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和张少锋在一起的最后日子

杨春云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张少锋同志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官健平、孟树德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张少锋走了,带着屈辱,怀着怨愤走了,万般无奈,彻底绝望地走了,至今已离去四十年!人们说,岁月可使人淡忘伤痛,我说:"不!"岁月滔滔,可将生活遭遇的画面冲刷得支离破碎,但刻在心上的伤痕是冲不掉的,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是冲不掉的。

那是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晚。大女儿还在做作业,四岁的小儿还未睡觉,我听见街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急忙下楼,打开街门,我的问话尚未落音,人还未看清,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说:"你到家了。"又说:"扶他上去吧!"我这才看见地上坐着的人是少锋。他扶着我的手臂站了起来,说:"走,进去。"送他的来人没有留下姓名,没说明情况,也没接受我的邀请就走了。屋里的灯光下,我看清了少锋的样子:浮肿蜡黄的脸,失神的眼睛,狼狈的衣着。我的心顿时缩紧了:"你怎么病成这样子?怎么不写信告诉我?"他的回答是:"不病成这样,他们怎么肯让我回来!"

我发现他大便频仍,而且是脓是血,人已虚弱到躺下就紧闭眼睛,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春节,有人送来节日菜食,其中有高梁粑粑,荞麦粑粑,他根本没吃什么,只用关注的神色看着孩子们吃得有滋有味,自己显得欣慰。他原想留在家里养病,但考虑到他的病情严重,经我一再劝说,在到家的第三天,他才允许我送他上医院。那天,我在校医室借到一副带轮子的担架,独自推到市立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恶性痢疾、水肿,必须住院。谁知这一进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永远地去了!"让我在家过完这个节吧!"这句不愿住院,不愿离开家和孩子们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在我耳边萦绕不散,在我心里滴血。少锋啊!你怨我吗?

住院期间,少锋少言寡话。我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那浮肿的脸,浮肿且沾有脓血的手(是他自己揩屁股沾上的),和那双浮肿、冰冷、长满厚茧的脚 。他不曾向我叙说在乡下劳动改造的情况,也没问过他兄弟姊妹的情况,甚至没有呻吟叹息。我记忆中的病室,虽住满了病人,但探病的人少,空气沉闷,压抑。我给他讲孩子们的事,才引出他眼里的一点亮光,但他不要我带孩子去看他,说"这里太脏!"为了解决他脚冷的问题,我缝了两个棉袖筒给他包脚,又把热水袋放在两脚中间。他身上盖得够厚了,但他仍说冷,脚冷。

大概是他住院的第四天,我安排好孩子们吃晚饭,带着邻居给我的两个桔子,就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我给他洗脸洗手,后来又想给他换件衣服(这时,护士已不再给他穿裤子),当我抱起他的肩部时,头刚离开枕头,他就大口喘气,摇头,我只好让他躺下。我剥桔子喂他,他只吃了一片,就说吞不下,不要我喂。这时,他已很难睁着眼和我讲话了。我默默地流着泪。旁边一位病人摇着手向我示意他不行了。我喊护士,护士说不要紧,已给他打过针了。时近午夜,我既不能留在男病房,又挂牵家里的五个孩子,就摇着他的手,叫他,希望他再跟我说话。他没睁眼,只断续地说:"照顾好孩子!""注意休息!",听见我说明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他强睁眼皮说了一声"好。"谁知道那竟是最后的诀别!深夜的小巷,街上已寂无行人,只剩下昏黄的街灯照我急行。我心乱如麻,忧急悲苦。我担心他睁开眼看不见我时心里难过,我怕他死,我不知道怎么办,该不该打电报告诉他的亲人?我感到特别的孤独无助!走到家门口,我忍不住倚门痛哭。同院的人都已入睡,只有自己家里的灯还亮着,孩子们都挤在我的大床上睡着了。我决定当晚就打电报给郴州的弟弟。这一夜我在痛苦焦虑中度过。天刚亮,我就交待大女儿照料弟弟妹妹,自己急忙赶往医院。一到病房,但见床位空了。我急忙向太平间跑去。在那里看到少锋的脸还扭向门口,他还在盼我呀!我心如刀绞,抚尸放声大哭。一个工作人员说: "赶快去料理后事吧!"

下午,少锋的小弟、二妹和我去医院为少锋送行。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把少锋的遗体丢进铁匣子,丢得那样漫不经心,那样重,我大声哭喊着:"你们轻点呀!……"我要跑过去,可妹妹死命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过去,任我喊:"让我再看他一眼!"此刻他们还是把铁匣子装上了汽车,把我的少锋带走了,连骨灰也不给我留下!

少锋走了,四年的"右派生涯"算是结束了,他是戴着沉重的、幽灵般的"右派"帽子去见马克思的。不论有多少屈辱,多少冷眼,他不必再听荒谬的无限上纲的批判,蛮横的训斥了;不必再面对冷酷的人际关系,不必再忍饥挨饿地遭受超负荷的劳动折磨了。他才四十岁啊,正在生命的旺季!他忠于职守,追求真理,渴望有所作为……他有什么罪?可为此他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失去了堂堂正正活着的权利。他在梦寐以求的党所领导的新中国里只生活了十一年。他走了,把痛苦留给了亲人,把他生前言行的是非曲折留给了历史评说。


版权所有(C) 《1957:新湖南报人》保留所有权利。
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五柳村海外版||五柳村国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