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以后
李 茵
一、大祸临头
1957年我正在省文化干部学校学习，7月26日，放暑假了，我收拾了书包和简单的行李，高高兴兴地乘轮渡过湘江，回家来了。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正规学校读书，心情特别兴奋。我常想：是党把我这贫苦孩子培养成为一个革命干部，今天又送我进学校，要培养我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真是太幸福了。
老远就看见了报社那座雄伟的办公大楼，心里感到一种无比的温暖和骄傲，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是我的家呀！走进报社大门，看到营业厅里贴满了大字报，观看的人也很多。我停了下来，想和熟悉的同志打打招呼。突然发觉，大家都板着脸，不答理我，好像没看见我这个人一样。当时我的心一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正想看看大字报，只见几个人搭着梯子，在营业厅的大墙上刷起大标语来，很快几个巨大醒目的黑字出现了："邓钧洪是报社右派集团的头目！"我一下子觉得头昏眼花，什么也看不清了，心脏怦怦乱跳，人好像要倒地一样。那些大字报，也无法再看下去了，只想赶快回到家里。
在回家的路上，报社党总支书记李世晞拦住了我，把我带到二楼会议室。他对我说，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谈的。他说："你回来了，你是党员，这次运动对你是一个大考验。我现在是给你打个招呼，你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你要与邓钧洪划清界线。他是你的爱人，今后就是你的敌人了！"
我听着听着，手脚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眼泪流了满脸。李世晞又说："你住在家里不方便，住招待所吧。住招待所写检举揭发材料。"开始，我有些犹豫，考虑了一下，我回答他："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李世晞显得很不高兴。我又说："邓钧洪如果在家里藏着电台、藏着枪的话，我是绝不会包庇他的。"
李世晞阴着脸，冷笑一声说："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比枪、比电台更利害，你懂吗？！我是好意劝你，你是党员，我不想让你们两个人捆在一起烧糊了！"
李世晞看我有些犹豫，他又说了："你是邓钧洪的妻子，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中毒太深，到现在你还不与他划清界线？这几年来，你搞人事工作，邓钧洪搞的那些反党活动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在帮他执行。报社的肃反工作和干部政策你都是执行邓钧洪的右派路线。你要想想自己的后果。" 这些话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执行什么右派路线。肃反时，我又不是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执行上面的路线。我只知道邓钧洪决没有搞什么反党活动。我站了起来坚决地说："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去看看。"我匆匆忙忙下了楼，直奔家里。回到家，孩子们看到我，都围上来喊我。老母亲却皱着眉头，苦着脸，她一定听到什么风声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直冲进自己的房里，把门砰上，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邓钧洪正坐在书桌旁边看书，我边哭边诉，把外面的大字报、横幅标语，和李世晞要我住招待所的谈话，一股脑全告诉他。他当时显出惶恐不安，站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停下来长叹了一声说："事情看来是无法躲避的了。只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切都抛开，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他说罢也哭了起来。他平素是一家之主，在外面也从来都是心高气傲、镇定自若的，现在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我感到他是受了极大的冤屈。看到他这样，我更不知所措了，我们俩不禁抱头痛哭，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祸啊。
二、灾祸渊源
这场大祸的根源就是得罪了省委书记周惠。
1954年，有一次邓钧洪跟我讲："省委书记周惠这个人是要突出他个人的工作，突出他本人的。他分管农村工作，就硬要把他对农村工作的讲话放在头版头条，还要有大号字突出他的名字。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这不合乎中央办报的方针，是违反中央宣传工作的规定的（当时规定只有毛、刘、朱、周四人的名字才可以用大号字放在头版头条）。我连夜请示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周小舟同志讲：'放下面，不要用大号字。你们报社要按原则办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第二天，周惠看到报纸上他的那篇讲话并没有登头版头条，也不是用大字号，于是大发了一顿雷霆。他还问苏辛涛：'邓钧洪这个人对报纸工作，他还有兴趣没有？'苏辛涛回答说：'他在这里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看来，他是对我很不满意。"
1955年，周惠就把官健平从益阳调来报社，把邓钧洪换下了。周惠在益阳当地委书记时，官健平是益阳地委组织部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官到报社以后，当然会百依百顺地贯彻周惠的意图的。
