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is the source of the scandal of
“Archaeoraptor Liaoniangensis”?------and about learning of science
’s style of study from the United States“辽宁古盗龙“丑闻
原丑何在?------
兼论对国外科学学风之借鉴杨
联 康“
原丑”背景溯源生物进化中,具有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过渡形态的文昌鱼,兼有肺和腮的美洲肺鱼,卵生但哺乳的鸭嘴兽等,由于嘲笑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一切物种不变的分类方法,使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越来越多的充填起来,从而受到科技界和哲学界更多的关注(参见达尔文《物种起源》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60年最早发现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上侏罗系地层中的化石始祖鸟(Archaeoraptorix)和古鸟(Archaeornis)由于已具羽翼,但仍有爬行动物某些特征,同样因被认做鸟类由爬行动物中初龙类演化而来的力证而倍受青睐。特别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侏罗纪地层中发现的鸟类化石甚少,几乎仅限于这有限的几种,因此更弥足珍贵,这种情况直至近年在我国辽西发现了丰富的更为原始的鸟类(中华龙鸟等)的化石才有了明显的转变,但辽西原始鸟类化石尽管使人们看到了小型兽脚类恐龙与始祖鸟间的过渡状态 ,却在 “爬行动物演化出鸟类”理论中仍留有“缺失的环节”,于是人们便企盼能够找到像文昌鱼,美洲肺鱼与鸭嘴兽那样的无可置疑的实证,如既有羽翼,又有龙尾的龙鸟的出现----这种想法,作为科学预想,无疑是合理的,但如果造伪,则是对科学不可饶恕的罪恶。其实,科学和罪恶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差, “辽宁古盗龙“丑闻的始作俑者正是从科学向罪恶迈出了这不该迈出的一步,利用了有关科学家可以欺之以方的弱点,将两钟化石拼接起来,最早制造了人类科技史上已不多见的丑闻。“
原丑”何在自
1999年11月起不过半年时间里,美、中等各国媒体对有关“辽宁古盗龙“丑闻来龙去脉的报道已十分详尽,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无一家追查“ 原丑”,即何人最早拼凑的假化石。其实在中国地学家看来,这本是不难查清的问题,因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它
1
,必须熟悉辽西化石产地;2
,必须熟悉拼凑出 “辽宁古盗龙“的“龙”、“鸟”两珍贵化石-----一新兽脚类恐龙---驰龙与一新种鸟类;3
,必须熟悉由两珍贵化石拼接出 “辽宁古盗龙“的巨大“科学”价值;4
,必须有优秀的拼接技术,足以使美国权威科学家、权威刊物受骗上当;5
,熟悉化石对外走私的渠道。如同时具有上述五方面本领,就中国科学水平而言,肯定是“内行”,即科技界内部所为(极可能是合伙造假),目的也不仅为钱,而在于骗取学术地位以及有学术地位之后的一切。这显然是中国科技界一件典型不道德事件,
而且,据《科学时报》与《国家地理杂志》,该化石既在走私之前送到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丕基研究员手中,又系美国犹他州布兰丁恐龙博物馆馆长史蒂芬
. 克瑞克斯夫妇购于一《宝石及矿物展览会》,因此更应易于查明. 但在“辽宁古盗龙“研究者菲力普 居里已表示“此事令他终生难忘,无地自容”,美《国家地理杂志》已难辞其咎,对这一不光彩事件表示了遗憾并进行了认真改正的同时,人们至今却不知道丑闻的始作俑者姓甚名谁以及为何制造骗局,是否反差过于强烈,有失公允,背后是否隐伏更深层次原因?有一种说法
,现在化石贩子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丑闻”系经济利益驱使所致----60年代作者曾在内蒙阿拉善描绘,挖掘过完整的原角龙化石,深知拼凑,保存化石之不易, 而这次的假造,拼接技术不仅足以使美国权威科学家、权威刊物受骗上当;并使曾在主场工作过的中国科学家也不敢在第一次见面时断然否认,其水平显然并非一般..所以化石贩子为原丑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此外,退一步说,即使是化石贩子所为,也应追查到底,制造丑闻的是什么人?用意何在?没个交代,对今后科学发展极其不利!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有许多真科学可以发展,即无必要制造”丑闻”,也无需对“丑闻”进行庇护。对国外科学学风之借鉴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办于
1888年,据介绍,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销售量已达一千多万份,是全球销售量最大的地学杂志。为我国人民熟悉的肯.沃伦率领的长江漂流队便曾受到过它的资助。该刊能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关键在于学风严谨,像 “辽宁古盗龙“这样的丑闻在其百多年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而且一经发现问题,该刊便能迅速进行调整,改正错误,以求得读者的重新信任。我国有的报刊介绍1999年11月丑闻发生后,2000年3月该刊便刊登了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博士的质疑文章,其实,早在2000年1月21日,即丑闻发生不过两个月后,该刊网站便已在“Dino---Bird Fossil Controversy (龙---鸟化石争鸣)“标题下发表了徐星的意见。一家权威的在世界上广有影响的科学刊物能够不压制不同意见,并在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立即予以正视,认真改正的学风,确实值得我国科技界认真学习。1999
年11月“辽宁古盗龙 “丑闻发生后,在美国,不是首先由政府和国家进行干预,而是自我批评在媒体上曝光,接受科学界和媒体的批评-----这种对权威敢于批评,而且是大规模公开批评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迟迟不肯追查原丑,可能是因为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的健康发展,而是人事关系等对于科学并非头等重要的事情。这种做法短期看不出问题,但时间一长,丑的不丑,美的不美,伪的不伪,真的不真,科学失去活力,中国自然难和发达国家匹敌.文章写到这里,不妨再对今年
5月以来我国有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5月9日《科学时报》上的三篇文章可能是我国关于“辽宁古盗龙“丑闻较早的报道。语气基本平和,态度客观冷静,标题“恐龙研究中的皮尔当人事件”、“假化石蒙蔽了杂志和科学家”、“通往真相过程中缺失的环节“,就事论事,很易让人接受,不过报道中”始祖龙“的译法令人费解,与该报5月15日所写“辽宁古盗鸟“(Archaeoraptor Liaoningensis)称呼不一。而5月中旬以来的中国科学家可以说不”、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被化石畈子玩了,中国科学家戳穿古化石骗局”、 “我国科学家戳穿美《国家地理杂志》古化石骗局”等文章就不那么客观和让人信服了,因为事情的全貌本来是“中国的化石骗子拼凑了假化石,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被化石贩子玩了,中国科学家戳穿古化石骗局”而如果仅仅指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仅仅介绍中国科学家的光辉业绩,而不追查某些中国人确有的的原丑,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痈蛆,无论长在什么人身上,都要清除。辩子、小脚,并不代表健康的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大包大揽的一律保护呢?在美国出现了骗局,一定要追查美国有关方面的责任,特别是放縱化石走私,事涉我国法律,更应严肃对待,但是否应该以同样勇气对待自身的痈蛆,辩子、小脚?如果不仅不对拼凑化石的”原丑”进行追查,还要设法掩饰,听任自身痈蛆,辩子、小脚保存,中国科学事业可能健康发展吗?
