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余世存新作《异行和我》记述了编写经过。这里摘录的是其中的片段：
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多是写人的。我很早就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年轻时曾想写一部危机时代的中国人之类的书。自那时起我似乎一直在打量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虽然我目力所及，所熟悉者是可怜地单一，但我仍期望能写出人性的美好，以使我和我的同胞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丰富生命，达到人的自我完善。
散文仍是显得繁荣的，但寂寂如我仍须随喜文丛一类才能混进繁荣的队伍。
时光流逝。我知道出版社正工作以繁荣着。我的生活却荒芜得可以，有时整日无人相对，无语可谈。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响了个不停。美国挨炸了，世贸大厦被飞机撞毁。不同的角度表述的信息都让我不安。我知道，民族社会的整整一页将随这一夜翻过去，时代风气“为之一转“。我们的根基本来脆弱，文明社会的大事又将使我们的心智有所作用发挥了。古人所谓，君子德风，小人草伏。但近代以来，我国君子之流，根基毁坏，其德如草。我们少有热烈地拥抱我们拥有的生命，少有纠缠如厉鬼地计较生命的敌人。
我看到了哭声、同情、愤怒和欢呼。对于一个长久生活得平庸而紧张的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对于一个经常处于苦水之中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的人来说，只要不是自己的不幸事件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自己生活中有意义的内容。我理解也同情这种心理。对于珍视生命的自在欢乐的社会和个体而言，这又是一件多么惊恐哀痛的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话少有在今天这样生动而真切。天下，不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赖以存身的环境，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吗？在西方文明这一强势文明的竞逼态势面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社会衰朽不堪，专制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做人的方式。因而，对匹夫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做一个文明的现代的中国人。如果人们无视任何公正的获得，运用其相对主义理性无视普世价值并以为问题才具有普遍性，那么这种文明状态就不可能产生。（以下为全文）
异行和我
余世存
一
”画像”，歌女、商贾、农妇、吏师、行者、军头，等等，像那些千百年上演不衰的剧目一样，远比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里的弄潮儿更让我看到了历史和生命的重量。但我没能完成”实录”他们的工作，有的人，例如，”我所认识的常克志将军”只写了几百字再也没写下去，这让我对这位新四军的营指导员，像历史上那些不幸的老军头一样的现代中国军人，其坎坷不幸的一生深怀歉疚。同时，由于我个人更关心知识界同行们的作为，我之所写，更多地着力于这历史上的士或今天所谓知识精英一群，这当然也是零零碎碎的，远不能反映什么，说明什么，其中朋友们期望我来写的”大哉力群”也只是写了一个开头，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把刘力群先生评为首届得主之一，算是一个小小的还愿。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多是写人的。我很早就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年轻时曾想写一部危机时代的中国人之类的书。自那时起我似乎一直在打量着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虽然我目力所及，所熟悉者是可怜地单一，但我仍期望能写出人性的美好，以使我和我的同胞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丰富生命，达到人的自我完善。
实际上，在流浪的日子里，我还是接触了不少不同阶层和有如云泥状态的人。由于懒惰，我没有为他们
