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牢 狱 之 炼
宗柏生
1967年年底，文革风云突变，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湖南省的一批联合起来了的造反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对其组织和显赫头目实施专政。
由于前一段有某几个造反派组织，表态支持过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而他们又是"省无联"的成员，顺理便成为了当然的专政对象。报社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住这一良机，在镇压报社右派翻案上大做文章。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参加翻案活动的人只能自行解散，各奔东西，企盼运动后期得到公正处理。
我是1967年8月，从牛棚逃出，前往长沙参加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的。（当时我已被衡山观湘中学造反派关进牛棚，管制劳动。我是1964年10月被发配到这个学校教书的。）1968年初，从长沙悄悄回到衡山，躲在处境同样艰难的妻子周谷真的工作单位--衡山城南完小藏身。我希望作为人类文化史上如此巨大的精神劫难，能够快快过去，不要让更多的人为这历史的祭坛付出年华与生命。
1968年3月7日傍晚，我和周谷真在灯光昏暗的住房里，陪年过古稀、身患重病的老母闷坐。突然，一行三人在城南完小造反组织负责人带领下，冲进我们的住房。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两人看管好房门，不许任何人出进，两人动手抄家。他们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搞得满屋一片狼藉。在一阵查抄之后，为首的一人命令我和周谷真站在房中间，另外两人各拿出一根粗麻绳，把我和周谷真的双臂反在背后，迅速而又熟练地捆绑起来。随后，押解我俩走出校门，向城关中心区走去。在我和周谷真离开房间的霎那间，老母强忍病痛从坐椅上站起来，想送我们，叮嘱几句话，城南完小的那位造反战士却狠心地把她推了回去，老母跌坐在椅子上，喘息不已。由于住房里昏暗，我无法看清老母满是皱纹的脸和脸部表露出的神情。但知母莫过子，我知道那脸上一定是布满了不屈和愤怒。同样是知子莫过母，老母从来就没有认为她的儿子和儿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晚，我和周谷真分别被关在由县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改成的临时禁闭室里。午夜，我被押解到私设的审讯室接受审讯。主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陪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审讯先从1957年新湖南报反右问起，着重查反党右派集团是如何拉帮结派，抱成一团，反对省委，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随后追查报社右派又是如何纠集在一起，集会长沙，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的；紧接着又严厉追查报社右派与"省无联"的关系：你们在"省无联"里担任了什么职务，搞了哪些核心活动，你在"省无联"里担任什么职务，搞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处于如此针锋相对的地位，我也顾不了许多，严辞以对，力争做到有理有据有节，驳倒对方。当我说到，我们坚持的新闻观点不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是正确的新闻观点。反右时之所以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是主管报纸工作的省委书记周惠及其在报社的代理人、总编辑官健平，以1956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划线，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搞打击报复。当我说到这里，主审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我继续放毒，疯狂反党。我在他狂骂一通之后，继续说，湖南省革筹领导小组的章伯森、梁春阳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查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后，认为报社右派集团是冤案，还指示省革筹办事组拨款，让我们出了几期报纸，向全社会公开新湖南报右派冤案。