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坎坷生涯
--唐荫荪兄逝世五周年祭
李冰封
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第一个被拉出来"祭旗"的，就是唐荫荪兄。横加给他的罪名是："策划创办同人报，密谋反党"，"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在官健平、孟树德指挥下，打手们集中火力狠斗他几天后，就撂在一边不管了，要他自己去写检查、"认罪"。因为要斗争的右派还多着呢！写检查，写几天也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这时，他的情绪也就从紧张的气氛中逐渐恢复过来，乐得清闲，每天枯坐着，翻翻报纸，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到九月初， 我从省委调回报社挨批斗，在食堂吃饭时见到他，人多，当然不便讲话。但从他对我关心的眼色中，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在告诉我：要镇定。我被批斗了两次后，思想不通，脸上气色当然不好。一次，在食堂里吃了晚饭后，他紧跟在我后面，在走廊上轻轻地对我说："你气色不大好。要一切都无所谓，放宽心些。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去！"于是约好，晚八点钟，他在报社大门拐弯处的马路对面等我，我们就一起去湘春街附近一家小酒店里，每人要了二两"泸州大曲"，要了些花生米和小菜，边喝边谈。从这年九月起，到第二年六月下放"监督劳动"前，晚上这样一边喝酒，一边谈心，一共不下十余次。由于觉得彼此都是信得过的朋友；也由于彼此遭遇相同；所以，在那时，虽然"卖友免灾"之风盛行，但，我们之间，还是能敞开心扉、坦率地谈谈心里话的(_这种"卖友免灾"，多半损人而不利已。往往诬陷和出卖了朋友，也还免不了灾祸，结果告密者也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帽子)_。于是，那年头夜间对饮这件事，也就成为在那个残酷的岁月里，我们之间最大的安慰。如今，事过四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小酒店里昏黄的灯光和荫荪兄酒酣耳热后困惑的表情。
他曾告诉我，他的童年和他的初恋。他有一个相交数年十分投合的女朋友，在一九四九年底，给一个绰号叫做"首长帝国主义"的老干部"霸占"去了。
他谈到他追求进步的过程。在大学里读书,看到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专制，腐败到不可救药了，思想苦闷之至。这时，正好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很赞赏毛主席提出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于是，一心想参加共产党，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没有找到党。一位进步同学是民主同盟的，告诉他，在现阶段，民盟和中共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于是，他就参加了民盟的地下组织。他说：没有想到，当时这种奋不顾身的行动，竟然成为这次被划右派的根本原因。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民盟盟员竟成为最大的捕捉目标。
又谈到办"同人报"的事。他说，这是听传达说，谭震林同志到湖南检查工作时讲过，可以办一张党外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以后还听说，是毛主席这样讲的。如今，看到《新湖南报》把土特产公司收购"鸡毛蒜皮"的价目表，都作为新闻登上一版，觉得实在没有意思，响应一下毛主席号召，办一张像他老人家爱看的"琴棋书画"样样都有的报纸，岂不更合读者的口味？但，他又说：不过，要办这样的报纸，也只是说说而已，谈何容易！经费呢？社址呢？纸张供应呢？印刷呢？发行呢？民盟的魏猛克和杜迈之也都说过，解决这些办报的物质条件恐怕很难，办报光是这样讲讲，恐怕办不起来。
那时，我们都受个人崇拜的影响很深，都是绝对相信毛主席的。所以，他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都有可以在党外办报的指示，怎么我们随便谈谈，就成了右派呢？右派可就是"人民的敌人"，戴上这帽子可不是好玩的事呀！又说：毛主席最强调"实事求是"，把我们这些人划了右派，我看，很可能违背了他老人家的指示，是弄错了的。
谈到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他说：想报道一些要保护娃娃鱼呀，要注意合理开采菊花石呀，怎么就成为资产阶级了？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去保护珍稀动物？就不要去保护珍贵资源？再说，报道了动物园的"豹子出笼"这一类社会新闻，怎么也就成为资产阶级了？难道无产阶级就一定要让动物园的豹子出笼、不必注意保护游客的安全才好？这实在令人费解。但这令人费解的"道理"，竟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更使人想不通了。
我们还谈到：古人有这样说法：胸中的块垒须以酒浇之，所谓以酒解愁是也。但，我们现在喝了酒，这胸中郁闷之气，却更加凝结不散，是"以酒解愁愁更愁"了。这样谈着、谈着，谈到最后，我们又往往会说：这话就讲到这里为止，再不要扩散了。一扩散，又会有更大的麻烦了。
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开始陆续宣布对右派的处分，他被送去衡山农村"监督劳动"。不久，我去了南县农村，也是"监督劳动"。此后几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
大约是在一九六二年早春，我到长沙，一天下午，路过五一路省政府第四招待所门口，突然遇见了他，真是喜出望外。他说，他已经从衡山调到湘阴的省直属机关农场，在学着熬酒。场里派他到长沙有事，就住在这个招待所。于是，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谈了将近一下午，晚上又去喝酒。那时，"苦日子"刚过，没有"泸州大曲"好喝，喝的是一元五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喝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招待所。他那房间开了四个铺，正好有个空铺，我就睡在那里。
