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经济的两大特征——全球化和高科技造成文化的碰撞，在此环境中不同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对抗、共存还是融合，文化本身的特征对文化间关系有什么影响，文化是工具还是目的，文化有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有，应该如何评价，有没有通用的评价准则，这是本文讨论的前提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中华文化的优缺点及其在世界文化群中的地位。在讨论优缺点时，本文提出“反观文化”的方法，即对一种文化的评价，不仅要看它有什么，更要看它没有什么。或者说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不说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华文化的根基，弄清楚其他文化中哪些东西该“拿来”，哪些不该“拿来”，中华文化哪些该宣扬，哪些不宜宣扬。
一、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全球化大市场加速形成，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对各种文化都带来空前的影响。新经济造成的文化碰撞可以归结为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方面，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每天都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向传统文化不断提出挑战。从古到今都存在着青年的反抗期，但只有在新经济时代才会出现反抗经常成功甚至必然成功的现象。过去的说法是：“三十岁之前我觉得父亲说的都是错的，三十岁之后才发现父亲都是对的。”如今在IT业界却流行着三十岁退休之论。时代的发展已经使得代沟两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奇想不断战胜经验，青年正在取代老年和中年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空间方面，通讯卫星和海底光缆把世界压缩成了“地球村”，足不出户可以实时目睹地球另一面正在发生的事件。生产和消费进入了无国界时代，人、钱、物、信息等一切生产要素都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在这样的时代，跨文化流动导致过去隔绝的文化之间接触不断增加，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都在时刻考验各种文化对生存环境变化和异种文化碰撞的适应能力。
二、文化的优劣
文化有没有优劣之分？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文化没有优劣或“先进”与否的问题，各种文化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来对文化的讨论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大家各行其是即可。实际上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如果没有一种评价准则，演化就没有方向可言，我们也无法解释或引导文化的演化。问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实际上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深层价值观，如果我们用某一种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作为评价准则去观察其他文化，得到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歧视或偏见。这也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理由。因此需要寻找一种跨文化的价值观，才能谈得到对文化或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评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物学特性是跨文化的，无论国别、种族、信仰，人都需要吃饱、穿暖，都有物质需求，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假说是万国共通的，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所有人都属于同一物种。其次，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具有跨文化的能力，无论国别、种族、信仰，人们在讨论科学问题时使用的是相同的标准。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价值中性的，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科学只论真伪，不论善恶。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正确。“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不是科学概念。假如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在创世之前头脑里一定有一个理念，或者称之为“上帝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真理”。如果上帝创世的假说不成立，“真理”也就无处安身了。所以很多科学哲学家都不得不在“真理”问题面前碰壁，休谟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科学并不追求真理，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现代的科学家宣称某个科学理论是真理。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自然没有真伪可言。科学追求的是更好的理论，即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的理论。科学的成功就在于拥有一组稳定的、公认的价值观，可以对科学理论进行跨文化的评价，而科学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得到公认，就在于它符合人类的生物学价值观。
