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无赖的末流
余世存
“世界警察”还是很敬业的。它真有一点世界眼光，地球上的各国、各地区在它那里都有“考量”。如果我们夜郎自大得对非洲甚至亚洲的邻居国家的模糊相当于我们对贵州、兰州的模糊的话，那么美国人倒自大得绝不含糊，它以为它对全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因此，每年它有一份关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权报告，它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打听别国逮捕了多少记者、异议人士，使用了多少童工，是否出口劳改犯人的产品之类。说实话，很多事连当地居民都不知道，在不觉不自由的奴隶生活里，人们甚至会觉得美国人报告的是天方夜谭之类的神话故事。怎么，几个大学生被政府抓了，会有这样的事，现在还有这样傻的大学生？但我确实见过在显得异常平和的地方，例如什刹海，有警察说，这里不到一个月已死了五个人了；在朝阳区一条街上，有人说，这里刚抓了一个小盗贼，这里还出现了一头牛狂奔的场面。听者都诧异极了，当然，最终把这些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好材料。美国人的报告实在也有这方面的作用。但美国人的报告实在也不止这方面的作用，它让一些国家害怕了。作为警察，从维持治安的角度考虑，它还提醒人们，社会上有一些不良分子，有一些敌对势力。听说，我中华文明古国，今天以“中特”立国的政府，很有幸地多次让这位警察列为“流氓无赖国家”。听说，只是听说，美国当
这样的
“荣幸”在我这样的“爱国贼”听来很不舒服，我本能地想梗起脖子骂警察一顿，可是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跟警察叫这个板实在算不得勇敢，也只有自惭而退。中国人的心理和事实，警察也是光棍，警匪一家，什么时候是好东西了。可是只要警察确实是在公众面前训人，公开地勇敢地指认惩罚小偷流氓，后者又能怎么着？有羞耻心者早在公众面前把头低下去了--左邻右舍最好别来撞见啊。是的，我虽然麻木，羞耻心还是有的。这就促使我来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么伟光正的国家在别人眼里是一“流氓无赖”。这不是活颠倒了吗？难道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召唤、语录、理想全是发昏、胡话、阴谋。我不能否定我自己呀，想想“流氓无赖”是指国家政府，虽然指的是我们的“人民政府”，但跟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我自己是否流氓无赖就至少属于“无罪推定”了，那么，我就还是清白的。听说，这心理也是相当多的
“人民政府”的公务员们的心理，虽然“人民政府”是“流氓无赖”，但他们个人是无辜的，他们都还是正常的人，他们有不得已，他们甚至有改变乃至革命这流氓政府的雄图远虑，例如江泽民先生、朱容基先生就曾被指为“亲美派”，可见制度之下人的因素是多么活跃，多么难测。流氓的是政府，无赖的是制度，人是聪明的、智慧的。所以，中国人一方面为主子为高官为能吏，一方面为人夫为人父为朋友为人杰。但这些听说却让我在幻觉里生起了恐惧和淡淡无尽的哀愁。虽然说
SO WHAT，但生又何欢？莎士比亚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这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而已。我想起我写的那些文字了，那么多的废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在纸质媒体上发表者不过十来篇，但在网络媒体上还是被张贴了不少，到现在为止虽然似乎只有王俊秀先生一个读者，但这些随风而逝的文字不是在流氓无赖的国度里鼓噪了几声，增添了几点热闹吗？也许自己人和外人还觉得这里有生机，有活力，有人气，我也帮忙出力了啊。但我实在是不愿帮忙一族，虽然中国向来是父偷子隐，权也，直也，孝也，但我实在只愿看到强盗流氓们被绳之以法，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就像
“米老鼠”被抓到海牙法庭去一样。天下人要自由地幸福地过活，哪里还由得了流氓们来作威作福？但又实在的，我看到在中国，“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这是值得恐惧的，我无意之中作了
