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孙随笔
陶元珍著
目 录
耦牛及直辕犁 汉代槁税 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汉官月俸非西汉之制
借荆州原委 山越人之体格 南朝藏书家 裹蒸 倾盖 早粥之起源
唐府兵每团兵数 张江陵游衡山年代 楚宝张居正传校说
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物价及工资 徐霞客游记中关於黔国沐府之记载
明初人发明泅水袋 蜀人白巾帕首之习 明神宗之死 烟草之异名
河北硷地问题 中国对外丧失法权之始 白旗 中国人最早至英国者
绍兴幕友 中国最早之铁路 翁同和称赞谭延（门内加岂）之书法
荷兰牛输入中国之始 中国有水雷之始 金安清之外交见解
戴子高之鄙行 陈仪先君轶事 李鸿章奏稿自订本 肃毅刀
清仁宗赐英王敕谕原件 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
潘钟瑞庚申噩梦记及苏台麋鹿记中关于太平天国历法之记载
大成教之远源 天堂路通碑中之洪大全--
洪大全确有其人之铁证天德王金像--
洪大全地位特要之铁证龚定庵遗诗 雷以（言旁加咸）与厘金
耦牛及直辕犁
吾国古代未用牛耕之时，恒两人并耕，二耜两人为耦，如论语谓长组桀溺耦而耕是也。迨牛耕发明，初仍沿耦耕之习，两牛并耕，二犁两牛为耦，而以两人牵牛，一人将之。如汉书食货志谓赵过用耦犁，二牛三人，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谓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吴志孙权传载权报陆逊语谓车中八牛，以为四犁，是也。耕，必备二人两牛三人，良非易事。犁尚易具，人牛难得。今农人耕作，均以一犁一牛一人为一单位，盖两牛并耕之法久废，牵牛之人亦久巳去而不用矣。惟荒僻之区，尚有用两牛并耕者。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六日印行之申报图画特刊第五十一号，有庄学本君所摄西戎现状照片数帧，均四川西北部松潘一带番人生活实况，颇足珍贵。其中一帧为犁田之影。即系两牛共轭。拽犁并耕。此在内地人视之，诚属罕见，惟所曳仅一犁，又无牵牛之人，与旧法不尽同耳。
耕犁初用直辕，后乃易为曲辕，曲辕远较直辕为灵活，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谓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要术注谓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长辕犁殆即直辕犁也。今观庄君摄影，番人所用耕犁，辕长而直，扶犁伛偻随牛，几至匍伏，厥状甚艰，犹存古法。政论及要术注所述当时辽东及济州迤西耕犁形制，可想见矣。
汉代槁税
汉书贡禹传谓禹又言“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攘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槁税。颜注”槁禾，秆也“是汉代取诸耕地者，田租之外，复有槁税。民输槁税於国家，犹今佃户纳稻草之属与地主也。槁税始於西汉何帝时，当难确定。贡禹上言在元帝时，知至迟元帝时已有槁税，据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诏赐农民今年税租之半，又据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所谓税，或即槁税，若然，则远在文帝时已有槁税矣。至东汉时，槁税遂明见於诏书。如后汉书章帝纪记永平十八年兖豫徐三州大旱，诏勿收三州田租刍槁，又元和二年幸太山，诏复博奉高赢，无出今年田租刍槁，又和帝纪记永元四年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槁有不满者，以实除之。又永元十三年诏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槁，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又永元十四年七月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槁二岁。又同年十月诏兖豫荆三州被水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槁，其不满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粮及田租刍槁，皆勿收实。又殇帝纪记延平元年郡国三十七雨水，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各实所伤害，为除田租刍槁。又安帝纪记永初四年诏，三辅比遭寇乱，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槁。又延光三年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於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槁刍。又顺帝纪记永建五年诏连年灾潦，冀部尤甚。令勿收今年田租刍槁。均其例证。刍槁即槁税也。槁税与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并列，重要可知。后汉书光武纪上
云：“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记逋租於（严）尤，尤见而奇之。”李注：“逋违也。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东观汉记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槁钱若干万。案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谓王莽篡立，刘氏为王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又汉书王莽传记莽於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从群臣请，命诸刘为侯者以王多少就五等之差，厥后夺爵事则未记。今据东观汉纪，知刘氏诸侯降爵，不过易厥称号，夺爵之前当仍食本国租税，改食孤卿禄，恐未见诸事实，又夺爵当在地皇二年，故敞尚有地皇元年十二月以前租槁可讼。据此，王莽时槁税有折纳钱者。槁之为物，不直远运，王莽前及东汉时当亦间折钱，不必悉纳实物也。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汉官月俸非西汉之制
汉官百书公卿表颜师古注
云：“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案颜氏盖据东汉之制以注班书，西汉之制不若是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又成帝纪阳朔二年记云：“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又外戚传序云：“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是阳朔二年以前有八百石秩及五百石秩。颜氏未列此二秩之俸，其不足尽西汉一代之制可知。此尚可谓颜氏所述乃西汉末期之制。然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六年记云：“春正月，诏有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减於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於旧秩。”则颜氏所述纵系西汉末期之制，亦应与东汉之制不同。而后汉书李注引续汉志云：“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两者相较，惟千石月俸颜氏所述较后汉书注引续汉志多十斛，比六千石月俸颜氏所述较后汉书注引续汉志多五斛，又颜氏所述有比千石俸，后汉书注引续汉志无之，余并相同。其六百石以下月俸并不较东汉之制为少，比六百石一秩且略多，显非西汉之制矣。传本续汉书百官志记东汉百官月俸多误字，不如李贤所见本之善。以二者互校，异点有三。比六百石月俸传本续汉志作五十斛，后汉书注引续汉志作比四十五斛，四百石月俸传本续汉志作四十五斛，后汉书注引续汉志作五十斛，比四百石月俸，传本续汉志作四十斛，后汉书注引续汉志作四十五斛。三处均应从后汉书注引续汉志，盖三百石月俸亦为四十斛，比四百石月俸不应与三百石相同，依此类推，四百石及六百石月俸亦不应与传本续汉志所记之少也。故~余於此即以李贤所见本为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仅记官秩而未及官俸，官秩虽以石数为别，而实际所给俸额，未必即与石数相合，详情若何，盖几不可考知。后世言西汉官俸者，每以颜氏所述为据，此所谓以前人之失而不自觉也。汉书东方朔传记朔语