任何文化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对其中的局部也可以分别进行评价。一种总体优秀的文化也可能包含部分不利的因素，或者总体落后的文化中有优秀的成分（文化基因）。在某一环境条件下优越的文化基因，在另一环境中可能是有害的，在短时间尺度上看似不利的文化在长时间尺度上看可能是有益的。因此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考虑特定局部、环境和时间尺度。
由进化机制可以推论出，人类（也包括一切生物）都追求利益。因此是否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利益（或减少损失）可以作为文化的基本评价准则。其他评价准则也可以由此引伸出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文化的融合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小规模的文化现象（例如语言）可能会仅仅因为小而消失，因此规模（承载该文化的人口）可以成为评价文化重要性的参考指标。大规模的文化，才有可能包含支持大系统运作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某些条件下，大规模的文化发展会更为迅速，文化的内容也会更丰富。除人口之外，文化的规模也可以体现为经济规模，经济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承载该经济的文化的强势。这是由于人们在评价一种文化时难免以成败论英雄，强势的经济容易引起人们对其文化背景的关注。
三、文化间的关系
当两种以上的文化相遇时，文化间的关系可能是冲突、共存或融合，以及这些关系的先后发生或混合状态。冲突通常发生在某一文化强迫另一文化臣服或改变，或是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利害矛盾。共存是最常见的文化间关系，通常表现为合作性的共存。共存状态的长时间持续，有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的机制包括优势文化成分的传播和接受，小规模语言的消失，经济环境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通婚造成的血缘交融。文化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内容，或者说文化基本价值观的排他性。
四、科技与文化的冲突
科学技术符合人类的生物学价值观，所以具有跨文化的力量。但是每一种文化又都有其反生物价值观的成分。这是由于，文化的价值观中必然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基础，而符合生物价值观的东西不必包含在道德律令之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只是事实陈述而非道德律令。道德追求的往往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所以包含反生物价值观的成分。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文化之中包含一种即定的世界观，一个对世界或宇宙的总体解释，通常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科学本身也要根据人类的生物学价值观对世界或宇宙做出非形而上学的解释，不免和文化中的原有解释发生冲突。如果某种文化的社会基本结构建立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这种冲突就会异常激烈。伽利略、达尔文的故事就是鲜明的例子。
五、中华文化有什么？
提起中华文化，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儒家学说。文化价值往往依存于经济价值，日本的腾飞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颇让儒学家们风光了一回。但在其后的经济形势变化中日本也无法再坚持其儒家家族理念的终身雇用制，又弄得儒学家们灰头土脸，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兴衰的时间相关也让人明白，冷战结构，特别是朝战、越战才是日本、四小龙兴起的真正原因，并不干儒家什么事。儒家了不起，是因为这个理论支撑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国两千年，但是当农业不再是经济主力时，打倒孔家店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可不必惋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一位儒家的老先生，对孔子的教诲只记住了一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实只有这一句话才是永远也打不倒的。
中华文化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规模“大”。“大”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在多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容易保存自己，虽然现今世界上的很多语言文字都难逃灭绝命运，但汉语和汉字显然不在此列。“大”的另一个优越性是文化中包含大系统操作技术。显然，小文化里无法容纳大系统操作技术，不可想象在一个几百人的部落里会产生出科举制度。但是在中国的偏远小村里就出现过这样的狂人，自命天子，封了娘娘、妃子、大臣、尚书，每天率领一干人等到村东头土坡上演练“上朝”。这就是大文化里才有的文化基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文化都必然包含大系统操作技术，例如伊斯兰文化或基督教文化，虽然其信众也有十几亿人，但缺乏建大国的长期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罗马大帝国如昙花一现，却不像中国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千年下来终归还是大国。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大文化中的一个特例，可称之为“大国文化”，治大国如烹小鲜。
