”是什么呢？按吴燕的说法是“2001年底，由《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共同举办的第二届牛顿杯科普图书奖经首轮投票评出43种入围图书。作为32种翻译类入围图书之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梦还是噩梦》（以下简称《美梦》）一书榜上有名。入围名单于11月28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公布，立即引来不少异议。与此同时，《科技日报》、《牛顿科学世界》、《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科技类和读书类媒体也相继刊出一系列有关《美梦》一书的书评文章，褒扬者有之，贬斥之声也不绝于耳。”
无论是“入围”还是“榜上有名”，都不能说是“遭遇”，书评有褒有贬也是很正常的，评论多是好事，至少可以说本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谈不上“遭遇”。真正的“遭遇”是《美梦》被评委从获奖名单中剔除了。但谈“遭遇”的论文却对真正的“遭遇”本身只字不提，实在是咄咄怪事。作者之所以隐瞒这个关键事实，目的就是想掩盖《美梦》是伪科学、反科学著作这一结论，把事件说成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争。如果“文化人”认为“人文精神”不是“伪科学、反科学”，就不要把科学与伪科学、反科学之争歪曲成科学与人文之争。如果“文化人”认为“人文精神”等于“伪科学、反科学”，就应把两个词汇合而为一，干脆取消“人文精神”的说法，以免引起混乱。
吴燕的论文本身也是一篇伪科学、反科学的杰作，暴露了她对科学的高度无知。过去已经说过的不再赘述，只对此文中我第一次见到的内容略作评论。
吴文中引用了颜丽洁《虚妄的“斗士”》中这样一句话：“在科学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今天，如果当有人批判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家）时，这些文章是否‘科学’只能由那些被批判的科学家来作出的话，那么就像法院里只有被告才有资格做法官一样荒谬”。但真正荒谬的倒是那些把自己看成原告和法官模仿西方中世纪宗教审判所对科学进行审判的颜丽洁之流。宗教审判所靠教义审判，只要不符合教义都是有罪的。现代的法庭讲证据，有严密的举证、质证程序，判断文章是否“科学”，相当于“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指出“原告”的“证据”是虚假的，不能被法庭采纳，这是“被告”当然的权利。“被告”还有权对“原告”的“伪证”和“诬陷”提出反诉。颜文谬论迭出，後当另文评论。
更有趣的是论文引用那本《人人应知的科学》中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实验课上，教师让学生们分别将一根温度计插入盛水的烧杯中，当水沸腾时往下读数以得出水的沸点。有一件事是显然的：几乎没有人会得出100℃的结论，除非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而且想取悦老师。……在实验结束前10分钟，教师将把这些科学数据汇集起来并进行社会技术加工。……最后，每个学生都会得出一个印象，即他们的实验证明了水的沸点正好是100℃。”这段话可以让每个真正掌握高中程度的物理学的人笑掉大牙，证明《人人应知的科学》的作者科林斯的科学水准没有达到高中水平，也说明吴燕未能掌握高中物理。本来对此无需多说，但看到这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人竟然如此无知，不得不当一回高中物理教师，进行一点“基础科普”。
水的沸点为什么正好是100℃？理由很简单，摄氏温标就是这样规定的，在标准大气压下，以水的冰点为零度，以水的沸点为一百度。为什么学生实验时测得的可能不是100℃？理由也很简单，测量水的沸点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大气压力随海拔高度和气象条件变化、水中的杂质、温度计误差等。其中水的纯度通常不会有大影响。对照各学生数据之间的差异，可以估计出温度计精度。实验室应该挂一个气压计，看当时当地的气压是不是760mmHg。这里丝毫不需要什么“社会技术加工”。把水的沸点定为100℃确实是“社会的约定”，但是温标如何规定并不影响热学定律，无论使用华氏还是摄氏温度，物质的比热不会变化，无论用千克米秒制还是磅呎秒制，物理学还是原来的物理学。
吴文引用的侯美婉关于“坏科学”的说法，也是伪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斯大林时代的李森科把科学分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科学分为“男性的科学”和“女性的科学”，侯美婉发明了“好科学”和“坏科学”，最近又冒出一位徐荣祥，自称搞的是“自由科学”，暗示原有的科学是“专制科学”。创立“另类科学”是伪科学的一个常套手段，他们企图既享受科学可靠性的高度信誉，又不遵守科学所必要的严格检验规则。
对科学有起码了解的人，都可以看出吴文中所列举的支持侯美婉的观点无不建立在谎言之上，未必值得耗费大量篇幅一一驳斥，只需指出上述几个例子，足以窥见全豹。
附：
大连会议论文（2002-8-4/8）
从《美梦还是噩梦》的遭遇看科技书评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吴燕（北京科技报社，北京100036）（摘自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
2001年底，由《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共同举办的第二届牛顿杯科普
图书奖经首轮投票评出43种入围图书。作为32种翻译类入围图书之一，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梦还是噩梦》（以下简称《美梦》）一书榜上有名。入围
名单于11月28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公布，立即引来不少异议。与此同时，《科
技日报》、《牛顿科学世界》、《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在国内有
一定影响的科技类和读书类媒体也相继刊出一系列有关《美梦》一书的书评文章，
褒扬者有之，贬斥之声也不绝于耳。这场争论已经落幕，但通过对此事的深入分
析，却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美梦》是一本什么书
《美梦》一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98年，作者是英国生物学家侯美婉女士。从该书
封底的作者简介我们可以知道，侯美婉女士是英国自由大学（Open University）