云：“朱儒长二尺馀，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馀，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又贡禹传载禹上书云：“陛下过意微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绘绵絮衣服酒食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好，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又成帝纪绥和元年记云：“夏四月，以大司马骠骑大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颜注引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钱月四万也。”是官俸折钱之制，不始於东汉，西汉已有此制，特拆给钱数与东汉不同耳。又则见西汉官俸之外，岁赐极厚。此类材料，惜不甚多，而片羽吉光，洵属可宝，倘详加搜采，未始不足略存西汉官俸制度之梗概也。至东汉官俸之制，虽略见续汉书百官志表注中，然东汉自永初以后，官俸累减，后汉书安帝纪顺帝纪及桓帝纪并有记载，则欲明东汉一代官俸制度之详情，仍属不易。史阙有间，可胜慨哉！借荆州原委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七借荆州之非条，谓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并非当日情事。案孙权确曾以土地借与刘备，瓯北之说，实未尽当。据吴志孙权传及周瑜传，建安十四年曹仁退走，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江陵遂为孙氏所有。刘备虽与周瑜程普同追曹操，（瑜传注引吴录）江陵下后，备仅得南郡江南地而立营於公安，（瑜传及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并未据有江陵也。厥后瑜诣京见权，建议取蜀，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道於巴丘病卒。（瑜传）时瑜部众犹在江陵，瑜虽卒，江陵固仍为孙氏所有也。瑜临卒，上书荐鲁肃自代，既卒，权以肃为奋武校尉领瑜士众屯江陵，（吴志鲁肃传）守将虽易，尚未放弃江陵也。肃传
云：“后下屯陆口”，孙权传亦记建安十五年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至是江陵始由备军屯驻。权何故弃江陵而不守？此必权於是年以江陵借与备也。江陵乃荆州大城，南郡首邑，后为州治，故吴人张大其辞有借荆州之说，非毫无根据也。以江陵借与刘备，自系鲁肃建议，肃为孙权方面主张联合刘备最力者，孙权谓肃劝借地与备为其一短，（吕蒙传）应即指肃劝借江陵与备事。备得江陵，南郡境内江陵以西诸地遂亦随而归备矣。其时长沙零陵桂阳武陵诸郡并无关大局，备得江陵以前，虽已独力收取此四郡，仍不足以自立，至得江陵，而至势不可侮，则鲁肃传所记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事或可信，而权实大有造於备也。江夏郡本属刘琦，赤壁战后，北部归曹操，南部归孙权，孙权首任江夏太守为程普，普卒，孙皎继之。（吴志程普传及孙皎传）孙权据有江夏南部，初未得刘备承认。厥后权备於建安十九年中分荆州，江夏属权，南郡属备，此含有相互承认性质，尚为平允，而备独立取得之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亦被权横分长沙桂阳二郡以去，是表面上权备各得三郡，实际则备独蒙损失也。权於此尚不满足，卒於建安二十四年乘关羽北伐之际，更袭夺南郡武陵零陵，此由权立国江东，不得不争上游以自固，是非曲直可不具论矣。
山越人之体格
山越为越人之伏处深山者，殆无疑义，其体格颇具特点。梁书卷五十四记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论乃径还本国。案诸葛恪讨丹阳，即嘉禾三年至六年间讨平丹阳山越事。梁书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而所记孙权以黝歙短人男女各十人送论一节，则固可信。黝县即黟县黟本作黝。黟歙时并属新都郡，而新都本自丹阳分出，接壤密迩，同为山越巢穴所在，恪之讨丹阳山越，新都郡尉陈表即奉命与恪参势，（吴志陈武传）所谓黝歙短人，当即表所得二县山越，梁书以为恪事。由梁书所记，吾人可知山越人之体格，一般应均较短，黟歙二县如此，他地之山越亦可推知。更可知春秋时吴越之民体格亦必较短，身短则不惯用长兵，吴越人之喜用剑，与其体格固有关也。~余曩撰三国食货志，曾引梁书此条以明吴海上交通之发达，而由所谓黝黟短人足知山越人之体格一点，则未指出，兹故论及。惜关於山越人体格之记载，~余仅见此一条，诸家考山越者，前人如王鸣盛，近人如刘芝祥吕思勉叶国庆高亚伟诸氏，则并此亦未见。史文不详，有赖推测，虽山越往矣，不可复见，~余所推测，自信当不其谬也。
南朝藏书家
南朝藏书之风颇盛，藏书家之见於正史者，盖以千数。姑就南史所记者举之。南史谢弘徽传：“弘徽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数千卷书国吏数人而已。”又褚裕之传所谓裕之从孙彦回“（父）湛之卒，彦回悉推财与弟澄，唯取书数千卷。”（彦回褚渊字）又刘怀珍传谓怀珍族弟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又孔休源传：“聚书盈七千卷。”此藏书达数千卷者也。又文学崔慰祖传：“好学，聚书至万卷。”此藏书至万卷者也。又张裕传谓“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馀卷”又张弘策传谓“弘策子缅有书万馀卷。”又任（日旁加方）传：“家虽贫，聚书万馀卷，率多异本。”又王僧儒传：“僧儒好坟藉，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家书埒。”此藏书逾万卷者也。又~沈约传谓“约好坟藉，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又张弘策传谓弘策子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此藏书至数万卷者也。此犹皆士大夫之所藏也。南史梁昭明太子统传：“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又隐逸马枢传：“（邵陵王）纶甚嘉之，寻遇侯景之乱，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枢。”又梁吴平侯景传谓景字子昭“聚书至三万卷。”则萧梁一代，储贰王侯，收藏尤富。至若梁武简文以及元帝，三主相继，并耽坟藉，宫省馆阁之所庋藏，卷逾十万，洵可谓搜罗美备矣。其时雕版印刷之术未兴，书籍流传，全赖钞写，藏书千卷，已属难能，万卷以上，更为可贵。吴人不能以近世藏书家动辄收藏数十百万卷之标准衡之也。窃谓南朝藏书之盛，远过北朝，试观北史中极少私人藏书之记载，可为明证。如魏安丰王子延明“鸠集图书万有馀卷。”殆属罕见之例。南朝中，又以梁代藏书为最盛，前所举~沈约任王僧儒之流，皆梁朝士大夫也。南北朝时代，梁之文化最高，由藏书一事已可概见。惜值侯景之乱，东宫所藏图书数百厨皆或成灰烬，（南史贼臣传）然王僧辩既破侯景，犹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南史贼臣传）迨江陵之陷，梁元帝不欲藏书为魏所得，悉聚图书十馀万卷自行焚毁，（南史梁元帝本纪）而梁公藏之书遂尽矣。元帝一生好书，金楼子聚书篇中自述其详，其焚书，正爱书至於极点之表示也。公藏若此，私人藏书之损失更不问可知，故厥后隋文平陈之时，已无大宗书卷足供搜罗，图籍厄运，可胜道哉！
裹蒸
南齐书明帝纪谓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馀初不详裹蒸为何物。及至粤北，见食店价目表中有裹蒸一品，索而食之，则系以荷叶裹糯米成长方形蒸熟者。乃悟南齐书明帝纪所谓裹蒸，应即是物，裹而蒸之，故名裹蒸。粤中方音，多保存古音，其方言亦多保存古义，裹而蒸之即其一例也。
倾盖
粤人谓谈心为 Kiz-Kai
馀初不解何谓。继思其音与倾盖二字相近，盖即倾谈之意。“倾盖”一语，今人惟多於作文时用之，惟在粤地尚用诸口语，斯亦粤中方言保存古义之一例也。早粥之起源
俞樾春在堂随笔
云：“ 浙西人家，晨起皆啜粥。 乃观宋杜清献公文集有奏简云：‘今范锺令臣粥后过堂议事，臣筋力虽未强，只得从其言，在初八日粥后一往。若凌晨朝参，尚畏风寒，又当迟以数日。’然则晨起啜粥，宋时已然。且形诸奏札，则知当时上下通行，虽宫禁亦习闻其语也。清献公名范，宋理宗朝宰相。”愚案：东晋末刘裕起兵讨桓玄，裕党孟昶刘毅刘道规等帅壮士数十人直入玄青州刺史桓弘府，时天未明，弘方啖粥，众即斩弘。是晨起啜粥之习惯不起於宋代，远在东晋时已有此习矣。唐府兵每团兵数
通典官十一，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新唐书百官志及兵志，通志职官略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及兵考三兵考八，均谓唐折冲府兵以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领之。案三百人“三”字必误，否则於说决不可通。此可由数点证之。