“大”的另一个好处是发展快。文化中的制度或技术的发明创造往往来自于极少数的天才人物，假设天才人物每一百万人中有一个，那么在数百人的部落中要几万年才能出现一个天才，而在几千万人的大文化中一两年就可以出现一个同等的天才。因此大文化发明较多、发展较快是很自然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是结果，容纳是过程。汉族的人口超过十亿，世界上再没有如此之大的单一民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汉族是众多民族数千年融合的产物。从我们的图腾来看，与其他民族的图腾不同，龙是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动物，没有理由认为汉族人的祖先具有超群的想象力，这种动物只能理解为多民族融合的遗迹。分别以鹿、蛇、鸡、鱼、牛为图腾的各民族先后融合，产生了牛头、鹿角、蛇身、鸡爪、鱼鳞的动物。这种过程是平等融合而非征服，如果是征服的话，应该只保留胜者的图腾。融合机制使得融合而成的民族减少排他性，更具融合性，所以这种融合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中屡见不鲜，例如鲜卑族的融入。最近的一次则是满族的大规模融入。军事上的胜利未必意味着文化的强势，军事胜利的弱势文化最终还是被军事失败的强势文化所吞没。小规模的融合往往在历史书中无从查考，只能靠基因技术破译了。
六、中华文化没有什么？
品尝名烟名酒，赞之曰醇厚。但“醇厚”是什么味道？谁也说不清。后经高人指点：醇厚者，没有怪味、杂味也。由此恍然大悟，原来没有什么也是难能可贵的。打倒孔家店大可拍手称快，因为中华文化并不会因此也倒掉。孔子的伟大恰恰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在于他不说什么。同样，中华文明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有什么，更在于它没有什么。“有”的东西可以打倒，“没有”的东西却是打不倒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不谈鬼神，不谈死后的世界，对于非世俗的超越世界不感兴趣。那么孔子是不是无神论者呢？也不是。因为它也说过“祭神如神在”。我把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中华文化特色称之为“非神论”。“非神论”与“无神论”的区别在于，无神论虽然认为上帝不存在，但至少还承认上帝的存在与否是值得争论的问题；非神论则认为关于超自然、非世俗的一切争论都是无意义的。所以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从来认为谈论鬼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宅也禁止三姑六婆进入。水浒传中描写的几个和尚可以代表中国普通百姓对宗教的一般看法，西游记中虽然是“佛法无边”，但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指缝里撒尿却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亵渎愿望。西方是君权神授，国王要由教皇加冕，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中华文化是神权君授，北京附近的各大庙宇都是经过皇上批准或赞助方可修建，西藏的活佛也要中央政府册封才算数。
总的来讲，中华文化是一个没有“形而上学信仰”的文化，是一个立足于实用的文化。这种“立足于实用”与“实用主义”属于不同的层次：美国的“实用主义”是众多“主义”的一种，其口号是“实用即真理”，根本目的和前提假定仍是要追求“真理”；中华文化的“实用”出于更基本的层次，即“主义”要服从“实用”的要求，是“实用”的工具。只有在中华文化里才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口号。在这里“真理”只是确保“实践”成功的手段，并不具备自身的价值。中国人也求神拜佛，但前提是必须“灵验”，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许愿——还愿程序”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人——神关系。许愿相当于人与神之间签订一个口头的商业契约，愿望实现（货到）是还愿（付款）的先决条件。在这笔交易之中，显然是人的信用度高于神的信用度。祈求者对于神佛是否灵验并不完全信任，是怀疑的俯视而不是信仰。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对中国人的宗教心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有病时信，病好了就不信了；没孩子时信，有了孩子就不信了。”
这种有别于“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我称之为“实用平台”，中华文化中的一切主义都只能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这个平台相当坚固，并不表现为一种待填充的信仰缺失。通常西方文化向外扩张时通过传教在很多落后文化地区可以很有效果，但从利玛窦以来在中国几百年的艰苦传教却收效甚微。在“实用平台”上，自鸣钟比天主教更受欢迎。人们把帮教会做事的人称为“吃教的”。与此相对，西方文化基于“形而上学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才会产生“人生有什么意义”之类的问题，根据回答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宗教和主义，但这个问题在“实用平台”上是毫无意义的。
其它文化中“形而上学信仰”的存在是有其进化论根据的：在武力征服的两军对垒中，有信仰的军队比没有信仰的军队更不怕死，因而更有胜算。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有信仰的文化是适者。但是在融合性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而上学信仰”的排他性显然是融合的障碍，成为降低“适应度”的因素。因此可以说文化的融合性与非神性是互为因果、协同进化的关系。
不同的文化对科学有不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的实用平台上人们并不刻意追求宇宙和心灵的本原，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排斥了理论的深刻性，这可能是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之一。但是中华文化对于科学却有着超乎其他文化的高度亲和性：首先是非神性的文化不包含（又是一个“没有”！）对宇宙人生的详尽总体解释，孔子对知识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不去“强不知以为知”的捏造一些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因而任何关于宇宙人生的科学解释都不会与中华文化的固有解释相冲突，在中华文化中不存在日心说与地心说、进化论与神创论的争论。而且中华文化与科学在排斥（没有）形而上学这一基本立场上非常一致。其次是科学的实证性保证了实践中的“灵验”，与实用平台最具亲和性。因此科学一旦传入中国就获得了最崇高的声望，几乎成了“正确”的代名词。我们的小食品袋上也印着“本品精选优质原料，经科学方法精制而成”。因此与西方相比较，在中国伪科学比反科学要兴旺得多。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担心会像某些人所说的“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信仰”，因为在实用平台上，基督教尚且难以成为信仰，更何况科学。
