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 读 顾 准
尹慧珉读书笔记
1995年，我读了《顾准文集》，钦佩之至。当时在电脑上做了大量摘录，又写了一篇笔记，自以为对顾准的思想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觉得解决了思想上的许多问题。
转眼六年过去了。这期间，在报刊上不断读到一些纪念和学习顾准的文字，近时又读到一本汇集这些文字的《顾准寻思录》。认真再读一次以后 ，回头再看自己原先那些文字，不禁憬然，发现自己当时那么感动的。自以为铭刻于心的，实际上还只是些比较表层的东西，而顾准思想中那些深层的东西，自己理解得并不清楚，需要再好好想一想。
当年那些使我极为激动的东西是哪些呢？回想起来，主要是三条：第一、悲其一生的遭遇。又由于他原是老革命，解放初官阶就比较高，若能像一般共产党的官那样做去，唯上唯书，不必贪污腐化，即可保其一生尊荣，而他不这样，却偏要探索并坚持真理。他的这条荆棘路是自觉选择的，不是误撞上的。因此觉得他是殉难者，是“中国的脊梁”。第二、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锲而不舍，不畏权威和暴虐，一切从事实出发，艰苦思考，终于把根底穷究出来。他的治学和一般学者还不一样，所研究的并非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探讨革命的根本道路。他是革命的学者。第三、他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我当时感到十分苦闷的问题，读后使我感到心境豁然开朗。
现在看来，这些体会都对，但还没有涉及顾准思想的根本内容。
根本内容是哪些呢？我也还是说不很清楚，只把现在又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的五项归纳于下。下面的文字主要仍是抄书，是他的原话按我的思路的摘录，因为这样会比我自己解释更为透彻。除大段外，有的原话没用引号，是为了眉目清楚。
一、 “理想主义”和“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提出
《顾准文集》的副标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此作为副题，说明这句话涵盖了整个文集亦即顾准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是，什么是理想主义，又为什么要告别它而走向经验主义呢？
“娜拉走后怎样”也是顾准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他在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期间提出的。顾准两次被打为右派，此前也早已被迫害，都是为了坚持他所探索得的真理，敢于向当时已成一时定论的权威成说挑战，而且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那几次他所坚持的都还只是他作为经济学家范围以内的问题，例如财政税收、价值规律等等（如第一次打成右派就是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质疑，认为必须重视价值规律并不是仅仅因为如斯大林所说的存在着全民、集体两种所有制），这次却是接触到了更宏大的本质问题。从顾准的研究过程也可以看出，人对问题的认识和探讨的兴趣，是和时代发展所提供的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大概也只能在文革时期才能提出。文革以前，有识者也会感到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恐怕只有在文革中或以后，人们才能从根本上考虑：我们怀着那么美好的理想想要建设的社会，怎么会是像今天苏联和中国这样子呢？
奇怪的是，我在六年前虽然也自认为已经熟读顾准，可是对上述问题竟似乎没有注意，更没有认真思考。这当然与我的水平较低有关。
二、 关于两股革命潮流及其交叉和影响
顾准为解决“娜拉走后”的问题首先是从西方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城邦研究起，并将之与中国时期相同并且也是小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作比较，研究后产生浓厚兴趣，曾经有过全面研究西方和中国历史的庞大计划。可惜天不假以年，在研究的中途他就去世了，但所留的成果已很丰富。其中之一就是十七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两股潮流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谈论并加以发挥的人已经很多了，但最先提出的是顾准。
他所说的这两股潮流，一是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
法国的两次革命在法国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本国虽没有由此产生社会主义革命，但却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马克思辛勤论证了这种趋势可以成为现实和怎样成为现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它终于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趋向不能在法国革命中实现，是因为，在1789年的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实行恐怖，结果是为拿破仑清道。但“93年”却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后来的1870年巴黎公社曾被马克思批评为软弱，软弱的原因既是因为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中心，也与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那时社会上普遍厌恶恐怖，流传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之”，而不是对革命恐怖的赞扬。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敌人的反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这些，都在1917年的革命胜利后有了充分实现的条件，而且直到中国“文革”还依然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恐怖和专政成为正义，民主自由当然就被抛弃了。
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另一股潮流，这股潮流怎么样？
这股潮流并不只限于英美，它所导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后来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也都包括了进来。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1917年的革命，曾经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英国，1870年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也耽误了。
可是，它还有另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就是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有过霍布森（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同名书的原本）、维布伦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的内部还发展了职工运动，从而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顾准引用了他当时涉猎的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件，发现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45年比1914年减少一半，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二十年中却从60 %上升到82 %，另外，西方的军备支出越来越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 %用于军备。当然，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材料，但说明了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趋势。看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并非各自孤立地在发展，而是有所交叉。1917年的俄国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道路上退回，那股福利国家的潮流未见得会产生，至少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
三、关于“终极目的”
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的这股潮流在本世纪前半纪风行全世界，凡革命者都认同这股潮流，而把英美革命这股潮流看作是妥协改良，并已走向反动。法俄这股潮流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顾准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另方面是因为它设立了终极目的。这个终极目的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预想，在这终极目的实现以后，将消灭一切剥削、消灭三大差别。人人都能自由发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每一个党员入党时都曾发誓要为之终生奋斗，不惜牺牲一切。
这个终极目的能实现吗？
“终极目的”原是基督教传统。他们相信基督降生一千年后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也就是地上天国。基督教还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建立在地上的天国，也是“至善”的实现。
基督教的地上天国是虚渺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这个地上天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能实现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空想神学基础之上，也不是如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是建立在善良愿望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它是历史发展必然的最终目的，一定能实现。