通典职官十一，唐会要，新唐兵志，通志职官略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及兵考三兵考八，均谓唐折冲府上府领兵一千二百人，中府领兵一千人，下府领兵八百人。杜牧樊川文集原十六卫亦谓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若每团兵数为“三百”则“一千”“八百”均非“三百”所能除尽，中府及下府究应各有几团？此不可通者之一。
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均谓折冲府每府校尉五人。通典职官十一，新唐书兵志，通志职官略五，通考职官考十三及兵考三兵考八，均谓唐折冲府每府校尉六人。按每团校尉一人，诸书所记，毫无疑义，若每团兵数为三百，则每府兵数多至一千八百，少亦一千五百，与一般记载不合。此不可通者二。
通典职官十一，唐会要，新唐书百官志及兵志，通志职官略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及兵考三兵考八，均谓唐折冲府兵五十人为一队，队有队正领之。案诸书所记，每队队正一人，毫无疑义，若每团兵数为三百，则每团应有六队，即有队正六人。然旧唐书职官志谓唐折冲府每校尉旅帅二人，每旅帅队正副队正各二人。又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均谓唐折冲府每府旅帅十人，队正副队正各二十人。是每团仅四队，即每团仅有队正四人。四队合计，兵数不过二百，安能谓每团兵数为三百乎？此不可通者三。
愚案，唐折冲府兵每团兵数应为二百。每团兵数为二百，则前举不可通之点，处处均可通矣。以“二百”除“一千二百”得“六”，以“二百”除“一千”得“五”，以“二百”除“八百”得“四”，是上府应有六团，中府应有五团，下府应有四团。上中下府兵数以一团为差，因可知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所记每府校尉五人，乃中府之制，通典新唐书兵志通志文献通考所记每府校尉六人，则上府之制也。上府校尉六人，应有旅帅十二人，队正副队正各二十四人，下府应仅有校尉四人，旅帅八人，队正副队正各十六人。唐六典及新唐书百官志所记，每府旅帅十人，队正副队正各二十人，亦中府之制也。盖每府长官，折冲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以及每校尉所领旅帅，每旅帅所领队正副队正人数，虽不论上中下府均属一致，而每府校尉人数，则上中下府递有一人之差。校尉人数有差，上中下府每府旅帅队正副队正人数，亦遂有别。通典职官十一谓校尉下唯人数置之，意即指一府之兵数多，校尉以下官数亦随之而多也。每校尉领队正四人，每队正领兵五十人，六团合计，并未超过一千二百人之数，则每团兵数确为二百无疑矣。
据新唐书百官志，千二百人为上府千人为中府八百为下府之制，定於武後垂拱中，文苑英华载武後天授二年制，於郑汴许汝卫等州置府，兵皆一千五百，其时已在垂拱定制之后，千五百人当系千二百人之误也。
张江陵游衡山年代
明江陵张文忠公居正集中有游衡岳记及后记。（在明刻邓刻陶刻诸本卷九田刻本文集九）据知江陵曾游衡山事，明史本传及江陵子敬修等所述行实（附全集后）均未载，游衡岳记亦未著此游在何年。愚案：江陵游衡山乃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事也。
游衡岳记
云：“~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是江陵游衡岳在通籍之后。江陵成进士在嘉靖二十六年丁末（一五四七）则江陵此游年代至早应为嘉靖二十六年。江陵再乞守制疏云：“痛念臣父别来十有九年，虽陟岵之怀时时在念，而以国家事重，未敢言私，窃常自拟，俟皇上大婚礼成，暂乞一假归省。不图一旦奄至於此！”（明刻邓刻陶刻诸本卷四十一田刻本奏疏六）此疏上於万历五年，由万历五年（一五七七）上溯至嘉靖三十八年还朝以后，迄万历五年未尝归。万历六年（一五七八）江陵南归葬父，三月自北京启程，四月抵家，五月启程返京，六月抵京，其间决不能为远游衡岳之举。而游衡岳记有“及今齿壮力健”语，明江陵此游在中年而不在晚年。又江陵自万历六年返京后，未再南返。是江陵游衡山年代至迟应为嘉靖三十八年。由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凡十三年。更就此十三年详考之。游衡岳记记游山在十月，而嘉靖二十六年二月江陵已在京应礼部试，是月中试，三月廷试，是月成进士，四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十月授翰林院编修。（据明世宗实录）二十九年庚戊（一五五○）春始请告归。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三年中均无游衡山之可能也。二十九年春，江陵请告归。宜都县重修儒学记：“庚戊之春，
余用侍从请告归。”足证。（记在田刻本文集九余诸本卷九）是年有游衡山之可能。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至三十二年（一五五三），江陵在京供职，未尝南返，此三年均无游衡山之可能。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一五五四）江陵谢病归，三十六年丁已（一五五七）始复出仕。种莲子戊午稿序云：“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丁已，不佞再忝朝列。”足证。（序在田刻本文集八余诸本卷八）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三年中江陵有游衡山之可能。嘉靖三十六年江陵复出仕若在十月之后，亦尚有游衡山之可能。然江陵有赠霁翁尊师吴老先生督学山东序，（在田刻本文集八余诸本卷八）霁翁谓吴维云。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霁寰吴公墓志铭云：“遂名：曰维岳，长字峻伯，别号霁寰。……起补驾部郎中，寻以按察副使督山东学校。”足证。（铭在田刻本文集五余诸本卷十三）据明世宗实录，维岳自兵部车驾司郎中出为山东副使，提调学校，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知江陵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以前已返京供职，是嘉靖三十六年江陵无游衡山之可能也。嘉靖三十七年嘉陵奉命册封崇王，因归省。答崇王书：“先年肃皇帝使仆捧册立殿下为王。”（书在田刻本书牍五余诸本卷二十五）又种莲子戊午稿序：“今年秋以使归。”序作於嘉靖二十七年戊午（一五五八）检明史诸王世表及诸王传，崇王之能被江陵册封者，惟端王翊（金旁加爵），翊袭封年代，正为嘉靖三十七年。均足证明此事。是年嘉陵有游衡山的可能。嘉靖三十八年嘉靖还朝未悉在何月，或亦有游衡山之可能。自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十三年中，江陵有游衡山可能之年代，惟二十九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六年。更就这六年考之。游衡岳记
云：“十月甲午，从山麓抵岳庙。”检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辛酉朔，推知是月无甲午。三十三年十月戊辰朔，推知是月二十七为甲午。三十四年十月壬戌朔，推知是月无甲午。三十五年十月丙戌朔，推知是月初九为甲午。三十七年十月甲辰朔，推知是月无甲午。三十八年十月戊戌朔，推知是月无甲午。是在此六年中，又惟嘉靖三十三年及三十五年有游衡山之可能也。更就此两年考之。游衡岳记
云：“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来诸峰间，足穷於攀登，神疲於应接，然犹未尽其梗概也，聊以识大都云。”又江陵有宿南岳寺诗。诗云：“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颠。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燃。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田刻本诗五余诸本卷五）游衡岳记云：“遂下兜率抵南岳。”又云：“又从庙侧东转十余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是宿南岳寺确作於游衡山时。江陵游衡山仅历八日，而及见月圆，则第一日甲午必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甲午在上旬，而嘉靖三十三年十月甲午则在下旬。知江陵游衡山必在三十五年无疑也。游衡岳记载十月甲午从山麓抵岳庙宿，次日乙未宿观音岩，次日宿嘉会堂，次日晓起阻雾，复止三日，冲云而下。第七日则未言宿何处，以宿南岳寺诗证之，知第七日宿南岳寺，第七日宿南岳寺而适见月圆，第一日甲午应为初九。而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甲午正为初九，愈足证江陵游衡山之在是年。江陵游衡山在嘉靖三十五年，又可以同游之人证之。游衡岳记云：“余与应城义河李子先至。”义河乃李幼滋别号。据明世宗实录，幼滋於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以行人授刑科给事中，三十二年闰三月升户科右给事中，三十三年六月，升礼科左给事中，三十五年三月掌吏部事大学士李本奉诏考察不职科道官共三十八人，幼滋名在浮躁之首，罢归。是幼滋与江陵同游衡山，正在野时也。若江陵游衡山在嘉靖二十三年，幼滋方在朝列，安得与江陵同游哉？！江陵游衡山之年代既考知为嘉靖三十五年，其游山诸作年代亦遂可定。江陵游衡山诸作列目於后：⒈游衡岳记及后来居述记，（以上文）⒉谒岳庙作，⒊祝融峰，⒋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⒌半山亭，⒍方广寺宴坐次念庵韵并致仰怀，⒎访大方禅僧次念庵韵，⒏观音岩次罗念庵韵，⒐赠~沈山人次李义河韵，⒑宿南岳寺，⒒出方广寺，⒓自兜率往南岳行空雾中，⒔水帘洞，⒕听泉，⒖飞来船。（以上诗）