省委准备调邓钧洪出国任驻东欧某国文化参赞。因为他一直有心脏病，要他先去华东疗养院养病，休养了八个月，工资关系一直放在报社。这时工资改革，我看到工资改革的花名册上，官健平是社长兼总编辑，邓钧洪副社长。我心想邓突然变成副的了呢？我明明记得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上，任命邓钧洪为新湖南报社的社长。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疑问来。觉得正也好，副也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干革命工作。
后来省委调邓钧洪到省委文教办工作，做华国锋的副手，从这时起他就一直是副职了。这段时间他还是住在报社宿舍，每天到文教办上班。
我们与官健平在解放前就认识，1946年5月，那时地下党的刘国安和邓钧洪都在《国民日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记者和编辑，官健平是校对。我当时失业也住在报社。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们每天在一桌吃饭。邓钧洪还成了官的入党介绍人。官调来报社后，他的老婆彭××也调到人事科当科长。官还把我从幼儿园调到人事科当副科长。他大概认为凭以前的老关系，我应该是他可靠的人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彭科长送来了一条大鲤鱼，熏好了的，有四五斤重。你送她什么还礼呢？我说，吃了它算了，不还礼了。没过几天，我的母亲又说，那个彭科长又送来两瓶龙牌酱油，你要送点什么给她吧？我说，我们没有送礼的习惯，这酱油吃了算了。后来她又送了两盒益阳出产的酥糖，我们又没有理会。1956年，苏联工业产品在武汉展览。她去参观时，买了一块桃红色的绸子，说要我跟她一起各做一件旗袍，我当时嫌那颜色太艳太俗，谢绝了她。后来她把那段绸子送给孟树德的老婆了。我当时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喜欢送礼，我们这些人都不习惯这样。
彭××跟我说，他们两夫妇到报社后，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感到这里气氛不好，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是什么"老官""老彭""老孟"，不喊职位。他们在下面的时候，都是称"××长"的（她要求别人喊她"彭科长"，甚至家里的保姆也要这么喊）。听了她的话后，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我认为，报社里气氛一贯是很好的，上下同志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正是这个"老"字才把大家的心结合在一起了。
其实，他们不但在称呼上喜欢官味，作风上也是官派头十足。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官健平喝了酒从外面坐着小车回报社。守传达的包大爷开大门时慢了一点。官进门后就给包大爷两个耳光，事后引起很多人的议论。除了官气，他的痞气也是出了名的，作报告时经常讲什么"鸡巴毛"之类的粗话，我们听了非常刺耳，很反感。他自己却认为很时髦 ，是学省委周惠书记的派头。周惠作报告时，有时是把鞋子脱掉，蹲在椅子上讲话，口水直喷，痞话连篇。官平时与女同志讲话也是流里流气的，他对我说："李茵哪，你还是十年前那么漂亮哪。"有时还动手动脚，看了觉得恶心。
他们家里特别喜欢请客，省委书记周惠、秘书长孟树德是他们家的常客。还有省委一些其他的领导也经常来。官健平把报社食堂的厨师刘泽昆调到自己家里做通信员，专为他们家煮饭做菜。官还专门研究省委哪个领导喜欢吃什么菜，哪个领导是什么样的口味（如说×××最喜欢吃白菜心下面条），然后投其所好。每逢周惠来了，更是特别款待，又是杀鸡、砍肉，又是买好烟、好酒的。对报社编委会成员，官也是积极拉拢，经常请大家到家里吃喝。他们家是常有好东西吃的，每个月工资全部吃掉还不够，经常还要借钱用。
以前，报社领导都是清廉正派，以身作则的。从李锐到朱九思，再到邓钧洪，从来没有请过省委领导来报社吃吃喝喝，也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记得有一次周小舟同志到报社来谈工作，在我们家里坐了一下。我们家里既没有烟，又没有茶。我觉得省委书记来了，茶都没有喝太不像样了。临时到苏辛涛家里讨了一点茶叶，才泡了一杯茶给周小舟同志喝。
1955年冬天，过春节前，官健平在大会上宣布了省委下达的一个通知，说是过春节不准请客送礼和拜年，要过一个简朴的春节。但是大年初一，我们就看见官跟他的老婆，带着女儿，拿着好几袋礼品，在后门传达室坐上报社唯一的小车，到省委拜年去了。我觉得这个人言行不一，对上逢迎讨好，对下粗暴压制，那一套作风我很反感。所以平常很少到他们家去，除非为工作上的事去一次，也是公事公办，办完就走。邓钧洪更是看不起这种不学无术、专事钻营的人。此时，官也觉得我们与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不再费心拉拢。周惠把官健平调来后，就比较顺利地突出了对他个人的宣传。周惠所管的农村工作，在报纸版面上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报道。周惠的长篇讲话和文章，可以一版转二版、再转三版。甚至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技术也刊登，如当时有一个叫"青森五号"的东北稻谷良种，并没有在南方实验。周惠就要求在湖南大面积推广，并在报上大肆宣传，结果造成大面积减产，农民损失很大。
官健平这样无条件地执行周惠的要求，把报纸办得一塌糊涂，在报社编辑部引起了各种议论和抵制，很多人都看不惯官这一套搞法，非常气愤。他们怀念报社的老传统，因此都纷纷到我们家来，请求邓钧洪出面，作一个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
1956年3月，邓钧洪应邀在报社作了一个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来办报，并总结了新湖南报以前办报的经验，这个报告一作，周惠和官健平更加生气了，因此引发了一场办报路线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贯彻省委某些人的意图呢，还是坚持中央办报的原则？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邓钧洪虽然始终没有参加过这场争论，但周惠和官健平都认为他是后台。
