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之

罗曼罗兰之密凯传序

非常与中庸

群众论

《旬论》卷首献辞

苏联的党狱

《旬论》卷首献辞

原载《旬论》创刊号,1934

       世界底空气,是在阴霾中;而中国底空气,则是阴霾而又加无限的酸辛。

       历史的累积,我们无从否认;现实的煎迫,我们亦无从遁逃。我们不能希望隔夜成功的符咒,也不能苟且因循以自欺。百年来东西交通之结果,无限扩大了我们底视域,带来了无数崭新的生活经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苦恼。我们正如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安放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使我们目眩心(骇),手足不知所措。幼稚的学习和暗中的摸索,使我们屡遭蹉跌伤损,更饱受外人的冷视讥嘲。经了太多的创痛,逐渐丧失对事物平恕的衡量,对自身正确的估价。数十年来,我们社会上不断汹涌着新奇的浪潮,然而都不曾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常常以希望代替了分析,信仰代替了研究。一时的偏至,造成了牢不可拔的成见,从这些成见,产生许多各不相容的集团,而浪费许多可宝贵的精力。因然,真理之能否体现为真实,是有待于人的努力,在这种场合,我们无法避免冲突和斗争;但是假设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并非基于现实,而只是我们自造的心上幻影,或是移植的不能获果的种子,则严正的缜密的思考,不能不谓是必须的了。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因此中国不能藉口有特殊国情而自外于“潮流”。但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洋历史,中国人一切生活传统,皆有其独特源泉,对这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无论采取任何立场,皆只得顺受,因此我们看见企图以西欧社会发展的历史来比附规定中国社会,总遭受不可免的困难和失败。对于中国何以不曾发生近代西欧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人们试作的解答算得是不少了,然结果不但听者不能心悦诚服,即说者自己亦未必惬心贵当。我们先不必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性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只要看中国的商业资本之起源,是由于内部生产力之发达,而扩大了交易市场之范围,与欧洲的初期商业资本,主要由于海盗式的掠夺而起的情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也可知其会发生如何相异的作用。有人还可以驳诘所谓“海盗式的掠夺”,仍不外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现,而征服和暴力皆需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也同样看见生产力已发展,而并不采取向外掠夺的形式以为商业资本底原始累积,中国便是如此。中国的封建,亦不同于西洋主要以农奴固着于土地的封建。我们不着眼于现实,而硬以几个公式来束缚中国历史,将它镶到已树立完成的“理论体系”去,结果使我们求知底热忱,歪曲到蔽真的方向,招致不可预见的恶果。不单是于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我们有类于清明时节乱风中的幡信,随着他人旋转;而我们底灵魂几千年孕育嬗递的灵魂,它底动静,它底哀乐,我们自己那样忽视它,恐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我们显然为强弱之对比,失去了对自身公平的同情的检讨,而将侵略我们者底标准,奉为我们底标准,因而不敢作独创出新之想,使我们只有模仿没有创造。

       国势的危殆,国力的微弱,使我们厌弃迂阔不近世情的理论,而趋重于急功近利的所谓“实料”,因系当然之理。但是我们以为一个国家独立完整之保持,不仅是需要坚甲利兵较进步的技术和设施,抑且需博大深厚的思想。没有中世纪以后科学和哲学渊精的思辨,欧洲不会发生今日那样灿烂的物质文明。思想之窒塞与独断,往往反引起物质的科学和技术之衰落。黑格尔以为没有玄学的国家,不配算做国家,因是一时愤激之谈,其中也自包涵有真理。孔德过分重视实际经验的结果,会反对海王星之研究;马赫底经验主义,申言排斥一切玄学,而他自己那种玄学,使他成为当时新物理学量子论主要的反对者。这种短视的影响,只要我们虚心观察一下,自可洞见,固不必待法国Meterson始能慨乎言之。思想在它不会在社会中获得支持的力量以前,虽不能成为积极的因素,但一旦找到适宜的土壤时,却可以吸收各种素材,并放奇丽的蓓蕾。没有卢骚底民约论,法国大革命便失去主要的推动力;没有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会产生近三十年的诸革命。我们固然可以说这些理想,都不外反映一定的客观物质环境,但是这些零乱杂陈被动的个件,把它们分析贯串之后使之合于有目的方案者,仍是能动的人的思维。自然和人事,皆时时在变易中,历史中没有再现,因而思维也只有胎息,不能抄袭。思维之能具感人的力量者,正因为它具有独创性的缘故。

       我们不能盲目地故步自封,安于已形劣败的陈腐传统;也不能自设长城,使我们师心自大,不对别人底文物企图了解。经验没有理智,固是盲目的经验,理智没有经验,也是空虚的理智。正只有对消极地存在的条件,加以沉潜的缜密的董理分析的工夫,才能提出主观的见解,这是比较艰苦的作业,所以性急的聪明的人们,才向别处贩运各形各色的主义,企图以几个公式和口号,便能解决一切繁难艰巨的问题。我们惯于听见“时代潮流”“时代精神”一类的豪语,但是言词的响亮,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今天自由还是时髦,明天统制又是当今的宠儿了。像这样走马灯式的旋转,使我们永不能接近问题之解决,使我们永不能有源深流沛的思潮。每一个人只要摭拾一二成说,便自以为在中国是最新科学的理论,既不考究此思想之渊源所自,复不研析所接触的问题底各方面,贸然即以之清算一切,虽偶也能耸动一时的视听,然不久便遗留在被忘记的堆里。更可惋惜的,是因此而引起许多阋墙的争执,从思想上偶然的偏至而形成长久固定的裂痕,发生许多物质上的伤害,而放在我们面前许多急迫的问题,其解决反而离我们着手时似乎更遥远了。

       便是中国就整个言,不能说不是在进步中。徒然叫嚣浮薄刺激感情,已不能博多数人底喝彩。千篇一律“差不多”的论调,已不大受欢迎。在创痍遍体的古老民族中,我们看见潜思熟虑以求复的朕兆。我们不知已知彼,便“已”既不能保持,“彼”亦无法学习利用。要思想在政治上取得自由,思想本身必须首先能彀自由。我们如果想把费希特告德意志民族书作复兴中国民族的精神资料,结果最多也不过有少数人理智上能了解,而大多数人是绝不会因之就像德国人在十九世纪初闻风兴起那样感奋的。                                  

这次我们几个书生集合起来,出一个小型刊物,便是想对这种反省的倾向,尽一点微力,我们不标榜一种新的主义,不在政治上作具体的主张,同人底意见,也不必尽同;相同的是“东西文化”(恕我重提起这个到现在颇为人吐弃的名词)接触以后,许多根本问题,需得更切实地深入搜讨这一个信念。我们认为“人之为善,谁不如我”,所以即是对问题或主义的评骘,也只就其本身立论,而不对其动机和价值,作主观的判断。我们看见时下刊物,对经验事实底敷陈和文献的胪列,已经很多,所以比较扑克重于理论地研究问题。固然许多人说问题底详尽确当的提出,其解答常是已包括在内,但是我们却不敢如此自信,假使我们底努力,能得鸿博深思之士底注意,而为中国民族复兴运动,奠下坚固的精神的基础,则我们微薄的造谊,能为他日大辂底椎轮,纵被弃置,亦所欣幸。我们固然不敢像加利略那样孤芳自赏说:“走你底路罢,让人们去饶舌”但是我们也钦羡在纷纭杀伐中坚忍迈进但勤耕耘不问惦获的那种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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