那天下午和晚上的谈话，谈了许多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饿时农村的见闻，也还为彭老总因反映真实情况上书而挨整，感到不平。那时，他在衡山，和我在南县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什么放卫星，亩产好多万斤；什么反右倾，有人不讲假话，或虽然讲了假话，但牛皮吹得还不够大，都要挨斗、挨打；什么砍了大树、收了些破铜烂铁去"大炼钢铁"，炼出的却是一坨废铁；什么食堂里没有米下锅，结果吃的是和着米糠的红薯叶、红薯藤，往上汇报时，却说改善了生活；……总之，他谈话的内容，和我见到的大同小异。那时，我多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说：这也就是反右派和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斗争造成的恶果，也就是党和国家缺乏民主造成的恶果；反右派时只整知识分子，吃饭问题一下子还显现不出来，现在，在农村也这样干，再没有人敢对这种瞎指挥提什么意见了，大问题就不请自来，没有饭吃，局面立刻就维持不下去了。他很同意我的看法。
他对学熬酒这门手艺很有兴趣，所以，那天还谈了许多熬酒的知识。什么"堆花酒"、"二锅头"，我都是第一次听说的。
此外，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在农场里，有个叫小王的十九岁小姑娘爱上了他。这姑娘温柔、聪明，长得漂亮，是真心实意地爱他，要嫁给他。但，她的姐夫是农场党支部书记，所以还不知道这件好事，是不是弄得成。我听了这个"秘密"后，十分为他高兴，但也有点为他担忧。本来，荫荪兄多才多艺，会唱歌、会唱京剧、会拉胡琴、会书法、会打排球和篮球、会跳舞，且富有感情，待人又正直、诚恳、谦和，性格好，样子长得又"帅"，过去就有一些女孩子爱慕他。划了右派，婚姻大事当然也就谈不成了。现在三十多岁了，有女孩子主动爱他，如果能够结婚，实在再好不过了。但当时我就感到，这姑娘有一个在农场当党支部书记的姐夫，这就增加了办成这件好事的难度。
那次见面后，他送我两首七绝：
落难后与冰封邂逅长沙有赠（二首）
乍见浑疑是梦思，天涯海角总相知。
相邀共饮谈终夕，犹胜当年未别时。
四年艰苦不寻常，满面风尘鬓有霜。
但得壮年豪气在，刀山火海任徜徉。
这两首诗，我一直存在手边，文化大革命时毁掉了。事过多年，那诗句已记不完整。这次，写这篇悼文时，是从王成纲先生主编的大型旧体诗词合集《华夏吟友》中抄下来的（见该书P.80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当时，我回赠他一首新诗。祝他学到了熬酒这门手艺。全诗也记不完全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小段是这样写的：
你在制造芬香
你在制造幻想
愿芬香和人民共享
愿大地上不要太多幻想
这段诗里最后一句说的幻想，其实是指空想。幻想还是要的，人活着总要有些幻想。人如果没有幻想，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人有点空想也不可避免。但，太多的空想，就不必要了。特别是掌握了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人，如果满脑子空想，而且一定要把空想付诸实施，在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下，这样做，往往就酿成大灾大难。
这次见面后，大约过了半年，他给我来过一封长信，主要告诉我，他和小王的恋爱谈不成了。虽然，小王要和她好下去的态度很坚决，甚至表示过"非唐不嫁"。但她那在农场当党支部书记的姐夫，阻拦他们成婚的态度却更坚决。他对小王说："你年纪轻轻的，条件又好，什么男人不好找？要找一个右派！找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前途！"结果，当然胳膊扭不过大腿，小王姑娘被送离农场，回湘潭老家去了。临行，她痛哭了一场，并剪下了两条长辫子送给荫荪兄留作纪念。荫荪兄给我的那封长信写得十分凄苦。我记得，他还引了柳永《雨霖铃》一词中的诗句："……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信中说，这次他算是真正理解柳永写的那个意境了。信中还附了他自己写的记这次离别的一首词。词写得感伤，但也真挚动人，可惜现在也记不清了。荫荪兄的信中还写了一句很沉痛的话："我怎么就成为这样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呵，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变成"不可接触的贱民"，成为变种的封建种姓制度的牺牲品，这才是那场民族大悲剧产生的关键所在！
时间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他早已从酒厂调到农场的子弟中学教英语。"文化大革命"后期，经人介绍，才和一位比他小二十多岁、家在益阳农村的高中毕业生结婚。这时，他已近五十岁了。结婚前，介绍人没有把男方的右派身份告诉女方。双方只见一次面，都表满意，很快就结婚了。这一次，命运没有再播弄荫荪兄，他新婚的夫人很贤惠，也很体贴他。（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他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后，曾大病一场--患肠黏连--开刀后，他年轻的夫人，带了一个刚满三岁的女儿和不满周岁的儿子，从农场赶来，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悉心照顾他，他的病得以很快脱离险境。除医疗条件较好外，他夫人对他的照顾，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是后话。）荫荪兄以后告诉我：结婚两三个月后，他才告诉他新婚的妻子："我是个右派呢！"新婚的妻子十分诧异，说："怎么，你是右派？人家都说，'右派，右派，是个妖怪。'我看你却一点也不像妖怪！"可见"妖怪"也是客观存在。胡乱扣个帽子，在老百姓心目中，也还是不能通过的。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他调湖南人民出版社后，一直在译文编辑室工作，先任编辑，后任译文一室主任、副编审。那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出了许多名著、许多好书，在广大知识分子读者中声名卓著，这和他以及编辑室内一些同志艰苦的努力，密切相关。一九八九年他离休后，仍在勤奋地从事翻译工作。一九九四年，我在整理、注释《梁遇春致石民的四十一封信》的过程中，曾请他翻译信中摘引的一些外国诗和若干外文，并请他帮我校正注释。有一次，我们在闲谈中，他曾无限感慨地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多年了。我生命中，只有这十多年算是真正扎扎实实地做了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算浪费。梁遇春是二十多岁就去世了，不过，他做的事，可能比我现在做的事还多得多呢！"这当然有些自谦。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现实状况。
