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和 母 亲
尹慧珉
之一：合 川 之 行
我常说：我和母亲不是一般的母女关系，是母女，同时又是朋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兄弟姐妹们大概都有这种感觉。
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母亲和外婆当年就是母女加朋友，我和康敏现在也是母女加朋友。记得那当年在桂林，一次我和母亲躺在床上聊天，外婆走来就说：“好呀，母女谈心，不要老太婆！”我和母亲都笑了，笑她吃醋。
和母亲相处几十年,亲切地和朋友一样谈心的时侯实在太多了，说也说不完。留在记忆里最清晰的，是1946年那次。当时，我们家正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1943年发生了祖母把外婆赶出家门的“家庭事变”，1944年湘桂大溃败全家逃难到重庆，1945年传来外婆去世的消息。这些事情接踵而来，家庭于是乱了套。母亲原是极温顺、极能忍让的人，此时伤心以极，性格竟完全变了。家事也懒管了，常常喝酒，酒后或哭，或漫骂，家里经常出现姑妇争斗。我那时正在重庆上大学，回家时也参加，当然是“母派”。鸡争鹅斗，都是些无聊琐事。例如，厨房灶上坐着一壶水，我去提，爱奉承祖母的男仆陈南先说：“这是给老太太洗澡的。”我就说：“大小姐也要洗澡。”抢了水就走。如此等等。
不久我就厌烦了这种斗争，对母亲的同情也增添了深深惋惜的成分。母亲很有才华，好读书，有知识。她只有旧制师范四年的学历，毕业后二十岁左右就教中学，而且教得很好。到三十岁生了荃妹，一半是因为已有了四个孩子，家务重，一半也是为了和祖母斗气，离开教职回到家庭，从此没有了自己的事业，现在更落到这种境界，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决心劝说母亲，离开这家庭斗争的狭隘天地，重新回到社会中去。
于是就有了那次难忘的母女谈心。夜晚，在李子坝家中的走廊里，月色朦胧。我那时正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心里有许多天真幼稚的社会主义梦想，很热烈，把自己新学来的许多东西一一向母亲细说。她问我：世界上真有那么好的时代、那么好的社会吗？我坚信地一口肯定 。当时具体说了哪些话，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母亲问的那句话我却记得很清楚，好像口气比我还要幼稚，我却似乎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了。这情景现在想来很可笑，当时我们的心情却是严肃的。
当我说到正题，说到她应当脱开现在这种无聊的处境时，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可能她自己也早已感到困恼了吧。接着，两人就到处找工作。她去找过姨父教育界的朋友，我也找过些朋友，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位新青社的朋友告诉我合川某中学需要一个教员 ，有熟人可以介绍，问母亲愿去否。母亲立刻答应了，随即结束停当，带了七十多岁的老杨妈和幼小的建弟佛弟，搭船溯江而上。
我那时年轻，并不觉得这事有多么困难，现在回想方知不易。首先不知道她和父亲是怎样谈的，因为这和外婆当年的出走毕竟不一样，外婆那时是和家庭全面决裂，母亲却必须照顾父亲的感情。其次还有生活条件的问题。甫臣曾去合川接过母亲，据他说，那里的生活居住条件相当差，看去有些可怜。又据不记得哪位弟妹说，那次去时还遇到一个尴尬局面，原来人家已经不要人了，既来之，只得留下。可是母亲这次却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既留下，便教书，各种困难都克服了。
从此，她回到了教学岗位，回到了社会。复员回武汉后，她去二女中和一女中执教，解放后不久，因教学好又调到武汉师院，进入高级知识分子之列，评薪时她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副教授的水平，困难时期得到“肉蛋干部”的待遇。钱和待遇虽然不足贵，但当时的社会分配还比较公平，这些事至少说明她的价值是得到了社会承认的。总之，这次合川之行可以说是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使她在后来的十多年间，得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欢愉。
