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 动
--读吴伯萧《记一辆纺车》引起的回忆
尹慧珉
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是散文名篇，最近又仔细读过一遍。这是我读过的写劳动写得最好的一篇。
我最喜欢的是他写劳动“技巧”的那几段。按说，劳动技巧是写文章之忌，往往枯燥。但他写的“技巧”却充满感情，令人神往。先写掌握不了纺线技巧时的焦躁，然后，“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的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或棉条里了。”“纺线有几种姿势，……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这些描写，使我由不得想起了自己参加劳动时的体会。
我干体力劳动也有许多次了。时间最长的两次：一次是在吉林双辽县劳动锻炼，历时一年，一次是“五七干校”，七年。我的劳动和吴伯萧当时的劳动不同。他写的是延安生产运动中的劳动，回忆当时一个豪情满怀的青年革命者的生活，他写出了劳动的自觉和欢快。除了上面所引的两段以外，后面写“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的竞赛场面，也写得十分红火，令人像能呼吸到那种火热的革命朝气！我参加劳动时的气氛则完全相反，我到干校是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去的，到吉林虽说名义上是正常的干部锻炼，其实也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因为那时我是个未戴帽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如此，由于自己那时还有一份“改造思想” 相当高的虔诚，所以在劳动中仍有一定的乐趣和收获。
去双辽县前我还从未干过体力劳动，是个人们常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原型的知识分子状态。什么也不会干，学起来也很迟钝。记得第一天下地，是去“刨茬子”，就是把割后余留在地里的苞米茬子挖出来。下地时一人一把小锄，右手持锄刨出苞米根，左手把茬子拔出来磕去土放在垅边，以便集中了挑回去当柴烧。这是妇女活，去的都是一帮女社员。我弯腰刚刨了四五棵，女社员们早一溜烟刨向前，跑的没影儿了，就是一起去锻炼的四个同去锻炼的女干部也在前面离我远远的。等到妇女队长刨完她的一份活回来接我时，我实在羞愧难当。
在双辽县的前半年我硬是干什么活也干不好，连扫院子也扫不干净，被同去锻炼的伙伴们查出留下的不少灰尘，以致小组长冷冷地发话：“你就天天扫院子，什么时候扫会了什么时候再干别的活！”
甚至连脑力劳动也不行了。在食堂干活时，我竟把该做多少苞米发糕的数字也计算错了，事出以后，我忍不住哭起来了，既是为了怕做的糕不够下地回来的社员们吃，更怕的是晚上一定又要开尖刻的批判会，我实在挖不出我为什么存心让劳动人民饿肚子的思想根源。
社员们比同是干部的同志们要和善些，有时免不了也要笑我：“尹大姐，你这个人看起来挺聪明的嘛，怎么这么笨哪？叫你拿个笊篱来，也不知道是个啥。”
吃够了苦头，我咬牙狠心，一定要把劳动学好。恰好这时被调到另一个锻炼小组，那些同志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松些，人情味多些，在相互帮助下，我终于熟悉了劳动，笨拙可笑的形象起了些变化。
一天去锄地，给苞米锄草间苗。这是个技术活，生产队长指导说，最要紧的是要会“迈步”，眼里看着苗，手里用着锄，脚要一步跟一步地向前迈，就像平常走路一样，不会锄的人是走“搓步”，右脚迈一步，靠垅边的左脚不敢往前迈，却是跟在后面拖，这样人又累，活又干得慢。又说：“妇女最容易这么走。”我听明白了，就照他说的干。
一垅锄下来，队长回头去查脚印，查到我那一垅，问是谁锄的，我不知出了什么毛病，赶紧承认。不料他高兴地说：“这垅锄得好，老尹同志学会了迈步。”这是我第一次在劳动上受到表扬。
锄地是重活，时间又拖得长，整整要干一夏天，确实很累。但是那一夏天我干得特别快活。我傍着垅一步一步地迈，细心地锄去草和弱苗，留下最壮的苗。我还看别人怎样锄，欣赏那些锄得好的人的步伐。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劳动，竟是很美的舞蹈！怪不得说艺术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呢。
