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后一种抹去历史的态度，或许也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使庸人在如鲁迅所说的变淡的血痕中麻木苟活，也可以使面对历史有愧的人活得舒服、安心。但是这种态度的害处更大。如果历史被抹去了，被忘却了，那么，教训也就同样被抹去了，改革也就不需要了。
我们常见老一辈的人在述说或写他们的往事时，他们的孙儿孙女辈会瞪着天真的眼睛问：“这可能吗？真是这样吗？”这说明，血痕真的已经变淡了。如果这样，若有人想“克隆”过去的某些东西时，还会有警惕和抵制吗？
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记忆和见证。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总名就叫《记忆》。现在已经出了四集。通读了这厚厚的四册以后，深深感到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并被很多篇的内容所吸引和感动。
《记忆》的内容很丰富。时间大体上限于此前的半个多世纪以内。大多是国内人们的记忆，也有国外的，不仅是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以借鉴，引我们深思。
我觉得这些文章好，好就好在其具体，事实确凿。例如
1957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清华大学整个运动的情况（作者是五十年代初的清华学生，整风反右时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他是从解放前的平静清华写起的，然后到“风乍起”的“思想改造”，最后才以反右终。这就使你看到了教授们怎样通过挖掘自己的“原罪”而从饱学之士的尊严变得自辱和惶恐，学生们对此又有怎样相应的反应。这样，整风反右中的许多似乎荒诞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使人可以理解了。真正是解剖了一只肝胆俱全的麻雀！作者本人也是在这次运动中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和一个至今尚未谋面的笔名罗兰的学生就人权和胡风两个问题打了一场大字报、小字报的笔战。其实，就文中录出的双方笔战原文的内容看，作者应说是左派。他是肯定反胡风正确、人权可以考虑从权的，是忠于当时党所做的一切的，他只不过是生性诚实承认事实、并有一颗青年善良的心罢了。但他也成了右派。
由于叙述的是确凿的事实，对读者来说，历史的荒谬就不再是概念的而是具体的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国际特嫌”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顶帽子，但我过去总认为这个“嫌”字里必有许多严重的蛛丝马迹。但是，据对戴乃迪的回忆文章中说，这位热爱中国、崇拜中国******、为中国勤勤恳恳作了几十年翻译工作、把中国的许多名著介绍到国外去的英国老专家也是“特嫌”，其蛛丝马迹就是她把一则新的尚未发表的“最高指示”写信告诉了她的英国朋友（她的崇拜过份了，误解了当时盛传的“最高指示不过夜”）。她因此坐牢整整四年多。至于其他创伤，关于丈夫、关于儿子等等，就不必多提了。明白了这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特嫌”。
丛书中的“记忆”不仅是老革命及知名人士的，也不仅是涉及大运动的，还有平凡老百姓的看似平常的事。如徐莉萍的《心之蚀》，忆的是她的朋友，一个现在卖小商品的下岗女工的事。她的妹妹在幼女时期被奸污多次，一再自杀被救，至今萎靡不振精神不正常，成为姐姐的负担。姐姐愤而访寻到那个坏人，此人现已娶妻生子，做着小小一官。此人“通情达理”地表示愿出一万元赔偿，并“善意”地劝她以私了为好，如果打官司既坏了妹妹名誉，打官司的钱她也花不起，她也不能胜诉。姐姐气得想杀了这人，又引起妹妹恐慌，求救于作者。我们读了可能只把这事看作一个“个案”，但它引起的联想又有多少呢。
还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冤屈。如朱鸿兆写的《陈学昭在延安》所记：陈学昭是抗战初期回国的法国留学生，有文采，时髦漂亮，当时可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斯诺差不多的时期来到延安采访，向重庆发回采访稿，记下了她所看到的一片新气象、新风尚，对有所不满的地方也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那时她在延安享受的是特殊待遇，她感到不安。她的忠实报道使******不满，她难于在重庆待下去了，决心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再度到延安，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的生活。看来她的改造是刻苦的，所以连“抢救”关也比较平安地过了。但是从她后来的作品《工作着是美丽的》看，思想是改造好了，文学才华却丧失了。其中得失，该如何衡量？
筱敏的《怀想父亲》中的父亲也与此类似。这个患癌症死去的父亲，是部队中的老干部，青年时参加革命，曾在东江纵队打游击，解放后参加十万大山剿匪，任政委。但在后来经过许多次的审查、批判之后，他沉默了，在儿女眼中，他是个平庸、怯懦、无趣的人，还是个犯过许多错误的人，留给儿女的，只不过是个“革命干部家庭”的好出身罢了。后来从发现的一点一点的事实，儿女们才了解了父亲的真实风貌。
这种创伤，这种精神烙印，许多人都是体验过的。
本来还想谈谈丛书中国外人士的一部分记忆，那里面有许多“他山之石”。限于篇幅，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读完这四册书，很自然地想起了巴金老人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这位老人也是个难得的珍视历史事实，坚持应当记忆的人。为了防止灾祸重来，他揪住历史不放，也揪住自己感到抱愧的一些错误不放，虽然他本人本是受害者，那些错误在别人看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现在看来，何止“文革”应当建立纪念馆，而且这纪念馆是一定不会建成的。但是，文字的东西，书刊上的东西，有的也能起到纪念馆的部分作用。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好书，如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韦君宜的《思痛录》、戴煌的《九死一生》以及其他一些纪念胡耀邦同志的书刊。这一套《记忆》丛书我想也可以与它们并列，作为建筑“纪念馆”的一块厚重的砖瓦。因此，我希望丛书能不受阻碍地坚持出下去，越出越好。
海外版副刊陶世龙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