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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少数民族同胞，见了“××族”，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无意识中产生出一种“认同”，显现出大家都是一个群体的兄弟、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到民族地区出差时，当地群众有彝族、哈尼族，我们一个称苗族、一个是蒙古族，当地群众马上热情洋溢：“啊…啊…你们也是‘民族’（少数民族）呀”，这时一个又说了“我是汉族”，“啊，好…好…民族大团结啰”。求同、认同——沟通的桥梁瞬息间建立了，不管什么民族，大家的关系立马亲近了。
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带“族”的新词，比如“打工族”、“上班族”、“工薪族”、“追星族”、“网络族”、“刷卡族”等等，甚至还有“红太阳一族”、“精品一族”、“全球一族”之类。一开始，老“族”员们还有些兴奋，似乎“族”的大家庭又添了“新成员”，可是经过观察，新“族”员们并没有把老一辈“族”员放在眼里，也没有把老一辈“族”员当作亲戚或前辈看待，兀自招摇报刊、特立独行。新老“族”员互相之间出现了“认同困难”。于是，引经据典、古今中外地考证一番就显得有些重要了。
“族”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均收有该字。族，古通“镞”，箭头。从词源的角度来分析，《汉语大字典》和《中文大辞典》均认为，“族”的初始涵义即为“镞”，“矢锋”之意。《说文解字》解道：“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
，从矢。”“矢”所丛集谓之“族”。今字用“镞”，古字用“族”。引申为“众”，众多、成群、群体之意，动词态引申出聚集、丛集、集中等义项，名词态又用来指称聚居一处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众人，又派生另一动词性词义即灭族、夷族、灭国、诛戮，并引申为一种刑罚，如诛灭九族（简称族诛）。
《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据专家解释，九族乃指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上下九代之亲族。又《大戴礼记·保传》：“三族辅之。”三族乃指父族、母族、妻族。《诗经·周南》有“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公族，公同祖也。由此可见，“族”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普遍用于对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的合称。在此意义上构组了家族、亲族、宗族、氏族、族人、王族等合成词概念，引申出姓氏、品类、种类等意。另外，因古代百家为一“族”，从而又有基层组织方面的含义。
一直到近代，汉语中还没有抽象出“民族”这个概念。在古代汉语中，“族”没有“民族”的含义，古代汉文献只有一些具体的民族称谓，如：夏、夷、蛮、羌、胡、番等。随着华夏（汉族）与周边诸多民族接触的增加，蛮、夷、戎、狄、番（蕃）等词或者蛮夷、戎狄等合称就逐渐有了民族或者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的泛称性涵义，同时具有方位限制，夷多指东部或者西南的少数民族，蛮多指南方或者西南的少数民族，狄、胡多指北方民族，戎、羌一般是指西部少数民族。比如：东夷、淮夷、徐夷、岛夷、西南夷、哀牢夷、夷子，南蛮、荆蛮、武陵蛮、黔中蛮、牂牁蛮、乌蛮、白蛮、蛮子等，这些具有相同中心词（夷或蛮）的称谓未必是同一民族。在这里，××夷、××蛮就近似今天的××族的含义，近似古希腊文中的Ethnos。毫无疑问，跟Ethnos、Ethnic在词源学上具有歧视性含义一样，“夷”、“蛮”两字开初是有贬义的，称汉族是不可能用这两个字的，而是用“汉人”、“汉民”指称，有时只用“民”也指称汉人，“民籍”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指称汉人，这个词的意思近似于现代英语中的Nationality。少数民族也有其名称与“民”或“人”连用的，如苗民、苗人、藏民、藏人、羌人、回民等，不过这一般是近代的事了。所以，直到近代以前，“民”字在有的文献中具有“民族”的含义，但“族”字几乎从未用于“民族”这层义项，主要意指“家族”、“宗族”等。至于“族”的民族一义，是近代才有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立国的纲领性主张，即是在民族的含义上使用“族”这个字。
把“民”与“族”两字组合构成“民族”这个新词，是近代从日本语中引进的，日语用它来翻译英语中的Nation一词。梁启超先生在１８９９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最早引进和使用了“民族”这个新概念。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人种”、“民种”、“民族”、“种族”等概念的使用十分混乱，直到２０年代中期“民族”这个词的含义和使用才渐趋定型。虽然有了“民族”这个词，但是清末至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民族名仍然更多的是与“民”字或“人”字连用，与“族”字连用者少，如苗民、藏民、回民、蒙古人等，至今台湾仍常用“民”字表示“民族”的含义，如原住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地位，组织专家开展民族识别，识别过程中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我意愿，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各项权益，甚至名称都有了彻底的改观，废除和禁止使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具有歧视性含义的任何称谓，所有名称，名随主人，根据少数民族的自愿确定。如僮（）改称壮族，猓猡（倮罗）改称彝族，等等。截止１９７７年国家经过识别认定：中国有５５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名称从此经常以“××族”的表示法出现在各种官方文献及民族类媒介中，而没有认定的一些族群如克木人、僜人、摩梭人等，仍表示为“××人”。由于“××族”表达式高频率地使用，“族”的民族含义的高频率使用，使我们许多人尤其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和少数民族同胞现在一见“族”字就想起“民族”来，一见“打工族”、“追星族”就自己先敏感起来。实际上，在这里“族”只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人们群体的含义，没有历史文化认同层面的含义，更与民族毫不搭界。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的进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日新月异，语言为其映照，也是时有新词、新的表达式出现。且不说我们今天的汉语用词比解放前变化有多大，就是２０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词语和表达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使用，仅仅就我们身边近几年的事物随便屈指，也能点出百十来个新词来，如：牛市、熊市、看盘、手机（前几年还称作大哥大）、上网、网虫、防火墙、ＤＶＤ、ＶＣＤ（影碟机或其碟片）、克隆、虚拟现实、豆腐渣工程、酷、哇塞、白领、坐台、ｉｃｑ……还有无数的新出的专业术语只在部分人群中使用，尚未进入普通人生活。有的新词能够传播得更宽范围、更长时间，有的新词一年两年就消失了。这一方面是依这个词反映的事物而然，一方面是这个词本身是否符合人们表达的需要，譬如ＶＣＤ有人偏要把它翻译成影碟机，可是人们更多的还是宁愿使用ＶＣＤ这个词。再如，人们放弃俗陋的“大哥大”的说法，而取更为贴切自然的“手机”表达。总之，不仅词汇、而且语法也都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语言学家对此是没有什么权威可言的。语言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也是人民大众的力量在使之发生变迁，语言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新词的不断出现是社会进步、文化创新的标识，同时在新词的使用过程中也时时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调适，其结果就是语言的变迁、人类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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