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人报”
--纪念唐荫荪、李长恭两同志
朱 纯
九六年唐荫荪同志逝世，我和钟叔河送了一副挽联，云：
生太不逢时，五七年间，何必想办"同人报"；
死只是小别，两三载后，好去相寻"往者原"。
"往者原"是希腊神话中亡人游宴之所，"同人报"则是荫荪和我们夫妇一生坷坎的根源。这副挽联，确实是我们想向荫荪说的真心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新湖南报》用一版的大半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胜利，另一个右派小集团原形毕露--这个右派小集团由唐荫荪、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等组成，他们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配合苏辛涛右派小集团阴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同人报"三字始见于此。反右的主持人将这三个字加上引号，意欲使读者以为这是唐钟郑李朱等人想要"策划创办"的一张报。其实，唐荫荪和我仅仅在政协会上采访时，听杜迈之、严怪愚等几位民盟委员谈到过恢复《民主报》的问题。钟叔河、李长恭则因为对当时《新湖南报》的办报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不被采纳，发牢骚时说过想离开报社，这时便对《民主报》复刊发生兴趣，表示复刊如果成功，自己宁愿调到那里去。从始至终，我们想的谈的都是《民主报》，从来没有"策划创办"为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民主报》由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杨伯峻主持，杨任社长，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任总主笔，由民盟省委出面，于长沙解放两天后创刊（早于《新湖南报》六天），1950年下半年因经费困难，经中共省委批准停刊。我在《民主报》创刊时，由地下党员介绍去那里工作。停刊后，一部分同志调《新湖南报》（有申亚平、严伯嘉、缪振权……和我），一部分到省政协，一部分到盟省、市委机关。毫无疑问，《民主报》是一张革命的报纸，从来就不是"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我参加革命始于《民主报》，从事新闻工作亦始于《民主报》，对《民主报》有感情。《新湖南报》当时办得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批评声不绝于耳。官健平的不学无术、孟树德的逢迎谄媚，更使我们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觉得难受，不想在这里搞下去了。这时听说《民主报》有可能复刊，我作为《民主报》的旧人，想调回原单位工作的心思确实是有的，但这能说是反共反人民吗？
五七年的省政协会议，开始于五月中，结束于五月底。唐荫荪和我都是《新湖南报》派到会上去采访的记者，和政协委员、民主人士们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乃是我们的工作。钟叔河、李长恭等原来不认识杜迈之、严怪愚等人，这时也一步未到政协会场和委员住所。反右报道中却说：唐荫荪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朱纯一直与民盟右派头子杜迈之等人关系密切。郑昌壬、钟叔河、李长恭都表示要加入民盟。"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至于说这五个人如何研究办报纲领，决定人员组成，策划报纸版面，甚至"连报纸的出版经费、机器、纸张，发行等问题都作了安排"，更是弥天大谎，是反右宣传者把我们平日对官、孟办报外行、整人内行，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加以断章取义，夸大渲染而成的。
事实上政协会只开了半个月，月底会议闭幕，唐荫荪知道唐麟（省委宣传部长）答复魏猛克、杜迈之，说要"集中力量办好《新湖南报》，不必恢复《民主报》了"。我们这些"书生空议论"立刻烟消云散。这短短十几天内，我们五个人都有繁重的采访、编辑、发稿任务，八小时之外加班是常事，我还有小孩和家务，试问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策划创办"？我们关心的只是《民主报》能不能恢复，即使能恢复，能不能调过去还是个问题。如不能恢复，单凭我们几个，一无政治地位，二无经济实力，三无社会影响，二十几岁的青年编辑记者，要凭空"策划创办"一张报纸，岂非痴人说梦？难道我们五个人一个个都患上了妄想型精神病么？
可见，所谓"同人报"集团，不过是我（五人中只有我是《民主报》的旧人）从唐荫荪（五人中只有他解放前参加过民盟，解放后加入共青团后已不再到民盟活动）口中得知，民盟有几位政协委员，准备在政协会上提出恢复《民主报》的建议，我们对此感到兴趣。钟、李等人也有兴趣，从内心里希望省委能够接受这个建议。《民主报》如能恢复，我们倒确实想从《新湖南报》调过去工作，如是而已。
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认为《民主报》有复刊的可能呢？
