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叙述者”
尹慧珉
青年人不爱读小说的恐怕很少，但是读小说也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和
不同的角度。有人看故事情节，悲欢离合，斗智斗勇，清官判案，侦探追踪，想看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有人看作者的意图，看小说的主题思想，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希望从中得到启发；也有人看写作技巧，怎样结构，怎样描绘，从而求得艺术借鉴。当然，这些读法和角度也不是截然分开的，相互间都有联系。
我在这里也想谈谈一种读法和角度，和上面所说的种种也有联系，就是研究一下小说里的“叙述者”。
什么是叙述者？说白了，就是那个把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讲述给读者听的人。那不就是作者吗？不能这么说，叙述者有时可能就是作者，有时却不能
和作者混同，他也可能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或是别的什么人。
有各种各样的叙述者。有些叙述者是“全知”的，凡和小说有关的事，他全都知道。比如小说中一个人物在暗室中的所思所想，本来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可是这位叙述者却了如指掌。几个人合伙搞阴谋，极为机密，外人绝对不得而知，这位叙述者也知道，并且把它公之于众，使读者也都知道了。另一种叙述者是“非全知”的，他只知道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只能告诉读者自己见闻之事，最多加上一些推测和个人见解。有的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有的则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其中的一个可能是主要的，其他
的叙述者所叙的可能只是一些片断的情节。有的小说是由一个叙述者一贯到底地叙述，有的小说却有着双重叙述者，采用叙述套叙述的结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为了说得更清楚些，不妨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的小说为例。
《阿Q正传》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篇。这篇小说用的就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者。阿Q在土谷祠里胡思乱想，从历史事实得出“女人是祸水”的结论；又想到革命党来了以后自己将如何如何得意；在被抓进监狱以后，画不圆那个圆圈，他认为“孙子才画得圆呢”。这些想法本来都只在阿Q自己的脑子里，旁人无由得知，可是那个叙述者却知道。阿Q在游街示众时看见围观者盯着他看的贪婪的眼睛，忽然记忆起当年在荒野看见的狼的眼睛，感到恐惧，这更是他临死前的一煞那闪念，再无缘向人诉说的，叙述者也能知道。可见这个叙述者确实是“全知”的。虽然在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候，他说了一通难于弄清阿Q的姓名籍贯之类的话，其实只是一种写作技巧而已。
《孔乙己》和《伤逝》是另一种情况，用的是“非全知”的叙述者。《孔乙己》写一个旧时代下层文人潦倒可怜的一生，叙述者却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小伙计。此人站在酒店柜台后面，叙述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孔乙己的一切，自己见闻之外的事就全不知道了。《伤逝》写一对青年男女从恋爱到分手的故事，叙述者是那个男青年涓生。涓生叙述的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他对自己的情况和心理虽然是一清二楚，对他的爱人子君的情况和心理却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所以涓生和酒店小伙计都只是“非全知”的叙述者。
鲁迅还有几篇小说，如《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以及《故乡》，都是用一个“我”来做叙述者的。这四个“我”都是和作者鲁迅身份相似的知识分子，但除了《故乡》中的“我”以外，另三个却都不能完全代表作者，思想境界有很大的区别。我前面所说过叙述者不能与作者混同，由此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除了那个“我”以外，小说的主人公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样也是叙述者，有关他们的情况有不少是由他们自己叙述的，“我”只聆处于一个听者的地位。不过吕和魏都只是次要的叙述者。