省委书记徐启文和省委宣传部长唐麟都亲笔写了旁证材料，支持报社右派翻案。唐麟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官健平也亲笔写了材料，承认反右时搞错了一大批人，不该把一些好同志错误地打成右派。我说，我们的问题县里是无法解决的，你们造反组织想过问也过问不了。谁知，我最后的这几句话，大大触犯了主审者的权威与尊严，他再一次拍案而起，并离座冲到我的面前，大吼："好一个老牌右派，竟敢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管不了你！"他边说边伸出手掌，狠狠地赏了我几记重重的耳光。这时，陪审者连忙赶了过来，把主审者劝走，又转身厉声对我说，我们审问你，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是为了挽救你，你怎么能如此执迷不悟！？他看了看手表，又和主审者耳语几句话后说，今晚的审讯暂时结束，现在出几个题目，供你坦白交代，明天上午把材料写出来，要老实交代，特别是把你与"省无联"的有关问题交代清楚。迟交代不如早交代，不交代就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我被押回到空空洞洞、唯我一人的临时禁闭室里。春寒料峭，阴风袭人，黑夜茫茫，凄凄惨惨。我蜷缩成一堆，躲坐在禁闭室背风的一角，痛苦地等待着黎明。在这静静的难熬的寒夜里，我的思绪的野马在狂奔：我无限记念重病在身的老母，今夜他一定不能入睡，她一定在为被抓走的后辈祝福，祝儿子与儿媳平安度过从天上掉下来的灾难！我万分愧疚地想起年幼的三个儿女，我的冤案使他们受到株连，今夜她们能否逃出恶梦？我特别思念因我的冤案而长期遭受到折磨、凌辱、摧残，眼下又遭到同样厄运的妻子周谷真，今夜她将如何熬过？今夜她受到过审讯吗？以她的倔强不屈的性格，她决不会得到公正待遇，她一定会受到……
我眼睁睁地看着黑暗慢慢退出，我眼睁睁地看着曙光从窗口爬进禁闭室。天亮了，有人在机关大院里走动了。又过了好久，有人走到禁闭室门前，然后开锁启门，命令我出来，我特别疲倦地走出禁闭室，在门外的走廊里站定后向四周一看，只见妻子周谷真在走廊的另一头站着，她看到了我，朝我淡淡一笑，她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愁的乐天派。此时，我为她悬了一晚的心，总算掉了下来。我等不到押解人员指使，就举步朝周谷真站立的地方走去。等我走近她时，我才发现她的身旁也站有一个押解人员，我们只被允许默默地相视，只能说上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机关大院的上班钟声响过一阵以后，昨晚到我们家抄过家，又押解我们到这里并把我们禁闭起来的那三个造反派战士，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身旁。同昨晚一样，他们把我和周谷真用粗麻绳捆绑起来，随即手一挥，押解我们离开这个大院，朝城南方向走去。我清楚，这不是放我们回家，因为那是不必捆绑的；这也不是押我们去参加批斗会，因为时间不会这样早。那么，是去哪里？当我们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便明白过来，公安局的看守所正等着我们，我们将被关押在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建筑起来的监狱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这样不讲情面地再一次凶狠地砸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被押解着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穿堂入室往里走，最后来到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公安局机关与看守所隔墙相通，我们是抄近路来到看守所的。押解人员先把我们押到所办公室，与看守所长交谈几句话以后，就为我们松绑，然后离去（我突然想，今天他们又将用这根麻绳去捆绑什么人？）。所长认识我们（他是个南下干部，是周谷真的学生家长），知道是回什么事。他按规定为我们办理好了入狱手续，然后，押送我们入监。
监狱被高墙围着，高墙顶上装有电网。我们从警卫森严的东边铁门进入监狱区后，才看清了监狱区的全貌，高墙里的面积约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靠北为牢房，靠南为空地，西边为菜地，菜地头有一厕所。看守所长打开警卫严守着的牢房铁门，命令我们进去。牢房中间为通道，两边分别为监房，约有三十多间。看守所长打开二号监房的门，命令我进去，随后把监房铁门锁好。他又押送周谷真向牢房的深处走，一分钟后返回，离开牢房而去。我估计周谷真被关在牢房顶档头的女监房里了。这时，我猛然记起，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的盛大节日，而她，我的妻子周谷真，一个中国的崇尚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知识妇女，却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在这一天被关进了监狱，这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莫大讽刺！