母亲爱她所有的儿女，对我也是深爱的，但是她也看到而且很不喜欢我的许多缺点，对我在许多方面不以为然。唯独这件事，她却一直表示要感谢我，并为此多次称赞我“吕端大事不糊涂”！当然，我不要求她感谢，对她的称赞我也知道“其实难副”，因为我不但小事常常处理不当，对大事也总是很糊涂的。如果套用她所因的那一联诗来评论我，“一生不谨慎，大事也糊涂”才是最恰当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对母亲的称赞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毕竟为母亲做了一件好事。
之二：“晚唐风味”
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同系的几个女同学常去找吴组缃先生请教，有时也聊天。一天，吴先生对我说：“原来你旧体诗也写得很好。”我很奇怪，此话从何而来呀？原来是教我国文的老师告诉他的。那位也是名教授，可惜我把他名字忘了。他告诉吴先生：“我班上有个很有天份的女学生，写的诗有晚唐风味。”还说了我的名字，所以吴先生知道了。
哦！我恍然大悟。心里直想笑，不敢笑出来，更不敢坦白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是：那天老师要每人交一篇作文，题目自拟。我想偷懒，想起曾经背得的母亲的一首诗，就抄出来交了上去，不想得了老师的青睐。
那是母亲青年时的作品。诗云：
轻阴漠漠柳丝斜，细雨无声湿绛纱，
闲拨炉香篆心字，任它零落碧桃花。
细腻地写出了一个少女的情思，既恬静，又“有所思”。那位老师的评价是中肯的，确实有晚唐风味。
我的母亲是才女，我是才女之女，沾光是理所当然。虽有剽窃之嫌，我心里还是相当得意。
之三：路 上
母亲癌症术后离开医院，住在方妹家里。一天，文革的斗争风云稍缓，我去看她。正好她准备去宏弟家，我便和她同路走去。
母亲走路一向很快，病后仍是如此，不需要我因陪同而缓步。我们边走边谈，情绪都还可以。忽然母亲提起想回武汉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宏弟方妹两家房子都不宽敞，两老住着，使他们很不方便。”那时我家不能去住，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已有共识。我只好劝她还是要留在北京继续就医。我说：“挤一点就挤一点呗，他们也绝对不会有意见，谁叫他们是你的儿女呢。”她说：“不是说开完刀病已经好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呢？”我不好说了，只得含糊应之,说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她沉默了一会，忽然笑道：“我知道啊，就是我这个病不好啊。”我大吃一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得的是癌症，这事我们是瞒着她本人的。动手术时我们告诉她是胃溃疡，需要开刀，术后要吃当时以为很好的一种抗癌片，又兰每天督促她吃，说是唯生素。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也以为她都信以为真了。谁知今天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总之很尴尬，幸亏是两人并排在走，如果面对面说话就更不好办了。又不知道她是知道了实情，还是心里有些疑惑在试探我，我可不能泄密呀。正在支支唔唔，母亲却自己来给我解了围。她笑着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患的是癌症了。她住院时，父亲写过一封信给舅父，告知母亲的病情，希望他到北京来探视，老姐弟能见最后一面。父亲大概也急糊涂了，这封信的底稿竟没有丢，塞在衣袋里，被母亲看见了。她没说，大家也没觉察，就这样相互隐瞒到今天。