1957年，正当我们准备搬家到省文教办的时候，反右派斗争要开始了。华国锋就要邓钧洪暂时不必搬家。邓钧洪不知内情，认为暂时不搬就不搬吧。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周惠、官健平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他们把1956年在办报路线争论中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后又把火烧到了邓钧洪身上。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这场大祸的来源，但难道光凭这些就可以把人打成右派集团？我实在想不通，邓钧洪说："看他们怎么搞吧，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三、批判斗争
第二天，反右办公室的黄×来通知邓钧洪说："明天下午两点半到一楼会议室参加辩论会。"我决定也去参加这个辩论会，听听到底有些什么事实和材料能把他辩成大右派头目。
在辩论会上，我看到那些发言人，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小本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一位发言人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宣称："右派分子邓钧洪的反党是蓄谋已久的！他有一整套反党的纲领、反党的路线，还有反党的蓝图！1956年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就是一次大的暴露！这个报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是反党、反省委的，我们决不能让邓钧洪的阴谋得逞，我们就是要伏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
接着他开始逐条批判邓钧洪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我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也能听出他是在毫无根据地乱扣帽子。比如邓说那些纯经验技术的大块文章（如生产队的记工方法、收购鸡毛鸭毛大蒜子的牌价，还有一些"不另行文"的通知等）把报纸的版面占满了。将报纸当成了布告牌，使报纸不像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他就批判说："右派分子邓钧洪这是对农业生产的极端仇视！是妄想搞垮我们社会主义农业经济！"
他又批判邓钧洪的报纸应该有"五性"（思想性、战斗性、新闻性、艺术性、趣味性）的理论，他说："邓钧洪的所谓趣味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吃喝玩乐！他的所谓战斗性就是专门寻找新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五性'就是要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的报纸，实行篡党夺权！他究竟要把报社的干部带往何处？"
另一个人插话："带往台湾！"
接下来的发言也都是扣帽子、丑化和漫骂，说是辩论会，实际上根本不让你开口。邓钧洪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既不记笔记，也不认真听大家的发言，他若无其事，竟啃起自己的指甲来了。
这时，忽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是一个人在会议桌上猛地击了一拳，茶杯都跳起很高。他指着邓钧洪的鼻子，大骂道："邓钧洪！你死到临头了，还不放老实点！"批判的群众也群情激愤，说他想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这样的大会连续开了几次。最后一次会上让他发言了，是要他低头认罪，向群众做交待。他做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群众好几次打断他的发言，说他死不老实，避重就轻，不像认罪，而像在作报告。左派头头之一的孟树德说："他极其狡猾，想蒙哄过关，企图拿二十年党龄来押宝，闯过关去。我们警告你，这关是闯不过去的！"
连续好多天，报社都在不断地开着批斗会，不是批斗这个"大头目"，就是那条"大鲨鱼"。一天晚上，我去报社一楼营业厅看大字报，突然看见了一张大漫画，画的是一个牧师一样的人物，穿着黑色袍子，戴着博士帽，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在他的脚下跪着一个穿裙子的女的，标题是"右派头目邓钧洪的走卒--李茵"。
过了两天，通知我到一楼大会议室接受批斗。要批斗我了，我实在想不通。我又不懂办报，又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又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我是一个正在学文化的学员，既没鸣，也没放。仅仅是对官健平、彭××他们这些人的品质有所厌恶，他们要拉拢我没有拉拢得到罢了。彭××最恨我的就是这点，她说我不向官健平汇报报社的思想情况，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最重要的罪状。
批斗会声势浩大。我想：我只是个走卒，怎么也值得这样对待？批斗时，我像是吓得麻木了一样，看着别人在说话，一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有人还用手指到我的脸上来了（那时还不兴打人），但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这次会议是由另一个秘书长主持的。他拿了我在文化干校写的一篇名为《论脾气》的作文，说这是影射官健平的，是反党的大毒草。
第二次批斗是在二楼会议室，规模小一点，发言的是一位编委。他批判我的"极端民主化思想"，他尽讲些书本上的理论。什么托洛茨基，什么什么柯夫，一些外国名字，我根本听不懂。
她们问我为什么要喜欢邓钧洪？我没有做声。因为如果我要说出邓钧洪当时干革命不怕死，他从湖南跑到东北，冒着生命危险，策划了韩梅村将军的起义事件，那她们肯定会说我为他歌功颂德的。
后来黄××说："她喜欢邓钧洪的资产阶级右派的那一套臭理论。所以她情愿陪葬，每次批斗邓钧洪她都守在旁边，她要和邓钧洪捆在一起。"
陈××说："你哪里有一点党员的气味？早就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你看×××，她亲自到报社来检举揭发她的丈夫，并与他划清界线，她的揭发材料还登了报。哪像你这样死心塌地和邓钧洪捆在一起。拉都拉不回头，今天是挽救你，你还不识好歹。"陈××看到搞不出什么大材料，她就到文化干校去发动学员来报社斗争我。有一个与我在学习上、生活上关系很密切的同学张××，我们经常形影不离。因此，陈××特别要她来检举揭发我。张是个老实人，她实在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又怕别人说她包庇右派，在斗争会上，急得哭了起来，只好信口乱说几句："我原来跟李茵是好朋友，看她像个人样子，没想到她变成了右派分子，真是像狐狸精一样啊，一下子就变了啊，我真是上当受骗啊！"说罢放声痛哭了起来。