还有一篇小说的情况要特殊一些，就是《狂人日记》。主要的叙述者当然就是那位狂人，但是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这篇文章的正文前面还有一段短短的类似序言的文字，是狂人兄弟的一位朋友写的。这段文字里记述了正文“日记”以外的情况，使读者了解到狂人写“日记”的前后脉络：了解到狂人的病现在已经好了，并且已经到某地“候补”、也就是准备做官去了。写这段文字的人也是一个叙述者，他说的话不多，和主人公狂人相比，似乎是次要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有其特殊的作用。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他写的小说并不多。在《呐喊》、《彷徨》这两本集子里。一共只写了二十五篇小说。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小说里，叙述者的情况就有这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吧。
为什么小说里的叙述者会像这样多种多样？为什么有的叙述者无所不知，而另一些却是一知半解？为什么写一个落魄文人却要用一个毫无文化的小伙计来叙述？又为什么在写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惨一生时却用一个似乎与故事无关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叙述者？这些都是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可是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得留待以后再谈了。
“狂人”为什么痊愈了？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一）
在《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文中，谈到鲁迅的小说时，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狂人日记》有两个叙述者，除了那个主要叙述者“狂人”以外，还有一个似乎并不重要的第二叙述者，就是在日记正文前面用文言写了一篇短序的人，他是“狂人”兄弟俩的朋友。这位第二叙述者在短序中交待了这篇日记写作前后的背景，说明这日记是他的朋友在生病发狂时写的，现在这位朋友的病已经痊愈，赴某地候补去了。“候补”就是等待做官，这是清朝官制中的名词，意思是说现时还没有官可做，等有了“实缺”以后再补上。鲁迅写这篇小说是在民国时期，此地是借用。
《狂人日记》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位“第二叙述者”，又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篇短序？加上这段话的必要性何在呢？
这段话很有必要，而且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篇小说是借用一个“狂人”的口气来写的。这个人的神经出了毛病。以常人的眼光看，他的许多看法都是不正常的，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他整天紧张得很，总觉得人人都在算计着要吃他，连自己的大哥也不例外。他甚至怀疑自己也吃过妹妹的一片肉，也是“吃人者”中的一份子。从医学上看，这就叫做“迫害狂”。无怪乎在他说话的时候，门口会有许多人探头探脑地窥看，也无怪乎他的大哥要气愤地大叫：“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直指他为“疯子。所以，这篇小说题为“狂人日记”。
但是，在作者心中，这个“狂人”却并不是个疯子，不但不疯，甚至比常人更清醒、更敏锐。正因这清醒和敏锐，他才能从书中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了横横竖竖、到处都是“吃人”二字，明白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原来是个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个吃人的历史；也正因这清醒和敏锐，他才能从人们那些看起来是正常的行为中看出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滑”的吃人者本质。在看清楚弄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他发出了“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和“救救孩子！”的呼吁。这是“狂人”沉痛的心声，也是作者鲁迅自己沉痛的心声。
因此，在读完《狂人日记》以后，每个读者都会为狂人那热烈的深刻的语言所激动，都会和狂人以及作者那沉痛的心声产生共鸣。要改革这吃人的社会！要救救孩子！成为大家的心声。
但是“狂人”却“痊愈”了。不但“痊愈”，而且还去“候补”做官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切都不作数了吗？难道他在写日记时的沉痛，还有读者的沉痛的共鸣，也都应当一笔勾消了吗？作者写在小说最前面的这个最后结局，应当怎样理解呢？