楚宝张居正传校说
明周圣楷所辑楚宝一书，为楚贤传记总集，始刻於明崇祯辛已，至清道光中新化邓显鹤复增辑重刻。崇祯本极难得，~余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曾见之。楚宝张居正传，纪载较为翔实，态度亦甚平允，清光绪中，江陵田祯重编居正全集，收此传入附录中，颇具卓识。惜田氏仅据道光本而未以崇祯本校正，近人陈启天先生编此传入中国人物传选，篇首注明录自张集附录，则并道光本亦未见也。~余尝以北大图书馆所藏崇祯本此传校道光本，发见道光本间有脱误。如“又以国用空乏”道光本脱“以”字，“乃采古昔帝王”道光本脱“昔”字，“诸曹皆置记籍”道光本脱“皆”字，“遂不得辞”道光本脱“得”字，“则得全等数十百辈”道光本脱“十”字，“公又尝疏请斥逐其为利者”道光本脱“公”字，此脱字也。又如“或已奏报”道光本误“已”作“以”，“庶人妃因讼冤”道光本误“冤”作“狱”，此误字也。亦有两本字不同而义可通者，如“欲
ň刃于仆之身”道光本“ň”作“ń”，“皆折节雍容”道光本“雍容”作“从容”当系邓氏任意改易，仍应从崇祯本。崇祯本此传中“胡”字“虏”字，道光本多易作“寇”，盖由清以异族入主中国，讳言“胡”“虏”，邓氏刻书於文网尚未尽弛之际，不敢不慎，全书皆然，不独此传如是也。又“弘”“”“宁”诸字，道光本易作“宏”“历”“甯”则避清高宗宣宗讳。吾人今日，无论对“胡”“虏”诸字，均无避讳的必要，应以崇祯本为据，不待言矣。{\中心\字号(7)\楷体 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物价及工资}
徐霞客游记中间记物价及工资，均极可宝贵之经济史料。如戊寅（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九月初二日记
云：“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滇游日记三）又己卯（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四月初十日记云：“又西半里，宿於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滇游日记九）又己卯四月十二日记云：“又西向平上四里馀而宿於橄榄坡，……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滇游日记九）此米价也。又戊寅九月初七日记以钱一文买梨三枚，其大如瓯，味松脆而核甚小。（滇游日记三）又己卯七月二十七日记在永昌以银五钱买鸡粽六只。（滇游日记十一）此梨及鸡粽之价也。又戊寅四月十九日记在黔雇力夫自随，平时予工资一分，遇负担时日予工资三分半。（黔游日记一）又己卯五月二十六日记在永昌以翠生石畀碾玉者碾二印池一杯子，碾价一两五钱。（滇游日记十）此又关於力夫及玉工工资之记载也。又戊寅三月二十八日记在丰宁旧司以盐易米而炊，（黔游日记一）又戊寅三月三十日记在独山都匀间之南崖以盐少许易粉而食，（黔游日记一）是黔境当时尚保持实物交易之习惯，惜游记未著盐米之比价耳。{\中心\字号(7)\楷体 徐霞客游记中关於黔国沐府之记载}
徐霞客滇游日记附有随笔二则，其一则记黔国公沐启元之死
云：“黔国公沐昌祚卒，子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父，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棰之。多士怒，亦棰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於直指金公。公讳（王旁加咸）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徵兵祭纛，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鸣鹤勘，张奏以实。时魏（王旁加当）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一案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述及启元仅“嗣”“卒”二字，别无他事。傅鳞明书九十二沐英世家亦然。明史卷一百五功臣世表一亦仅谓启元天启五年三月丁卯袭，崇祯元年六月己亥卒。兹据霞客游记，始知启元嗣爵后行为乖戾，又启元之死乃由其母进毒，斯皆足补史乘之所未备。惟霞客谓启元乃昌祚之子实误。据明史沐英传及功臣世表一，启元乃昌祚之孙。昌祚於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以病免，由子睿袭爵代镇，三十七年睿以罪死於狱，昌祚复爵位，天启五年昌祚卒，孙启元嗣。启元以孙继祖，霞客遂误启元为昌祚之子耳。启元自袭职至卒，首尾四载，其与滇省疆吏相持，历时盖甚久，游记叙启元之死在庄烈帝登极以前，似亦有误也。游记戊寅十二月初六日记
云：“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本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畦，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滇游日记五时在金沙巡司附近）此关於沐府庄田之记载也。案明史沐英传谓英子晟置田园三百六十区，傅维鳞明书沐英世家亦谓“晟置田园三百六十五，曰，日食其一，可以周岁。”是沐府庄田甚多，游记虽仅记其一所，亦可略见规制矣。沐府官庄之外，复有官
舍。游记己卯四月十三日记：“一为东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则十字为衢者也。腾越州城之南门，即当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乃税驾於大街东黔府官舍，时适过午也。”（滇游日记九）黔府官舍，极西如腾越亦有之，分布之广可知。游记又谓腾越黔府官舍委官王仰泉已返省，是黔府官舍例有委官守之也。游记又记及沐府移中和山铜殿至鸡足山迦叶殿事，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记
云：“张君於万山绝顶，兴此巨殿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盖以和在省城东，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克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为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余在黔闻之，谓其说甚谬。……及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止无地以竖，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滇游日记五）此正沐天波时事，远道运铜殿至万山绝顶，劳费可知，沐府之扰民亦可见也。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
云：“沐黔国亦隆以客礼，闻其携奇树虬根，请观之，欲以镒金易。霞客笑曰：‘即非赵璧，吾自适吾意耳，岂假十五城乎！’黔国益高之。”足见霞客与沐府之关系。霞客於沐府事言之历历，非无故也。明初人发明泅水袋
冯梦龙智囊补捷智类记
云：“太宗（明成祖）以北兵渡淮，时无一毫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著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是明初人已发明泅水袋，特其质用猪脬，不若西人用软木或胶皮之精。其时聊以应用，后无闻改良者，甚可慨也。
蜀人白巾帕首之习
吾川无论男女，多喜以白巾帕首，其习牢不可破。说者谓始於为诸葛武侯服丧，故俗称“孔明孝”盖属想象之词，未足为据。案冯梦龙智囊补捷智类记
云：“耿司马公定力（定向弟）知成都府，益俗不丧而冠素，亟禁之。”则至迟明代蜀中已有此习，尚难更远推其朔耳。明神宗之死
文献丛编第四辑康熙建储案页三王谈第三□引蒋廷锡等传奉清圣祖面谕
云：“朕犹及见万历年间内侍，得悉当时情事。万历以群臣恭请，乃立泰昌。泰昌平日，极不能尽孝道，万历之终，亦不甚明。泰昌之立，不过三月，足见天之报施不爽。”说至可异。案明神宗本偏爱福王，果光宗平日不孝，安有不易储者？至谓神宗之死不明者，犹不足信。光宗秉性柔儒，决非弑逆之人，且并无兵力，门卫至以老内官充之，（涌幢小品）何能行逆？博稽公私记载，均无此说。为此言之明内侍，当系郑贵妃之党，故以莫须有横诬光宗也。圣祖轻信谰言，未免无识。{\中心\字号(7)\楷体 烟草之异名}