只有站在实用平台上，才能解释中国特有的宗教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求神拜佛的私人迷信活动足以应付实用需求，宗教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迷信，通常实用价值不大，龙王庙求雨虽具有公众性，但也不需要常设组织。宗教最有用的场合就是聚众造反，宗教的组织性有利于聚众，其形而上学性（神性）则有利于造就不怕死的冲锋陷阵者。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旦被剿灭，四散的农民也就与基督无关了。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不是造反的需求产生宗教，而是宗教的分歧产生冲突，例如北爱尔兰冲突。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鉴于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宗教的控制，只有听命于统治者的宗教才有合法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彻底的神权君授。
虽然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非形而上学性，但这种实用平台是比儒家更深层次的存在。例如外来宗教的佛教，本来是不实用的出世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或者是走向实用化（少林武功），或是走向取消主义（禅宗：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饿了吃饭，困了睡觉）。道教是本土宗教，仿造佛教而成，更是注重实用，驱魔降妖（和尚有时也干这种营生）、烧丹炼汞、修炼成仙、“房中术”等都是实用技术。同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由于不是融合文化，形而上学倾向比中国明显得多，宗教信仰的诚意远超过中国。韩国“统一教会”的繁荣、日本“初诣”的盛况，都体现出这种差别。
七、新经济条件下的中华文化
新经济的两大特征——全球化和高科技造成文化的碰撞，在空间轴上是全球化造成的异种文化间相遇的增加，在时间轴上是高科技导致的文化变迁与传统之间的对立。从各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各方面反应可以分析文化间的优势和劣势、评价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非适应。
1，对科学技术的亲和性
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在全球化的高科技时代，每一种文化都有享受高科技成果的平等机会。但是由于不同文化对于科学技术具有不同的亲和性，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不同的反应，导致这一时代文化发展的不同命运。在那些形而上学猖獗的文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得不面对来自文化传统的障碍：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在基督教文化中的遭遇已经成为历史，但争论并没有完结，一切经过科学证实而与圣经的捏造相矛盾的结论，将不断面对偏执而无聊的争论；避孕、堕胎、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仍然被天主教的宗教伦理所禁止；近年最能拨动宗教界敏感神经的则是“克隆人”，用立法手段禁止某项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宗教对科学进行迫害的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先例，与此相比，从哥白尼到达尔文所受到的攻击都可以算是马后炮了，而这一事件发生在这个科学昌明的世纪更是匪夷所思。
中华文化里也有一些关于创世的传说和神话，但盘古和女娲都没有获得像宗教那样的权威性，仅仅是一种姑妄言之的说法，完全不具备与科学抗衡的力量。中华文化的伦理学完全是基于人际关系的（汉语中“伦”的语义就是人际关系），背后没有任何“超越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因此在世界上众多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是与科学技术最具亲和性的文化。哥白尼、达尔文的理论与中华文化并不冲突，避孕、堕胎、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乃至克隆人，与中华文化的伦理也不冲突。而科学是所有文化现象中最合乎实用平台的“灵验”要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失败，而他的自鸣钟却让他成了中国的“钟神”。
基因破译和电子商务在西方引起了严重的“隐私权”问题，在中国却并不把“隐私权”看得那么重要。其根本的原因是，西方伦理是基于宗教的，其根本出发点是“性恶说”，规定了很多形而上学的反人性的“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证明“人之初，性本恶”，所以需要宗教来给以“拯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动辄得咎，不得不用隐私权来捍卫自己的名声。而在中华文化里，道德处于不断最小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实际上感觉不到隐私权所带来的利益，最注重隐私权的是那些高中生，讨厌家长偷看他们的日记，这其实也是家长对孩子过高的期待和过多的干涉所造成的。电子支付手段、电子保安系统、生物识别技术等数字化系统的普及，最终可以对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进行监控，这在西方会引起伦理学的争论，在中国则是增加了安全感。