追查披露”原丑”
使祖国科技事业发展上去一百四,五十年前,正当西方国家在大规模考察研究之后,重新审视物种不变的分类方法,确认生物进化理论时,中国的士大夫却仍然处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的思想禁锢之中。一百四、五十年来,西方已形成一代代由人类精英组成的,为社会各界景仰并对社会各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独立的科技队伍以及与其相应的无畏奋进的科学学风。与此同时,中国尽管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人民的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科技人员在全民中的数量比例也明显偏低,特别是科学队伍的学风问题几乎从未认真对待过,因而形成了有人无才与有人缺才的局面,
其中
,新中国的50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人员增加最多的50年,50年中科技人员也确实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学风问题却并未解决好,过去在“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些政治运动,对学风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由于这种影响,曾经导致了中国科技界一次又一次的严重失职,例如,对于58年的“亩产数万斤、十数万斤粮“,农学界就未曾予以揭露,再如,若据累积造林数字,中国的全部国土早应为森林覆盖,郁郁葱葱,但这一笑料也只是在打倒四人帮后才被林学界提及,三如马寅初的人口论,据我在北大所知,同样未获得我国经济学界与人口专家的必要支持,以致马老不得不发出”单枪匹马战斗到底”的感慨,甚至20年后该“人口论”也不是由经济学界为其正名,而是由报刊刊出“批了人口论,多生三亿人”,学术上才算平了反。农产、造林、人口,都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事,但在大事面前,我国科技界的表现显然差强人意,完全没有尽到职责,而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的科技界则不可思议。这不仅表明我国科技界不够强大,而且也表明学风所受破坏之严重。当然,问题并不单单出在科技界,不能仅仅责备他们。因为指导思想与人事组织制度确有更多问题存在.试想,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表率的马寅初最终不过简单平反了事,那么,其余为坚持科学真理而惨遭批判、戴帽、坐牢以及种种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其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是更可想而知了吗?科学的要意是讲真话,在马寅初仅仅为了科学真理便蒙冤20年后, 在”科学“论证、”科学“鉴定“亩产数万斤、十数万斤粮“不受谴责,对批判”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予以保护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害怕说假话,又有多少人甘于为坚持科学真理遭受不公呢?这种机制实际是在纵容科技人员顺竿上爬并使我国科技事业形成泡沫假象,从而带来极大危害。假“辽宁古盗龙“的被揭露是一警种,中国科技事业在全球的综合排位于不久前由第9位降至第26位更是警钟,其实中国科技领域按主观好恶编制数据与人为伪造历史的事,并非一例.如此下去,怎么得了。除上述农产、造林、人口外,实际上
,大而言之,从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现代化与保护历史优秀遗产的关系,小而言之,到一个领域,如治理大江大河治理领域中的处理断流与流域引水的关系,处理建筑大坝与水库泥沙淤积的关系,到退田还河还湖抑或筑坝防洪的研究,科技界与行政机构,科技界不同流派间都可能意见相同,或意见不同,有的意见可能对, 有的意见可能错,有的意见则可能对而不可行,面对这些情况,以是否与政治“保持一致”(包括上述狭隘的”爱国”,”逆外”心态)做为科学鉴别标准显然是不适宜的。只有以实践,以学风为第一鉴别标准,使科技界在维护科学真理的旗帜下成长起来,中国科技才可能对国家作出应有贡献.按照这一思路
,当前我国科技界有必要抓住契机,把追查披露”辽宁古盗龙 ‘原丑的工作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并应表彰一批马寅初式的科技人员,加强对国外科学学风的借鉴,只有如此.大伪大真,大丑大美,大是大非才可能分清,我国科学学风才可望有一质的变化与飞跃,科技事业才可望获得健康的长远的发展,而如能持之以恒,才可望跻身于世界先进科技行列之中。但如果纵容”辽宁古盗龙 “的始作佣者,听任此类情况蔓延并使科学正气不得上扬,中国科学事业则很难有望,尽管可能”红火”片刻……-------------------------------------------------------------------------------
著者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一大”“坚强不屈的科技战士”,“二大”主席团成员,中青年会议主持人。“我国著名河流发育史专家,地矿部研究员。他是我国第一位徒步考察黄河、长江全程的科学家,又是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全球大河工作组创始人与中国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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