进入二号监房后，我打量了监房里的情况：监房长约五米，宽约三米，四周全是砖墙，临牢房通道的一堵墙上有一铁制的监门，监门上方有一方洞，长宽不过尺，（后来得知，此洞是为了便于狱警定时观察监房里在押人员的动态，传呼在押人员和递送牢饭等之用），牢门对面墙上有一长宽不过一米的大铁窗，窗离地较高，从窗口向外看，只能看到离铁窗不远的监狱高墙，看不见天空，更看不到高墙外的任何情景。监房里靠牢门右边，靠墙是用坚实的木料建成的离地面约三尺高的一溜通铺，宽近二米，铺外为在押人员出进活动地。屋角放一粪桶。监房顶高约四米多，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照明灯，人伸手根本无法抓着，通夜散发炽光，便于夜里洞悉牢内动静，以防发生意外。二号监房的通铺上，靠墙坐着十多个神色各异年龄不同的在押人员，因天冷，他们分成几堆，各盖一床棉被，焐着双腿。我踏进监房时，这些人全用一双惊异 _眼盯着我，似乎在问：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此时，我突然记起有人说过的话：有两种人极易关进监狱，一是社会渣滓，他们为非作歹，贻害人民，应该受到镇压；二是社会精英，因先知先觉发出呐喊，屡遭冤案。前者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必须，后者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幸。而我是属于哪种人？
临窗靠墙那边，孤独地坐着一位年青人（后来得知，他是一个具有省无联观点的造反派头头，前两天被关了进来。）他主动邀我和他共被坐在一起。我因为昨夜通晚未睡，现又饥寒交迫，人疲倦极了，这就顾不了许多，脱鞋爬上通铺，用被盖住身子，倒头便睡。在睡梦中，突然有人把我推醒。我睁眼一看，原来是看守所长已站在打开的监门前等着我，我赶紧下铺穿鞋向他走去，他将一床被子和一袋日用品递给我，还慎重地将一套《毛泽东选集》交给我。所长说，被子和日用品是我通知你家里送来的，这套《毛泽东选集》是我借给你的，你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我只能默默无语。所长没有说其他的话，毫无表情地锁好监门，转身离去。我在那位年轻人的帮助下，在邻近他睡的地方，挤占了一小块地方把铺开好，正式开始了我的监狱生活。我原来以为入狱以后，专政机关会趁热打铁，对我进行连续审讯，以弄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然后施以铁拳，重重打击，以获奇功。谁知，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公安局预审科没有提审过我。我原来以为入狱后，那些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战略部署的造反派英雄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一定会三番五次地找我要认罪材料，还会接二连三地"提"我出狱，参加游斗和批斗。谁知，那些抓我审我打我的造反派勇士们，似乎把我忘记了，再也没有找过我。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每天苦思不得其解，像这样不审不问，不提不理，我这个牢要坐到哪一天去？！
每天开早饭前和后约一个小时，是牢狱里最热闹的时候。早饭前，要把在押人员分批放出去洗脸（一个大木盆里放半盆水，大家分批去洗脸）；洗完脸入监房后，依次站在牢门的窗口前，等着领早饭；吃完早饭后，看守所长会来挨监房清点在押人员或按工作安排提取在押人员，有的释放出狱，有的转去劳改单位，有的押解前去接受审讯或宣判，有的"外提"接受批斗，有的押解前去接受外调，等。再等会儿，看守所长将会送来新的在押人员。
我入狱后约二十来天，看守所长"提"我出狱接受外调。我被领到县公安局接待室，只见室内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局预审科的干部，因为同乡关系，我与他曾经有过几次谋面之缘；另外两位全是当时最标准的外调干部装束，想是专职的办案人员。当我坐定之后，公安局预审科的干部先开腔：这两位是上级机关派来找你了解有关×××情况的领导，你要如实的反映情况，以利于党把×××的问题搞清楚。他在与外调人员小声讲了几句话后离去。×××，报社右派集团成员，去年下半年到长沙参加翻案活动，年底前离开长沙返回原单位。一位外调人员说，×××在长沙参加翻案活动时，与"省无联"有组织上的联系，而且参加过一些上层活动。你与他同是报社右派集团成员，又一起在长沙参加翻案活动，且都与"省无联"有上层联系，对×××的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你要如实把情况交代出来，以便于我们对×××的问题作出结论。