高级讲师，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的科学研究，曾获Chan
Kai Ming生物学奖（香港）和美国国家遗传学基金会奖研金。同时，她也是一位
多产作家，曾出版有著作《遗传工程和传染病》等。
在这本书里，侯以批判性的立场对遗传工程这一前沿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
了分析。作者认为，遗传工程的问题出在科学还原论思想。它的错误在于，“没
有把有机体之间的联系、生态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予以适当考虑，而正是这些联
系才使生物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1]还原论科学最为有害的形式——遗传决
定论支撑着遗传工程生物技术。更为危险的是，基于遗传决定论的遗传工程生物
技术与“为急功近利所驱使的大商业”结合在一起，编织了一个基因神话，而事
实却是，这个神话不仅不能带来光明的前景，相反，它是有害的。这种危害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点：
1、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例如增加了南、北方的遗传资源的消耗；加强了对小
农的排斥；取代传统技术和产品；由于转基因株系的遗传不稳定性，造成作物种
植的失利；等等。
2、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危害。比如转基因食品潜在的毒性和对人造成的过敏反应；
基因水平转移和重组具有引发新病原菌和新病毒的潜在危险；等等。
3、 对农业和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危害。
4、对于生命的权利的侵害。遗传工程商业化打开了“生命专利”的闸门。在这
些专利的扶持下，追求产品快速赢利的生物技术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它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把生物，甚至人类的一部分，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孤立的基因观是与遗传工程学者思想中陈旧的“基因”概念
相联系的，遗传学领域的新发现“为下世纪建立了新遗传学信条”，这些新进展
令作者感到欢欣鼓舞，这也正是作者反对遗传工程的理论基础。但遗憾的是，
“多数分子遗传学家……认识不到自己领域中大量发现的含义及其广泛的影响，
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孕育的危险”。[2]而更加“令人们群起攻之的是，遗传
工程学家和思想偏激的人戴着有色眼镜，他们只选择有利于进一步开发的证据，
这就是坏科学的特征。更为糟糕的是，公众对现有的规章制度漠不关心，或者任
由它们摆布”。[3]
作者的观点是具有警示性的，但并不悲观。在该书结尾部分，作者称，“在用遗
传工程生物技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部问题的美梦变成噩梦之前，显然我们需
要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取向进行系统的改变。在最后一章，我已经指出需要进行的
某些改变，这些改变在发生。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相当多的科学知识正在越过还
原论科学走向对有机整体深入理解的方向。一些知识已经在用于人类的保健、农
业和工业加工等实践。”摒弃还原论科学、超越遗传决定论，这就是作者认为的
希望所在。
此书另一个具有警示性的观点在于 “不可把科学理论看得过于神圣，视作自然
‘定律’，好像它们是上帝制定的。科学理论，比如数学，只是作为工具，帮助
我们在努力理解自然过程中，在探索自然界超越语言和理论的诗一般的美妙中，
想得更清楚一些”。[4]不可将科学视如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而更强调科学的精
神价值，这一点作为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
重要。
二、相关书评的主要分歧
有关的争论大约是从2001年12月前后开始，这些文章除了一部分发表在国外一些
科技和书评类媒体上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网络传播的。由于视野有限，
这里所列出的只是笔者目力所及的部分文章，但这些文章所持的观点中反映出来
的正是对于科学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态度。
对《美梦》持正面意见的书评：
柯志阳：《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2001年12月7日《科技日报》）
庐峰：《可言科学之好与坏吗》（2001年12月13日《中国图书商报》）
节艳丽：《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副标题：倾听来自科学界的另一种声
音）（《博览群书》）
柯志阳：《江湖理性主义者的美梦》
柯志阳：简评方舟子《“文史哲”妄人胡说遗传学》
颜丽洁：《虚妄的斗士》（《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对《美梦》持反面意见的书评包括：
方舟子：《〈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2001年12月12日《中华读书报》）
赵南元：《光怪陆离的双螺旋》（2001年12月13日《中国图书商报》）
方舟子：《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2001年12月14日新语丝网站）
方舟子：《庙堂反科学主义者的噩梦》（2001年12月27日新语丝网站）
赵南元：《科学为什么可靠》（《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方舟子：《“文史哲”妄人胡说遗传学》
通过对以上几篇书评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正反双方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本节只列出事实，暂不做价值判断）：
1、作者是否具有科技批评的学术资格
批评者认为，《美梦》一书的作者不具备批评的学术资格，并将这一点作为“反
科学、伪科学著作中常见的五大特征”之一，以此说明《美梦》一书“是一本反
科学、伪科学的著作”。例如方舟子在《〈美梦还是噩梦〉不是科普著作》和
《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等文中反复强调，从作者的“学术背景看，我不认为