这个结局不是意味着取消，相反，恰恰是寄寓着作者最深沉的忧愤。我们知道，在“狂人”清醒而敏锐、能够看出而且说出真理的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是并不与他认同的，可是，在他不得不回归到社会，和常人认同时，他就被社会上的人们所承认、所欢迎了。读者从日记前面的短序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狂人”的大哥和那位作序的朋友对这“病愈”是多么地欣慰。可是这时“狂人”已经失去真理了。拥有真理时不被理解，失去真理却反受到欢迎。这说明吃人的旧势力是多么顽强，要改革这社会是多么的艰难。我们在读日记中“狂人”对吃人社会的猛烈抨击和“救救孩子”的呼吁时，感到的是痛快淋漓，是迫切的改革的愿望。这篇短序却给了我们一剂清凉剂，使我们冷静下来，清醒地看到还需要坚持不懈地作长期的韧性斗争。
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并不止这一个，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里有着一个“狂人”系列。《长明灯》里就有一个和这“狂人”很相像的“疯子”，他坚持要吹灭镇上点在庙里的一盏长明灯。可是这盏灯却是自古相传被认为是保佑全镇人“免为鱼鳖”的吉祥物。“疯子”要破迷信，就被大家关了起来。《药》里面的夏瑜是一个革命者，不是疯子，但是人们在谈到他时却全都肯定地说：“发了疯了！”可见在常人的眼里他也是有疯气的。夏瑜的结局是被当局处死，死后还被人用他的血蘸馒头当药吃。骂他的人和吃他的血的人都是他自愿为之牺牲的民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表面上看也不是疯子，而且算不得很坚强的革命者，但他们在青年时也都曾有过执着的理想追求，不愿随波逐流，在常人的眼中都属怪异的一类。到后来，吕纬甫颓唐了，魏连殳则因其不适当的对社会报复的方式而自戕死去。“狂人”系列中的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结局都是不幸的。
对于“狂人”系列中的这些人们，作者是深深关切和喜爱的。可以说，在这些人物的血管中也部分地流淌着作者自己的血液。作者虽然也写出了其中一些人的缺点，却仍然寄予同情和惋惜。那么，作者为什么给他所喜爱的人们都安排下不幸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鲁迅对这社会中的旧势力的顽固和强大了解得太深刻，知道这种势力的积累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对它的改革也决不可能痛快淋漓一蹴而就。这是鲁迅从亲身经历而深知的，他将此揭示出来，是为了引起人们在疗救时有充分的韧性战斗的准备。
鲁迅的“狂人”们的故事都发生在旧社会。今天我们是生活在新社会了，这些故事对我们是否还应有同样的启发呢？这是值得一想的。
《祝福》等篇中的三个“我”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二）
鲁迅小说中除了有一个“狂人”系列以外，还有另一个知识分子系列，这就是若干个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这些“我”和鲁迅自己的社会地位大体相似，所叙述的故事也大多可从鲁迅自己的经历中找到线索。因此，有时人们容易把这些“我”看作就是鲁迅。这种把作者和作品中的叙述者互相混淆的情况是常有的。但是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我”，就会发现，虽然是有点相像，但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却大多低于作者本人，作者对他们是持有某种批评态度的。
试以《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三篇中的“我”为例。
初读《祝福》的时候，我曾对小说中出现这个“我”有些不解。我想，《祝福》写的是祥林嫂的悲惨一生，这个“我”和祥林嫂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曾参加过对她的压迫剥削和打击。这个人在这篇小说中有什么必要呢？或许作者在生活中确实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一件事，为了行文方便，就这么信笔写下的吧？
仔细想想，方知不然。