这样说来，我这本书仍只是我个人的集子，仍只是我所说的个人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虽然对我个人来说，也有常克志、刘力群等众多的人没收入进来的遗憾。因此，本书的简陋是要请读者朋友原谅的。好在对中国人来说，悠久厚重的历史本身已呈示了意义，悲喜剧一直在上演，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而已。我知道有人正在写中国当代的
”五行志”，或者会有人来写当代中国的”异行传”，也许在那里人们将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有更准确的理解。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绝大部分为近年来所写，只有几篇是旧文，其中一篇写穆旦的文字，那是我最早写人的习作，我把它收进来，也是为了个人小小的怀念。
在知道自己又有可能出一本集子时，我把自己的文字翻检了一回，能公开出版者大概只有写人的篇什。我把近年来的搜集起来，竟有了二十多人的队伍，北岛、汪丁丁、喻希来、王康、毛喻原、汪晖、王小东、张五常、李慎之、何家栋、唐逸、舒芜、穆旦、王小波、朱海军、张远山等，我编排了二十一篇文字，定名为＜异行：转型时代的人与事＞，简单地写了如上的几段话，就给出版社寄去了。
散文仍是显得繁荣的，但寂寂如我仍须随喜文丛一类才能混进繁荣的队伍。很快我被告知，书名是不行的，要改；李慎之一篇，舒芜一篇、北岛一篇不能用，其他诸篇部分句子需要斟酌。我没什么意见，只是如请一次次地寄上其他有可能的文字以免我这一本薄不成书。先是诗，十几首诗里，有关毛泽东和有可能是
影射邓小平的两首，有关农民工的和关于逃亡的几首被撤下来。在出版的过程里，我们的人民币又发行了新版钞票，上面全是毛泽东的头像，这让我伤感。大概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们不能对这位历史人物进行公正的审判了。我们来自一个悠久厚重的文明传统，但流通而让我们感恩铭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我想到乡间骂人时的话，“是的，你哪是凡人呀，你不是爹娘生的，你是石头缝里土坷垃里蹦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是从一九四九年蹦出来的。“文治武功，皇帝的精华／我比所有的共产党员更崇敬你／吃完了红烧肉，再为农民哭／我穿越水晶棺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些青春少年的诗句只能在我的心里无望地凝结，不再青春的我在舒芜一篇里对毛泽东作了更激烈的宣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让其见证天日；后来是一些随笔，但“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一文也被枪毙了。我对自己校读一遍书稿失去了兴趣，好在真正的读者不必在乎我所说的全部。时光流逝。我知道出版社正工作以繁荣着。我的生活却荒芜得可以，有时整日无人相对，无语可谈。我惦记着我的“异行“，想到历史的“一以贯之“，有时会禁不住笑起来。
我曾经愤怒于生命的去势、自律自宫行为，但现在我无言以对，太监文化、差序格局是我们的常态，已经快构成了我们的生命本质。假如我们能理解，网站、报刊、出版社那些熟悉的朋友们需要安稳地生存下去，我们与之联系的底线不过就是不给他们添麻烦；那么，所有众神喧哗狂欢时代的“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逃避，或者可以保持有清洁的精神，但假如我们能理解，我们的妻子、父执、兄弟、朋友需要我们越过正常的渠道，绕过公示的规则做一件事，这再正常不过，而我们因为位居要津，或有可能通达要津，我们做这件事惠而不费，得了人情，方便了亲友，那么，上海交大招生内幕一类的事又算得了什么；接下来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上千年前的诗意不就仍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第一要义？
二
人是怕孤独的，人生因此经常跟异己的东西难解难分。权力、钱财、知识、真理、才华、人群集团等等，甚至崇高得替天行道，道成肉身，与道相伴而行。道是有不同的，自由、平等、爱国、正义，等等，在未号召之前，道的冲突即已一塌糊涂。人生依旧，社会依旧。我已经懒得用鲁迅式的追问了，你们把大道许诺给众人，你们把什么留给了自己呢？但愿在姿态的背后，人还是一个实体。
但民众又需要什么大道呢？从热血也热闹的文字生涯里淡出，我品味出不少孤独的况味，无事可做无所事事的况味。吃穿住行给孤独的我呈现其本来面目。售票员的热情或冷嘲，小酒馆招待的恭顺，理发师时髦的发型，集市的喧闹和超市的冷漠，等等，似乎是永恒，他们每天都在重复，认真地生活，没有懈怠，没有失去耐心。生命之道也正是在他们身上，他们日用而不知，又何需另外的明确的来规定或引导出崇高之类的意义。