她有资格质疑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主流。”其主要观点是，“伪科学、反
科学的鼓吹者，往往没有经过相关的学术训练，有的是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
（也就是所谓‘民间科学家’），有的虽然受过某种学术训练，但所受的训练与
其批评的学科不属同一领域，……侯美婉也不例外。……我检索了生物医学数据
库Medline，发现自1969年至今侯共发表了20篇做为主要作者的学术论文（不包
括综述、猜想或评论），全都是酶学或生物物理领域的，没有一篇是进化生物学
的论文，只有一篇勉勉强强和遗传学有关（根据酶学测试结果估计等位基因频
率）。值得注意的是，这20篇论文中，有18篇发表于1985年以前，也就是说，16
年来，作者实际上已脱离了科研第一线，而这十几年，恰恰是分子遗传学和遗传
工程的黄金时代。作者既未受过分子遗传学的训练，又未真正从事过分子遗传学
的研究，而且已脱离生物学研究多年，她愿意批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当然是其言
论自由，但是这样的批评，和外行的批评又有什么区别？”[5]
对《美梦》一书持大致正面意见的作者则认为，“由于科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
社会生活，所以在科学家就某一项科学研究论证其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同
时，也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评价，相比之下，后者更注重对这一科学研究
所带来的结果的评价，特别对那些与人类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的科学更是如
此”。“整个社会对科学采取的审慎态度绝不意味着对科学的恶意迫害，科学只
是受到监督而已。在科学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今天，如果当有人批判科学家
（或某些科学家）时，这些文章是否‘科学’只能由那些被批判的科学家来作出
的话，那么就像法院里只有被告才有资格做法官一样荒谬”。[6]同时，也并不
是“只有在实验室里第一线的人才叫做‘研究’，探究思想，追踪前沿的就不叫
研究，对遗传学，进化论的科学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学，经济学进行研究的”
人士也同样具有批评的学术资格，况且侯美婉本人“是一位科学家，她对科学的
评价既植根于她的科研实践，又植根于她对科学的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7]，
因此对于侯美婉不具有科技批评的学术资格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2、科学如何自我纠错
侯美婉女士在其书中认为，科学不能脱离道德，也不能脱离决定社会状态的技术，
因此，科学有“好科学”与“坏科学”之分。对这一点的关注构成《美梦》热的
另一个焦点。
支持一方认为， “科学依赖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科学家也是人，而人总是
具体的人，是生于一定社会政治背景中的人”，“如果科学依赖于科学家，科学
理论又总有其社会政治背景，那么科学就不可能像一架知识发现机器一样自我纠
错，科学之自我纠错依赖于科学家的良知。又因为科学家们不可能超越于社会的
政治和商业活动之一，所以科学家不可能杜绝名利的诱惑。当科学家为名利所强
烈诱惑时，他们便可能隐瞒真相、欺骗公众。”[8]为此，文章提出“科学活动
也应该受民主法制规范的约束”，“如果没有民主法制而让科学居于霸权话语地
位，那么科学就可能像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一样，压制其他言论，科学家就可能像
神职人员一样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迫害持不同见解者”。
而反对一方则针对上述观点反驳称，科学可以自我纠错，科学之自我纠错依赖于
“科学家的私心，利己之心。利己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在金钱面前只会膨胀，不
会被腐蚀变小，绝对靠得住。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都想出成果，为此就得从挑前
人的错开始，挑出小错的能做出小成果，挑出大错的出大成果，甚至得诺贝尔奖，
大名大利双收，因此从科学里挑错就越来越不容易，所以科学就很可靠”。[9]
正是由于科学具有这种自我纠错的机制，运用伦理和法律的工具约束科学的发展
是荒唐的，也是极其有害的。“科学的发展，不外乎增加知识、摆脱愚昧。制定
法律禁止某项科学研究也就是禁止增加知识，强迫维持愚昧”。[10]
3、对该书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本身的争论
反对者认为该书作者（A）把过时学说当成主流学说批判；（B）把有争议的、甚
至已被推翻的观点当成定论；（C）散布耸人听闻的主张，却不愿或很少提供证
据。[11]因此认为《美梦》是一部反科学、伪科学著作。
而支持该书观点的人则给出大量的事实，针对批评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反驳，并在
此基础上指出，批评者在仅仅掌握了一家之言后便匆匆上阵，并未搞清作者真正
想要表达的意思。
三、几点启示：兼谈科技书评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是新文明的特征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大到人类登月、
复制生命，小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一路狂奔中，“科技以人为本”正
越来越演变成“人以科技为本”。
从已有的历史来看，人类已经经历了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目前，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的崛起又将人类引领到了一个新文明的转折点。下
一步往哪走、怎样走都将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将
有助于人们迈好每一步。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人们感受着由于科学发展而带来的
生活的改变时，看到的往往只是其作为器物层面的部分，却忽略了科学的精神气
质。事实上，科学上的每一次进展并不仅仅给人类生活带来种种变化，更重要的
