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老伴的三件事
尹慧珉
我一向缺少那种崇拜丈夫的美德，对老伴经常挑出他各种毛病并加以嘲笑，自以为颇中要害。所以我弟弟曾批评我∶“你别老向他发‘抽球’”。其实，对他有些根本的方面，我还是佩服的。近二十年来他对三件事的处理尤其使我心服。
第一件是“文革”后期被诬为所谓“516黑后台”的事。那时，“史无前例”的混乱使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小单位也搞得乱糟糟的，到后期，不知怎的又抓起“516”来，报社职工绝大多数都变成了“516”分子，被点名的先后被迫“坦白”承认，然后又互相揭发，层出不穷地编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罪行故事”。其中最大的一案就是编写“打倒周总理”的“黑材料”。主持其事者是两个“黑后台”，我老伴老胡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彻底查清，当时开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会，坦白揭发的人一个接一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编出来的“罪行”也越来越多。大故事中又套着许多小故事，其引人入胜的程度绝不弱于书摊上一般的侦探小说。故事的梗概大体如下：首先是发展“516”组织（有画出样子来的特定表格），把报社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全部拉进这个反革命队伍；接着便筹划“反周总理”这个大投机事业。在某楼某室开“黑会”讨论材料和提纲，再指定三个“黑笔杆子”分段写出，由两个“黑后台”最后审查定稿，又设立“地下排字房”排版印刷，出入这个排字房都要先打暗号，据说这是根据我老伴的地下工作经验确定的。
当时这运动是由进驻的军代表和以某位“红后台”为首的单位党委领导的，挖出了这么一件大案，又“挽救”了这么一大批陷入了反革命组织的人，真是战果辉煌。可惜的是，到运动结束，将“假516分子”一个个“排除”以后，剩下的尾数竟然是零，而且“打倒周总理”之事竟也全属子虚乌有，化为泡沫。当然，据当时当政者说，这次运动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为排除了怀疑，给很多人卸下了包袱，功绩是了不起的。我听到这一结论时实在忍俊不住，不由地偷偷写了一首“黑诗”，七言八句，结尾的一句便是：“最后胜利在排除”。
老胡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既是两个“黑后台”之一，也是“反周总理”的主要策划者。“黑会”
是他主持的，三个“黑笔杆子”是他指定的，材料是他用“紫色墨水”修改过的，“地下排字房”的进出暗号也是他制定出来的。最可怕的，是“证据确凿”，不但有那个“组织”里所谓的核心和骨干的一般工人和编辑记者作证，连另一位“黑后台”也挺身而出，证明所有材料属实，他也检查了自己的“罪行”，据他说，“黑材料”是由老胡统一编好后交给他最后定稿的。此人文革前是副总编辑，比担任编委的老伴官高一级，当年老伴编发的稿件也由他审过。我独不明白的是，那个编造出来的“516”组织既然自称最革命，对于十七年的官阶和旧制何以竟是如此认同。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老胡被揭发、被批斗、被逼供、被打骂、隔离审问、不给自由、勒令干最苦最重的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没说一句假话，没交待出一件不存在的事实。这是我佩服他的第一件事。
按说，自己没做过的事，不承认自己做过，这是很平常的事，并没有什么可佩服。但是当时却是一个不平常的环境。那时，揭发者众口铄金，言之凿凿，大字报铺天盖地，敦促投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还不去说它，最可怕的是说假话成风，单看整个单位竟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是“主动”交待出来的假“516”，就可见说假话之普遍，当然这些人也是被迫有苦说不出的。何况当时的当权者又是有意鼓励说假话的。说真话者挨斗，人人得而贱视之、批斗之，说假话者不但可以卸了包袱，不再没完没了地被纠缠，而且荣光遍体，还可弄个班长、排长当当，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何况还有诱供，要他承认什么，要他咬什么人，话都递到嘴边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坚持讲真话，我觉得确是难能可贵。
第二件事和胡乔木的儿子胡某有关。
此人是个衙内，酒色财气之徒，却并非无能之辈，而且颇有干出一番事业来的雄心大志。他网罗了一批人，办了两个当时颇有知名度的刊物：《人才》和《丑小鸭》。这两个刊物实际上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带着它们“挂靠”到各个单位。原来挂在科委，关系搞不好，想换个地方，看中了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人出版社。
是否接受胡某和他的两个刊物，当时出版社的头头们着实煞费踌躇。有人极力主张要他来，为便于和乔木挂钩；有人反对，因为此人气势嚣张，难于搞好关系，早已名声在外。老胡当时倾向于接受此人。他认为两个刊物是好的，又认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儿子，有缺点哪能就教育不过来，我们也有责任帮助他。”回家和我闲谈时，他也讲过这个看法。我听了感到未免有些迂，但道理也不算错。