真相大白，我也没什么可尴尬的了，就这样相偕走到宏弟家 。父亲也在那里，大家又把事情说了一遍，笑父亲糊涂。那天宏弟一家人都不在家，就只我们三个人，说完就做饭吃饭。因为母亲很平静，我和父亲也显得很平静，饭菜可口，气氛甚至还相当愉快。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聚。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一方面当然是为自己在这戏剧性场面中的尴尬形象感到滑稽，更多的却是在想：母亲那时为什么这样平静呢？那一天的平静还比较好理解，但是从她发现真相到那天已经经过了好多天，她怎么竟一直保持着平静呢？当然，后来我也得过癌症，也曾被认为能够正确对待疾病，达观，镇定自若，等等。但那已是十多年以后，人们“谈癌色变”的程度已大大减轻的时候了，加上我本来就是那种看起来细致实际上却很粗疏的性格，遇事做事常常不去想会有的严重后果，用我自己的话说是“聋子不怕雷”，用母亲的话说是"掮起牛脑壳乱混"。这种性格要做到“达观”是比较容易的。母亲可就不一样了，她比较细腻，想得多，遇事还爱往危险处想，所以曾被外婆嘲笑为“万一如何总祸根”。像她这样的性格，又加上那种政治、经济状况都不稳定的处境，心里牵挂着父亲，牵挂着六个儿女，一旦遇着癌症这样的祸事，她怎么能平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她表面平静，内心并不平静，只是为了不想增加父亲和我们大家的苦恼，所以做出平静的样子。看来，我的“达观”是本性的流露，母亲的“平静”却是为了他人。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一辈子不做妨碍别人的事，更不做损害别人的事，只是尽力给别人以安慰和帮助，这是我们都没能学到的。我怀念母亲，愿在此再寄上自己的哀思。
之四：争 论
“我和母亲”已经写了三篇.每篇写的都是我们母女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但是存在于我们母女之间的也不全是和谐，时常有争论，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政治性”的争论。
母亲从四十年代起，思想就很进步了。在中学教历史，是按照华岗那本近代史讲的。解放前夕同情我们的地下工作，还想帮着做些事。记得当时我和甫臣按组织的安排抄寄出一些宣传品，一次被母亲发现，她不是阻止我们，而是要求由她来抄，因为“没有人会来对老太婆的笔迹”。还有一次门外有可疑的急遽敲门声，她怀疑是特务，拦住我们不许动，自己挺身而出去应门，仿佛她那瘦小的身躯突然膨胀了起来，足以抵挡天大的祸事似的。
解放后她对共产党的许多政策和做法都衷心赞同，自己也尽心竭力地工作，只是不入党。那时因她教学优异，子女又都“革命”，她所在单位组织曾有发展她入党的意思，但她自己想想却觉得不配，说是“我现在也算不错，但要是真的美国人来抓了我去，我是经不住拷打的。”这种想法，现在想来，未免过于“清纯”。她政治上的这种进步，和她业务上的精通一样，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引以自傲的。
但是，母亲对共产党也并非事事都满意，有些事也看不惯，有些事也不以为然。记得解放初期，她就向到我们家来做客的老党员旭之表兄发问：“为什么国民党大官的汽车共产党的大官也坐上了？”共产党的会多，只要报纸上登了点什么事，学校都要组织教师开会反复学习讨论，对这一点母亲也不满意，她说：“大家都认得字，何必天天坐在一起‘唱报’。”如此等等，常有牢骚和讥讽。
那时我年轻，刚从地下冒出来成了“当家作主”的干部，意气风发，满眼风光，觉得共产党、新社会一切都好，正如后来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就是好、就是好！”因此，母亲的那些牢骚和讥讽，和我的思想是正好抵触的，我认为那些都是母亲的“落后面”。我们之间的争论大多与此有关。
争论的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有一次气愤愤地说：“算了啊！以为就只有你知道新社会好！旧社会过来的人有对比，只怕比你知道得还深刻些！”她竟真的生了气，也可看出我当时态度之认真和激烈了。
想起来也好笑。我这个人，解放后几十年来，从来是被目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有些人甚至因反右派时居然让我漏了网而愤愤不平。没想到我当时竟还是这样的“左”得可爱。
我记得最清楚也是最具反讽意味的一次争论，是在1959年夏季。那次我去武汉出差，住在父母亲家。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家和二老聊聊天，共叙天伦之乐。不过那天伦之乐只有精神上比较丰富，物质上却是清淡得很。因为湖北是“大跃进”高调唱得最响的地方，那儿的后果也暴露得最早，此时的武汉已经买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那次我本来也带了些食品去，不过在北京时还没有感到饥饿已经逼近，带的只是些精致小食品，并不经吃。记得有一天我出去采访，走出工厂时忽见外边路旁一个农民在卖菜，大喜过望，立即买了那一担菜的一半，背回家，父母亲都欣然色喜。工厂离家很远，我从没有背过那么重的东西，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有了这一堆菜，我们好几天都有蔬菜吃了，大家都高兴，但是每天都有一些菜叶变黄，只能丢掉，又都心疼不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是前不久人们还都沉浸在“大跃进”的喜悦中，以为物质即将无限丰富、中国即将“奔向共产主义”吗？怎么突然竟连吃饭也成问题了？正是在议论这个问题时，我和母亲又争论起来。