是给人类思想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眼光。“科学是人的
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
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
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
的主题。”[12]抛开这句话中“知识至上”的成分，这里所强调的也正是科学作
为一种人类智力活动的精神价值。
人文精神所强调的是对于人乃至整个大自然作为生命本身的价值的尊重，而不是
它作为某种载体而存在的价值。比如：病患首先是人，而不是某种疾病的载体；
即使是作为某项生命试验的志愿者也首先是人，而不是试验品，因此必须遵循知
情同意的原则，等等。
由此看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恰如人类文化的双翼：科学精神是人类探索自然
的条件和动力，人文精神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纵观历史，科
学技术上的每一次突破从源头上看都来自对自然的拷问，“揪住自然的尾巴尖，
迫它说出实情”。而工业文明的发端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大
自然变成显微镜下的试验对象，而人则逐渐成为大工业生产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
件，无论是人还是自然，其作为生命本身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忽视，科学文化与人
文文化之间的裂隙越来越明显，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对诞生于文艺复兴的双
生子逐渐走向分裂。幸运的是，两种文化正在表现出对话的愿望，而科技书评作
为科技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在将这种对话付诸实践。
2、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科学书评的重要功能
科学，在批评中成长。科学书评作为一种科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它的作用往往是
其他的批评形式所起不到的。通过对某部特定的科学图书进行科学尺度的量度与
人文视野的关照，可以深刻地揭示科学与人、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社会等种种
关系，从而使科学内外的人士对于科学的处境，以及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可以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书评实现其沟通科学文
化与人文文化的功能。
科学批评的原始冲动来自自省力，科学书评也不例外。当科学技术成果出于某种
目的而被与绝对真理划上等号时，这种自省力也正在慢慢丧失。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使科学主义的阴影在一些人心中慢慢滋长，将科学作为一种新的迷信，将科
学成果视同绝对真理，认为科学上能实现的就是对的，所以对此提出异议的一概
归入“反科学”、“伪科学”之类。“将科学看成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信仰：神
秘，暴露，等级化，彻底消耗，排外，万能，以及无过失。而所用的语言则是有
关宗教战争或政治迫害；只要有异端出现，征服、忏悔和收复就是目标”。[13]
它的有害之处就在于，将科学技术成果看作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对科学的危机和
人类的困境视而不见，更缺乏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而这一点也正是科学与人文
对话的基础。
科学主义所秉持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科学价值中性，而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
才有好坏之分。但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科学本身来看，一方面，人类每一
次在认识上取得的飞跃都并非绝对真理，而是相对真理，它必将随着人类认识的
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成果并非纯客观的；另一方面，
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所看到的世界实际上只是这个世界的
“影子”，对于这个“影子”的解释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人的特定的价值判断，
而人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将这面反射世界影子的镜子擦得更亮些。因此，“科学并
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判断的价值因素。但是，这种价值关联并没有
动摇科学的客观性的基石，它仅仅是科学的一个从属的组成要素而已。而且，科
学的这种价值相关性并不是科学的缺点，毋宁说它是科学的深远意义之所在，因
为它作为一条有机的纽带，把科学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起来了”。[14]从现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其一、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二者之间的关系已越来
越难分你我，比如遗传工程生物技术，很难说这是纯科学或者纯技术；其二、科
学技术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除非在研究之后将成果封装、束之高阁，
做纯粹欣赏之用，否则就很难逃脱被利用的命运。
以生物技术为例，自从上个世纪沃森和克里克揭开DNA的双螺旋结构之谜，人类
正在探索生命奥秘的进程中一路前行，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也越发深入，这将有
助于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种种发现揭示之后，也在一些
人心中滋长了基因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仅仅是一堆基因的组
合。我们经常会听到像人的性格与基因有关、是否具有暴力倾向与基因有关、患