从历史观说，这属于“目的论”。目的论者相信历史是有目的地进行的，在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还有着一种具支配作用的规律，它决定着历史必然走向某种目的。相信历史有目的的还不止马克思主义一家。例如黑格尔相信绝对真理是目的，二战后美国的现代化论者认为现代化是历史的终极目的。
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批评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都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这终极目的实现的情况如何呢？顾准说：“列宁曾跟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生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还赶不上捷克斯洛伐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当年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已越来越不一致，也越来越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来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人也许各有各的答案。”
顾准自己的答案是：“即以今天苏联和中国的情况而论，普通人的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现在离它也比几十年前近得多了。如果一千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他们或许会觉得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足当前的处境，会要求继续向上、向上。至善是一个目标，但是个水涨船高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没有矛盾的世界将是单调可厌的。”
终极目的还有它的负面影响。“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和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着多少必不可少的祸害，也还是唯一可行的制度。”
终极目的会造成“内心为善而实际做了恶行”这种可悲现象。顾准当时说的是苏联和斯大林，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内心是否为善也还需要研究，那又是另一个话题。）
目的论的历史观究竟是否科学呢？顾准对此作了彻底否定的回答。在详尽叙述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产生的这段历史并论证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必然会这样的时候，他突出说明了历史事件形成的复杂过程，说明了多种客观因素和偶然性的作用，最后说：“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是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个结果。”“这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据此，他得出结论说： “没有什么历史的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马克思之所以创造并坚持这种历史目的论，顾准认为是因为他始终没能摆脱黑格尔“绝对真理”的影响。“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本质上不能不是神学家。”顾准还指出：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其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与此相关，顾准还从哲学上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恩格斯的“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三定律。这里不多说。
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感到很大震动。有人说，顾准是用心灵去读马克思而不是复诵式的，确实如此。把崇拜的对象变为平视的研究的对象，是很难做到的事。
四、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的模式及其可否在中国套用
不以虔诚复诵的态度而以客观研究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文集中随处都可以体会到，在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的模式问题上尤其明显。
这里说的五阶段模式指的就是我们刚参加革命时必学的列昂节夫《社会发展史》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模式。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所有社会都该是按此发展，只有少数变异，如在苏联帮助下有的落后国家可能直接从封建社会跃到社会主义等。我国许多知名学者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且曾作各种努力在中国套用。因此，在我国历史学中，就出现了如中国是何时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明清时已很繁荣的商业为什么不生长出资本主义等类争论。后一问题毛泽东也有所论述。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此话一出，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当然也就只能在此范围内进行。
顾准不是这样研究，不是拿马克思现有的模子来套中国，而是研究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概念和得出的这些结论其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从何得来、是否完全符合他所研究的实际，然后再拿它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比较。
例如奴隶制。马克思研究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那是从土生土长的地方漂洋过海到新地方去住的民族的“海上文明”的产物。最初是以战俘为奴隶，但这还不能形成奴隶制，还必须得在商业货币已经充分发展，国家懂得把俘虏当作奴隶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才能发展起那种典型的奴隶制来。
这种奴隶制，在东方大陆式的由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如埃及、巴比伦等是没有的，债务奴隶是有的，贵族家里的家务奴隶是有的，但是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却没有，中国也一样。
这一点马克思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论述“古典的奴隶制”时、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马克思本身也受到时代限制，他的古代史学，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埃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外其他两个文明是不知道的。翻翻《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他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民族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这是很大的错误。
这一点不能全怪马克思，因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史学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
中国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又例如封建制。我们过去比附的结果，总是习惯于把中国从秦汉以来都叫作封建社会。其实这种比附也是不适当的。欧洲封建制是多次蛮族征服建立起来的国家，一般没有发达的官僚机关，采取政权的分散化，而政权的分散化，不可避免地和土地权利联在一起，这使欧洲的世俗政权形成一种封建主义的金字塔。最下一层的主人就是骑士（或“从男爵”），封邑也就是庄园，庄园中有身份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
在这种世俗政权结构的旁边，是高度集中的教会。完全超过了当时王国的界限，是西方世界的世界性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的权利和“效忠”的义务这两者，还包括着上下关系的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就是说，一方面，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另方面，王侯超权索取骑士也可以反抗。这种契约关系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制度了。