与胚胎有关的科学实验和治疗活动在西方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敏感问题。这是由于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受精卵在14天时就有了“灵魂”，具有“人”的地位。按照这个形而上学的规定，堕胎、胚胎选择、取用胚胎干细胞相当于杀人，都是有违伦理的。为此一些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会用暗杀、绑架等极端手段对付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和研究发育学的科学家，对科学研究造成很大破坏。中华文化压根就没有这种多余的假定。即使按照佛教的轮回学说，“灵魂转世”也是在降生那一瞬间才进入人体，胚胎不具备“人”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的执法实践中，婴儿的死亡如果父母没有异议，警方不会主动介入调查。因此在中国对胚胎的操作本身不应引起任何伦理问题。而德国由于历史原因禁止一切克隆胚胎研究，使其该领域研究已经落后美国十年。西方科学家对于中国在生物新科技研究方面的良好文化环境是很羡慕的。
又如一位法国老太太，在美国用自己弟弟的精子和他人捐赠的卵子生了一个孩子，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法国法律禁止用合法夫妻以外的精子和卵子进行人工授精。这在中华文化中也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即使“借种”也和当事人以外的人无关，不存在伦理学问题，因为中华文化中的婚姻关系是世俗的，与上帝无关。
转基因技术、异种间器官移植、用兔子卵子克隆人类胚胎之类在西方文化中会引起伦理学争论，因为在西方人的概念中物种是上帝决定的，人类无权改变，而人类又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特别制造的，所以如果给人换上一个转基因猪心，就会有损人类的“尊严”。但在中华文化中没有这种前提假定，我们完全可以尊重科学的事实，人和其他动物和植物都具有相同的祖先，我们本来就是亲戚，人类基因与水稻基因有30%是相同的，几个基因的移动对于人类不会有什么影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大脑中的意识，即使换一个机器心脏也不会改变。
日本似人机器人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他们在总结成功经验时也看到了文化的因素，指出“与信奉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基督教世界观相比，日本人传统上就相信自然万物有灵论。对他们来说，对机器具有亲和感很自然，把人类感情转移到机器上也没有什么不寻常。因此，日本人对具有人性特点机器人几乎毫无反感。”机器人专家高西纯夫教授评论说“我听说我们的美国和欧洲同行仍然收到抗议他们研究具人性特点机器人的信件。”
发挥中华文化与科学的高度亲和性的优势，维护中国发展高新科技的良好文化环境，使其免受西方原教旨主义干扰，是全球化新经济条件下中华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遗憾的是，现实情况却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些食洋不化的“伦理学家”以反科学为己任，以好莱坞科幻恐怖片对科学的歪曲为根据，用天主教原教旨主义伦理冒充“人类伦理”，散布谣言制造“科学恐惧症”，肆意对科学进行丑化和妖魔化，力图为科技发展制造障碍。有些对伦理学缺乏研究的科学家也在“咕咚效应”的作用下随声附和。这一思潮虽然对中国的一般公众的影响有限，但由于传媒的明显反科学倾向为之推波助澜，影响到政府政策，其危害是不容低估的。这些人很乐于宣传科技会毁灭人类的阴暗前景，其根源也是基督教的“末日”理论，而在中华文化中本来就没有“末日”的概念。揭露这一反科学思潮的伪科学根据，还其宗教偏见的本来面目，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工作。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让其他文化理解中华文化的非形而上学性，是一件深层次的工作，难度很大，任重道远。
2，对异种文化的排他性
亨廷顿认为，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冲突。这话说对了一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基于形而上学的宗教文化，认为自己的教义是天下唯一的真理，设计出“上帝——魔鬼二元对立模式”，只有自己宗教的信徒是上帝选中的一部分人，能上天堂，其他人只能下地狱，放在硫磺池子里去煮。“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都足以构成罪名。两个宗教文化相遇，都把对方视为魔鬼，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圣战”。当今世界上的局部和全局的冲突，例如巴以、印巴、北爱尔兰、塔利班、巴尔干，几乎都有其宗教背景。如果自己是“真理”，对方则理所当然是谬误，势均力敌时造成无休止的冲突；一方明显占优势时则另一方被消灭，西方传教士烧毁玛雅文献，塔利班炸毁大佛，都是基于这种理论基础的必然举动。
“上帝——魔鬼二元对立模式”可以看作一种世界观，或曰“世界基本模型”。由于魔鬼存在，而人们又容易受魔鬼的诱惑走向堕落，所以必须寻求上帝对灵魂的拯救。按照这个逻辑，魔鬼的存在是上帝有存在价值的必要条件。所以对于宗教文化而言，“树敌”（证明魔鬼存在）就成了一项必要的日常工作。因而宗教文化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其强烈程度足以引发战争，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地球村”时代，这种冲突比任何时代都要突显，911事件只是一个例子罢了。
中华文化的高度融合性，使其对于异种文化没有排他性。从古至今，在中华文化圈里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对于异种文化，总是从实用出发，汲取其有益成分，不断优化自身。因此在全球化的风潮之中，中华文化感受到的机会远大于挑战，因为经过几千年的融合优化过程，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文化可能对中华文化构成文化层面的威胁，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却正是我们乐于吸收的。这种对异种文化的非排斥、不树敌的态度，看起来很象是软弱，但这种非形而上学的实用态度实际上却是强大的。犹太人在欧洲倍受排挤，仍然顽强的保留了全部的文化和宗教，甚至恢复了希伯莱语。但在宋朝时流落到开封的犹太人群落，到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更有甚者，满清居主流政治之强势位置，入关仅三百余年，语言文字已经几乎无人继承，文化遗存只剩下“萨其马”。对宗教、民族的淡漠态度要比对抗态度的破坏力大得多，所以杨一之总结中华文化的优势也用了两个“没有”，即“没有宗教的偏执狂，没有民族的偏执狂”。
中华文化的融合性与种族歧视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有过种族歧视的规定，但也因此使元朝成为一个不足100年的短命王朝。