但为什么我要忧伤？一，我永远不解这类生活了。看着同龄甚至十来岁的孩子给自己服务，曾自以为代言的我无话可说，“哦，我的人民，我为你做了什么？“自居底层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追问到底，我算是统治者的一员。二，他们其实是不快乐的。这跟第一个问题相似，既然社会仍是上下两层难以自由沟通、平等交流，那么在下者工作劳动的不快乐是必然的。这里也有鲁迅式的命题，中国人少有活泼的丰富的表情。三，在他们工作、生活的背后，那支配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或制度机器仍是异己、专横、强霸的。一次大运会可以让生意停业一两个月，一个城市的某些统治者（交通管理部门）要自我表功自我捞钱就心血来潮地砍杀七千辆出租车。更经常的，手揣三证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东躲西藏。
为什么我要忧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切是多么富有审美意味呀。没有被现代或后后现代油污过的脆生生的小姑娘和稚气未脱的大小伙子是你的仆人或贱民；我们给出命令，他们立正。我们给出娱乐，他们稍息咧嘴。我们给出知识学问，他们服从地思考。更富有意味的，是利益的均沾，给教授长工资，给公务员长工资，让无须长工资的资本家们进入核心队伍。部门与部门之间、公检法与黑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可以在一次次的名目活动中洗牌调整。老师可以吃学生和家长的，律师可以吃原告和被告的，医生可以吃病人的，物业可以吃小区居民的，报刊可以吃黑幕和突变灾难事件的，名胜可以吃祖先和大自然的，只要你在某个位置，你就可以在薪金报酬外吃尽你所在的山水，至于电力部门被尊称为电老虎，自来水公司被称为水老虎，铁路部门被称为铁老大，公检法工商税务更被亲为大爷，实在是有着超出一家一姓例如某党某阶层某部门的意义，用张五常称赞拉美和印度的话，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定义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要忧伤？我就像祥林嫂一样，我单知道专制的社会是不能长久的，印度拉美的道路是应该切断的。去年我还跟一位学者商量希望有人来研究拉美和印度。可我还是没有想到，专制的幽灵会以我难以想象的形式来戕害人性；我更没有想到，我们的社会比印度拉美的腐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不叫印度拉美而已。借用别人的话可以说，这一死水社会里不仅定义得非常好，而且更显得有生意活力。
三
我已经老去。或者说，我终于度过了我的青春期。因为我有长时间的沉默，对世事的麻木，我习惯了。我甚至以为，民主正义的力量在积累，生命自由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民生欣欣着向荣，社会坚定地进步。那是多么好，社会照样在发展，“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只有当更年轻的朋友们的声音，林国荣对经典的执着、傅国涌对事件的激昂、安替关于现实的论争，等等传来，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度过了我的青春期。为什么我不再愤怒，难道我不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遇风而唱？
每个人的生命属于他自己，有自己的季节。但是，社会整体与个体异质同构，民族社会的心理（所谓的时代氛围）常受个人特别是中坚群体的影响，因而责任关怀仍为至要，活着是一件重大的事。上个世纪初叶，在曾左李和康梁们努力之后，本来已近虚无，连孙文都以为乱久思治，但陈胡鲁们的介入，使自由、思想、学生、现代知识分子等登上历史舞台，一个青春少年中国为之唤来，至于今日我们读五四先贤文字，总为其中激荡的方刚血气感动，而我们自己，虽年轻却较之他们不知要老于世故多少，不知要瞻顾前后要高大全伟光正多少。上个世纪末，百年来的民族冲动落实到社会中坚分子身上，落实到上山下乡的四五一代人身上，我曾经绝望于这兄长一代的虚无，使整个九十年代充满喧哗，却少有正当和有效。现在，民族历史里最活跃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制造者们属于渐行渐远的四五一代和越来越占据主流的我有幸归属的八九一代人，这两代人都有过理想、青春、热血，现在都只有自己和服务于现实机器，用我自己的话说，“完全消融到中国里了“。我知道堕落、丑陋代代都有。十万网警十万研究生（我不相信），警探对面的言论、声音、色彩的制造者多为我们这一代人，那么，我又能说什么好呢？病毒早已撒播各处，对边缘、贫困、底层而言，这个并不优秀（它自我表扬说自己是高峰，时代的里程碑）也不高尚（它自我宣示说自己代表三，三生万物）的精英阶层早已不值得指望，这是一片无望的大陆。
但总有例外、个案，也许希望就在他们身上。当死水里泛起了涟漪，自焚、发功、爆炸、静坐，你不能说这只是在考验我们的神经和承受能力。摇摇欲坠、多米诺骨牌、偶然、突变，你不能说没有希望，不做好准备。而人们，确实为之激动、谈论、愤慨、宣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耗尽了心智，耗尽了力和热，它自岿然不动，它只是在运动你，它随时能让你的注意力发生转移，它可以变戏法一样让你跟随或目瞪口呆。中美撞机、七一讲话、申奥成功，等等，我们原来是升平有希望的。只不过一切跟你无关，跟我们无关。这个大而热闹的世界不需要我们。
