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1940年9月1日在成都出版的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在周代因宗法和封建的影响，大家族制度很是盛行。如：晋之六卿，鲁之三桓，郑之七穆，齐之高、国、田氏，楚之昭、屈、景都是大家族。後来商君制秦实行小家庭制度，将关中的大家族摧毁了，关东也曾受到一点影响，不过关东的大家族并未因此消灭，所以田儋、田荣、田横等人：『皆豪杰宗强』（田儋传，秦楚之际月表）。又如：项梁主办大徭役及丧的时候，要『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项羽本纪）,丧与大徭役并称，子弟要用兵法部勒，都表现着大家族的意味。当时大家族的势力很大，甚至影响到秦的灭亡，所以楼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敬传後来汉高祖鉴于大家族潜势力之不可侮，用楼敬的建议『徙豪族于关中十馀万口』（敬传）以求达到『强干弱枝』（西都赋）的目的，高祖以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地理志）。不过徙民只是政治上的作用，并没有消灭大家族的意思，所以关中本来是小家庭制盛行的地方，至此反而增加了许多大家族，『关中富商大抵尽诸田』（货殖列传）便是证据。。同时关东的大家族继续滋长着，并不因为徙民而消灭，例如济南间（加日旁）氏，河内穰氏，高密王氏，涿郡东高氏西高氏，（酷吏传）都是山东的大家族。所以我们说汉时的大家族有风靡全国的的现象。到王莽灭亡时，豪族更是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力量，例如诸刘（光武本纪）起兵于南阳，寇恂所将皆宗族昆弟（本传），『三辅郡县大姓各引兵众』（冯异传）『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吴汉传）『鄗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耿纯传），『（李）轶奇之，且以其钜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耿纯传）等等都是证据。根据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知道西汉末年大族之多，大族势力之大，和其事诸人对于大族依赖之切。

大家族在秦和西汉初年是与小家庭并行发展的，到後来有压倒小家庭的趋势。原因不外以下数种：

1. 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後，经义影响及于家族的组织，于是亲九族的思想压倒商君的理论，所以何武没有将後母迎到长安便受人非难（本传）。
2. 汉代享国日久，新起许多大姓，如刘氏，王氏（史汉），仓氏，库氏等（王嘉传）。
3. 大家族内部有团结互助的精神，如：『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犹厚』，刘德『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饮食』，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均见本传）都是例证。
4. 义纵、郅都、严延年等人虽诛锄豪族（酷吏传），可是只惩治不丰法度的大家族，并没有诛锄不犯法的。
5. 西汉人重门阀的思想逐渐发展，所以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出他的家世，又特别标明张良的先人数世相韩（留侯世家），李广是李信之後（李将军列传），报任少卿书也说：『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司马迁传）。同时司马迁对于出身寒微的如韩延年、李广利等人的家世叙述时都有微词。因有上述数因，所以一方面形成互助的精神，一方面为东汉南北朝家族制度的先声。

自从商君治秦厉行小家庭制度，实行『民二男以上不分异这倍其赋』的办法，关中受了很大的影响，『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字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诟誶』（贾谊传）。这种一夫一妻为主的小家庭制度在始皇时且流行于山东之地，所以汉高祖引些客到他的丘嫂家里去吃饭便遭她的白眼（楚元王世家）。西汉时这种风气仍然存在。当时父母与子没有住在一处，例如；晁错的父亲从颖川到长安去见他，严延年的母亲由东海到他那里去度腊（均见本传）；都是平时没住在一起的证据。在这种风气之下，不特人们孝友的观念不浓厚，就是做父母或弟兄的也不愿意存一种依赖之心，所以陆贾要到几个儿子家去轮流吃饭便先说明：『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过，并且所死家还可得他的宝剑，从者』（本传）。张释之也不愿『久宦耗兄财』（本传）。在这种风气之下，坏处是弃仁恩，好处是人人养成独立进取的精神。

*责善半月刊为抗日战争开始後，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时为顾颉刚先生主持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