接着，我把报社右派翻案活动情况作了详详细细的介绍，特别谈到翻案活动得到过省革筹负责人的认可和支持，省委书记徐启文与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也认为是个冤案。我如实地说：报社右派翻案活动是得到过某几个造反组织的支持，其中有的后来加入了省无联，但报社右派翻案活动与"省无联"无任何组织和行为上的联系，我们中有的人经人介绍，曾到××××总部，与某一头头谈过希望他们对翻案给予支持的问题，但没有谈加入"省无联"的事，更没有人参加所谓的上层活动。外调人员听到这里，很是惊异地说：你们翻案集团中有人写材料给报社"红色新闻兵"，检举揭发你们中有人与"省无联"在组织及活动上有关联，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有一位外调人员还从他的外调专用皮包里，拿出一份打印材料在我眼前扬了一扬，说：我们说话是有根有据的！我说，你们问我，我只能如实回答，如果不相信，你们还可以找其他的人外调，好在"省无联"的头目和报社参加翻案活动的人都在，容易把问题搞清楚，"外调"就这样无果而终，回到监房后，我按照要求为外调人员写了文字材料，这是一份他们不会满意的材料。当我面对着所谓参与"省无联"上层活动的问题，我痛苦地思索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人的人品都受到较大的考验，有的人或由于对革命偶像的膜拜，或由于对"左"的盲从，或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或由于个人的前程，或由于当时个人所处的困境，或由于其他的个人目的，常常会把无说成有，把小说成大，把左说成右，把上说成下，搞所谓毫不调和，搞检举揭发。我在反右时，就违心地批判过邓、苏的新闻观点，就写过所谓材料，这虽然是在威逼诱导下干出来的事，但也是为了"立功"，为了"过关"。我对阶级斗争残酷性的认识是在通过自己饱尝磨难和凌辱后才逐渐体会出来的。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我认识了人，更认识了自己，尽管我失去和浪费了太多的东西。这次外调，使我如梦醒：原来我是由于受到检举被认定为"省无联"的黑高参而被抄家、被抓、被关入监狱的。
我和周谷真虽然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但见面甚难，只能隔监房而相思。入狱后不几天，我在去厕所清刷监房里的粪桶时，偶然发现女监房窗口正对着厕所，我便大声咳嗽。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周谷真很快出现在窗口。这样，我们便巧妙地"相见"了。以后，我便争着去做清刷监房粪桶的事，其实是为了可以见到朝思暮想的遭难的妻子周谷真。大约是四月底，周谷真被释放出狱。当她从监房放出，缓缓地走过我住的监房时，我通过监门上的小窗口，看到了她从容不迫、神态自若的身姿。坐牢近一月，她精神依旧，我放心了。她有意在我住的监房前停了一下步，还朝监房里多看了几眼，这算是对我的嘱咐与期待：挺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由于周谷真被释放回家，从此，我对重病在身的老母和年幼无知的儿女，少了一份牵挂与惦记，我安心把牢坐下去，讨回一个公道，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我的牢狱生活开始"正规化"起来：晨起后坚持在监房里做健身操；然后，站在窗前，呼吸房外空气，注视练眼；早餐后读报（狱内传阅一份党报）和《毛泽东选集》；中饭前在监房的过道里走步；就寝前做健身操；按时就寝。日子过得无波无浪，一切平静无事。
入狱快一百天了，一天早餐后，看守所长打开二号监房的铁门，叫我清理好衣被和日用品出狱。我随看守所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办好出狱手续。他对我说：你去局军管小组开释放证明。我找到军管小组办公室，一位中年军人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我们没有捕你，也没有关押你，你是造反派组织送来寄放在我们看守所的。我们早就通知他们把人领走，他们不理，我们只好放人。你找他们去要释放证明，我们无释放证明可开。"我愤愤不平地说："你们把我关了三个多月，凭的是什么？现在放人凭的又是什么？我是在公检法坐牢，我不找你们找谁？"对方说："我说了，谁抓你，你找谁，我们管不了这么多。"说罢，严令我离开。我只好背着衣被及日用品，回到了周谷真的工作单位城南完小，见到了重病老母和日夜思念我的妻儿，全家抱头痛哭，又喜又悲。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城南完小的造反派等我前脚进屋，他们后脚就在我们全家借居的那间既是住房又是厨房的房门上贴出了对我的勒令：立即滚出城南完小，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此时，社会上治安秩序混乱异常，像我这样身份的人，随时都有被抓、被关、被打的危险，甚至可能性命难保，而我工作的单位观湘中学是不能去的，那里的造反派正等着对我新帐老帐一起算。左想右想，老母、妻子认为重回牢狱在目前还是条最好的出路。我的心在流血，我怎么会走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不能归的地步？我真的有罪吗？