后来有一次和社员们一起夏收，割麦子。我观察他们的动作，右手持镰，左手拢麦子，双腿前进，腰稍稍扭摆着，整个身体十分协调，原来也是一种舞蹈姿势。我也学着这姿势向前割。
所以，当我读到吴伯萧“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这一段时，感到特别亲切。
还有一种劳动也是很锻炼人的，就是管场院。干农活一般是一种活拿一种工具，锄地拿一把锄，割麦拿一把镰，挖渠带一把锹，插秧是什么也不用带，卷起裤脚就下田。场院活可不同，干一天活得用遍了各种工具。记得有一年我们班负责管场院，秋收前后天天从早到晚就待在那儿。那时可真热闹。一会儿卡车来了，你得赶紧拿桑叉，把稻子卸下来，用镰砍开捆铺开；一会儿拖拉机来轧稻了，你得拿着叉子站旁边等着，它轧完你就动手翻一遍；一遍又一遍，拖拉机的活完了，大伙就得马上把草和谷粒分开，运草的拿车、拿叉，堆谷粒的拿木锨、拿扫帚。然后是扬场，用木锨，可惜我最终也没学会，这是师傅干的高技术活，你不会就赶紧拿扫帚。木锨扬过，沉重的谷粒和轻飘的糠秕本已经分成两边，但是还得在中间地带轻轻扫开，扫之前先找一条麻袋顶在头上，否则糠秕会落你一头一身。周而复始，运稻子的车从田里一辆一辆地来，场院里的活是一遍一遍地干。场院大得很，这边干这个，那边干那个，有序又无序，总也干不完。这一切都干完，就该晒场了。把扬好的稻谷摊开成大片，分成一行一行，隔几个小时翻一次，翻过来，翻过去，让太阳把稻谷晒得干透才能进仓库。这些又都是木锨和扫帚活。我们管场院时，工具都安放得井井有条，要什么，随手就能拿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工具是那大扫帚，因为干什么活最后都得把场地扫干净，不然下一种活就干不成。过去就知道“丢下耙子拿扫帚”这句俗话，现在看来这话很可能就是从场院活来的。场院活特别锻炼人的“眼力劲儿”，你得眼观四路，随时注意什么地方需要人，别呆着像傻子一样等人来叫唤。
我在五七干校的最后一年多是在食堂烧火，这也是我喜爱的一件工作。那时烧的是回风灶，一共有三个。师傅们在前面，一个灶做菜，一个灶蒸馒头，一个灶做米饭。我在后面，一人烧三个灶。和场院活不同，那是集体协作，这个有点个人“承包”的意思。开始我有点忙乱，顾了这边，误了那边，还得及时撤火，不然糊焦味儿就出来了。后来慢慢地掌握了规律，知道三个灶各有重点要求的时间，这边要猛烧的时候那边留点余火就行，每个灶又各有掌握火候的特点。这里就得用上一点运筹学了。蒸馒头、烧米饭都有正常规律，做菜时的火就得听前面师傅的要求。
伙房后面那一溜狭长的小天地是我的“办公室”。我很爱这个“办公室”。它的地势低下，实际上是个坑。按说，大堆的煤和杂物，应该是个脏乱的
所在，我那儿后来却摆设得井井有条。煤、劈柴、引火用的纸张和破油毡，斧子、煤铲，都各在各的地方，劈柴也分大小各就其位。一个小马札——我的办公椅——在三个灶口前面自由挪动，真是自在得很。工作结束前应当把煤渣从余灰里清理出来，最初我要拣出许多没烧透的黑煤，后来基本上减去了这道工序，灶里铲出的余灰一色白，大多是灰和小石片。我把它们均匀地倾倒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使同志们上食堂时脚上少沾些粘泥。
我当了七年的五七战士，各种劳动差不多都参加过了。插秧割稻，盖房烧（当然只能当小工），拉车架辕，食堂、菜园，都干过。有时不免辛酸地想：如果在旧社会有过这样的农村劳动经历，恐怕我的成分也要划过了。可现在呢，还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臭老九”！有时又想：还是这样好吧。种的粮食饱了人的肚子，烧的火辅助了食堂的工作，我总算是有益于人民的人了，比苦写苦编，自以为“为党立言”，最后却成了个修正主义的“吹鼓手”总要强得多！当然，时过境迁，这种“牢骚过甚”的情绪也渐渐淡化了。
回想起来，这将近十年的劳动生涯，给我的乐趣还是多于苦处，而且，那些苦处大多也不是劳动本身带来的，它们来自不合理的外来因素。我从自身的体会深深相信，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非常需要体力劳动的锻炼的。真的，如果不存在那些奇怪的外来因素，如果更正常些、时间分散些，不剥夺掉那么多正常工作的黄金年龄，劳动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 96年8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