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错就错在有思想
--孟树德如是说
钟叔河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孟树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孟树德，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同志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即"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孟树德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在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账，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官健平和孟树德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送了报告后，我就到附近街道上找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我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去"自谋生活"，最多把小孩放到父母、岳父母处住些时。
当然情况不允许我久拖，眼看便到了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限期，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提出申请。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我九点钟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某同志便来找我，说："老孟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孟单独谈过话。我这人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我高的人，对官、孟如此，对邓、苏亦如此。现在孟树德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反右办那位同志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孟树德让反右办那位同志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处理大会上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馀兴了。
"是的。"我决定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出不准我申请的借口。
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人招扶，倒也是事实。"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但是我已经判断出统战部那边可能起到了作用，因为我自己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立刻又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孟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么？"但我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这个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被开除公职，被逐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既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这样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孟提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孟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报社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孟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是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为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报社的事情也确实如此吧。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
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革命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
孟听了，微微一哂，说："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真正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递给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标题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面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当了邓、苏的骨干，反党。你倒不是邓、苏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邓、苏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政敌，这时候还要搭上邓、苏。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蔡克诚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蔡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官和我老孟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晴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孟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可能没有这样想。你也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几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的缘故罢，孟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孟树德和我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孟树德给我的那本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经一位同志的手，在北京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
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鸣放"出来的。虽然孟说"这还了得"，我却一直认账，至今仍然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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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