对宗教的普遍淡漠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但是不少食洋不化的“文化人”却站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这一优势看成缺陷。先是一群化装成“人文主义者”的“神文主义者”吵吵嚷嚷的要为国人营建“精神家园”，老百姓把他们比作“我们家只有四平米的厅，却非要给我修一个吧台”。後有学者直接倡导神学，并身体力行。今日更有官僚撰文否定马克思列宁，主张在中国发展宗教。此类举动一是有害无益，二是必败无疑。“不语怪力乱神”的优秀传统根深蒂固，四百年前利玛窦作不到的事，今天这些改头换面的传教士更作不到。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乃在于让西方人理解世界上也有无宗教的文化，让他们省点劲，别老为中国的“宗教自由”操心。须知在中国“宗教自由”的地位和在美国“吃狗肉自由”的地位是一样的。
3，文化扩张方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扩张方式。
宗教文化的扩张靠的是传教，利玛窦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传教的成效表现为宗教组织的发展扩大，硬件方面则是兴建教堂。这种扩张方式的特点是依靠有组织的力量，非常便于实现控制被扩张人群的目的，很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
中华文化的扩张方式则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华人在海外的初始生存方式主要是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文化扩张只是谋生的副作用。就像女人通过征服丈夫的胃来赢得丈夫的心一样，中华文化是以最实用、最形而下的方式走向世界，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接受外来的文化，全素斋和清真菜系是外来文化适应中华背景而取得一席之地的成功范例。而这一成功又使得中华文化有能力征服各种不同文化的胃。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也会修个关帝庙、妈祖庙之类的神庙，但并没有兴趣向当地人传播这种信仰。
与宗教扩张方式相比较，中华文化的形而下扩张方式效率较低，也不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但因此也就不会引发形而上学的冲突，反而容易适应任何文化环境，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畅行无阻。形而上学的文化对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文化往往有顽强的抵抗能力，而对于形而下的文化却没有抵抗的理由。形而下的文化对形而上学表面上是不抵抗的，实际上却能将其消融在漠视之中。
4，文化融合的共同基础
如果“世界大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世界最终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基础，那么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中华文化最适合成为这个基础。虽然由于形而下扩张的低效率，这种过程即使存在，估计也是极其缓慢的。全球化的风潮和中国经济的成长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扩散，但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也将吸收一切其他文化“灵验”的成分，逐步改变自己。五四运动使中华文化吸收了科学与民主，科学的灵验是实证的，完全没有问题；民主的灵验却还在实证的过程之中。实际上对于“民主”我们依然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只有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决策和监督手段（算法），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终极价值），才更有助于民主在中国扎根。
5，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中华文化是世界各大文化中唯一的非形而上学文化，也是唯一的能够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大文化。辉煌一时的古文明不少，而能长久的不多，其原因就在于，文明的进化也如生物之进化，存在着“逃离效应”，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尺度上看起来强势有利的“性状”，在几千年的尺度上看却可能是灭亡的原因。形而上学的信仰可以加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容易取得一时的胜利，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偏离生物价值观，就像剑齿虎、肿角鹿那样难逃灭绝的命运。孔雀虽然美丽无比，但生存能力却远不如丑陋的乌鸦。
基辛格是对“时间尺度”有所感觉的学者之一，他说，美国的历史说事件发生在哪一年，中国的历史则说事件发生在哪一个朝代，而一个朝代要比美国的整个历史还要长。
全球化在美国看来是征服世界的手段，在中国看来只是又一次文化融合的机会。
非形而上学的文化在每次具体的文化对抗之中看起来都是失败者，是不利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东西，但却是唯一的可以承载盛洪所谓的“天下主义”的文化。站在某些一时强势的文化立场上看，中华文化是“一盘散沙”，是“酱缸蛆”，但恰恰是这“散沙”和“酱缸”文化，却令一切风刀霜剑的利刃无可奈何，而且最终能消融掉所有有形的“辉煌”于无形之中。
作者简介：
赵南元，男，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1985年于东京工业大学情报工学科（信息工程系）取得工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研究领域：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智能控制、认知科学、认识论、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科学哲学、伦理学、比较文化学。专著《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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