我们知道，鲁迅在小说中写了许多不幸的人们悲惨的一生，作者对他的这些人物怀有深厚的同情。但是，他将这些人物作为题材写进小说，却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们的不幸，不是为赢得读者的一掬同情之泪而写一部“哀情小说”，而是为了通过他们的不幸来揭示那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那围绕在他们周围、压迫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浓重的社会黑暗。祥林嫂就是一个例子。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的劳动妇女，虽然“命不好”，死了两个丈夫和唯一的儿子，凭她勤劳的双手，还是可以将就活下去的，她也有这种求生的愿望。但是社会却不容许。社会把她看作“不祥之物”，歧视她，打击她，以厌烦、冷漠、嘲笑来对待她的不幸，最后还用再婚的女人死后要被阎王锯开分给两个男人的灵魂的迷信来威胁她。这种重压断绝了她一切求生的可能，使她惊恐失措，最后连本来熟练能干的劳动也做不好了。她终于被主家驱赶出门，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怀着“人死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疑问和恐惧死去了。这说明：祥林嫂并非如鲁四老爷的那个短工所说是“穷死”的，而是被周围那浓重的社会黑暗压迫死的。
在祥林嫂临死的前夕，“我”来到了镇上，临时寄住在叔父鲁四老爷家里。“我”和祥林嫂曾在途中相遇并说过话，回答过祥林嫂的问题。第二天，“我”又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从而引起了所听到的有关她一生遭遇的回忆。作者就这样把“我”和祥林嫂联系了起来。那么，“我”对祥林嫂又是什么态度呢？
“我”在小说中开始出现时给读者的印象是良好的。他讨厌叔父的顽固和假道学，并且自认为一定也会被叔父看作一个“谬种”。可见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人们可以期望他对祥林嫂的态度会和周围的人们有所不同。
他也确实有些不同。回忆祥林嫂一生的遭遇时明显地带有同情，在路遇祥林嫂、听她提出有关“灵魂”的问题时，也想做些模糊的回答来安慰她。但是一看情况不对，他就退却了，就用“说不清”来搪塞和逃避了。在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时，他有些负疚感，害怕是自己的话刺伤了那可怜的老妇人，可是很快，他又轻松下来。小说最后的一段话是值得玩味的，“我”叙述了自己在“祝福”气氛中的感受：了“我”的一种轻松感。
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感觉尚且如此，围绕在祥林嫂周围的冷漠和严酷不是更加浓重了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两个“我”也和这个“我"
一样，在心情沉重之后得到了轻松的自我解脱。
《在酒楼上》中的“我”也是有事临时回到故乡的。在故乡的酒楼上，他偶然遇见当年曾一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胡子”的老友吕纬甫。惊喜之余，继以叙谈，他发现吕纬甫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朝气，变得很颓唐了，凡事模模糊糊，懒得去分是非，而且正在教授着当年所反对的“诗云子曰”以谋生。“我”知道这一切后心情很沉重，对老友不无失望和批评之意。但是，在他告别老友，离开酒楼，走向自己住的旅馆之际，就已经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了，“寒风和雪片落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孤独者》中的“我”和他所叙述的主人公魏连殳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在叙述他们之间友谊的全过程时，同时也叙述了魏连殳这个孤独的、正直的、而且有着深深爱心的人是怎样被社会所抛弃的，为了向社会报复，他又怎样自暴自弃，当了某师长的顾问，赚得丰厚的薪金，最后又自戕身体以至于死的情况。在魏连殳孤独苦恼的时候，“我”曾给以劝慰；在魏连殳采取错误的报复手段的时候，“我"曾为他惋惜。最后，“我”去参加了老友的丧事，看了他“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的尸体，心里感到愤怒而悲哀。“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但在最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三个“我”都从负疚、惋惜或愤怒转向轻松，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的另外两篇文章：《淡淡的血痕中》和《纪念刘和珍君》。在第一篇文章里，鲁迅说：“目前的造物主也是一个怯弱者”，它“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他专为它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在后一篇文章里，鲁迅在指出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人生、正视鲜血”以后，又说：“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祝福》等小说中这三个“我”的轻松感，岂不正是造化“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的印证吗？鲁迅不无批评地写下这几个善良知识分子的轻松感，或许正是为了提醒人们警惕“造化”的把戏，不要因时光的流驶，让鲜红的血迹淡化吧。