后来我被下放农村改造。一次在过湘江的轮渡上，我再次碰见张××。她仍在省文化干校读书。她说："那次斗争会，是你单位的那个陈××硬逼着我去斗争你的。不然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只好去了，使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心里很不安。我知道你们都是受冤枉的。我家老朱（五六十年代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这么讲的，他说你家老邓是个好人，主要是得罪了上面的人。"说着说着她又流起泪来。
四、戴上帽子
批判斗争结束以后，就开始写检查交待。邓钧洪只写了一次，有万多字。当时报社秘书长孟树德，讲他写得不好，根本就不认罪。不老实，想蒙混过关。他就索性不再写了，只等待处理。
我写的第一次检查，也说要不得，第二次也通不过。陈××说："你主要的问题还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不认罪。所以写不好。"总支书记李世晞就要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六条标准理解透，要背熟，对照六条标准来写。我就天天背那个六条标准，去对照自己，但我决不承认自己是敌我矛盾，所以还是写不出。我没有干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要我去编造，我又编不出来。
后来李世晞就给我找了一个样本，是另一个右派写的《请罪书》，有好几万字，说我的问题跟他的差不多，要我向他学习。我看了很久，里面讲他如何站在反动立场，如何对党刻骨仇恨，如何对社会主义不满，如何向党进攻等等。另外，讲他迷恋女色，说是平常看见一个漂亮的女的，他心里就想那个。我越看越不是滋味，觉得这个人简直是疯了，他平时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人。我自己更没有他所说的这些思想，怎么学习呢。我第三次写的检查，还是说不行。我想，我只能这样了，没有办法，我也没有那个水平，像别人那样编写故事。由于检查通不过，说我是顽固到底。
以后，我和邓钧洪在家里等待处理。他每天坐在家里看《资本论》。在三大本《资本论》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哼哼叽叽，吟几句诗。我就带着几个孩子在外屋里玩。有时候，把一些老歌翻出来唱，一些过去在抗日青年先锋队和解放区学的革命歌曲，只有这时，心里才得到一些解脱，觉得自己还没老。邓钧洪每天照样吃那么多的饭，吃那么多菜。除此之外，就是每天坐在桌子边看书，一动也不动。
有一天实在闲得无聊，晚上我们出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来，被传达室的人拦住了，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晚上出去，一不请假，二不报告。我们这才晓得，我们行动已经受到了管制。这样一来就再也不能够出去了，每天呆在家里，等候处理。
过了一段日子，大概是1958年的4月，孟树德把邓钧洪叫去宣布对他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他还对邓钧洪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
然后，人事科长彭××通知我去，宣布对我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干籍，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当时我就提出疑问：邓钧洪是一个大头目，我只是一个走卒，为什么处分是一样的呢？彭××讲："主要是你坚持反党立场，死不改悔，态度顽固，所以加重处分。等你摘了帽子回来以后，再给你恢复干部籍。你现在下去好好地改造吧。"
处分过后，总支书记李世晞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一败涂地了！知道吗？"我说："不一定，我还年青。几十年以后，谁知道是什么样子！"他很生气地看着我，再也不作声了。
我被打成右派，确实是没有意料到的事，邓钧洪曾说："你哪里够得上右派的'资格'？你看他们凭什么材料来打你的右派！"
事实证明，我们是太天真了。省委书记周惠曾说："你说你不是右派？只要把你往群众中一站，材料就来了，你就是右派。"我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新湖南报社编辑部半数以上的记者编辑也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后来他们编造的一些我的右派材料，什么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解放军、支持反革命翻案，都是这样来的。
所谓反对工人阶级，我那时在幼儿园当园长，园里的一个老师正与报社一位工人谈恋爱。当时，女师毕业的叶××觉得当工人的刘×文化低了点。我就对叶××说，"刘×这个人很好，今天文化可能比你低，明天不一定比你低，这主要是学习问题，他现在正在业余夜校发狠地学习。"有一天，刘×在大门口大声地唱歌，我就对叶××讲："刘×就是勇敢，虽然他唱得不太好，粗喉咙大嗓子，但是他胆子大，敢唱，而且敢大声地唱。你们唱得好，但不敢在大门口这样大声地唱吧？"结果就这样的一句话，被说成我污蔑工人阶级"唱歌都唱不好，大喉大嗓"，成了一条反对工人阶级的罪状。
所谓反对解放军，更是无稽之谈。当时报社对面有个兵役局的年轻干部，举止比较轻佻，经常与女孩子们调笑，我说了一句："这人，一天吃了饭没事做。"就被人检举成反对解放军。