“流氓无赖”的帮闲了。是啊，这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真的是繁荣得可以了。几万作家，几十万文艺工作者，几百万科研工作者，几千万知识分子，还有在影视热、网络热、传媒热、后现代热里应时而生的明星、大师、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七十年代人、新新人类等时彦俊杰们，这社会不是进化到顶了吗？繁荣啊，娼盛啊，明天更美好啊。这里就有罂粟花，就在这里跳舞吧。但是，还是有人砸锅卖铁地逃离这里，还是有更大规模的饥饿、贫穷、病疫、灾苦在这土地上发生，还是有警察向全世界通报了我们不知晓的同胞被蹂躏、被损害，并在我们不知晓的地方
“暗暗地死去”，还是有王俊秀先生这样的观众在每天制造天文数字的汉语文化里感叹，“寂寞啊，痛苦啊，生活在中国太没意思了。”还是有无数的禁区：信仰的、读书的、科学的、正义的禁区让我们无能于经验并禁止于表达。那么，我参与的如此繁荣的当代中国文化究竟是为的什么呀，难道像伺候主子的传统文化一样，全不过是伺候流氓无赖的东东？但是，我确实记得我小时候是纯洁的，有义的。全家和睦，兄弟姐妹都憧憬着未来，我们知道是非，懂得善恶，我们努力工作以期生活幸福。上个世纪的80年代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是在一种极权的政教合一的家国氛围里开始现代起步的。
“读书无禁区”是教徒信众们小心而大胆的求索口号，里面有无奈，有真诚，有外人难以理解的愚忠、执着，以《读书》杂志为代表，中国的精英群体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努力在砸碎中国人身上的神学枷锁，祛魅，以进入现代文明世界，做一个现代人，自由、平等、理性、尊严，等等。说起80年代，那确实是可歌可泣的而永不再有的年代，那是思想的年代，情怀的年代，是实践的年代，力行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确实怀着理想在寻找创造幸福生活。家庭伦理、清教伦理等等一旦失去信仰的基础，其寻求自由、自力更生的热情是巨大的。家庭联产承包、反官倒、竞选干部代表、方法热、文化热、启蒙热，等等在纯粹幼稚缓慢然而坚定地要求做人，学习做一个人。我曾经称赞中国的精英群体在80年代用人道主义消解了极权主义，90年代用自由主义消解着专制主义。虽然有思想“深刻前卫”的学术大师和青年文人揭露说，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官民之间，群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有共谋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但确实，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发生了质的变化，只不过远非学者思想家们所标示的那样。以六四事件为标志政教合一的国家出现了公开的分裂，理想破灭了，“我的父亲母亲”或红脸或白脸，或哄骗或打压，“我的兄弟姐妹”分成了三六九等，受着多重的统治、剥削、压迫。理想的遮羞布一旦撕开并扔掉，中国露出了统治与被统治、主子与奴才奴隶、流氓政府与黎民百姓的本来面目却是最为真确的事实，也是最为重大的事实。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乃是中国社会重要的问题，中国人面临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乃是首要的责任。共谋的新自由主义一说倒实在是文人学者之流二丑艺术的表现。但文人学者的伎俩尚不止于此，他们是智识阶级，聪明，智慧，而善于在不能做人的国度，做一个成功名者，坐稳坐实一个好位置。以《读书》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主子露出嘴脸后，开始顾左右言他，学术、思想史、武侠、东瀛、巴黎、英伦眺望，花草之类，成为了精英们一时谈论的话题。也许留心的读者都能留意到这其中的变化，作者的变化，文章的变化，不易察觉的掺砂子的办法，用学者们