原来我们只配做看客或做分子（知识分子、问题份子）。人家哄过了运动了我们也会歇一口气的。于是，对相当多的“我们“来说，七月以来的日子里显得太平静了，就像一位网友写的打油诗，“最近有些无聊了“。但这段平庸的日子于我却是宝贵。尽管有万言书、媒体被处理、广西煤矿事件、交大高考事件等现象发生，社会仍是相当平淡的：新闻报道的灾难太频繁太惊人，使我们麻木了，不再关心。我只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读书、想象。
想象远未抵达极点。虽然有傅国涌们的声音传来，我仍然一如往常地生活，一如兄长们或同代人那样，用我的朋友指责的那样：惜名、惜命、惜财、惜语。我抱着良善之愿，我希望在这样难得的静音中，积极、健康的因素悄然成长、积累壮大。中国人生如此艰难，人们太容易动感情，有情绪，太容易激动。因为少有静思远虑，因为太频繁的运动太穷窘的折腾，而少有有个性的人，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们难以形成自己的不可更易的对世界的看法，人们的世界观多是类型的，是以他人为准或参照的。由此产生的人多是影子、看客、合群的自大者，由此产生的观念多是简单黑白的名教唯物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民气，是不战而胜之转移的民意。即使精英内部出现的挑战者，也因为这种民族专制文化而难以成就自己的意见，数千年来的忠奸之分，到今天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学术界关于中国建设的争论，多是无个性无担当的人生游戏，他们并无有关中国人生命完善的意识、目标、方法，他们只是要自己和自己所归属的一派当道而已，是为专制机器修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是无自己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无自己知识的知识分子。
在我自己，却深味着人世的无尽的羞耻和侮辱，深味着人世时日曷丧的焦灼。我懒于也羞于跟外界联系，时常会想起学界的朋友，例如，摩罗，这位写过耻辱者手记的思想者，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更多地，我会想起小区内维修道路的农民工，公共汽车内外腾挪抢坐的青年，十字路口闯红灯的自行车，骑车带孩子卖毛片的妇女，天桥上扯呼一声即卷席飞跑的小贩，托关系给孩子安排好学校的朋友，借用身份证绕过规则的亲戚，经过我和众多的文字工作者同意合谋问世的文字，像救火队或维持会一样的官吏，手眼直通大内的农民走私商人。这个不断变换剧目却恒定的差序格局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好地狱。
四
二哥不顾我的劝告，跑到北京来，想找一份工作。我和他一起发愁，带着他去可能的地方转悠，托人介绍。不到三天，他就明白了他不属于这个城市，他的年龄太大了，已不能重新开始。即使那些青年男女，城市在榨取他们的青春之后多半也要赶他们回去的。好几天晚上，我和二哥喝着闷酒，生发着不同的愁。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响了个不停。美国挨炸了，世贸大厦被飞机撞毁。不同的角度表述的信息都让我不安。我知道，民族社会的整整一页将随这一夜翻过去，时代风气“为之一转“。我们的根基本来脆弱，文明社会的大事又将使我们的心智有所作用发挥了。古人所谓，君子德风，小人草伏。但近代以来，我国君子之流，根基毁坏，其德如草。我们少有热烈地拥抱我们拥有的生命，少有纠缠如厉鬼地计较生命的敌人。
我看到了哭声、同情、愤怒和欢呼。对于一个长久生活得平庸而紧张的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对于一个经常处于苦水之中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的人来说，只要不是自己的不幸事件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自己生活中有意义的内容。我理解也同情这种心理。对于珍视生命的自在欢乐的社会和个体而言，这又是一件多么惊恐哀痛的事。美国，多被视为到目前为止的文明社会的象征，可这种文明成就居然未能有效地阻止仇恨、暴力、恐怖。我想起汉语里“直干天和“的字眼，想起先哲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之类的话；我还想到王康先生的话，以物质的名义，挑战了精神，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掠夺了自然；我想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类的话，得不出任何结论。