酒店小伙计和茶客们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三）
《
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小说，有相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相同之处比相异之处更重要。
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孔乙己》的主人公孔乙己是个没落的旧文人，穷困颓唐，脑子里中封建思想的毒很深，《药》的主人公夏瑜却是个革命者，勇敢，热忱。但是这两个人又有共同的地方：两人都被社会看作怪异的人，都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
作者对这两个人的叙述方法也不一样。孔乙己是直接出场的，从小说开始不久，读者就看见他在咸亨酒店里活动，引起哄笑，并狼狈地自我辩解；到小说末尾，读者又看见他被打断了腿，坐在蒲团上，满手是泥地用手“走”到咸亨酒店来。夏瑜则自始至终不曾在小说中露面，他革命、被捕、被处死，最后被埋在一块入了“另册”的坟地，这些事读者都是从其他人嘴里听到的。但是两篇小说的叙述方法也有相同之处，就是：不论是直接出场的孔乙己还是不曾露过面的夏瑜，都不曾自己谈论自己，对他们的评价、议论，都是由旁人进行的。孔乙己这个人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计的眼中看出的，这个小伙计是贯穿全篇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药》里没有贯穿全篇的叙述者，夏瑜这个人是由老栓茶馆里的茶客们的谈论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茶客们也可说是一个叙述者集体。
一个愚昧的酒店小伙计，无文化，无知识，他能理解孔乙己这个没落文人的悲哀么？他能看出孔乙己所受的封建毒害以及他的悲剧的意义么？同样，一群腐朽、顽固、也和小伙计一样愚昧的茶客，其中还杂有参与杀害了夏瑜的凶手，他们能理解并正确反映出革命者壮烈的胸怀和他为之而牺牲的伟大的事业么？显然不能。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来做叙述者呢？我以为，作者在此所作的恰恰是最佳选择，他正是选中了他们的愚昧，选中了他们的不能理解事实的本质的意义，正因为愚昧，才由此决定了他们作为当时那个社会公众思想态度的反映者和代表的地位。
那个酒店小伙计在小说开始时对孔乙己抱欢迎态度，因为孔乙己到酒店来能够引起哄笑，酒店里的人们可以毫不顾及他的尊严地乱开玩笑，从而使小伙计自己也能逃过掌柜的严厉而轻松一下。但是小伙计又瞧不起孔乙己，所以当后者问他“茴”字怎么写的时候，他就不理，心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来考我！”这些都是整个酒店公众思想态度的反映。后来孔乙己据说是“自己发昏，偷东西偷到丁举人家去了”而被打断了腿，再后来终于完全不见踪影，可能已经死去。小伙计亲眼看到孔乙己被摧残后的惨状，对于这种残酷的不公正的事实竟然无动于衷，丝毫不感愤怒，叙述时完全用的是平静、淡漠、不以为异的口气。这也是公众思想态度的反映。
事实上，这个小伙计自己并没有什么思想，他的所有想法，都是从周围大人那里得来的。公众对孔乙己被打残以至于死的这种麻木冷漠的态度，给予读者的悲哀，应当说比孔乙己的悲剧故事本身更深。
老栓茶馆里的茶客们对夏瑜的反应又如何呢？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没有一句钦佩夏瑜或为他辩解的话。相反，说他革命是“不要命”，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是“真不成东西”，挨牢头的打是理所当然，最后，在听说他挨了打还说牢头可怜，便都大惑不解然后又“恍然大悟”，认为他是“发了疯了！”与此有关的，人们还羡慕夏三爷（夏瑜的本家叔叔，是他告发了夏瑜）聪明，独得了二十五两银子的赏钱，又羡慕小栓的运气好，买得了人血当药吃。
这就是这个镇上公众对夏瑜事件的全部反应，就是夏瑜为之而献身的公众的反应。其实，即使是深爱着夏瑜的他的母亲也并不理解他，所以才认为他是“冤枉”的。读到对革命者的这种误解和冷漠，读者的心比仅仅知道一个革命者牺牲的故事更沉重，更痛苦。
当然，《药》和《孔乙己》不同。为了增加一点亮色，作者最后在夏瑜的坟上放上了一个花环，说明革命者还是有人怀念的，他的事业还是后继有人的。但是，作者主要的着眼点却还在那浓重的“暗色”而不在那“亮色”。因为这“暗色”能使读者深思，使读者能作和这浓重的黑暗作长期韧性战斗的准备。在这一点上，《药》和《孔乙己》是完全相同的，和作者其它小说也是相同的。
从酒店小伙计和老栓茶馆的茶客们，还有前两篇所说的那些叙述者们，我们看到了鲁迅小说在叙述者选择和运用上的技巧，同时也更深沉地懂得了鲁迅小说的内容，懂得了他主要地要向我们说明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