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吗？
赵南元
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据说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有两个概念要弄清楚。第一个是“什么是幸福”，第二个是“科学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的难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回答。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幸福的内容却可以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因境遇而异。要想找到一个普遍的、难以反驳的幸福的定义很不容易。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人的某种缺失得到满足，就是幸福”。但必定会有人认为成功的满足是短暂的，而追求成功的过程反而更加富有充实感。于是我们的定义可以改成“你所追求的就是你的幸福”。可是立刻就会有人反驳说这种定义与“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构成循环论证，等于什么也没说。因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近似的说法：“科学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吗？”以回避“幸福”定义的困难。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当然，“实现愿望”未必等于“幸福”，对于法庭上的罪犯而言，“未遂”比“即遂”的罪行更能获得轻判，更少良心的谴责，因此更“幸福”一些吧。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广为人知的回答是“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然而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理论不能被证明是真理。这倒不是科学本身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因为“真理”原本是一个宗教概念，其存在依存于上帝创世之说。所以，科学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更多更好的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追求更多的知识。知识多了，可以使决策更少出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就会使人们更容易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算是科学的一个间接的目的。
知识多了是不是一件好事，肯定是有不同意见的。四人帮就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康德也提倡“推拒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汪丁丁，《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读书》
2000.2）。把庸俗的四人帮和高雅的康德相提并论大概使一些人难以接受，但不管用语如何，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高雅的理论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中多少含有一些论证过程，使得我们可以从中找出病根来，便于批驳。康德的论证是这样的：“我们一日不剥夺只对现象界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随意去裁判那些超越现象界的事物的独断权利，我们就一日难以容忍关于‘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的信仰……我们对来生的期望实在是根植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本性，即对时日有限的此生永不满足，（因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尚未充分展开）；我们关于‘自由’的意识惟一地导源于我们对所负‘义务’的明确承当，而不是借口服从动物本能的必然律就回避这些义务；我们相信存在着至高的伟大睿智的秩序创造者，只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处处显现着奇妙的和谐、美丽与先定的关照……当科学诸家发现自己对普世的人文关怀难以提供任何比普通大众所达到的更高的眼光与更充实的（被我们视为神圣高尚的）意义时，作为科学哲学，他们便应当对自身应用的领域加以限制，满足于研究那些普遍地能够被知识把握的事物，以及在道德哲学中可以被论证为普遍有效的法则。如此，科学诸家不仅可以保其基础坚实，且因保持其清醒的自我批判而能获得较从前更为伟大的权威。”
现今的科学与二百年前康德时代的科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现今的哲学似乎比康德没有多少进步，人文主义者仍然认为“上帝的权威为我们提供意义，而专家的权威只能为我们提供知识”。蒙人的论证有一种常用的手法，那就是把结论偷偷放在论证的大前提之中，例如上面的论证都假定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人生（甚至人类）需要一个“意义”，一个超越的、神圣的、高尚的“意义”。然而这个大前提并不当然成立，也无法被证明。而且要承认这个前提，就得承认我们“此岸”的世俗生活是邪恶的、卑鄙的。这其实和李洪志的“地球是个大垃圾堆”的说法差不多。
对超越的“意义”的探寻是个伪问题，因为不存在此问题的回答正确与否的判断准则。任何人（并不需要多大的知识或学问，初中生就足够了）都可以随意捏造出任意的解答，从而创立任何宗教或邪教。诱骗人们去追求“天堂”、“极乐世界”或是“圆满”。这种由性儿乱说的东西自然算不得学问，所以为科学家所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但是世界上的骗子很多，他们需要这种论证方法，所以这种论证得以广为流传，连缺斤短两卖香蕉的小贩都会对着行人大喊：“你要几斤？”这个问题暗暗假定了你必须吃香蕉的大前提，无论你回答几斤都是一样的上当。这时候重要的是知道你未必非吃香蕉不可。
对于一切骗子而言，知识永远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知识越多的人越不容易上当，据美国的统计，学问越大的人信宗教的比例越少。如果所有人都是愚昧的，对骗子而言这世界当然是行骗的天堂。科学创造知识，使人摆脱愚昧状态，所以自然成为骗子的天敌。骗子为了骗人而故意编出来的“难题”在科学面前不堪一击。例如在科学面前“这个世界上处处显现着奇妙的和谐、美丽与先定的关照”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只是进化这个“盲人钟表匠”的杰作而已，根本不需要“相信存在着至高的伟大睿智的秩序创造者”。康德生活在达尔文之前，有这种错误只是“历史局限性”，现在的人如果仍然宣扬这种神秘，就是别有用心了。
现在的骗子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贬低和诋毁科学，“科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吗？”这种问题也是他们下的一个“套儿”。其要害就是利用“幸福”这个概念的不严密引起解释的随意性。他们设想的回答是，科学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科学虽然能够提高生产力，但是解决不了“灵魂不死”之类的问题，所以科学是无用的，科学应该把“话语霸权”交还给神学，人类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还得靠“上帝”来“拯救罪恶的灵魂”。当然，这种理论是过于赤裸裸了一些，毕竟世界上还有一些不信神的家伙，特别是在中国，“子不语怪力乱神”两千年来是我们一贯的文化背景，装神弄鬼的事一向不登大雅之堂，不被士大夫阶级认真看待。