烟草原产美洲，明末始经菲律宾入闽粤，经朝鲜入辽东，物属外来，其初并无定称。谈迁枣林杂俎荣植类
云：“金丝烟出海外番国，曰淡巴菰，流入闽粤，名金丝烟。”姚旅露书云：“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丝醺。……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於吕宋。”又清崇德四年户部有禁种丹白桂告示，见文献丛编第十二辑。曰淡巴菰，曰丹白桂，皆原名Tabacum 之音译。曰金丝烟，曰金丝醺，则皆新名。“丹白桂”“金丝醺”知者已较鲜。其尤异者。明清史料乙编第三本页二三三石城岛千总酆定国隐匿哨获丽船参斤等残件云：“及审南灵草，则供曰，丽国处处产之，而平安岛则更繁盛焉。八人带有二百包，亦去王京货卖。此草在他国名曰甘白炭，王京人食之为业，天寒尤为急需，所谓烟酒也。”“南灵草”“甘白炭”，均指烟草而言。知者更少。今“烟草”久成通名，前举诸名，久作废矣。河北硷地问题
今河北省南部，硷地甚多，不宜五谷，民竞熬制硝盐，藉维生计。禁之则易激民变，不禁则有碍盐法，为施治一大难题。案皇明经世文编补遗卷四钱（木旁加便）硷议
云：“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为古大陆之泽，土下作硷，生齿之徒，无旦暮之粮以活家命，则择斥卤之尤，积润之硷，括其土而炼之。匹夫匹妇，穷月作劳，可得升苦盐，易粟为命。”是在明代，北直之民衣有赖硝盐为活者。又案宋庆历中，有上封事者，请榷河北沧滨二州盐。余靖谏曰：“河朔士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硷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近民怨望，非国之福。”黄履翁亦曰：“河北之卤，素无禁约。”其议卒寝。则远在宋代即有此问题，惟以不禁为愈。~余意莫如於斥卤之地普种棉花，庶熬制硝盐之事不禁自止，国课民生，可两无防碍。是在政府善於因势利导耳。中国对外丧失法权之始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签订江陵和约之后，双方复有关於江陵和约善后事宜之换文。此项换文系根据双方委员议定之善后事宜八款，由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等逐款照会英方，英方代表璞鼎查逐款照覆。照会及照覆原文，今已不可得见，梁廷楠夷氛纪闻载有耆英伊里布等奏报换文经过原奏，奏后附照会及照覆大意，足存梗概。第七款照会大意
云：“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诉讼之事，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照覆大意云：“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是为中国对外丧失法权之始，尚在次年所订中英商约之先，且系出於中国自动。耆英伊里布之意，无非以为如此可以省事，而不知其流弊无穷，误国之罪，实无可逭！惟道光帝批旨原有华民归中国管束英商归英国自理之说，耆英伊里布又不足责也。白旗
白旗，吾国早已有之，如史记周本纪谓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诸侯，又谓武王悬纣头於太白之旗，悬妲己头於小白之旗是也。下及清代，八旗军之正白旗军，所用旗色，即系纯白（正原作整，后省写作正。）。其镶白旗军所用旗色，则系白地红边。要皆用作军旗，非若西人以为乞和投降之符号也。吾国以白旗乞和，始於鸦片战争中广州之役。黄钧宰金壶浪墨
云：‘英夷进犯广东省垣，知众官驻节贡院，遂登船桅以远镜窥之，大纵火器，附近民居，延烧不绝，又由泥城登岸夹攻，百姓惊扰。翼长侍卫等交悔接战之误，同求将军（ 奕山）救援。夷人素以白旗为止战之号，仓猝不可得旗，乃取单衾揭竿城上，夷众见之大哗，炮声始渐息。’为是役吾国用白旗乞和之证。广州有八旗军驻防，白旗非不易得，奚必取单衾作旗，形同儿戏？当由视军旗为神圣不欲以作求和之用故耳。中国人最早至英国者
华人至英，远较英人来华为晚。王韬瓮牖余谈谓道光壬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间，有浙人吴樵珊从美魏茶往英，居年馀而返，作有伦敦竹枝词数十首，描摹颇肖。华人至英者，殆以吴氏为最早，时已在英人首次来华后二百馀年矣。(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英人Weddell率舰队至澳门，进陷虎门炮台，寻退去，是为英人来华之始。)至~咸丰初年又有应雨耕者随英人Thomas F. Wade（威妥玛，后任驻华公使）在英游历殆遍，归述其经历，王韬为笔录作瀛海笔记一书，在吴应二人游英之先，谅不乏舵工佣竖之流至英，然均无姓名可稽。至游英而有著述，尤当以二人为嚆矢也。
绍兴幕友
清代幕友多绍兴籍，幕友与黄酒，同为绍兴特产。“绍兴师爷”盖成为绍兴人业幕者之通称矣。案王维桢赠济南太守项君序
云：“项君者，越人也。越人号称多才，习文法吏事，而项君益复荦荦，故项君为南京刑部郎中有声，籍甚。”（明文奇赏卷二十四）是在明代，绍兴已多文法之士，达者如项君服官有声，不达者当即转而游幕。厥后师弟相承，蔚作风气，遂遍全国，固由相互援引使然，亦由具有专长故也。清末兴办学堂，法学设为专科，又参用西法，颁行新律，绍兴幕友，失其长技，乃渐被淘汰。民国初年，各县承审员，虽间有绍兴幕友厕身其中，终悉为学校出身者所代替。绍兴以外各地业幕者之丧厥旧业，更不待言。今绍兴之特产，惟黄酒而已。中国最早之铁路
吾国最早之铁路，人皆知为第一次凇沪铁路。是路英商所建，经清廷给价收回拆除。今之凇沪铁路，乃厥后重建之第二次凇沪铁路也，案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
云：“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於京师永定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是又在第一次凇沪铁路之前。然杜兰德所敷之路，自敷设至拆卸，历时极短，路长不过里许，且未营业，实不足与凇沪铁路比。兹引野乘，聊供谈助云尔。翁同称赞谭延
（门内加岂）之书法翁同致谭钟麟书
云：“三令郎伟器也。其笔力殆将~扛鼎。入泮可喜，行即腾骧。”（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第九册）钟麟乃谭延父，翁书所谓三令郎，即指延也。延书法，远宗颜鲁公，近宗钱南园，与同同趣，故幼年即为同所赏识。后延果以书名，翁氏之衡鉴，诚不虚矣。荷兰牛输入中国之始
荷兰牝牛，躯干小而产乳丰，品质之佳，为全球冠，乳用牛之首推荷兰，正犹力用牛之首推印度也。近年吾国各农业机关多购入荷兰牝牛以改善牛种，私人亦间有购入荷兰牝牛以供乳食者。按荷兰牛之输入中国，不自晚近始。王士祯池北偶谈
云：“康熙丁末（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夏，荷兰国甲娄吧王油俯吗绥极，遗陪臣卑独攀呵闰等八员入贡。内有……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长二尺有奇，白质斑文，顶有肉峰。……”又云：“予在礼部，见荷兰所进西洋小牛，异之”。是在清初荷兰牛已输入中国，体小而白斑文，正荷兰牛外形之特徵也。惜清廷仅知悦其外形而不明其实用，致荷兰牛输入虽早，并未流传厥种，此四小牛竟与狮象虎豹之属同成玩物，良可慨矣。中国有水雷之始
昔林则徐在粤购洋船一艘，船名Chambirdge是为中国有新式兵船之始。（据梁廷楠夷氛纪闻）然未有水雷也。梁章钜浪迹丛谭
云：“（粤东近传美利坚国夷官，创造水雷之法，遣善泅者至敌人船底，籍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船，罔不破碎。粤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凡九阅月而成，曾经将水雷器具二十副赍京，恭呈御览。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隶总督天津总兵会同演试。旋据覆奏：於九月在天津大沽口，会同演试。用径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扎成木筏，安於海面，坠定锚缆‘将吃药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面水势，亦围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云云。并纂成水雷图说，进呈刊布。”是为中国水雷之始。惜则徐所购之船寻为英军所夺，至同治中操江舰造成，中国始复有新式兵船。此次水雷试演之后，未闻大批制造，殆清廷以奇玩视之，试过即已忘却，否则英法联军之役，中国在大沽，断无不敷设水雷之理也。至光绪初，李鸿章兴办海军，始创设水雷营，上距中国始有水雷已有数十年，国防建设，迟缓若此，而鸿章拮经营，固已竭尽心力矣。金安清之外交见解
俞樾春在堂随笔