所谓支持反革命翻案，是指1955年肃反时，官健平他们把钟叔河、朱正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1956年，我在人事科负责搞肃反复查工作，当时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指示，凡是本人坚决不同意的材料，不能进档案。根据这个精神，我拿了钟叔河的结论材料与他本人见面。当时他正在改稿，手里拿着红笔，把材料上面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划掉了。他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根据他的材料来看，我也认为确实没有一点反革命事实，没有任何一条可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的。我心里很虚，钟叔河划掉的时候，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我把钟叔河的材料交给肃反小组时我说："这个材料本人坚决不同意，你看怎么处理？"××回说："连'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都没有了，那么这几个月来，我们不是白搞了一场吗？"后来钟叔河他们的材料被改成为"落后小集团"。就是因为这事，说我是支持反革命翻案，向党进攻。
五、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初，我下放到衡山县大浦乡谭坳上村劳动改造。生产队离大浦车站有五里多路，我是自己挑着行李，走到生产队去的。当时的生产队长，看见我挑了六十多斤行李，走得满头大汗，觉得这个人虽然是右派，能够这样吃苦，还算不错的。
一星期后，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大浦乡政府"地富反坏右集训班"集训，地富反坏里面有些是贼、是强奸犯、是土匪，有些是杀人犯、伪保长、地主等，都在一起报到。我与四个女右派，加上三个地主婆分在一间屋里住，都是睡的地铺。
第二天去背树，有一个伪保长当我们的小组长，他专门选大的给我们背，我们有意见，他就骂我们说，右派分子还不听指挥。我说："你是反革命！"他说："我反革命是历史问题，你懂吗？你们是现行问题，你们右派就是现在的反革命，所以我比你们要好一点。"
后来乡政府就把我们这些人在大浦街亮相游街，我站在那里，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怎么与这些人成为一类人了呢？这些事不能去想。想多了真想马上去死就好。集训一个星期后，要我们写总结交待，回去后要老老实实改造。
有了这一次下马威，以后我们一上街，人家就指指点点，晓得你是右派，以前农民还称呼我老李，后来就喊李茵、李右派、老右，连小孩子都这么喊。
回到生产队后，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想尽快摘掉这个帽子，只有拼命的劳动。我当时所做的事是农村里很多妇女都不做的事，比如送粮谷、在田里撒粪、车水等。我是拼了命在干。觉得累死就算了，也就解脱了，但要是自杀就实在不甘心，心想总有一天我的冤枉会要搞清的。
我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要通过他们的房间才能到我那间房子里去，中间没有门。我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翻，随便看，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便拿走。中秋节，家里寄来几个月饼，被他家的小孩全部搜走了。我的隔壁是一间牛栏，这头牛每天晚上回来，总是对着窗子看着我叹一口气，好像很可怜我一样。
在队长家吃饭也是个大问题。队长老婆斤斤计较，生怕你吃多了。早餐是吃捞米稀饭，清清的，吃两碗就去出工，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够回来吃中饭，做好午饭时已经一点多了，吃饭的时候，队长娘子拿着一碗饭说：这一碗饭不止半斤米，街上饭店里的半斤米饭，还没有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吃一碗，所以也不敢多吃。下午只要出去劳动。晚上不吃饭的，只吃点心，这是衡山的习惯。所谓点心就是中午的剩饭，每人只有一小它，点一下就行了。因为晚上不要做事了，还要吃什么饭。所以每天晚上肚子特别饿，实在饿得不行就只能喝点开水。
1958年是个丰收年，谷子打了很多，但吃饭还是比较紧张。秋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公共食堂刚成立时，还蛮好的，一餐有四两米饭，有一些菜，还经常杀猪、磨豆腐。我心里想这比在农民家里吃好多了，又自由。
秋收完，派我们去修湖南最大的一个水库，叫德圳大水库。在三座山中，要挖掉中间那座，填成一个水库。原计划是三年修成，现在搞大跃进了，提出三个月就要修好。劳力上了成千上万，全凭锄头、扁担、箢箕这样一些简单工具，白天黑夜地干。工地上人山人海，你挤我，我撞你，这就是大跃进的大兵团作战。一上水库就号召我们大战七天七晚，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一刻也不得休息，累得人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担着担子时东歪西倒，吃饭时边吃边睡着了。就这样在水库苦干了三个月，人人都脱了一层皮，那座山还没有挖掉十分之一。又调我们回到生产队劳动。
1959年更是"特大跃进年"。公社把很多房子都拆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跃进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了，小家庭的房子没用了。旧土砖拆了可以肥田，旧木材要拿去当炼钢燃料。队长的房子也拆了，我们就搬到了垅那边的易姓大屋场，那边有十几户人家，牛栏、猪栏、杂屋、堂屋里都住满了人。我跟监察主任的老母亲住在一起，这个老人有八十多岁了，她眼睛是瞎的，很可怜。这老人家对我很同情，经常说我太辛苦了。我每天都帮她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尿桶倒了，把桶子洗了。
有一天县里来了一个姓陈的干部，他是来抓公共食堂的。这个干部来了以后，要我们修路，说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说到了共产主义后，牛奶、面包、水果都可以直接运到食堂里来。
一天晚上，这个干部说要送一个通知到公社去，要女右派李茵去。监察主任就讲："这么黑的晚上，要翻山过坳太危险。要一个女的去，不大合适吧？"那个干部就讲："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对她的改造嘛。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干部走到我房里来说："李茵，这里有个通知，今晚要你送到公社去，这是对你的考验。"监察主任说："带着这根杂木棍子，路上可以赶走豺狗子，壮壮胆。"