胡某调来出版社后，开始一段，和老胡相处还比较正常，彼此尊重。但许多矛盾和麻烦很快就产生了。老胡是按一个普通的下级干部要求他，对他那些层出不穷的缺点还要加以教育。胡某却不能卖这个账，他并不把这个“领导”放在眼里，而且，既要利用出版社这块招牌做他自己的大事业，他就必须在许多事情上独断专行、先斩后奏，或干脆瞒着，不奏而斩。他所做的那些事有的也太出格，是老胡这样的人不能不制止的。再说，为要借出版社这块“跳板”取得一些必要的资格，他还要入党、升官、评先进，这些事老胡虽然也愿意给以帮助，但坚持要按常规，要求他先改正那些确实存在的缺点。这在胡某看来当然不只是可笑的迂腐，甚至是可厌的障碍。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几乎都要发生争执。老胡每天回家，话题必是这类事。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也替他心烦不已。好在这麻烦的时间也不算长，数月以后，胡某就觉得此处并非良好的落脚之地，决定走人，另找更好的地方去了。他是通天有术的人，有本事硬来这里，再找一个重用他的地方当然不难。
单是乱这么一场倒也没有什么，更富戏剧性的是胡乔木竟亲自插手。他在胡某到出版社后不久，就派秘书多次来找我老伴，询问胡石英表现如何。老胡据实相告后，那位秘书表示这些是胡某的老毛病，家里也都知道，还说乔木同志听到胡某有这么个严格的领导人非常高兴，后来胡石英不听老胡劝阻，违背出版社分党组决定，私自跑到外地筹备成立全国自学者协会，老胡把这事写信告诉了乔木的秘书，并对秘书说：此事是否告知乔木，请他自己决定。
为胡石英调离的事情，习仲勋召见了一次有关领导人员，去他那儿的除总工会两位领导人外，老胡也去了。当时习仲勋负责主管全总的工作，老胡这个小小出版社长，从未因工作被召见过，这次却因事关胡某而得见了中央领导。在询问情况时，其他人委婉其词，老胡只得老实说出胡某的许多恶劣表现。正说话间，他忽然看见习仲勋面前有一份材料，像是自己的笔迹，颇感奇怪，不觉注意起来。习仲勋也发现了，就笑着把这摞材料递给他看。原来这就是老胡写给乔木秘书的那封信，还附有乔木给习仲勋的一封信。这封信习仲勋也给老胡看了。不看则已，看了真令人哭笑不得，并且大大长了见识。信中，乔木并不为这位他曾称赞过的“严格的领导人”叫好，反而控诉他对胡石英太不公平，“连个副总编辑也不给”。老胡实在气不过，只好从头把话说清楚，并当面要求习仲勋一定要向乔木转告：我决不接受信中的意见。好在习仲勋听后还是讲了一句公平话，认为老胡那样做还是对的。又还谈到胡某还组织人从外地给中央写控告信，说老胡是“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分子”。原来这次召见，主要是要让胡某调离，老胡说阿弥陀佛，这件事也就结束了。
我认为老胡对这件事的处理显得略有些傻气，但确也表现了为人的正直。
第三件事，和《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有关。
这是一篇报告文学，刊登在出版社所办的文学刊物《开拓》上。文章的作者是刘宾雁。这个名字现在提起来似乎不太方便了，当时在文坛上却是很受尊敬的，且被作家们选为作协的副主席。作家张洁称他为“笨人刘老大”，邵燕祥曾有诗赞他“鸦雀无声雁有声”。当然，说坏话的人也是很多的。他好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写文章替好人说话，揭坏人疮疤，当然会触怒很多人，特别是当权者。加上采访中不免疏漏，有点小的事实出入便授人以柄，使人有空子可钻。现在想来，他想以作家兼记者的身份起包青天的作用，而不像有些和他齐名的作家那样去钻研文艺技巧和学术，确实也是有些“笨”，不过是令人尊敬的“笨”。
《第二种忠诚》中心意思说的是人应当怎样对党忠诚。文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一个工人，曾因上书毛主席而获罪，蹲监狱多年。此人上书时正值全民学雷锋的高潮，他却认为毛主席提倡向雷锋学习是不够妥当的，因为雷锋说的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此人在信上对毛主席说：“你提倡学雷锋，岂不是说你的话句句都对，不能再加以思考并提出不同意见了吗？这不利于教育人民，更不利于你和中央的老革命同志们团结相处。”此人还说：“对党的忠诚有两种，雷锋听党的话，是第一种忠诚，见到党的缺点错误就提出来，是第二种忠诚，我愿尽第二种忠诚。”这封信还没有被毛主席看到，写信人就被捕入狱了。后来大量冤案平反时，为平反这件案子还费了许许多多的周折。《第二种忠诚》写的主要就是这件事，作者显然是同情这位写信人的。事实上，作者本人也就是一位第二种忠诚者。
文章在《开拓》上发表后，引起了一场风波。全总有人出来说它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是提倡“与中央不保持一致”。全总便来检查。一时议论纷纷，说好说坏的都有，一直闹到中央。当时总书记胡耀邦不在国内，由中办主任王兆国和中宣部处理。王竟说这篇文章是对毛主席“鞭尸”，问题当然就大了。全总当然是照中央的办。这本刊物刚印出来，还没有完全发行出去，于是立即命令出版社停止发行，已发行的也得收回。这还不够，还得组织批判文章“消毒”。
有许多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和做法的。有人说：“毛主席并没有看到这封信，此人下狱他也不知道，‘鞭尸’从何说起？”也有人说：“党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功过已经做过评价，这篇文章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有何不可。”有人说得更妙，他说：“我本来也是想批这篇文章的，我认为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要说忠诚，首先应当提倡党对人民忠诚，然后才是人民对党忠诚。作者刘宾雁颠倒了主次，没有抓住主要的方面。不过，现在人家要批他，我就不想批他了。”