云：“金眉生都转安清，负才望，喜谈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兴，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战，眉生独主和议。曰，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人知战之为上，而不知不战而能屈人之更为上。……偶见其上湘乡相国书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之后第一恶名，而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今海内新遭发捻之祸，元气已极敝矣，无业之游民，失职之游勇，伏戎於莽，纷纷皆是，此时镇定安集之不暇，若又从而为意外之图，则如大病甫愈之身，尚欲负重致远，一有蹉跌，祸不可知。夫泰西各国鼎峙，缓则相噬，急则相援。竭天下之力，敌一国可也，而不敌众国，支一时可也，而不可支数载。况外衅 一起，内讧必生，洋人用财如泥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为其所嗾，揭竿而起，则洋人不必亲执戈矛，而中土已不胜其敝矣。故攘外必先自强，而自强在於刑政修，人才盛。三者苟备，则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非贸贸然暴虎冯河，抚剑疾视者，所可与议也。’其书千馀言，通达治体，今录其大略如此。”案安清之论与郭嵩焘之主张略同，南宋以后，始讳言和，嵩焘尤屡言之。二人同时而并蒙俗谤，俱未克尽其用。嵩焘之外交见解，尚为后人所道及，安清之外交见解，则几遂湮没。是於不幸之中，安清尤为不幸。或谓安清偏於主和，所言不免有勰勰过虑之处。然在不能战不必战之时，固不失为良药。试思庚子之祸，岂非安清夙所料及者乎？戴子高之鄙行
德清戴望子高，为清同治朝有数学者，其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李学记诸书，并传於世。论语注尤为近人所称道，盖子高承刘逢禄甲受宋翔凰于庭之后，本公羊家言以解论语，集其大成。虽多牵强附会之处，要不失为独特之作。子高之没，年仅三十有七，（或作三十五）人多惜之。然子高学虽佳而行实可鄙。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记
云：“戴望子高湖州府学生，游丐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通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此尚可谓慈铭责人甚苛，不免过分贬述。谭宪复堂日记亦云：“同治五年正月十二日，戴子高窃予前年所得陈奂硕父传校管子走苏州，咄咄怪事！”（锡山徐氏辑录念劬庐丛刻徐彦宽辑复堂日记补录卷一）用知子高之行为确不能与学相称，清自道咸而后，学者虽多菲薄考据转言义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颇有不逮乾嘉考据朴学诸先生者，风俗之敝，可胜言哉！陈仪先君逸事
余
曩记亡友韩照江君轶事，未几而陈仪先君复以病逝闻！故交零落，诚令人悲感不胜也。仪先犍为五通桥人，十八年前与余同肄业华西协合中学。教会学校夙重英语，仪先有语言天才，甫一年，即能自由阅读写作，人皆惊异，无不知仪先者，余亦以是心敬仪先。及五卅惨案发生，协中学生不甘受奴化教育，相率退学，共创成城公学继续所业，仪先实为领导人之一。时余先已转学省立一中，校址距成城公学所在地不远，仪先常来访余，晤谈甚快，余对仪先之退学深表同情也。仪先旋以同等学力考入省立外国语学校，学愈进。中学未卒业而能考入专校，其素养诚有过人者。会仪先家经商失败，丧厥产，遂不克竟读，益致力救国运动而以教英语於各中学糊口，奔走各地，公私窘迫，不意其遂憔悴以没也。仪先有痫疾，发则倒地喷沫，不省人事。以从事救国运动，课馀休养，疾乃日剧，竟失业颠沛蓉市，人指目为逃卒，拘入营，少暇，弗克便服重役，仪先惫甚。余闻仪先之受困也，盏转托人营救，并以稿费资助之，而仪先遽死，已无及。嗟夫！癃疾不服兵役，自古已然，而仪先实以痫疾服役而死！役法之弊，盖难言矣。李鸿章奏稿自订本
李文忠公全集，为吴汝纶所编，全集刻於清光绪末，乃惟一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即据是本影印。鸿章奏稿，具在全集中。全集本奏稿，公认为最善之本，远胜坊间选刊。而据李文忠公尺牍第三十二复办理天津水师学堂即补道洪翰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犁副都统春少珊保定督院幕府陈雨樵诸人书，则鸿章在时，曾自定奏稿，石印分赠，是较吴编全集本更可珍矣。复洪翰香书
云：“奏议选本编定后，匆匆付印，校书如扫落叶，原不能一过无遗，然止此十馀卷书，而伪脱至四百多处，可谓漏网於吞舟矣。兹承详加校勘，逐一订正，眼明心细，感佩良深。拟将指出各条另刊木印，朱志於侧，以免疑误。”又复春少珊书云：“附寄石印奏议一箱，平生政绩，略具端倪，籍供浏览，少慰相忆之诚。”又复陈雨樵书云：“承索奏稿，容遇便再呈察览。往事都成梦影，异日留供史料，或助谈资耳。思之慨然！”可略见自订本奏稿梗概及李氏情怀。自订本奏稿，系甲午战争后，鸿章以大学士闲居京师时，选编付印。彼时鸿章自分此生事业已终，故有是编之选，用留纪念。后来辛~丑议和一幕，诚所不及料也。自定奏稿包含年代，仅较全集本略少，而共仅十馀册，则远不及全集本数十册之多。或自订本字较细密，相差并不很远，惟既称选本，所收必较全集本为少。惜自订本今已极不易得，一时无从取而参校矣。李文忠公尺牍共三十二册，系鸿章函稿，由幕友于式枚起草，经鸿章阅改者。全编起光绪十一年乙酉，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为全集所未收，而适与朋僚函稿相接，可补全集之阙。尺牍原本至民国五年丙辰，始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肃毅刀
李鸿章在北洋，曾向德国定制佩刀多柄，分给部曲，所谓肃毅刀是也，余刀存天津机器局，厥后僚属友好亦多索赠者。李文忠公尺牍三十册复直隶藩台员梧冈臬台季士周书
云：“承取德国所制肃毅刀，当即函属京局，检配两柄，就近寄至保定，分送兵案，到希查收。”又致总办天津机器局即捕道承敬雨书云：“顷接员梧冈方伯季士周廉访来函索取德国所制肃毅刀，即请检出两柄，装配齐备，由京交便人迳寄省城，分送两司署中查收。此项刀件，近日来索者颇多，局中存储尚有若干，便中并祈查示为盼。”又复员梧冈书云：“昨奉惠书，知由津局配送之肃毅刀，已承察入，过劳推挹，纫荷如何。”（复直隶藩台员梧冈）又复湖北提台吴仪堂书云：“承索肃毅刀，当饬津局配备全副，交来差带回。”均关於肃毅刀之掌故。夫昆吾切玉，大食扪绦，并异域之精良，为当时所推许。鸿章远嘱德厂，制器铭勋，长昭肃毅之封，上续弘景之录，岂惟佳话流传，亦见接受西法。当员季吴诸人来函索赠时，鸿章已因对日战败，去直督任，方以大学士闲居京师，抚今思昔，能不怃然！前引复员季二人书又云：“弟试早及锋，用甘藏器，借六州於魏博，愧一割於谁承。”诚慨乎言之也。清仁宗赐英王敕谕原件
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至中国，提出各项要求，高宗悉予驳斥，然於英使待遇颇优，故马嘎尔尼归后，对高宗犹存好感，中英间亦未生芥蒂。仁宗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英使阿墨斯特（Wlliam Pitt Amherst）复至，以仪节之争执及清廷接伴诸臣之含混上奏仓卒引见，致阿墨斯特及副使均拒不入觐，仁宗亦震怒，立将阿墨斯特一行逐回，两国关系遂趋恶化。仁宗为此曾赐英王敕谕，责阿墨斯特等无礼，并嘱嗣后勿再遣使。敕谕全文，具载实录，王先谦东华续录有之，原件则存英外部。薛福成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记
云：“英外部侍郎山特生函约参赞马格里（英人，原名为Halliday Macartney，久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赴外部晤谈，据云清厘档案或有华文要件属其代认也。余属马君，如有要件，可暂携至英馆，交张听帆录一清稿见示，既而马君来至巴黎。告吾曰，外部有一匣，黄绫包裹重叠，庋存室中七十年馀矣。但相传自中国寄来，并不知为何物。今启视之，则匣内复以黄绫包裹竹筒，筒内有函轴。展视则嘉庆二十一年仁宗~睿皇帝赐英吉利国王敕谕也。系清文汉字腊丁文三样合璧。余恭阅钞稿，乃与王益吾祭酒东华续录所载，一字不殊。……昔年风气未开，中西语言文字莫相通晓。观其包裹完好，久庋外部，盖英廷固无人能读者，实未尝启视也。”案敕谕既有腊丁文译文，英廷何至无人能读，盖由逐使致隙，不愿启视，故包裹完好如故。亦幸未启视，否则愈增英人恶感矣。薛氏将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轮驻伦敦巴黎两地，其见敕谕钞稿，方在巴黎，故於敕谕原件未克亲见。日记谓“恭读敕谕，辞义正大，洵足折服远人。”此为照例颂圣之词。又谓英使司当冬云云，则系误副使为正使。薛氏当时原不知嘉庆二十一年来华英使为谁，闻他人言之而误记也。潘钟瑞庚申噩梦记及苏台麋鹿记中关於太平历法之记载
民国二十年春，