开始，我心里很胆怯。后来一想，要摘掉帽子，就要经过这些锻炼改造。我就拿着监察主任给我的那根杂木棍，背着一个手电，麻着胆子，走出了村，爬上长岭，翻过一座大山。漆黑的夜里，没有一丝月光。手电照着路边茂密的杂草丛和树影，像无数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吓得我一路小跑，到了公社门口，吓出一身冷汗。把通知交给公社秘书后，打转回来，又是一路小跑，满头大汗。回到队上，陈干部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睡觉罢。"
到了1959年秋天，食堂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所有地里种的东西，栏里喂的猪，都吃光了。人们每天都在炼钢、修水库、修路，菜也种不出来了。食堂里煮一大锅水，放点盐和干辣椒，就是菜。饭只有三两了，有时三两都没有，这样一直到冬天。
冬天，有一天监察主任通知我去公社开会。是衡山县大浦公社第一批右派摘帽大会。有九个人摘帽，其中有我一个，当时在宣布会上，我心情特别激动，想起我已不是右派了，可以恢复干籍了，可以回到单位了，又可以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当时县里一个干部对我说，现在你的帽子摘掉了。你回去后，首先要把病治好。将来你们组织上会有工作安排的，（当时我已得了水肿病、肾盂肾炎和黄疸肝炎，肝肿大二指。医生早就要我休病假，农民们也劝我回家治病，但我认为，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不能回去。）
六、艰难岁月
1959年冬天，医生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我回到家里（岳麓山）养病。一进门，就看见屋子中间挂着几个大字"欢迎妈妈回来！"是孩子们用彩色腊笔写的，他们一年多没看见我了，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脸尖尖的，黄黄的，心里直发痛。
邓钧洪和我老母亲都得了水肿病。邓由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每天在图书馆干体力活，老母亲操持着家务。
过了几天，我发觉三个最小的孩子，总是咳嗽，带去一检查，医生说他们三个都患有肺结核，我听了吓坏了，孩子们要治病，要营养，没有钱，怎么办？我赶紧过河到报社，想找单位借点钱，但人事科长彭××说："你有什么资格借钱？借了你把什么还？不可能！"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家里想办法。家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找来找去，发现床上还有一床毛毯。我就把它拿到八角亭拍卖行，七十元标价。第二天就卖掉了，但是拍卖行的人说，要我的单位在拍卖单上盖个公章，才能拿到钱。
我又硬着头皮来到报社，找人事科请求盖一个公章。彭××说："你卖毛毯，怎么事先不拿过来给我看看？我晓得是不是你的！"我当时气得眼泪直流，顶了她一句："你也是有儿女的，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她说："我是坚持原则！你激动什么？"
我退了出来，在楼梯间那里急得直哭。这时赵复志同志跟着出来了，把我叫到他的经理办公室，在拍卖行的单子上盖了一个经理处的公章，这就样我才领到卖掉毛毯的七十元钱。
我用这笔钱，首先买了三大瓶鱼肝油，再给三个孩子各订了一份牛奶，又把计划面粉买回来。回家后给孩子们做南瓜粑粑，做酸菜面糊糊，还上山找野菜搀合着，天天都在动脑子，怎样让孩子们吃饱点。一个月后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三个孩子的肺结核都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的饭菜，因为家里没钱买煤、买菜，她就每天带着三个还未读书的小外孙，上岳麓山捡柴，在山边开荒种菜。然后是五个小孩的衣服要洗、要补，鞋子要做。每天都是累到很晚还不得休息。她在外面还要遭别人的白眼，骂她"右派分子的家属"。口粮被克扣以后，她怕小孩子们吃不饱，每餐都克制自己只吃一点点，又没有油，菜就是一点干苋菜梗子，就这样半饥半饱的撑着，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起不了床。
她边诉边从衣袋里拿出两元钱，说这是你从农村托人搭给我的，现在还给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呢。她说我走不得了，买东西买不到，还要许多什么票呀、证呀什么的。
她诉了一晚的苦。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
邓钧洪的父母也是这一年去世的，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直由我们赡养，每月寄30元给他俩老做生活费用。自从我们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每月寄给他们十元钱。他们不晓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听别人讲他的儿子犯了错误，心里特别着急。1960年时又急又饿，俩老相继悲愤去世了。
我娘死了以后，家里就像散了架，三个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六岁，没有人看管。但是我又想不出办法，只好狠着心又回到了公社红砖厂。人在厂里劳动，心里总是放不下。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小孩子没人管，在山里玩耍，不是掉下塘里，就是被蛇咬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拖到1960年冬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找到县里的干部商量说，我虽然摘了帽，但原单位不给安排。现在老娘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没有人管，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这些小孩子跟我到农村里来？他们说那是不行的，你那么多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要照看小孩子，哪里还能工作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你的单位解决。我们可以与你们的单位联系。