当天下午，周谷真亲自送我去看守所。当我们向看守所长说明缘由后，这位南下的工农干部非常同情我们，破格接纳了我，并好心地把我安排在一间在押人员少、情况不太复杂的监房里，再把那套《毛泽东选集》送到我的手上，劝我安心读毛主席的书，等待一个好的处理。
在看守所的监房里，我又"住"了半个多月。某天早餐后，看守所长又让我清理好衣被和日用品随他出去。当我来到所办公室，见有两名臂带印有"治安指挥部"字样的布箍的彪形大汉正在那里等着我。他们在我办好出狱手续后随即下令：随我们走！这样，我便离开了看守所的监房，转到县治安指挥部的禁闭室，不明不白地与那些等待处理的流窜犯、小偷小摸者、违犯其他社会治安者等禁闭在一起。在这里，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要押出禁闭室到街道、码头搞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此时，时令已是夏天，天气炎热，室小人多，无水洗涤，臭气熏天，简直是度日如年。在这里，我又被禁闭了近一个月。经过四个多月时间的牢狱之炼，我因被无端关押而产生的不屈不服情绪，在心灵深处沉淀起越来越多的那种信仰和信念被疯狂侮辱后的悲愤。这难道就是我满腔热血投奔革命所应该得到的回报？！
1968年7月，县革命委员会对我的去向作出决定：去县"五·七干校"专政班，交"五·七"战士监督劳动。我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一件接一件令我心痛的事相继发生：我和周谷真的微薄工资都被扣发，只发一点点基本生活费，全家生活异常艰难。我们的年仅15岁的大儿子被强制下放农村劳动，全家六口人分成三处。老母因无钱医病，加上受急受气，1968_年春节前，含泪辞世。我记得：那是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日子，道路被封，通讯受阻，周谷真只得派年仅13岁的次子，忍饥挨饿，冒着风雪前往离家30余公里外的"五·七干校"专政班报丧。我听讯后，强忍着悲痛到校部请假，负责人先是以"监督劳动"期间不能请假为由拒批，后则以"家事有老婆料理，无须回家"为理不批，在我再三央求和一县委负责同志的代为说情下，才准假三天。此时已是午后五时许，我匆匆领着次子直奔大儿子的插队劳动处（相距10公里），帮他请假。然后，父子三人艰难赶路，回到家里时，已是午夜，只见周谷真带着11岁的小女儿，点着一盏油灯，满脸泪痕地在躺在地下的老母遗体旁静坐着。我们父子三人一齐走近老人遗体，双膝跪下，满腹凄凉和悲愤，眼泪像潮水般涌出，大声痛哭起来。所幸有对好心的贫农夫妇（他们是与周谷真相交甚笃的学生家长）主动出面代我们料理丧事，我才得以在限期内返回"五·七干校"专政班。老母辞世不久，周谷真因同情和支持右派丈夫翻案而被莫名其妙地戴上阶级异已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那是1969年3月8日，又是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巧合令人终生难忘。
1969年11月，县革委会对我作出正式的处分决定：开除公职，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清晨，县"五·七干校"全体战士集体"早请示"后，干校负责人当众宣读县革委会关于我的处分决定，宣读完毕，负责人带头高喊口号，最后一句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滚出去。本来，专政班人员是没有资格参加"五·七"战士的各种活动的，此日，我被指名参加此次"早请示"活动，为的是聆听"处分决定"。我愤愤地遵照"五·七干校"负责人的指示，去县革委会办事组办理手续领取去农村劳改的介绍信。到县革委会后，接待我的革命干部（估计是一位负责的办事人员）站在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面对着站在办公楼下空坪里的我，在验明正身后，将盖有革委会大印的介绍我去农村劳改的信从楼上抛了下来，然后像避开瘟神一样，火速转过身走进他的办公室。罐子已经破了，但我决不会破罐子破摔。我抓起所谓介绍信头也不回，甩手走出县革委会的大门，挑起我的简单行装，直奔"钦赐"的劳改之地--衡东县偏远山区的一个贫困生产队，那里年人平均口粮100公斤左右，一个劳动日价值0_._2_元。应该感谢革命政权的照顾，在那里，我那已被开除公职由贫下中农制劳动的妻子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在等待着我，迎接着我。艰苦的磨难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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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