余在重庆陕西街善成堂书肆收得潘钟瑞香禅精舍集（原刻本），其卷五卷六为庚申噩梦记，卷七卷八为苏台麋鹿记。前者为日记，后者为杂记，皆记太平军在苏城事。~咸丰十年四月太平军攻下苏州，钟瑞方在城中，困处多日，始克逃出。所记多直接见闻，为极珍贵史料，有暇当为详考。二记各有一条涉及太平历法，兹录於次。庚申噩梦记上云：“五月初一日甲午，贼中伪造之历已五月初九矣。”又苏台麋鹿记上云：“又於干支字改丑为好。改亥为开。苏城之陷，四月十三日，彼则四月廿三日矣。月无小建，而有三十一日三十二日为一月者，从不置闰，彼矜为创，殊不知五月初四日为望，其夜月才如钩。彼固不存朔望弦晦之名，然妄作之弊，天究不可欺也。”案太平历法，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原定每四十年一加，加年每月三十三日，全年三百九十六日。太平天国改定为四十年一斡旋，斡旋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迄太平天国之亡，既未至加之年，亦未至斡之岁，故实际各年日数各单月日数及各双月日数均为一律。据太平天国三年及十一年历本（萧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三年正月初一为壬寅，十一月初一为庚寅。依此推算，庚申噩梦记谓~咸丰时年五月初一为太平天国十年五月初九，苏台麋鹿记谓~咸丰十年四月十三为太平天国十年四月廿三，均确。其苏台麋鹿记谓太平天国於~干支字改~丑为好，改亥为开，亦系事实。（尚遗改卯为荣一点）惟苏台麋鹿记谓有三十二日为一月者，则殊误耳。大成教之远源
大成教一名大学教，又名圣人教亦称泰州学派，其黄崖教则为此教之北宗。此教之创始者为周太谷，乃吾人所习知。然溯其源，则在明末清初已有此教，研堂见闻杂录
云：“吴下固多邪教如大成圆果之类，各立门墙，以十数计，专以吃菜事魔惑人。一入其党，终身不敢~毁，或聚说法，或立坛宣咒，乡愚狐行鼠伏，晨出夜归。而一二黠者，为之号召，一呼百应，裹粮以从，识者久知其有揭竿之变。顺治庚子夏，湖寇蠢动，其党潜与相应，糗粮衣甲之属，皆具备矣。乃草一檄文，以大板书之，数十人潜舁至府学前屹立，其大旨无非假名义帝之类，见者哄然。思迹捕之，而其党即扁舟至穹隆足下，大张筵会，优舞杂沓，山民疑焉，踪迹追捕，得其渠魁几人，攀染株及，几遍东南。府县乘风追缉，穷村荒落，虽家无担石，亦必饱索金钱去。至姓名在籍者，则合门围捉，罄扫而后已。是役也，应小创，（应上当有脱文）而蚩蚩之民，不详厥故，谓吾茹素，曾何预县官事，愚可哀已。”是大成教徒及圆果诸教徒，曾於清初合谋起义，谋泄失败。杂录“吃菜事魔”一语，最可注意。元末之明教，北宋末方腊之乱，均与“吃菜事魔”有关，“吃菜事魔”乃摩尼教之馀绪，是大成教之远源更可溯至唐代传入中国之摩尼教。明教之反元，大成圆果之反清，虽成败有殊，而为含有民族思想之宗教集团，则无异也。周太谷名星垣，号崆峒，安徽石埭人，隐居庐山，后游扬州，从学者甚众。两江总督百龄恐酿乱，系星垣於狱，旋瘐死，时道光十一年也。星垣死，仪徵张积中李平山并绍其学。积中字子中，号石琴，为临清州死难知县张积功之弟。初传道於扬州，~咸丰六年避地至山东肥城之黄崖山居焉，信徒日多，群呼为张圣人。此为大成教之北宗，世名黄崖教。同治五年，山东巡抚阎敬铭误闻积中将起兵，遣军讨之，积中自杀，其徒多死，北宗遂微。其李平山所传为南宗。平山字晴峰，道号龙川，有李龙川诗集。弟子著者，黄葆年及黄文田。葆年字隰朋，道号归群，曾任山东泗水知县十年，治行称第一。后寓苏州，立讲舍，承南宗正统。文田字子明，道号龙溪，平山命承祧北宗。葆年弟子著者，有甘肃布政使护陕甘总督毛庆蕃。葆年死，平山之孙嗣承道统，其教今犹在也。
大成教为渐次儒化的宗教，愈在后，儒化的程度愈深。星垣盖首先儒化大成教者，故教中人奉为鼻祖。积中平山，一偏重修炼，一重讲学，而其儒化程度，则均超过星垣。降至葆年文田，其学更趋於儒，谓为宗教性的儒学，亦无不可。因逐渐儒化，至教名亦讳之，以自附於阳明心学，此泰州学派一名称之来，实则与明之泰州学派非同物也。至反清色彩，亦随儒化而俱淡。似驴非马，翻不如曩者之较有意义。辛亥革命时，大成教对革命毫无贡献，视其致命於清初之先烈洵有愧色。清社既屋，大成教虽仍存在，而未能寓新的政治意义於教义之中，恐不免日形黯淡，徒为落伍者之信仰而已。（所谓同善社悟善社似与此教有关）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亦李平山弟子，与黄葆年蒋文田均为儿女姻亲，书中之周耳指周星垣，黄龙子指文田，赤龙子则鹗自谓。鹗子孙均奉此教，而鹗子大绅谓此为直传孔圣心法，种种名称，~咸外人强加诬罔，此不过为本教讳不欲为外人道耳。
阎敬铭剿黄崖时，先曾祖父赞臣公（绍绪）方为历城知县，曾上院再三阻止，敬铭不听，后敬铭亦悟所闻弗实，深悔孟浪，遂乞休去。盖张积中虽居深山，有徒众，并无举兵之事也。此
余亲闻之於先祖父云门公（先益）者。而戴莲芬鹂砭轩质言黄崖教匪条谓积中确谋举兵，莲芬之言似不足信。云门公任凤阳县知事时，烟酒税局局长毛潜之为庆蕃子，尝言庆蕃事黄葆年极恭谨，葆年偶怒，庆蕃必下跪。斯亦足见葆年之能令其弟子心服也。（本条除参考前举研堂见闻杂录鹂砭轩质言二书外，系参考国闻周报第六卷四十九期凌霄一士随笔，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刘大绅关於老残游记第三节老残游记之影射，及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蒋逸雪老残游记一集考证。）1946.7.70 经世日报副刊天堂路通碑中之洪大全
－－洪大全确有其人之铁证
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谓洪秀全曾镌石碑一座以纪念死难诸王，亲书碑额天堂路通四大字，碑上列小字，书各人姓名，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腾王袁振发，信王秦日纲，奋王罗大纲，彰王林凤祥，经王曾立昌，进王罗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水旁加光），开王李开芳，抚王朱锡琨，信王廖敬年，钦王吴如孝，（王旁加廷）王冯遇隆，烈王曾天养，齐王
范运德，曾王黄益云，英王陈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共二十二人。其中不经见之人名及王号，均足补他书之阙，而最关重要者，为据此碑益可证洪大全确有其人。案近人於洪大全有无其人颇多讨论，萧一山先生天德王洪大全考（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七、八期合刊）力主洪大全确有其人，足辟怀疑论者之谬。萧文重要根据为军机处档案中之洪大全口供，而未及此碑。口供系赛尚阿摺后附单，尚可诿为赛尚阿伪造，（其实决非伪造，萧文论之极是。）此碑为洪秀全所立，可为洪大全确有其人之铁证矣。大全王号为天德王而碑作愍王，当系秀全追改，以与他王一律。（他王王号均一字）愍应为号而非谥，太平天国无予谥之制，碑中诸王均无谥，可证。惟於大全用愍字，仍有悼惜之意，是号而兼有谥之用也。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沈懋良，为久被虏於太平天国者，书中所记岁月，有咸丰十四年某月字样，盖与外间隔绝，不知年号已改，所记太平天国之事，实较直接可信。天堂路通碑惜已不存，若非懋良纪其内容，吾人无由得知矣。天德王金像
－－洪大全地位特要之铁证
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於乐平营次寄其子孝威家书
云：“孝威知之，前信发后，伪侍王李逆大股调攻祁门贼党十数万回攻乐平，此贼盖惮我军声威，忌我之挠其后路，故以全力来犯。幸赖诸将士之力，初六初十十四三大捷，逆贼丧胆，仍向徽州窜去，贼中大头目伪京卫军大佐将李逆尚扬已经拿斩……李逆世贤闻亦带丧而逃。所供之天德王，一金像妖神，长九寸许，并被夺获。”（左文襄公家书卷上 ）案宗棠家书中之天德王即洪大全，时天堂路通碑尚未建，（碑上有陈玉成之名，应建於玉成死后。）大全王号，当犹未追改，据大全口供，已可知其地位特要，然尚可谓系大全自夸，天堂路通碑，诸王杂列，有要有不要亦未能确定大全之地位。今据宗棠家书，知李世贤军中携有大全金像同行，时距大全之死已久，而世贤对大全犹如此尊敬，是诚大全生时地位特要之铁证也。萧一山先生天德王洪大全考亦谓大全地位特别重要，惜未引宗棠家书为证。太平天国禁拜偶像，大全金像，当系纪念像，如今铜像之属。宗棠谓系妖神之像，实误。此像未审犹在人间否，像乃以金为之，恐久被熔化矣。龚定庵遗诗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九有龚定庵小简
云：“余以戊寅岁来游洞庭两山，有纪游诗一卷。庚辰春又游，补前游所未至，得诗不盈卷也。兹录四章，望舟中雅鉴。廉峰先生大坛坫是正，同岁生龚自珍敬状上。”名左有篆体白文龚自珍印四字图记。小简后附诗。第一首云：“舟到西山岸，寻幽迤逦斜，居然六七里，无境不烟霞，遂发石公寺，言过神女家，云和风静里，已度万梅花。”第二首云：“风意中流引，香烟古屿迟，悠扬闻杜若，彷佛溯娥眉，白日怀明镜，春空飘彩旗，湖东一回首，万古长相思。”第三首云：“西山春书别，两袖落梅风，不见小龙渚，犹闻隔渚钟，尊前菰叶白，舵尾茗华红，仙境沓然香，酸吟雨一蓬。”第四首云：“此游好补前游罅，挥手云声浩不闻，两度山灵濡笔记，钱唐君访洞庭君。戏用唐人小说，予籍钱唐故也。”小简及诗均为定庵全集所未收，所谓游记诗一卷，亦为全集所无，据知定庵於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及二十五年（庚辰）均曾游太湖之东西洞庭山。时定庵年未三十，至道光九年己~丑，始成进士，小简中之廉峰先生，盖定庵之乙榜同年也。定庵诗不入集者，多已亡佚，如此四诗幸附小简而克保存於昭代名人续集中，岂特诗句足珍，手迹尤可宝也。（昭代名人尺牍续集二十四卷 阳湖陶湘辑印，传前各附小传一卷。首有阳湖吕景端序，武进李宝（水旁加全）序，江阴金武祥序，阳湖恽彦彬序，凡例，姓氏总目，末有程祖福跋，及陶氏自跋。全书二十四册，宣统三年七月初版，印发者为天宝石印局。是书虽为上续海盐吴氏昭代名人尺牍之作，而原札悉付影印。较吴辑之双钩勒石，实更精美存真。所收凡五百八十一家六百九十七通，系就陶氏自藏及杭州西泠印社，慈溪严氏，乌程庞氏，钱塘程氏，施氏，江阴金氏，武进徐氏，庄氏，沈氏，方氏，阳湖史氏，刘氏，汪氏所藏选辑。江南某故家，其先人久佐曾国藩幕府，集成函牍最夥，身后大半散佚，剔其丛残，犹存百数十通，陶氏辗转以厚值得之，故集中国藩友好僚属致国藩书甚多，颇为名贵。定庵此札。未详谁氏所藏，字体奇而诗不尽~叶平仄，且陶氏选辑，曾与阳湖庄赓良，吴县王大（水旁加金），阳湖汪洵，赵凤鬲，武进庄蕴宽，沈同芳，方宾，及前举作序之李宝（水旁加全），恽彦彬，金武祥，作跋之程祖福商榷，并经前举作序之吕景端订正，必出定庵手无疑。尺牍续集初版之后，似未再版，今已极不易得，余家藏有一部，惜仅存十六册矣。）雷以
