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二）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
《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 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 。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陶世龙，2002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