我说假如我们单位不给我解决，那又怎么办呢？他们说有政策的，总会要安排的。但我再不能等了，我就自己离开红砖厂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人样，几个大的在读书，三个小的没人看管，天天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个个都是很大的眼睛，黄皮寡瘦，挺起个大肚子，头发老长，身上脏得吓人，臭得要命。我回来后先给他们洗澡，理发，搞卫生。然后给他们吃药打虫，打出一卷卷面条一样的蛔虫。想起这种狼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哟。我决心再也不离开小孩子，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样到了1961年9月份，一次彭××看见了我说："没有调令，你怎么又回来啦？"我说："我不回来怎么办？我的孩子没有人管，死了没人晓得。县里面同意我回来的，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报社解决。"她说："那你去把关系转过来吧。"这样我才回了报社。
调回报社以后，彭××安排我做食堂的会计。她晓得我没有学过会计，有意为难我。我搞了一个月后又调到总务科管房租、水电、家具等杂务。工作虽然繁杂，但我认真仔细地查对、统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夏天由我负责熏蚊子，把报纸用滴滴畏浸透，再分发给各家。因为那东西毒性很重，每搞一次，我就吃不进饭，全身肿起。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都是归我去搞。
我的工资恢复以后是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到二十七元。邓钧洪直到1961年才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他恢复干籍后工资由十一级降到十八级，每个月有八十元钱。他交五十元给我，自己留三十元在师范学院吃饭。
我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晚边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
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我就用工分券买些洗澡的罗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成衣服、裤子。五个小孩的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时间衲袜底，后来就用工分券买点棉线，请别人打几双袜底，缝上旧袜面子，给他们穿上。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星期天也没有休息，除了做针线，还要给他们洗澡，搞卫生。
由于身体不好，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一下子肿起来了，像一个鱼泡，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吃不起，只好拖着，让它左边肿完右边肿，右边肿完再肿左边。因为缺营养，肾盂肾炎也一直没好。经过几年的磨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了，虽然还经常有人提起我们的"右派"身份，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小孩在报社子弟小学校里也受到歧视，成绩很好却入不了队。但不管怎样，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孩子们也长大一些了，以后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七、"文革"翻案
1966年的夏天，搞"文化大革命"了。外面到处是大字报，揭发了一些冤假错案。我当时想，新湖南报的案子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我们的事毛主席一定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像邓钧洪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这个案非翻不可。我就开始在家里写材料，心想翻案就从我这里开头吧。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邓钧洪帮我参考了一些意见，我还把材料给另外一些右派看了，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案子在全国都是骇人听闻的，一定要翻。于是，我又发动儿女，把这些材料全抄成大字报，贴在报社内部。
我的大字报在报社内部贴出来后，有很多人来看，都表示同情。像左开一同志，看着我一个人贴那么多的大字报，他也来帮我贴。后来又有很多右派来报社翻案，有些在外地也到长沙来了，他们都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屈辱，许多人受迫害后的生活相当凄惨。当时在五一路招待所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搜集了很多材料，也都写成大字报，由我在报社内部张贴（因为他们都住在外面）。后来我成了贴大字报的"专干"了，每次我贴过之后，就围了很多的人来看。因为我们写的材料真实、生动，案情确实冤枉，所以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报社内部当时是"红色新闻兵"掌权，头头是梁裕吉。有一次他找我说话，他说："老李，你和老邓的事，我很清楚，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我听了心里很高兴。
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韶山"、"挖黑线"、"新湖南报反右专案特刊"），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当时省革委会头头章伯森、梁春阳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联络站还派严伯嘉等人到北京中央文革上访。当时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也支持我们。忽然，报社里的"红色新闻兵"转了方向，不支持我们了。一是形势变化，二是害怕这些右派翻案以后会夺他们的权。所以他们对这些右派，捉的捉，赶的赶。