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室，他曾主编过《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四年三年间，就出过三十六种。他曾参加过著名的《诗苑译林》的选题规划和编辑等工作，编过这套诗丛中《梁宗岱译诗选》等好几部重要的书。此外，他在职的十年间，还编辑出版过十几部文学名著。一九九四年八月，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填表时，提到他自己翻译的作品如下：
乔·艾略特著《磨坊风波》，笛福著《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还有与人合译的六部书：[_英]_简·奥斯丁著《理智与情感》，[_英]_毛姆著《克雷杜克夫人》，[_美]_布·达温著《亚瑟王的故事》，[_美]_西·谢尔顿著《四修女》，[_挪威]_克·汉姆生著《大地硕果·畜牧神》，《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这六部书，他多半翻译了主要部分。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译诗和翻译的诗论，散见一些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如，拜伦著《与友人谈诗》、[_英]_安·利文斯顿著《帕斯捷尔纳克的晚期诗》、[_美]_L_·帕林著《谈诗的意象》、[_英]_格·霍夫著《论现代派抒情诗》以及《佩恩·沃伦诗抄》、《加里·斯奈德诗选》、《亨利·泰勒诗选》、《布罗茨基诗抄》、《戴·赫·劳伦斯诗抄》、《王尔德散文诗》……等等。他还准备翻译以色列现代诗选和希伯莱文学史的资料。由于他患癌症并随后过早地辞世，这计划没能完成。
________________在这张入会申请表上，原湖南省作协主席、诗人未央同志对他在文学翻译工作方面的评价是："唐荫荪同志是很有成就的外国文学专家。编辑和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译笔准确、传神，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该同志对介绍外国文学作出了很出色的贡献，建议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未央同志这一段评语，等于对他生命中最后这十几年的工作，作出了中肯的总结。荫荪兄，你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永远离开你心爱的妻子、儿女，离开你心爱的事业，离开了这个充满缺陷的、不公平的世界，而走向另一个冥冥世界的。到明年一月十三日，你逝世就满五周年了。在你去世的这四年多来，我多次想写一篇文章悼念你，记述你坎坷的一生，也记述你的成就，你的为人，同时也纪念我们之间的友情，可惜都没能动笔。因为我没有想清楚一些问题：你坎坷的一生，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除了个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有没有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如果有，这个社会体制要不要加以改革？像你这样一个人格完善、才华出众、工作勤奋且精研专业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为什么却只有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才能较大限度地发挥你的作用？这到底是为什么？形成了这种状况，到底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有你这样类似遭遇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只你一个，甚至也不是以千或以万计，或者还不止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中国如果不去总结造成他们不幸遭遇的教训，对国家、民族，对我们的后代，可能不可能产生颇大的消极影响？在历史的大道上，中国可能不可能重蹈覆辙？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这悼文写起来，当然就不会有太大的意味。这一次，新湖南报的老同事们，要编一本丁酉年纪事文集，并提出对已逝世的同志，最好要有纪念他们的文字。我主动提出要写一写你，虽然我还是没有想清楚我在上面讲的那些问题。我只是在我所知道、所理解的范围内，如实地、重点地记录了你坎坷的一生以及你的事业和成就，你的人格和性格，作为留给后人的一份研究资料。荫荪兄，我就以这么一篇思路还不完善的悼文，作为你的五周年祭。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如其有知，看了这文章，该会作什么感想呢？依你宽厚、善良的性格，我想，你可能会说："我的遭遇嘛，这不算什么。只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不要再出现像我所经历的那种坎坷，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真正有益的事，使中国在历史大道上，不再掉队，不再落后，那就好了！"
2000年6月1日下午写毕，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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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