ɑ（言旁加咸） 与厘金清会典事例
云：“咸丰三年金陵失陷，饷源枯竭。太常寺卿雷以ɑ军於扬州仙女镇，创办厘捐”。此为厘金之始。据归庐谭往录，黄钧宰金壶遁墨，及王韬瓮牖馀谈，以ɑ之创厘捐，乃系钱江之策。归庐谭往录云：“厘金之起，由雷副都御史以ɑ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钱塘钱孝廉江，适在雷营，为谋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行之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金壶遁墨钱江条云：“钱江字东平，浙江监生。……当雷公以ɑ办理粮台，驻节邵伯埭，江往投之，历言用兵理财诸法，公大悦，辟置幕府。……又立厘捐法，诸贾人末作买卖积储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钱，官取其厘。分别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设卡，穷民小本经纪者免。故商贾不病，而大有裨於饷。……其事创始於雷，而其议实创始於江。”瓮牖馀谈记钱江条云：“钱江字东平，浙江长兴县人。……时左副都御史某，募勇为一军，驻东路之万福桥，以保里下河各州县门户。东平巡诣其营，陈自愿募勇杀贼状。……时以军务初兴，艰於筹饷，东平乃创厘捐议。”均可略见颠末。瓮牖馀谈之左都御史某，即以ɑ也。江实系已革监生，归庐谭往录以孝廉称之，误。其藉贯归庐谭往录与瓮牖馀谭异，又入雷幕经过，瓮牖馀谭与金壶遁墨异，兹不备考。江献此策，诚能应急，以ɑ采行之，亦自有识。厘捐创办之后，各省闻风仿效，习称厘金，军饷多赖抽厘取给，以ɑ遂以首功自居。而江自恃其能，放纵不羁，气焰日盛，数以语侵以ɑ，狎侮备至，卒为以ɑ所戮，（归庐谭往录金壶遁墨瓮牖馀谭及故宫文献馆藏以奏报戮江奏片）奏片所列江之罪状，并非以ɑ戮江之主因，江之死，实由以ɑ得鱼忘筌不能容江故也。厘金虽足济军需，究非良税，金陵克后，曾国藩议酌撤厘，以
ɑ时已罢官寓居武昌，致书曾国藩，深赞其议，书曰：“……侧念金陵军需浩大，支度维艰，若非取用厘金，更不知作何罗掘。始创议，曾与江北之故员张守廷瑞同筹，实出於不得以之公衷。虽於国家不无陴益，其扰累商民，已非浅鲜。天恩浩荡。许赐生还，此身更何所遗憾！惟祝及早消兵，得以渐议减撤，以时困，而赎隐愆。一瓣心香，朝夕所祈祷者，已十载于兹矣，日昨传闻我爵相有酌撤厘金之议，中兴之政，莫先於此。具见圣贤学问，菩萨心肠，其所以尊国体而广抚绥者，非独惠及东南残黎已也。……”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九）书中虽以忏悔为词，仍有自许之意。检国藩书札，未见复书，或曾复而未编入。国藩酌撤之议，以军务迭起，迄未实现，更无论於全撤。历数十年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始由国民政府普裁全国厘金，中间固已经不少阻碍。以ɑ之首作俑，影响可谓钜且久矣。以
ɑ书中绝不提及钱江，盖既已戮之，自不愿更称其议。张廷瑞应系以ɑ创办厘捐最得力之人员，而世言厘金者，惟知以ɑ及江，遂亦鲜归罪於廷瑞，宁非廷瑞之不幸亦即其幸乎？（钱江参加太平军，事或有之，惟后人渲染太过，世传江作，多系伪造，暇当别考。论江一生，实以建议抽厘一事为最关重要也。）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
英人威尔斯（H.G.Wells ）撰预言小说数种，所料多奇中，以此为世所称，盖据事理推测，非有神术。昔梁任公先生於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亦曾撰新中国未来记小说，预言其后六十年中事，虽仅撰成数回，而所期必者固多成事实。世乃鲜注意之，何任公之不幸也！
未来记预言之已验者。一为民国成立，一为南京建都，一为俄国革命，一为匈牙利独立。其转瞬即将完全实现者则为菲律宾之独立。而未来记谓一九六二年值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尤饶兴味，是年非适为民国五十一年乎（未来记中之民国成立，在维新开始之后，一蹴而致共和，任公所不料，实际之民国成立，可即视为未来记中之维新开始。）
预言之不验者。一为光绪帝还政於民，并被推为第一任大统领。（未来记中之罗在田，即光绪帝。罗为爱新觉罗之省称，在田为戴（水旁加恬）之
叶音。）此所料，使帝不早死，未始不可实现，因帝之死，局势遂尔全非。然辛亥革命之终结，仍系以和平方式移转政权，是非全不中也。一为民国成立之前，有南方各省之自治，而广东自治在南方各省中又为最先。此虽与后来事实不符，然辛亥革命，确是发自南方各省，而辛亥春广州之役，实为是武昌首义之先声，又国民革命亦并以广州为基地，自南而北。南方各省，特别广东之为改革策源地，任公固已见及，所料未悉误也。一为宪政党之完成建国大业，此亦与后来事实不符。然立宪党人於民国之成立，并非无功。其请开国会运动，实予清廷以重大打击。辛亥革命，立宪党人多参加民军，躬兴发难。则亦不能谓任公之希望尽成泡影也。一为中俄战争。此由日俄战后，日本取俄国在辽东之地位而代之，中国所患者为日而非俄，故亦未成事实。九一八后之日本，即庚子乱后日俄战前之俄国。若以当前之中日战争，视为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任公之推测，仍可认为是也。（未来记中之中俄战争，列在二十世纪之五十年代，亦恰相合）。预言之可验者。一为在中国举行“万国太平会议”，商组“万国协盟”。一为中国语文普及世界。案吾国已跻於四强之列，而最近将来之世变实多。以后在华举行新的联合国会议，商组新的世界和平机构，非不可能。或即在任公预期之一九六二年时现，亦未可知。又据语言学者之研究，中国语确有成为国际语言可能。（国讯三六七期张公辉未来的国际语言）且法国已有将中国语言列入中学课程之计划。（三十四年四月六日大公报）是吾国语文普及世界，亦将成为事实也。
总之，任公之预言小说，即任公之建国方案，自光如炬，令人景仰。实非威尔斯之纯文人姿态出现者，所能企及。吾人於任公之预言，可验而尚未验者，能不加倍努力以求其验乎！？
《云孙随笔》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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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孙”取“云门公之孙”意，乃先父喜用之笔名，后复以为号，间用“云深”或“云荪”。如“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我所知道的费巩”在《青年生活》这一刊物上发表时，均署名为“云深”。柳浪先生时主该刊笔政，当能忆及。检先父遗物，见其中晓峰先生一山先生来函，称先父为“云荪”或“云孙”，盖友人亦习用之矣。《云孙随笔》散见于四十年代报刊，历经沧桑之变，老屋所藏已荡然无存，而此一时期特别是抗战时后方之出版物殊难再得，仅能凭记忆所及，并据多种学术文献索引所收先父著作篇目设法查找。幸近年来图书馆放宽对阅览旧存报刊之限制，经多方搜寻，数年间居然觅得四十则。
现查得之《云孙随笔》，首见于《经世季刊》二卷三期 (1941年4月70日在重庆出版)，包括“张江陵游衡山年代”等四则。其后见于《国论》 《责善半月刊》 《民宪》者又得三十一则。 1946年7月30日至8月3日，经世日报连续发表“大成教之远源”等五篇《云孙随笔》后，未再有所见。
随笔篇幅不大，然如言之有物，确有见地，其价值实不可低估。先父对古代笔记杂谈，一向重视，收集甚广；近人著作如徐氏兄弟之《凌霄一士随笔》，亦屡被称道。《云孙随笔》盖酝酿已久，确有所闻见并有感始发，然亦需有识者会心，始能跃然于纸上，果首发于《经世》复终篇于《经世》，固有其因矣。《经世》前后曾以多种形式问世，1946年7月13日更在北平发刊日报，而主其事者始终为萧一山先生。萧先生崇尚经世之学，盖因痛感当时民族之衰弱，国危家倾，实与世风披靡浮华相关，意欲以此洗汉唐宋明二千年之遗毒，而先父亦同此感受，并均为欲以书生问政者，共其始终，固亦宜也。他如责善半月刊主笔政者为顾颉刚先生，《民宪》主笔政者为左舜生先生，均深知先父并均为随笔之爱好者；当年，顾先生之“浪口村随笔”，左先生之“万竹楼随笔”与“云孙随笔”在此两刊物上交错发表，亦一文坛佳话也。
陶世龙
1994 年 9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