第二天，任不寐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愿否在一致布什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上签名。我沉默了。不寐先生立刻说，“签不签全看自愿，不签也没关系“。我感谢任不寐的谅解。其实我的沉默里包含着别样的内容，就像我在北京遭灾，乡下人来问候关心设计一样，这样说也许不通。但事实上，穷苦的乡下人从来更用心于自己的生计，他们的人生内容，在勤劳勇敢之外，就是对于生命自由和机会的追求。他们努力把自己人中最优秀的送入上层、统治集团（就像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精英送入美国？），获取知识、权力、金钱，首先是获得命运重塑的自由和机遇，从而也使他们自己获得改善的希望。尽管人阔变脸，尽管一个个变成白眼狼，他们仍努力着，因为他们珍惜性命，珍惜机会。只有在生命本质的意义上，上与下，发达与穷苦的相通的。
任不寐等人的公开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攻击，更多的，则是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的嘲笑，和理性得可怕的分析，我惊觉我们并不总是“活在表层上“，而是一直活在丛林里，血腥、杀伐引来的只是快意长笑和更惊怖的狼嚎，是水浒戏里戏外的暴戾，是三国天下英雄争战的大智慧和升斗教众苟活的小心眼。自以为正当优越清白的君子们要么在林中沉默，要么一个赛一个比谁更有眼光，更能超拨出丛林而活在表层上。生命健康平易的态度是什么？朱学勤先生说要有一个低调的反应，我完全支持他的想法。
我在朱学勤等人的三点共识上签了名。我不再听新闻，不再看网上的反应。像往常一样对电邮只是匆忙得有点不过脑子地回复。对国际社会制度规则，我多多少少还有些信心。会有人忙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乃至政权力量自会发生作用。中国之君子更不会少自己一份儿热闹。正义、法律、平等、文明的走势、战争形式、国际关系准则，等等，将会让一些人嬉戏折腾时日的，从中衍生出职称、资本、教授、专家、大师来也不奇怪。我们社会里有太多的闲人，忙于做戏看戏评戏。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这一本身尚未确定的时间和生命行旅，其险恶和争执处，最易引起中国之君子兴趣，春秋战国以来纵横于人心，捭阖于诸侯的生存方式使他们热衷于做结论，他们主要的智力思维用于为人类勾画蓝图，做出评价。这种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也许不仅仅是站在人类的高度为文明作总结和预言，也不仅是要参与发达世界的文化建设，而且确实有为自己和同胞服务的愿望。我能移山倒海，我改变不了你的心性。我尊重你。我在一边为世代无助无着的穷苦黯然伤神，那里有我下岗的兄长、种地的姐妹和几乎重走我曾走过的艰难求学之路的至亲和乡邻的孩子，我为我的社会（南宋、明末、拉美、印度甚至伊斯兰原教旨等一切原教旨主义）的锁定状态发愁。这一沟绝望的死水。
五
当专制的亡魂借力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演化时，专制社会的我们又有何作为？当我们并不是像所有感觉良好的上层精英者流一样不觉不自由，而是深感不能自由地经验和表达时，作为表达的我们又如何争取我们的利益，也即是彰显我们的存在？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诋毁自由吗？小学生遇难，我们可以说话吗？经济学家政客似地为农地私有争论不休，文人为乡一级政府是否取消犹豫不决，我们能够努力，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政策之上产生农民利益的代表吗？厂矿爆炸，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我们能协助严惩凶手吗？出租司机罢工，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他们的困境？
必须检讨我们自身，因为我们身染病毒，任何姿态都不会是勇敢而只是小丑二丑或大奸。必须诚实。要知道，高考中践踏制度的就有我们白发苍苍的老师，运用潜规则在工商税务办事的也有我们自己，专制的亡魂也寄身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个狼种也是我们的。李慎之曾告诉我，他目力所及，只有茅于轼先生算得上君子，为几百块的稿费还去税务机关交个人所得税。但是，这类君子只是我们传统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话少有在今天这样生动而真切。天下，不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赖以存身的环境，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吗？在西方文明这一强势文明的竞逼态势面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社会衰朽不堪，专制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做人的方式。因而，对匹夫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做一个文明的现代的中国人，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如果人们无视任何公正的获得，运用其相对主义理性无视普世价值并以为问题才具有普遍性，那么这种文明状态就不可能产生。国际社会所以要把恐怖、贩毒等问题看作是全球性的，是因为那背后有着对生命价值的承认。