中国历代皇朝就是这种专制政体而不是封建制度。中国皇帝得天下往往依靠一批武将，得天下后，不是杯酒释兵权，就是一个个杀掉，以后就依靠文臣来治理，从来不会产生像欧洲那样的骑士。中国的“民”也是绝对从属于王朝的民。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对他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在这种情形下，拿西方的“奴隶”和“自由民”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候周勃随便就被下狱，皇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他又出来当宰相。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又例如“中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生长不出资本主义”的问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这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的呢？是赎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例如第三次十字军兴起时，需要额外的现款，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另外，十四五世纪欧洲在彻底地兴起民族国家的时候，国家的王权是依靠了城市来同分散主义的封建贵族斗争，才达到了统一的。所以《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与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
这种情况，中国人确实很难理解，因为中国的城市和商人，不管怎么富有，生意怎么兴旺发达，本质上总还只是皇朝的一棵摇钱树，手中并无任何法权。所以顾准说：“说老实话，我初读欧洲史，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权，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这也和罗马法权传统有关。根据这个传统，国家建立在公民权力的基础之上。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另一方是国家。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意加以侵犯。固然，这是纸面上的保障，但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代斗争的结果。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是，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侈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灭亡的问题。马克思谈过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说的和后来列宁说的不一样。不是说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腐朽垂死，而是说：一、高利润必造成低工资，造成消费不足而引起经济恐慌。二、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大，利润律趋向于零。三、资本的私有性质及其社会性质的矛盾日趋严重，最后变为社会主义不过举手之劳。
列宁说的却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垂死阶段，要走罗马帝国的道路。实际上，当年的罗马帝国和后期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罗马是征服许多国家形成大帝国，剥削其行省（实际是殖民地）养活罗马本土，从而使其自身也腐朽了。在现代，英国曾因着重搞殖民地而落后于德、美诸国，现在已改变政策。从塞地港事件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由新殖民主义代替老殖民主义，这是因为老殖民主义已为时代舆论不容，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亦对殖民国家不利。
资本主义是否使工人贫困化？资本主义靠原始积累起家，其初期内部剥削十分严重。资本的每一毛孔都渗出血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不过，随着这种剥削积累形成的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工人生活水平必然逐步提高。恩格斯重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所写的跋，描写了四十年间英国工人生活的变化。这是上述命题的第一次证明。到本世纪初期，列宁认为这种工人生活的变化是英国垄断资本对殖民地超经济剥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但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工人生活是普遍规律了。
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次大的经济恐慌，并因而有“国际性总经济危机”之说，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并没有再现，原因何在？为什么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在混下去，有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
除了应付危机的经济政策以外，“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垄断，但是还有竞争，叫做垄断竞争。它们把新技术看作生命线，技术没有停滞，而是突飞猛进。每一家大公司都有研究机构，成为企业得以存在发展的关键部门。这种局面是马克思“利润律下降趋于零”的预言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公司大，工会也随之而大。大工会使得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得以维持一定的比例而不下降，帮助资本主义克服消费不足的危机。所以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说，现在的工会是资本主义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帮助资本主义消弭恐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比较地容许批评，容许揭发，并因此而得以不断地进行大大小小的改良。
西方思想的确善于批判，批判是由报刊和学校进行的，都是些精神贵族。说也奇怪，精神贵族中的多数，也许因为吃饱了饭总要用脑子，总在挖空心思的想投大众之好，他们的批判，似乎总在促进进步。他们不善感恩，研究经费常常受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的话却更多的是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由此，顾准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可是它的灭亡恐怕不一定是通过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途径，而是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地灭亡掉。
五、关于民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
什么是民主？有人说民主是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有人说是容许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意见并表示异议，有人说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其实都是从上面着想的统治方法，是英明皇帝也能作到的，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民主不是道德问题，不是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政权的体制问题。
民主是舶来品，是五四时期我们从西方迎来的“德先生”。所以谈民主，还得研究一下西方历史。
民主首先实现于希腊。雅典有九个执政官，都是不领薪俸的。后来的罗马深受希腊影响。有元老院，选出两个执政官，任期两年。作战由执政官当统帅，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军队由自行出资装备的公民军组成。后来罗马征服了许多国家，内部腐朽，为了征服和防守已有的土地，公民军变成雇佣军，造成军阀，自然变成皇帝，民主国家变成帝国。
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那是小城邦寡民，稍大一些的国家难于实现。后来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议会是在欧洲中世纪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诸侯这一个等级。有名的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扩大到城市代表，是诸侯之外的另一个阶级。逐渐的，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
马克思是主张直接民主制的，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中看得很清楚。根据这本书，顾准曾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新法兰西政制”画了一幅“蓝图”并加以评论，照录于下：
“ 1、它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的。直接民主制，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反对党，那么，像 1870年的公社内部，也存在过政见互有区别的政派，它们相互关系如何？是不是也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加以消灭？
2、它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联合体。那么，共和国要不要有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条条块块问题如何解决？《法兰西内战》显然主张彻底的“块块主义”，块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块块之间的产品交换怎么办？按《反杜林论》，这种交换决不能通过货币，那么，通过什么？
3、它主张彻底打烂拿破仑以来建立的官僚机构，恢复雅典时代的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你想想，行吗？
4、取消常备军。行吗？
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于它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
顾准写这些的时候，正是全国公社化热的时候，什么“上海公社”、“北京公社”等等，人们想建立的这类大公社将是什么样的？是像马克思想像的那种巴黎公社式的吗？