母亲讥讽了前些时漫天刮的浮夸风，说共产党在前几年的成绩面前骄傲了，脱离群众了，爱听好话不爱听批评了，正因此，报喜不报忧的小人得志，搞得假话满天飞，终于种下了现在这样的后果，等等。
本来，母亲说的这些都是摆在人们眼面前的事实，我也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当时我那种“就是好、就是好”的信仰和感情还相当巩固，还是非争不可。当时，“自然灾害”、“苏联掐我们脖子”这些理由还没有制造出来，我当然也还不能用来当作论争的武器，但我仍有许多用熟了的武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啊，不能以局部概括全局啊，态度啊，立场啊，等等等等。总之，颇有点“大批判”的味道。那次母亲也动了真气，她说：“好！好！我知道我这些话录下音来也足够打一个右派了！好在你也不至于去揭发我。你们共产党不听忠告也就算了。”
当然，争论完毕，大家又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起白菜饭来了。
我说这是一次“最具反讽意味的争论”，是因为：当我在武汉刚“批判”过母亲，回到北京，却早已有一场更激烈的反右倾“批判”在等待着我了。
自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以后，我就成了个经常在劫难逃的“老运动员”。如果说有些运动中挨批挨斗还可以说是“事出有因”，反右倾这次却是地道的活天冤枉。批判的原因有二：一、我在武汉看到那些情况后，采访了市委秘书长陆天虹，然后给编辑部领导写了一封信汇报情况，信的第一句就是“武汉在困难中”，我还建议：“现在很多群众包括党员在内都不大相信党的政策了，报纸应多做些正面宣传”。为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质问我“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里贩来了什么私货”（陆天虹同志已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诬蔑大好形势”、“为什么诬蔑党员”，等等。二、看到武汉那种现象，我曾想过：“毛主席说过他在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看来毛主席也有失误的时候”。运动中号召“向党交心”，我便把这个只有自己知道的“一闪念”交了出来，这当然也成了一个大题目。我在“交心”时已检查这是“对毛主席和 党中央信仰的动摇”，本来就上纲上得够高的了，批判时大家照例不满足，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上一层楼，以至素以能言著称的我，当时竟不知所云，呆若木鸡。幸亏有一位同志动了恻隐之心，出来说：“看来尹慧珉的思想已经混乱了，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我们先放一放，让她好好考虑自己的错误。”才算暂时解了围。不过后来我一再苦思苦想，也还是找不到更高的纲上。
这次运动也像其他运动一样，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我也还是本着“家鸡打得团团转”的一贯态度，依然竭尽愚忠，继续工作 。不过在运动中毕竟也得到了一些教益：一是知道了“交心”是必须慎重的，绝不可轻率和轻信，更不可多管闲事（那次我下去的任务是组织工人作家的稿件，群众是否相信党的政策这类大事本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二是认识到自己并不像自以为的那么聪明，相反的倒是相当愚蠢。有时回想起和母亲的那次争论，自己那种认真激烈的样子，尤其觉得滑稽，忍不住哑然失笑。
从那以后，我和母亲之间，似乎也就不再有什么“政治性”的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