为什么匹夫有责？因为珍惜生命自由的人们多要流亡，因为天下已亡，因为我们的天下败亡得如丛林，如地狱，以至于只能用被定义得非常好来称赞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定义其中。我们的确跟美国等社会不一样，在这片丛林里，最为人注目的仍是虎豹豺狼，是如帝王将相和如帝王将相一样的现代领袖，是才子佳人和如才子佳人一样的现代都市的成功男女；而在另外一个社会里，历史中的英雄早已退居背后，他们关注的多是大事件中的普通的律师，是战争中的大兵瑞恩，是珍珠港里的普通的青年男女的世界。在我们这里，官压吏，吏压民，民压其妻子。孩子服从父母，父母服从学校，学校服从金钱。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等级严明，环环相扣。我们并不麻木，我们不觉不自由，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不仅有屈辱，我们也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支配他者，有希望对他人行使自由。反而是异行、灾难、穷苦与我们相对时，我们视而不见。在这样锁定的没有时间的国度里，好像生命、自由、民主等等真的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跟我们的存在无关。
不无讽刺的是，我的一些朋友生活在定义得很好的地狱里，更关心的乃是地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权力的盛衰，金钱的形式，知识的谱系，是所谓的等自己去领取的荣誉和使命。我虽然说自己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可很少敢忧大人先生们之忧，用顾炎武的话，那是肉食者所谋之事。我们自己努力的，应该是让自己活着是一个人。
必须承认，在单一地攻击专制文化之外，我还看到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建设工作。那来城市谋生的高考落榜青年办起的找工子弟学校，杨子立徐伟等大学生们为农民义务服务，去荒漠种树的中国公民，到乡村和城市社区帮助人们进行自我组织管理的朋友，等等，在这些平实的努力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检讨起来，即使从书生的角度讲，做一个人对我而言仍是需要努力的。因为稍不留意，我就滑入了我所憎恶的鲁迅言及的做戏的虚无党里了。
歌德和托马斯曼都曾骄傲他们自己的时代，以为在他的时代里，一切世界大事都已经发生了。我很羡慕这种做人的自信。只是对今天的人类而言，一切仍不确定。我们可以说，还早，世界大事远未展开。但看戏的必要性也会妨碍我们思考和行动，甚至会造成我们冲动地轻率地发出嘘声和欢呼。我就犯过不少错误，例如对法轮功，首先我怯懦地没有说话，其次我错以为会有众人的参与尤其是知识界的介入修正而成为我们反省清算自己的信仰活动，想到我也是血肉铸造的长城的风景的看客，我就羞愧。也许这清夜之思来自白莲教时代的一个秀才思想。我们又有什么文明可言。我稍能宽慰的是对网络热的判断，对申奥的判断，对万言书作用大小的判断都还无大错。但是做一个生命的看客又有什么了不起。离开对生命本质自由丰富的尊崇，我们的任何言行，由国家、主义、问题、概念叠架的东东都可能是虚无的危险的，都可能是以他人为手段的。我一直希望我和一些朋友们能反省网络热、媒体热时的错误，我们最优秀的青年精英们都投入其中，编编故事就以为进入文明社会和美丽新世界，这在社会心理和物质层面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它破坏了我们的存身其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但是，虚无党们总以为自己投身其中对他人无损甚至一不小心撞上大运成为王志东张朝阳李泽楷一流，虚无党们的第二个特点，他们永远是对的，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错。他们翻云覆雨，时代社会为他们左右。正是这种风气所及，教育一蹋糊涂，更遑论一代代的青年走上社会后就与理想、生命告别，社会盛产知本家、大师、行走文学作家、执行官、主持人，唯独少有人的性情，他们展示的，只是告知他们是有钱的、有权力的、有学问的、有理性的、有偶像的，就是无能告知他们是有生命的。我们的教育是一个灾难，我们的媒体是一个羞耻，我们的交通是一个笑话.....