“本质主义”的观点，那些有血性的、与时呼吸的一群被“雨打风吹去”，那些在书斋里正寂寞着的一群粉墨登场了，国学、风雅、传统、后现代，大学问和小点缀。到今天，一个畸形的根本不能称为市场经济的市场自然也接纳不了的王世襄老先生，也跑到文化里来了，家具、饮食、鸟类、虫鱼，这是真正的文化啊，曾几辈子受穷如今有些发达了的中国文人忽然发现生活的艺术、中国的文化原来有这么精致和美妙。对这一路文化景观，我原以为只是帮闲，回过头看这热热闹闹的文化实在是帮忙帮得紧了。虽然，很快就有一批市井无赖跳将出来帮了更大的忙，“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谁”，《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一时间风行海内，精英们为此还很不高兴，因为抢了帮忙的风头不说，还丢了知识清高的身份，但争争吵吵一阵儿，这知识精英跟文化流氓相安无事，合流繁荣我们时代的文化事业了。正是在帮忙文化的繁荣里，据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已强大得可以威胁别人了，发展得该
“思源”“思进”了。那些下岗的工人呢，那些打工的农民呢，那些练功的百姓呢，那些年轻而崇尚自由却无法表达发声的心灵呢。“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平民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但假如我们这么说了，智识分子又会来别扭说，不对，这是民粹主义的论调，民众也要警惕的，他们哪里是花鸟了，他们也是愚民、暴民和看客的材料。总之，对于无声的中国，对于罪与苦的民众，对于理想的青年，横竖都是智识阶级的态度是有理的。在中国的智识阶级眼里，北京上海已经后后现代了，美国又算得了什么？整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还应反思检讨呢，至少对其评价还是未定之数，更不用说五四了，它们又怎么能作为我们社会确定的理想、标准、目标和参照？这层层奥进的语言谜宫真是帮大忙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那么，在聪明人眼里，中国人，你们又起什么自由之哄呢？智识阶级的态度就跟其他阶层集团例如权钱的力量一道，为一切主子，老爷和少爷们，洋人和高等华人们，准备了征用和享用的大宴，中国的民众，有理想的青年，中国的历史，有灾难的现实，都是这些主子们享受的好材料。90年代以来的文化就这样又回归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融入世界文明之流。后者的表现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跟警察公开叫板，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文明世界的世道人心持据说真正
“批判”的精神。从前者来看这种文化，我们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体制文化，以前叫官学，或廊庙文化，据说这是吃人家的饭，不帮忙也得帮闲，所以，这一类文化现象既伺候主子，研究着治人术，又有充任和稀泥的功能，比如稳定论，不得已论，发展是硬道理论，代价论，分享艰难论，中国已将并正将强大论，等等。一类叫山林文化，又叫民间文化。这类文化虽然博得了独立思考、为民众代言一类的好名声，但身在山林、江糊，“心存魏阙”，虽然穷窘却关怀兼济天下，中国如何统一，亚洲如何发展，小布什总统如何小气，西方世界如何走入死路，等等，全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所以，我们的民间文化几乎就是体制文化的影子，听我们的草根知识分子、社会青年、出租司机、市井人物们谈论的都是什么，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台湾、申奥、党过生日，等等，你就知道民间文化实在无独立可言。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之中，我这样的“理性思辩”不很发达的人也会讲一些道理，谈论一些战略；自然，我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孩子，再来体验并表达今天的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也绝无可能了。民间文化的特色尚不止这一点，如果说体制文化伟光正，它永远是有理的话，那么民间文化主要还是它表现得花团锦簇，五彩斑谰，它永远是有趣的。