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七十年

叶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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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出版社打算重印夏沔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根据开明书店的老版本，保留丰子恺先生的全部插图。出版社特地派人来跟我商量，希望我为这次重印随便写些什么。我说我已经写过一篇了，题目是《挖池塘的比喻》。那是1980年的事，为《爱的教育》的一种新译本写的；现在再写，恐怕仍旧是那几句话。他们说不妨事，如果抽不出时间来重写，就在先前的那一篇上作些必要的改动就可以了。他们如此随和，毫不强人所难，倒教我不好意思回绝了，答应就照他们说的办。送走了客人，我把这篇旧作翻了出来边抄边改，后边几段竟改得面目全非了，只好索性把题目改了，以示区别。话休絮烦，下面就是正文。

《爱的教育》是1923年介绍到我国来的，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东方杂志》是一种供成年人阅读的综合性月刊。1926年，开明书店创办，才出版了有丰先生插图的《爱的教育》单行本，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的一种。夏先生在《译者序言》中说：他1920年得到了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当时一边读一边流泪。他说他把自已为人、为师、为父的态度跟小说里写的相比，惭愧得流下了眼泪；又说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是他沉得人世间要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才好，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因而许下愿心，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为了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孩子们的家长和教师读，让所有当父母的、当教师的，都跟他一个样，也流一些惭愧的眼泪和感动的眼泪。他甚至认为，这样做比让孩子们自己读更加切要。如此看来，他把译文先交给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发表，不是没有缘故的。

在《译者序言》里，夏先生把 办学校比做挖池塘。他说，自前清末年创办学校以来，老在制度上、方法上变来变去，好像挖池塘，有人说方的好，有人说圆的好，不断地改来改去；而池塘要成为池塘必需有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反而没有人注意。他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感情，必需有爱；而当时的学校，所短缺的正是感情和爱，任凭是方的还是圆的，都成了没有水的池塘，一个个干涸的土坑。夏先生给这部小说的评价很高，说作者写出了理想的教育境界，就是把学校、家庭、社会，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爱的基础上。小说原名《心》，夏先生嫌这个书名不醒豁，不能表明内容，选想改成《感情教育》，最后决定用《爱的教育》。左上图，《爱的教育》封面，丰子恺先生作，画的是两个赤身的孩子卫护着一颗心，呈对称，另一半印在封底上。书名也是丰先生的手迹。

《爱的教育》的单行本一出版，就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教育学》和《教育概论》。夏先生在教育界的声望和他对这部小说的推崇固然起了作用，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有许多青年教师迫切要求冲破封建言义教育的束缚，而这部小说，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模型。好些中学小学把《爱的教育》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好些教师认真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自己的学生。我上的那所小学就是这样做了，所有的教师都劲头十足；有一位王志成先生还逐日作教育笔记，后来经过整理，写成一本《爱的教育实施记》，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我也当过一年半中学教师。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了，在内地的中学和小学里，体罚仍旧盛行。打手心用细竹鞭，教师一竹鞭下去，学生的手掌上立时肿起一条杠来；当家长的从来没提出过非议，看来毫不心疼。有一回开学，一个长袍马褂的胖子像押囚犯似地把儿子拖进教师休息室，一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指着站在一旁垂下脑袋的儿子呵斥说：“龟儿子再不学好，给我着实往死里打！”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话可分明是冲着我来的。“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上写得明明白白，而我偏要往池塘里灌水，暗地里让学生们读《爱的教育》。这股子傻劲，回想起来实在有点儿可笑，可是当时真个抱着扭转局面的希望和雄心。右上图，“少年笔耕”之插图，丰子恺先生作

《爱的教育》曾经这样受欢迎，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为什么全国一解放就停止再版了呢？批判是没有的事，也没有受到过谁的暗示，停止再版是开明书店自己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光是《爱的教育》一种。当时紧跟着欢欣鼓舞迎接解放的高潮，马上掀起了争相学习社会主义的高潮，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在这个大气候里，解放前出版的图书十之八几几乎无人问津，如果盲目地继续再版，印出来卖给谁呢？对将本就利的老出版业来说，包括商务、中华，这个现实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跟《爱的教育》关系如此之深，骤然停印难道不感到惋惜吗？”说老实话，我非但不惋惜，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时我想，咱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旧的观念都必须抛弃；什么感情教育，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罢了，当然也在抛弃之例。我那时就这样幼稚，幼稚得跟“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将”没有多大差别。但是静下心来从另一方面想一想，有了感情和爱，是否一定能把学校办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夏先生所作的挖池塘的比喻，看来并不确切。可是有一点，让他给说着了：如果不讲感情不讲爱，学校一定办不好。我所以敢如此肯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中，已经被迫作了全国规模的试验，七斗八斗，斗得教育濒临解体，试验的结果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也许正因为这样，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不由得怀念起《爱的教育》来，他们给出版社写信，陈述自已当年受过的感动，建议把这部小说列入选题。停印了整整三十年的《爱的教育》，终于复活了，又出现在书店的架子上。十多年来至少有五种版本，印数加在一起，可能已经超过了解放前开明的独家经营。受欢迎的程度不减当年而情形有所不同；没听说有哪位教师在照本“实施”，也没在报刊上公布的学生“必读书目”中出现过。我想这样才好。《爱的教育 》确实是一部难得的供孩子们阅读的好小说，有好些发人深省的章节值得细细咀嚼，可定的究竟是意大利建国初期的现实和理想，如果亦步亦趋地拿来当作样板，那就过了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