六
我在重复自己以前的文字，重复自己的青春心境。我能说出什么新花样吗？似乎没这样的本事。在给朋友们的电邮里，我也只是简单地答复说，“对整个民族而言，国是也许并不艰危，值得言语的也许只是义与不义－－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近十亿人的生死，近十亿人的死活不算什么，又算得了什么；的确，在现代国家机器面前，平民、底层、边缘是忽略不计的。而恰恰是在正当和公义面前，整个上层，整个精英多混沌地过日子，甚至给出了表象升平或胁从的声音，这样的日子也似乎能长久到永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有违人的良心一面的，何况我们听任它向劣质一面飞速前进，何况专制的机器充分地利用了它们。一代人已经定型，下岗、中坚、成功名者，另一代人重新起步，探索、争执、耗去青春，坚定不移地走向中年的虚无。。。。。。我们的根基太脆弱了。这个民族里只有极少数人对自在知识的逻辑和生命本质的自由丰富有着了悟，大多数人中的上进者终其一生跋涉在知识与力行的泥泞之中（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学会做人；其秘密不过是生命和文明的劣质逆向发展；中国文明最好的一面不过在借历史之手抒写精英们一代又一代向人的常识挺进而失败的文本，每一代精英都有自己的良善的表现，其表现不过是一次次从零起始向人的常识走了五十步或一百步），更遑论更大规模的不知不觉者们“。
是的，更遑论更大规模的跟风草伏者们。我做不了更多的。对这个叫中国的社会，我是很有些无奈的。虽然生命之于我，诱惑也仍多得足够让我感觉人生短促、一生不够。我想找人写反映农民进城的小说；我自己想写一部武侠小说；也许还有人会给机会让我办一份太平洋月刊；我还想跟张守礼先生一起推广移民的概念，农民进城不是简单的打工行为，还有移民的准备及其创造的生命顽强壮盛的移民文化，我们应该平等地称他们为移民，在城市里为他们准备一个地方让他们有所归属；为我的当代汉语奖寻找资金；如果可能，我还希望能在中国设立穆旦诗歌奖；如有条件，我希望能隐身在这个城市里读一遍诸子；我还想到一所学校教书；我没走过什么地方，我还想能畅所游历我们的山水。
有些愿望永远只能是愿望，就像教书，我怀疑我是否能教导少年儿童了，张守礼先生提供的孩子们作文，我已经无能判阅――――
“我的家是很贫穷的，前几年穷的连饭吃都没有，这几年还能吃上一碗饭，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来到了北京。“
“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
“随着改革开放，党的政策好，我们的学费越来越多。“
“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
当然，我虽不能事事都做，事事做好，但有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仍会尽力的。我不希望暴力革命的发生，我一度指望能有精英们（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我更知道，事情只能是一点点地做来的。
我就这样时刻咀嚼着社会和自己的内心，我隐身于这个大都市里，我的世界又小又寂寞，有时候睡到不知时候的时候，驾言出游，我穿越钢铁水泥森林，确实恍惚如散步于青青的草地。虽然我知道，时代、社会、历史仍在向前。就在我们喋喋不休或看戏做戏时，有人已经做了很多事，实实在在的成果在努力消除天下的不平和灾难，在保证世界的中和平安。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环保等领域，就这么在演生化育天下。我能做好一件事也是不错的，这是生命最低也最高的目标，因为这是在成就生命，它需要我坚强持久的努力。穆旦有诗，这才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已经不再狷狂，不再愤怒，我弃绝名词概念，我不再关心同行，我不看圣者的脸，我厌倦了真理之声。我年轻时写诗说，我们惟一拥有的智慧是谦卑的智慧，惟谦卑无止境。
七
由＜异行＞开始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似乎离题万里，我忘了说明异行了；甚至那天想起的一以贯之的历史我也忘了，孔老庄墨陶渊明汤显祖徐文长李贽们是异行，陈胡鲁蔡们也是异行。在这个专制的社会里何止只有这一类异行，还有五斗米教、白莲教、法轮功一类异行（它们是对这个民族的精英群体无望的控诉，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彰显精英们的耻辱），还有群氓一类的异行，还有乞食一类异行，我就写过“我的乞求声明“，庄子陶潜的乞食已为人周知，南宋的词人是给人抄黄牛经混食，胡适之晚年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寄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先生语）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正是中共发展壮大的时候，他却流落到四川给一地主家抄家谱为生，我的朋友王康参观陈先生晚年居所，在留言簿上写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漂流。为谁作家谱，痛煞后来人“。痛煞吗？未必，我的＜异行＞早已公开出版，只是已更名为＜我看见了野菊花＞。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