最重要的，不，应该说唯一的原因是：听了三月举行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传达。在我听到的传达中，除了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之外，还有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对报纸工作发表的一些意见，比如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表扬《文汇报》办得好，说他自己只看《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最后才看甚至根本不看《人民日报》和其他党报，如此等等。
大家都知道，《文汇报》原来并不是一张党报（虽然里面工作的有不少共产党员），是一张接受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报纸。1_9_5_6_年，它被中共上海市委停刊了。可是为了"鼓励鸣放"，中共中央 _宣传部又决定《文汇报》复刊，仍旧委托非党员的徐铸成负责。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在我心目中，《民主报》也就是湖南的《文汇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但在我心目中，《人民日报》还是办得不错的，至少比官健平主办的《新湖南报》好得多。邓拓的才华也值得佩服（钟叔河便很欣赏邓写女手工艺人"葡萄常"那首词，尤其是"葡萄色紫损红颜"那一句）。如果说，邓拓都被斥为不会办报的死人，那末，官健平们又算是什么东西呢？既然毛泽东都抬出《文汇报》来，放在比《人民日报》高出一筹的位置，湖南又何尝不可以让《民主报》复刊，和官健平们所办的《新湖南报》比一比呢？
就这样，我们自以为理解了毛泽东的用心，以为他真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要提倡辛亥前武昌《大江报》的精神，真会允许《文汇报》这样虽然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却并不充当党的机关报，并不把"党报"二字写在额头上，而是以"知识分子报纸"面目出现，从而能够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亲切的报纸办起来，办下去的。这时，又碰上了谭震林到湖南来这件事。谭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到湖南来视察。报社有两位同志去访问了他，跟他谈到办报的事。据去访问的同志回来说，谭老也批评《新湖南报》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报，一个在党外办，唱一唱对台戏。"
谭震林不是普痛人，他的话当然有分量。这话在报社鸣放高潮中传开了，许多人觉得他对《新湖南报》的尖锐批评十分中肯，其中也包括我和钟叔河。我对他"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这一点，尤为心动。之后省里开政协会，唐荫荪和我被派去采访，才有我在开头写的那些活动。
由此可见，我认为《民主报》有可能复刊，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最先）、谭震林（其次）说了那些话。谭震林的话，我想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钟叔河向来比我敢说话，他对官健平们的不学无术确实看不起，鸣放中也讲过些尖锐的话，但还没有直斥其为"死人"。钟也向来比我敢想些，《民主报》如果复了刊怎么办，他也比我想得多些，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想（更没有说）要和党报"唱对台戏"，如谭震林所说那样。
反右斗争对我的打击，给我和我家造成的惨痛，此处不想多说了。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所谓"同人报集团"五人，除唐荫荪交监督劳动外，其他四人都被送劳动教养，钟、李、郑三人并被开除公职。当时我正怀着第四个孩子，无法去劳教，遂同钟叔河一道申请回家自谋生活。
孩子落地后，"苦日子"很快到来，被迫送到"国家托儿所"，后来被内蒙农村一户好心的无儿女的老乡领养，她便是今天湖南日报老干办工作的钟先鲜。钟叔河在七○年又以"不思悔改，继续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到七九年才平反出狱。我从五八年到七九年的二十一年中，凭双手在长沙市街道工厂里劳动，总算养活了三个孩子，送了钟叔河母亲的丧，保全了这个家。
最令人难过的是李长恭同志，父母不在长沙，未结婚成家，在劳教中又无辜地被判刑十二年，文革中跳岩自杀了。唐荫荪同志直到"改正"前不久才结婚，也因积劳早逝。唐心存忠厚，李豪爽直率，二人都热爱新闻工作，真诚于人民的事业。是反右剥夺了他们的青春幸福，使他们和我们天人永隔，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而究其原因，五七年轻信毛泽东，入其阴谋而不自知，实在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当然，自己的单纯和幼稚，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此"何必想办'同人报'"之所由作也，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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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