虽然如此，这些意见都不过是“处士清议”，作不得数，必须执行的是长官意志。当时老胡是出版社的第一把手，长官意志该由他贯彻执行。
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什么为难之处。老胡负责的是出版社的全面工作，杂志的编辑工作由副总编辑负责，他并无直接责任。事情既已发生，他只须按上级指示照办，最多再做一个“官僚主义”的检讨就可以了。但是老胡没有这么办，因为他根本不同意上面的指示。他认为“第二种忠诚”并没有错，宣传这种忠诚也没有错。当然这种事不能硬顶，只好软顶，于是就出现了在执行中办事不力的现象。收回刊物的上级意图传达下去了，下面不愿执行，拖拖拉拉，他听之任之；要在刊物上发批判文章，老胡表示：你们组织了批判稿来，我一定登，但别人写了相反意见的稿子来，只要言之成理，我也要登，百家争鸣嘛。出版社自己没有主动组织批判稿，也没有自流的批判稿寄来，主张批判最力的人们也写不出稿子来，最后还是以不批判了之。这出戏唱得实在不怎么样，看来老胡是脱不了手的了。再者，凡此种种和顶头上司不一致、相抗争的事，他都是自己出面，不要求下面负具体责任的同志出面。他觉得自己过去的辫子毕竟不多，自己扛着这件事比较好。
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争论是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在一次和全总领导人的争论中，老胡竟忍不住拍了桌子，说：“我在全总工作几十年，已做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了，一次是在批判赖若愚的时候，一次是在‘文革’。这次我是坚决不做违心的检讨了。”一位直接领导他的书记曾历声告诫：“老胡你这样做是危险的，你要好好考虑。”见老胡仍是顽固不化，他又说：“我不是以领导的身份对你说这话的，我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向你说的。”因为这位书记解放前曾在重庆、武汉地下党工作，刚解放时又与老胡又同在市总工会工作，比较熟，所以自称是老朋友。
现在回想，这些话也算是相当温和、相当照顾面子的了，和“文革”时的语言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可说是盛情可感，但是看法不同是没法的事，语言温和，也还是只能我行我素。
那一年，老胡正当62岁。本来，在头两年刚满60岁那天，他就写了请求离休的报告，后来全总领导人告诉他不能批准他的报告，因为出版社的工作目前还离不开他，叫他不要再写报告，以免领导被动。他也就照办了。现在来了《第二种忠诚》事件。不久，批准离休的名单下达，老胡的名字赫然亦在其中。出版社的同志们眼睛都雪亮，都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处理，是让老胡体面地退出领导岗位。老胡很快就收拾办公室回家。我的想法则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几年看他在那个岗位上左推右挡，真是够累够烦心的了。已是白发满头，余日无多，留一点时间，过一些比较清静的日子，做一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岂不是更好吗。
出版社有不少同志对老胡颇有感情，有时在我面前称赞他，说他是个好领导。我曾经怀疑这称赞是否有些过份。我知道出版社很有些精通业务、工作不错的能人，老胡给他们出的主意他们未见得全都真心佩服。另外，他性格也有主观急燥的一面，我曾隔门亲耳听见有同志来家和他谈工作时两人大声辩论，老胡有时不等人家说完就抢着说话，坚持己见，使得别人无法很好地申述自己的见解，我以为这并非一种很好的领导艺术。但是我也亲眼看见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并不心服的人对他仍然很好，相处亲切，并无芥蒂，使我莫明其妙。经过《第二种忠诚》事件以后，我比较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很多人说：“在老胡手下工作放心，他同意过的事出了错他从来不赖，有肩膀，能担当。”这或许是人们尊敬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有成绩时承认下边同志的功劳，有错误时自己能承担责任，本来是任何领导者的起码应该做到的事，不足为奇。但是近年来看到的那种贪群众之功为己功、有过错却推到下面去的所谓领导也太多了，所以，那不足为奇的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我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只是因为这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细想起来，他所做的这些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功绩，只属于“有所不为”的范畴。不过，“有所不为”至少也还是一个正派的人、正直的人起码的条件，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人也还难于做到，所以我还是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