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遭 遇 革 命
--我和我的家人杨德嘉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二十五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十六级降为十九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中一年级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三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入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国共产党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多数时间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在机关时则日夜上班，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记得一九五二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守仁一同下乡搞查田定产，这个工作不受农民、农村干部欢迎，无人接待。晚上，我们就和衣睡在门板上，找些稻草盖在肚子上过了一夜。一九五五年春我和我爱人尤淑贤结婚时，晚上九点多还在开会，开完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早饭后又下乡到蔡家铺（原武汉大学李达校长的家乡）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去了。
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为此，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官健平以及孟树德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稿子，一九五五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七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三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末，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报社编委会围绕一九五六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年初，官健平、孟树德（主管农村报道）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这年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整个社会，在编辑部，以致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三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了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官健平、孟树德两人和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的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一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只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官健平、孟树德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作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作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官健平、孟树德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千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官健平、孟树德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对他们两个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这条罪状我把它列为第三条，其实，我之所以成为右派，这条"重要说明"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现在，就把这一说明全文刊登如下：
重要说明
《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议意见》第一辑编委的发言中，很多涉及到小展览会问题，其中有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特作如下说明：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最露骨是把合心社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并在一条小稿子旁边加上按语说：'让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横行到几时呢？'……就是被编辑部许多人认为'早就应该打倒的恶霸大地主'--长沙县合心社定额三包经验，当时省委书记和农村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我们如果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还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开始展览时，我们考虑到合心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并未加按语，后来秘书处要我们把小展览会搬到原开编前会的房子内展出供省委领导参观时，为了说明我们的意见，又在若干稿子上加了一些按语，其中在合心社经验一文上加的按语是："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运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一篇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另外，在"到底还是高级社好"的一稿上原来早已加了一个按语，内容是："如果写上人物思想不更好么？为什么仍让早该打倒的大地主横行霸道呢？"前一个按语是后加的，后一个按语是早写的，虽然都有'大地主'的字眼，但并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后者所说"早该打倒的'大地主'，并不是指合心社经验而言的。同时，就是所谓'大地主'"，我们的意思也只是指它占的地盘大，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敌人加以打倒（乔木同志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也曾把长文章比喻为"大地主"）。至于"恶霸"等字眼，小展览会上则是根本没有的。
官健平同志的发言中说："特别是农村部的展览会就严重的缺乏自我批评……如展览会展览了省委在55年的一个指示标上'裹脚'的标题……把省委负责同志从湘乡寄回来的一条新闻，标上'这不是新闻，是汇报指示'等等谩骂、讽刺语，55年1月一篇关于处理入社各项具体问题的社论，说是照抄指示，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农村部把自己同意发表的经验，都认为是好的，不拿出来展览，不同意的都贴出来当作坏稿，难道农村部同志所同意的都是好的稿子都不是纯经验、技术吗？"其实上面所说的那些稿子，小展览会上根本就没有，至于说农村部认为自己发的东西都是好的，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展览会上展出的28篇稿子中，就有15篇稿子不是省委、农业厅、老官、苏、孟交来坚持要发的，而是编辑自己选择发表或自写的。例如"新民农业社是怎样制订劳动规划的"经验文章和林业方面的"评论员"等等就是。
孟树德同志的发言中说："小展览会原来想叫劣稿展览会，后经提意见，才改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事实是这样的：开始，有人提议要搞个"党八股"或"劣稿"展览会，后来我们考虑到当时农村报道的主要问题是经验技术所占分量太多，这些经验技术稿有些是应当在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是我们或我们中间的部分人觉得是可以不必在报上发表或全文发表的，因此，把后者展览出了一部分。虽然，我们或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些稿子不适于或不完全适于在报上发表，但这些经验还是宝贵的，对指导实际工作有好处，统称之为"劣稿"或"党八股"是不恰当的，故一开始就采用了"积极改进我们的报纸"的标题。并不是领导上或别人提出意见后，才改用现在这个标题的。
毫无疑问，小展览会是有缺点的，我们需要严肃的进一步检查，提高自己。而我是负有更多的责任的。但是，看了编委的发言后，我和当时在农村部工作的龙国屏、梁山、王秉乾同志，都感到有些事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作如上的说明。现在，小展览会的材料仍在，欢迎大家再去资料室看看。
杨德嘉
1967年5月30日（注）有了上面三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足足有余了。可叹的是：稍早两个月，我还在撰写省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采访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迟两个月，就在农村参加地、富、反、坏、右的集训会议，听取治保员的训话：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 "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就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五十四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 )_，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写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六个兄弟，其中就有三个右派，一个"特嫌"。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二哥杨德骧，一九三九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一九五六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九五七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一九五七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五十一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周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一九六五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他已半身麻木不遂，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把棉裤（一些棉花露在外面）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晨病逝的，享年七十一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七十一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希望他活得更久、更长。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一九五七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姪、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死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再逝世，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一九六二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会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化革命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当时全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十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六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三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三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作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饥饿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九两米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可以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无权享受这种优待。而外出劳动的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当然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帐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晕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菜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菜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由于并不出告示，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三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有人揭发他拥有一座和台湾联系的电台，因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九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和我们比较，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子。另外，一个中共衡南县委会的干事，一个地区劳动局的干部，被分别判了刑，他们去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分别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啦，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在我和地区几个领导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喊话的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当时，也关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那一段李先明同志在牢里可能在苦苦等待、殷殷期望，而我们却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仍然没有一丝自由。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
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九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解大手，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每次放风是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大约十多个或二十多个人。而解大便的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这次放风时自己准备解大便，看守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以便抢到位子。其次，要解决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便的矛盾。坐牢期间，一是饮食中缺少油水和新鲜蔬菜，二是缺少活动，因之大便十分干燥，屙出来的屎如羊屎一样一粒粒的，要用很大的劲才能解出来。解决的办法是要充分作好准备，一般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把大便从上往下压，一直把屎逼到屁眼边上来。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子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澡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房内就臭气、骚气熏天，会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要解大便，一般都忍着到放风时再去排泄。
挨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所武警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关的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一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十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三十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只能通过这个孔道进出。因此，除了饥饿外，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可是，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或是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武警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了解犯人流动的情况，也是分析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地区的几个"走资派"出去了，衡南县的李先明等人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久也会放出去)_，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 _籍的武警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武警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去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的区别。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所的武警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它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武警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武警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一身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其他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可是，学习条件却受到严格的限制。犯人可以带进牢房以及允许家人送去的书籍，仅限于毛主席的著作，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主席"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我们的老祖宗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连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
除了自己看允许看的书籍外，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大家学习，隔上十多二十天，也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均无人被提审过。
尾 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六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管地直机关斗、批、改的头头杨德怀、吴增福等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被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妄图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九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的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摸摸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几个专政班的同伙曾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待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杨德怀、吴增福们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才恢复。在我被"解放"的前后，王守仁等人也陆续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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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