精神分裂症的几率与基因有关等等类似的发现，这些发现的确揭示了人作为生物
性的一面，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
还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因此其成长除了基因
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落入基因决
定论的深渊，它的有害之处在于，导致基因乃至人成为一种商品。这种仅仅强调
甚至夸大某一种因素，却忽视“有机体之间的联系、生态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的做法也正是侯美婉女士在书中所批评的“坏科学”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否接受
她的观点，侯女士的论述实际上为读者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至于转基因农作物对于人与动物的潜在风险，科学界一直在研究与论证中，目前
尚无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提醒人们在发展转基因农作物时谨慎行事，恰恰是出
于对生命的关爱。如果因此就认为这是一场对科学的阴谋，这种作法不仅缺少人
文关怀，更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科学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科学批评（包括科
学书评）不能单由科学家来完成。“好的科技书评大多出自两类人之手，一类是
有科学哲学训练或科学史关怀的学科专家，一类是有系统科学训练的科学哲学家
及科技史研究者”。[15]这两类人由于有着科学与人文的双重背景，因此往往可
以超越学科本身的局限，而以一种平视的角度和立场来审视科学的发展，给出更
为客观的评价。平视科学，这是我们目前的科学批评中最为欠缺的素质与精神。
3、公众理解科学的两个层面以及科学家的责任
今天的科学家再也无法指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研究生活。一方
面，在大科学时代，重大科学研究项目都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支持。从历史上来
看，曼哈顿工程当时共计有15万人参与，投资22亿美元，耗时达三年。而阿波罗
登月计划总投资为244亿美元，参与的人数达40万，耗时8年之久。再来看人类基
因组计划，从时间上来说，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重大项目。该计划是由美国科
学家在1985年首先提出，美国政府1990年10月正式启动的，耗资30亿美元。其最
初的目标是，通过国际合作，用１５年时间构建详细的人类基因组遗传图和物理
图，并期望从分子角度解开人体生命的奥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正越来越多地
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科学与技术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政治生活反过来也正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公众的知情选择在科学
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众投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票，公众理
解科学成为必要。
当我们说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时候，往往只看到它的一个方面，即认为当公众
需要对某一科学和技术事件做出选择时，如果他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的知识，他将
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断。但是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实验课上，教师让学生们分别将一根温度计插入盛水的
烧杯中，当水沸腾时往下读数以得出水的沸点。有一件事是显然的：几乎没有人
会得出100℃的结论，除非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而且想取悦老师。……在实验
结束前10分钟，教师将把这些科学数据汇集起来并进行社会技术加工。……最后，
每个学生都会得出一个印象，即他们的实验证明了水的沸点正好是100℃。[16]
公众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有助于其对某一科学和技术事件做出选择，这一点是毫无
疑问的。但公众需要掌握的信息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本身——掌握科学技术
知识当然重要，但它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公众知识水平上，相比起这一点来，有
两种信息对于公众就某一科学技术事件作出选择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A、知识
获得的过程。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比“水的沸点正好是100℃”这一事
实更重要的其实是实验结束前10分钟的那段社会技术加工。这已经很好地说明了
问题。B、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家、与社会商业机构、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知
识并非不重要，但只有更好地了解了知识获得的过程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某一特定
的知识；而了解了科学技术专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之后，也将有助于公众对于
科学活动的理解，从而在需要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了解真相是公众知情权的
一部分，而揭示真相则是科学家的责任。正如C·P·斯诺在谈到科学家对制造原
子弹的责任时所说：“……只是说科学家应负公民的责任还远远不够，他们应该
负有更多的责任，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因为从道义上讲，他们对后果十分清
楚……”