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哲学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继承了不少神学的形而上学性。“知识分子”可以对神学无动于衷，但不能对“哲学”掉以轻心。一种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认为，在“是”和“应是”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科学求“真”而人文求“善”；科学决定“事实”而哲学、伦理学决定“价值”。所以科学只是“器物之用”，大事还得靠哲学、伦理学、“人文精神”拿主意，不仅科学成果如何应用不能由科学决定，甚至科学应该研究什么，也得由伦理学来决定，实际上是间接的由神学来决定，因为现实（西方）社会中的很多伦理准则是源于神学的。
问题在于，上述理论是错误的。首先，科学并不求真，而是求善，科学追求好的理论，即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的理论。其次，科学与人文都在求善，都在力图解决“应该如何”的问题，那么谁更可靠一些呢？显然科学更可靠。原因是，在科学界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已经研究清楚的问题，科学界可以拿出统一的、公认的结论；对于科学尚未得出结论的问题，在科学界中也存在着判断谁对谁错的公认准则。反之，伦理学虽然自称是研究“价值”的，却不存在伦理学界公认的价值准则。例如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堕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伦理学界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这是由于哲学、伦理学至今尚未摆脱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无需证明自然成立的论证大前提，实际上这些“大前提”是由古往今来的各位“大师”们自由设定的，往往发源于各种宗教教义，所以不可能统一。因此如果我们遇到伦理学问题去请教伦理学家，十个不同的伦理学家会拿出十几个不同的答案，令人无所适从。这样的“学问”当然不可能发展，所以伦理学中两千年前的争论，至今也得不出结果。伦理学要想成为能用的学问，还需要一次伽利略式的“范式转移”。
明乎此，我们似乎可以对科学与幸福的关系给出一个解答：如果你追求的是超越的、彼岸的、来世的、形而上学的幸福，那么科学帮不了你什么忙；如果你追求的是世俗的、具体的、此生的、形而下的幸福，科学就能助你一臂之力。不过，科学并不强加于人，也不会自动地“带来”幸福，享受科学的成果不是无偿的，你不交钱，电话局不会强制你安装电话；科学创造知识，但并不剥夺任何人拒绝知识保持愚昧的“权利”。
当然，反科学势力并没有放弃形而下的领域，他们发明了“科学是双刃剑”之说，给科学强加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而且居然蒙骗了不少人。随便举一个最近在报纸上看到的例子，在一位院士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科学技术虽使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大为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的高度发展等严重危害。在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下，科学不再是完全中性和客观的事物。科学对社会、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些导致科学道德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张存浩，《科学道德建设应借鉴国外经验》光明日报
2002.2.7-B1）在分析这些“罪状”之前，需要解决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按照科学的“正义”观点：坏结果的责任应该归于能够以最小成本避免坏结果发生的人。例如，有人用水果刀杀了人，应该把责任归于杀人者，因为他只要不起杀心，就可以避免杀人事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但如果把责任归于制造或销售水果刀的人，那么他们为了避免杀人事件的发生，必须自己或雇人去跟踪每一个购买了水果刀的人，其成本就会高得难以想象。而且如果他们不生产或干脆不发明水果刀，全社会承担吃水果不削皮的成本，杀人事件也不会因此减少。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问一问，“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的高度发展等严重危害”到底是谁的责任？
首先来看“环境污染、资源滥用”。远在科学昌明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破坏环境了。我们周围的那些秃山头大多数是在不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被砍光的。为了要羊绒让山羊啃光了草原，造成沙化，也是不尊重科学的结果。小造纸厂造成的污染不是科学之过，恰恰是不科学之过。人口增加是污染加重和资源紧缺的根源，二十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倍，当然与科学有关，医学的发达使得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农业科技提高了粮食产量，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这确实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本来，科学也提供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开发出多种避孕技术，但是传统文化却使得避孕技术得不到推广，天主教的教义认为避孕是不道德的，至今他们还在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让天主教修改教义比禁止医疗和增产的成本低得多，所以环境破坏的责任应该由宗教和某些传统文化来负，这笔帐不能算在科学头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本身并不造成危害，核均势可以防止战争，与地毯式轰炸相比精密制导武器更能避免伤及无辜。问题在于在政治上如何决策。布什政府决定发展和部署
NMD，破坏核均势，一百多名顶级科学家联名写信反对，而布什政府却一意孤行。布什政府改变政策比禁止研究核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成本低很多，所以武器的危害应该由制定国防政策的人来负责，这笔帐也不能算在科学头上。我们总不能要求科学家们发动政变来推翻布什政府吧。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对于制造歪理诋毁科学很感兴趣，面对政治和宗教明显的错误却一声不吭，虽然这本来正是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内的事。
还有人认为，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把人都变成了工作狂，快节奏的生活让人无法享受过去那种田园诗式的悠然。这实际上是对古代生活的美化，在古代真正能够“悠然见南山”的人不外乎贵族和地主，普通老百姓仅仅为了生存也得每天疲于奔命，连星期天也没有。科学提高了生产力，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每周工作一天就可以维持生存，剩下的时间尽可以自由支配，如果愿意“田园诗”一下也是每个人的自由。由此可见，恰恰是科学给了我们比古代大得多的选择空间，如果谁选择当工作狂，那时他自己的事，怨不得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