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心吊胆二十年
饶 珍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我就提心吊胆，仿佛大祸临头。并不是我特别敏感，老实说，我文化低，政治更是不懂，只是我了解谌震。他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我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是大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话？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我们全家能逃过这一关吗？我跟他吵过闹过，不都是枉然吗？
那时我和谌震结婚已二十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我同他妹妹谌良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谌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安排了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哪个敢同情你，敢接近你？今后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前路茫茫。
我们那时已有6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3岁，我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同志慷慨，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老王拆开一封刚收到的信，看完以后对我说，老三来信说欠了学校的伙食费，嫂子为什么不早说呀！下午我就寄钱去。真使我感愧交集，不知如何说才好。在那困难的时刻，要不是有他们夫妇这样仁义，我们和6个儿女怎会有今天？他们这样做，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文革"初期，蔚深同志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我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谌震有罪，谌震的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谌震就在这天被捕，半年后判刑十三年。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大早就带着5个孩子搭汽车到长沙县福临铺去 。那里是我的故乡，我有两个姐姐是贫下中农，有个姐夫是党员干部。那里无论干部和群众对我都好。只是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我带下乡的安哥拉兔和来亨鸡当然也归了公社。我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 _姐一起，带着1_2_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吃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我虽孩子多、负担重，毕竟还有工资，比起好些农民又不能算苦了。下放两年期满，我被分配到长沙县五美区供销社（后改属朗梨区）。我时刻牢记自已是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干部，又是反革命家属，不但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在经济上也要万分谨慎。我来到一个分店，除了主管布匹柜以外，还负责保管全店现金和各种票证：粮票、布票、煤票等等。如果出身好，有点差错也问题不大；我却千万不能出问题。好在我学过会计，帐目总是一清二楚。那时农村商业网点稀少，隔十来里才有一家供销店，农民起早贪黑赶来买东西，因此营业时间很长；而我在关了板子以后，还要对帐、清现金、清票证，往往要忙到半晚。尤其是每月盘点，更是反反复复，稍有出入，就得重点重算。但在我来说，宁可累一点，累到上床就入睡，免得思前想后，免得挂念远在广州求学的大女儿和近在长沙却很难见一面的谌震，这才是我的幸运。不仅如此，农村营业员接触的人比较广泛而又易于熟识，因此，我还要善于应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能忍的尽量忍，必要时也还要顶。"文革"初期，有些人为我打抱不平，对我说了许多同情的话，我决不表态，必要时提醒对方说话不要太出格。总之，我在供销社十多年，真如古人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尽管我这样小心翼翼，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文革"初期仍然连受两次冲击。1968年冬的一天下午，长沙开来了一辆小车，把我带到省委招待所。孩子们不知我哪儿去了，惊恐万状，连忙进城告诉谌良，她也焦灼不安，生怕出了意外。到省委后，才知道是辽宁来的外调人员，调查刘辅同女士的情况，刘辅同是湖南的老教育家，终身未婚，致力于幼儿教育。她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是本家，其兄刘励忠曾任刘建绪的主任秘书，1944年湘桂战役，她因避难去福建。我们于1947年认识她，那时她在福州市政府任督学，住在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室，她与作家王西彦是朋友，谌震则在观察日报时和王西彦同事，又一同逃难到邵阳。王西彦那时的夫人李倩四则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李融中的妹妹。因此我们都还谈得来，但来往并不密切，也从未涉及政治。1948年冬我们回湖南后，即无联系，只听说她到东北办幼儿教育去了。这时外调人员却逼我承认，我曾向李倩四说刘辅同可能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王西彦也有政治问题。接连三个晚上，用尽威胁手段，甚至要通夜审问。幸亏供销社的一位贫下中农同志也随同来了，他坚决不同意这种折磨，每晚只能审到12点为止。这样逼供三天三晚，我坚强不屈，他们也无可奈何。第四天才让我回来。
另一次冲击也在1968年冬，那时朗梨区被造反派掌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朗梨镇举行批斗大会，我在高岭寺分店，被造反派拘捕，七八个人一同被绑送朗梨，其中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或曾是小业主，在大会上挨斗，回来又在本单位批斗，说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说：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她竟当了女兵，她还到过香港，你看她反动不反动！我在抗战初期确实当过女兵，参加由何香凝创建、作家胡兰畦领导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是爱国，这是革命，这是我的光荣。但同这般人怎么讲得清楚！批斗挨了两三个月，宣布开除公职，下放农村，与我的三个孩子（四、五、六）都下放到田坪大队，挤在牛棚旁边一间杂屋里，过几天，已是供销社学徒的老三，也被下放回来。王蔚深那时还没"解放"，谌良被造反派打伤，难道真是六亲同运吗？自从谌震划右以来，我只希望他能有一天刑满释放，只要有一碗饭吃，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个正当的职业，这辈子就算满足了。难道连这一点最低的愿望都达不到吗？想到这里，真是万念俱灰。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位同事偷偷告诉我：你没问题，放心！下放到田坪大队，第二天一清早，大队刘书记就来了，也说：你放心，没有问题，在队上每天敲敲钟就行了。当时听了这话，真是感激，真是温暖。果然，不过半个月，店里通知我领工资。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店里，领导上说，我历史没有任何问题，宣布开除我是错误的。
这里再谈谈谌震的情况。1958_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他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拿的二级工工资，每月32元，省吃俭用，多多少少还可补贴家里一点。我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但从1966年我大女儿大学毕业起，每月寄15元回家，家境就渐渐宽裕一些了。1974年，因李庆林的一封信，政府才注意到下放知识青年的痛苦，我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也得到一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现在谌震享受离休待遇，我也回报社退休，我们能有幸福的晚年，要感谢邓小平、胡耀邦两位伟人。
回想起来，在那二十二年当中，我们一家受的苦不少，但比起有些难友，又算幸运的了，因为得到许多好人的帮助。至今我们感激谌良和王蔚深，感激我两个姐姐，感激福临和朗梨两地许多同志。而我最难忘记的就是那些年日日夜夜的担心。罗斯福总统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我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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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