列宁也是主张直接民主制的。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了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他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实行的结果是：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苏联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作为直接民主的基层的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在列宁生前已被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属于斯大林。
我国的人大也算是直接民主制，没有政党在里面吵架，舆论一律，但成了举手工具。
直接民主做不到，代议制如何？这是我们骂了多年的东西。顾准是主张这个东西的。他不是说它怎么怎么好，而是说舍此似乎别无他法。前面已经说到了英国议会的产生，还可以看看美国的情况。《文集》有一节“一段美国史”谈得很透彻，下面再照抄一大段：
“华盛顿是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英军打败了，他部下的将领，还有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他坚决拒绝。他当总统当了两任，第三任就不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丹姆斯、杰弗逊都有名望。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但是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但和主流派的党对峙，形成后来美国两党制的基础。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比喻1917年，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轮流执政。这么办，会葬送十月革命吗？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托洛斯基上台，他还得搞五年计划，不会冒险用武力输出革命。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他就随便什么事情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变成谬误了。
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他们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扰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议员可以互相丢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可以有演说者对着空座侃侃而言的奇观。选举时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地方大亨（杜月笙之流）包办选举等，当然也少不了贿赂。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套东西证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也就是没有‘主义’。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
刚从盛行黑格尔主义的德国来到伦敦的恩格斯就是这样看待英国的。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都是拿破仑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尔是称拿破仑为‘国际精神’的。黑格尔精神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教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自然要对“议会清谈馆”深恶痛绝了。何况，把轰轰烈烈的1793年的国民公会和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对比一下，那种只计较一寸一寸前进的英国精神又算得什么呢？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建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怎么办呢？你总不能再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吃掉你’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就会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方法不好吗？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万马齐喑’要好些吧？‘保护少数派’。1957年前后，在我们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也曾响亮过一阵。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
两党制政治的真正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从代议制、两党制，顾准还谈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也很精辟：
“从马克思起，社会主义者在民主——专政问题的争论中所要实现的是对人民的‘领导’。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灌输的’。
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所以要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走马灯，螺旋就转起来了。甚至两个政党纲领没有区别也是好的。大将军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当皇帝，还痛切指出美国有一种军界、工业界膨大的趋势。
当然，这样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并不可怕。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农民占80％，不仅现在的政治家是精神贵族，科学家、工程师也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精神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自然就贵不起来了。美国工人子弟上大学的越来越多。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子弟们下乡回来以后，贵族气味打掉了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就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构当然是取消（砸烂）不了的。行政机关应该稳定，要换班的只是政务官。行政机关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职业，政党所争论的是政策问题。
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别看清谈馆的议会，章乃器在人大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越多，无法无天的事情越可以减少。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历史的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少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吏。结果，广大农民的处境改善了一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扩展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不用武力而用合法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进行的。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和逐渐减轻。”
好了，我已经抄录得太多太长了。这篇读书心得也就到此为止吧。写完一看，自己觉得突出的印象似乎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如何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精神似乎“照办”要少些，探讨和批判要多些，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另一个是告别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否定历史的终极目的观，认为历史并无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两个方面，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对于这两方面，我自己说不出什么更多的，只想仍耖录顾准的几句话来表明他本人的体会：
关于读马克思主义，在写重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后的看法时，顾准说： “马克思写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的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关于关于理想主义，顾准说得最深切的话是：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渐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一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过去了。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我还发现，当我越来越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我觉得，每个认真读过顾准的人，特别是也曾经历过“失去信仰”的痛苦的人，对这段话，都会产生沉重的共鸣。（2001/12/13）
2002年11月22日五柳村陶世龙制作，尹慧珉保留一切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