例如它经常地会告诉你农民上网，亲子鉴定，刘德华挑战性感极限身上只穿一树叶，丧尽天良的弟弟把哑姐抛入溶洞，四小旦入党，大学生无耻无聊，等等之类的社会热闹，让你满脑子满肚子都是性感极限，无聊有趣之类的货色。中国人的生命也就在这有理和有趣的文化里消磨掉了。当然，也有不能等下去的人，既不能有理地帮忙，也不能有趣地帮闲，这些人或是悲哀，或者愤怒，现在有一类青年中年叫愤青愤中，大概不少属于这种情况。看这两年为炸使馆、法轮功、入世、撞机等事件，网上那些痛骂某人为李鸿章，某部为卖国部的文字，那些恨不能中国成为军营式计划管理，把中国凝聚成一只拳头的网站、论坛，就知道这些人“报国无门”“欲帮无处”的急切和悲愤了。博雅的君子或者会来反驳说，不对的，中国的市场毕竟在从畸形走向健康，中国的学者们也在潜心学问，在研究室里研究着中国的伟大的道路，你怎么能说中国的文化只有帮忙帮闲两类呢？对于这一类质问，我也许会承认我的错误，但除了忽视帮凶文化外，我不会承认别的。因为我的眼界所及，我只看到了这些，那些看不到的，在自己的书斋里研究实验着中国道路的学者们，那些切实努力要以实业改变中国面貌的企业家们，也许跟我谈论的有理想的青年们一样，是不大可能作为文化的面目出现的罢。至于说中国的文人学者们潜心于自己的志业，我之所见可实在不多。我在不少地方谈论过我对当代的文化要人们的看法，我那时只是客气地说王元化季羡林们为野蛮，只是客气地说汪晖刘小枫们为唐吉诃德，为糊涂无知怯懦，我还没有准确地命名他们为帮忙帮闲，为二丑。假如说90年代初从书斋里跑出来的文人们改变了言论空间的质地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言论空间和工具，例如网络、媒体，则使学院里的人跑了出来，他们一向瞧不起媒体知识分子，但这一次，他们却把那些最高深的最艰涩的只能秘传的
“真理”，把那些动辄万言十数万言的“学问”和“思想”在大众媒体上不遗余力地发布出来。在他们的学术、思想、真理、爱与正义的热烈展开里，中国没有了，真相不见了，现实没有了。至于说中国的市场，是的，这两年中国的市场里格外热闹，新经济、知识经济使一二十岁的青少年受益匪浅，他们占据了主编、主持人、编辑部主任、总经理、首席执行官等社会的栋梁位置，他们在制造文化现象，但他们是否在创造新的文化呢？我的答案也仍是否定的。他们并不是在媚市场，他们仍是在媚权力；他们不是在媚民众，他们仍是在媚俗。他们制造的文化仍是一种帮闲的文化。只不过方法表现形式巧妙得多，以至于一般人看不出来。
这实在是可悲哀的事，但在中国，似乎又不值得悲哀，这大概是帮忙帮闲的结果之一，让人在奴隶生活里悲哀不起来，有时还会陶醉其中，并赞美起来。例如给党过生日，是不关农民等人的事的，但中国的城市却像一个大单位一样，全是生日快乐的表示，不听不看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种帮忙帮闲的现象将会是长久存在着的。因为这是
“中特”道路，是中国的文化。不看不听这种文化，也就没有东西视听。外国的东西进来了，也只能成为享受而不是生活行动着的力量。就如现在，哈耶克、哈贝马斯、哈威尔诸公在中国学界可谓如雷贯耳了，但我们又实在少有肯低下他那仰视哈哈哈的尊脸来，看看中国正发生的历史进程和现实个案，写它几句的作者，我们倒是享用哈哈哈有十来年了。这种人就是跑到警察或其亲戚家去，学得了一两种生活习惯，甚至拿来了一本书，一顶帽子，来向自己的同胞展示的一群。他们读了那书，他们是智识精英了；他们戴了那帽子，他们沐猴而冠，不再是供人观赏的奴隶了；他们学来了生活方式，他们是文明人是高等华人了。但要命的是，他们会对我们说，你们要过这种生活，你们傻了吧；他们还会对我们向警察及其亲戚挤眉眼，做鬼脸，他们告诉我们，那世道是不对的，警察要倒霉的，有一天中国要来维持世界的太平的。因此我们中国人至今不肯老实地承认警察的地位，总认为里面有鬼，总认为自己也能当上当好警察，总认为自己是个人物。这种二丑实在是更高级的帮忙帮闲，所以说中国不帮忙帮闲的人确实不多。从我的希望而言，我有时真的希望有一个希望叫做报复，虽然我今天只能如此表示，即使真是为了生计，在中国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也就是好的。中国的老百姓不把流氓无赖叫做人，他们经常称之为鬼，那么做鬼的帮忙者，也许是鬼的鬼，或鬼的鬼的鬼，在中国那也是有名字的，叫魑魅魍魉，等等。我所恐惧和悲哀的，是自己也做了鬼魅，从80年代的祛魅开始，到现在我们自己也成了鬼魅，我们仍未进入文明状态；我想做流氓无赖也不能够，我做的只是流氓无赖的末流，是鬼的鬼，说不定只是鬼的鬼的鬼。那真正至高的无言，才有了中国大大小小的群魔乱舞。是的，上帝无言，百鬼狰狞。
2001年7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