严格地来说，《美梦》一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普书，因为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
于要普及多少科学知识，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它对于科学活动的真相的揭示，
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场极富启发性。而且作者本人是一位生物学家，因此可以
认为这是来自科学界内部的声音，就显得尤其可贵。如果因为提出了不同观点就
认为是伪科学、反科学，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批评必须是在全面
深刻理解原书内容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评价才真正具有批评的力量。对照书评，
笔者也重读了此书，发现相当一部分批评之辞（包括该书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是
基于对原书内容的断章取义或误读之上的，此举若非故意，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书
评作者的文本解读能力尚有欠缺，这是否也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恶果之一呢？
4、媒体的作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传媒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于：媒体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
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特别是在
第四媒体——互联网出现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一个大传媒时
代，引导公众舆论依然是媒体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但这种引导并非意味着只有
一种声音。“尽管舆论是一致的意见，但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结果。舆论一律
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许多或几种意见中压倒多数的一种，其他许多或
几种未能压倒多数的意见，仍作为已经形成的舆论的对立面而存在着或潜伏着。
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正是舆论形成和存在的条件。” [17]
在涉及这种具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时，媒体的作用就更加凸现出来。在此次有关
《美梦》一书的争论中，媒体的这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给争论的双方都
留出说话的空间，不仅使双方都有机会亮出各自的观点，也可能有机会听到不同
的声音。而对于受众来说，这样做的意义则在于，可以了解在这种富有争议的问
题上的不同观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进行思考与选择。这对于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的普及与弘扬无疑都将有所助益。同时，这样做也可以使受众最大
限度地了解人类未来的命运以及科学的处境。相比之下，一边倒的舆论只会将公
众引向盲目乐观或盲目悲观的泥淖，而这两种态度都不利于公众理解科学，也将
对科学的健康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也可以算是此次争论在科学之外带给
我们的启示吧。
[1] 侯美婉著 魏荣瑄译：《美梦还是噩梦》第42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6月第1版
[2] 侯美婉著 魏荣瑄译：《美梦还是噩梦》第139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6月第1版
[3] 侯美婉著 魏荣瑄译：《美梦还是噩梦》第183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6月第1版
[4] 侯美婉著 魏荣瑄译：《美梦还是噩梦》第79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6月第1版
[5] 方舟子：《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2001年12月14日发表于新语丝网站
[6] 颜丽洁：《虚妄的“斗士”》，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7] 庐峰：《可言科学之好与坏吗》，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8] 庐峰：《可言科学之好与坏吗？》，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9] 赵南元：《科学为什么可靠》，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10] 赵南元：《光怪陆离的双螺旋》，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11] 方舟子：《对遗传工程的痴人说梦》，2001年12月14日发表于新语丝网站
[12] 恩·卡西尔著 甘阳译：《人论》第2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3] [英]哈里·科林斯 特雷弗·平奇著 潘非 何永刚译：《人人应知的科学》
第16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4] 李醒民：《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第49页，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15] 王一方：《“壶中饺子”几许？——关于科技书评的检讨与建设》，载
《三思评论》第1卷第92－9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6] [英]哈里·科林斯 特雷弗·平奇著 潘非 何永刚译：《人人应知的科学》
第162－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17] 何光先：《现代新闻学》第49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