报社也不准我贴大字报了，我还是照样贴。就有人扯掉我贴的大字报的报纸。扯了后，我又贴。最后就有人围攻我，说是右派翻天，以后不准贴，否则对你不客气。梁裕吉也不是以前那个口气了，说以后再不给我们笔墨纸张了。
接着就开始抓人了。首先抓了蔡克诚，接着就把柏原、邓钧洪、李冰封抓进去了。邓钧洪和柏原关在传达室的一个小房子里面，他们俩挤在一个小床上睡。
我和杨澍也被管制起来了，天天在报社里打扫卫生。每次打扫礼堂的时候，看见那些椅子都是东倒西歪的，才晓得这里是批斗、打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挨斗挨打。
有一天出了一个通知，说晚上要开大批斗会，要在礼堂里斗争走资派、右派和牛鬼蛇神，但是又不准我们进去看。我心里很着急，就要我最小的儿子混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打爸爸。我的小儿子看了回来哭着说，爸爸一直跪在那里，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因为爸爸跪着没有举手，造反司令龚××拔出枪来，用力在爸爸的头上敲了一下，头打破了，鲜血都流到衣服上来了。我听了以后急得一晚没睡，但急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就去找当时驻报社的军代表李哲诚。我对他说，邓钧洪有严重的心脏病，抓进来已经有三天三晚了，他还没有吃过一口饭，听说昨天还挨了打，还流了血，再这样下去，他就会死。他死了，我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军代表说那你就把他领回去吧。就这样我搀扶着邓钧洪，孩子们提的提桶子，背的背被子把爸爸接了回来。邓钧洪回来后，在家里还没有住两天，又被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抓去批斗了，关在牛棚里。
当时报社里，造反派天天在斗人、打人。李冰封的脚被打跛了。蔡克诚也是每天晚上挨斗、挨打。柏原因为曾在新华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教过书，他的学生有几个是造反派。柏原的妻子找他们帮忙，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就来到报社，他们说这人是在我们单位教过书的，要揪到我们那里去批斗，就这样把柏原接出去保护起来了。李冰封也被南县来的人要了去。
只有蔡克诚一直关在报社，每次开会都被打得要死。有一天早上，我们去打扫卫生时，听说蔡克诚自杀了，说他拿了谁家里的一把烂柴刀，在自己身上一连砍了八刀。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马上把尸体拉出去火化。半路上，他的儿子拦住车要求看一看，但是看到的只是用白布严严密密包裹起来的尸体。苏辛涛在抓人之前逃跑了，他跑到湖北刘春圃那里，但后来也被造反派揪了回来，打得要死，他只好在厕所里吃自己的尿来治伤。报社里的一位女将，她原来的爱人也是一个右派，已离了婚。她为了表现积极，也去打苏辛涛。苏辛涛不光挨拳打脚踢，还被用铁棍打。
苏辛涛在被拷打之后，被迫交待说他的外逃是李茵通知他的，说李茵还要他出去多带点衣服。于是造反派就把我也关了起来了，说我是"内奸"。把我和杨澍关在小学校的一间小房内，以后就天天轮流在报社内各个部门挨斗、挨打。
1969年夏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送到省五七总校（当时在省委党校）去接受审查。一进去首先就是"拉练"，步行三百里到沅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月以后又走回总校。回来以后就每天开会，各人交待自己的问题。总校派人去全国各地调查，什么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右派翻案等等问题，全部要在总校搞清楚。一直到1969年的冬天才搞完，然后我们到零陵福田省五七干校去劳动，去走一辈子"五七"道路。
八、五七干校
十一月份我们到了福田五七干校，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劳改农场，干校成立后就把劳改犯转移到深山里去了，接收了他们的房子、田地。
我到干校后被分配在蔬菜班劳动。每天都离不开扁担，担水浇菜，担肥料，担菜，背上压出一个大硬包来。
有一次，收获了许多青菜，要做成腌菜，我就站在水塘里洗了一天菜。第二天脸上肿得眼睛看不见了，我的肾盂肾炎又犯了。连队里的医生给我吃了利尿片，当天晚上就屙了一盆子的尿，把身上的水分，什么钾钠都屙掉了。第二天人虽然不肿了，但是心里非常难受，又想吐，就像要死了一样。我们班上有一个姓雷的老太太，原是搞幼教工作的，已经办了退休，但因出身不好，也下到五七干校。这个人非常善良，她陪我去校部卫生院，在路上我晕倒在地上，口里喷黄水，汗水把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有两个拖板车的劳改人员看见了，赶快给我掐人中，又把我抬上车，拖到校部卫生院，打针，吃药，终于缓过来了。在校部住了三天医院，都是老雷在招扶我。
回到连部后，他们讨论，说我这样严重的病人不能再搞重体力劳动了，只能搞轻微的劳动。所谓轻微劳动就是在菜地里扯草，规定只能跪着扯，不能坐凳子。说坐凳子不像改造的，不能脱胎换骨。十几亩地的草，一个人跪着扯，扯了几天以后我就站不起来了。我想这样还不如站起来做重点的事，我就与班长讲了。班长同意我和老雷去摘菜，打农药。
在蔬菜班搞了三年后，又调到饲养班。饲养班比蔬菜班还要累些。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煮潲。晚上将红薯藤和其它猪菜，用机子打成浆。饲养班最多的时候饲养了两百多头猪。在饲养班三年里，吃得比较好一点。我们那个排长，江西人，经常想办法打点牙祭。我们喂了一条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小狗长到半大时，就打了吃。吃了狗肉后，人就一个个的身体好些了。不过我的肾盂肾炎并没好，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总是浮肿，肿得脸都变了形。
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六年，看到好多人都在这里丢了性命，有病死的、摔死的，有被雷打死的，有上吊的，有一个自杀的用刀子把肚子剖开，肠子都切断了，拉到县里缝好后，他自己又再一次剖开。我们经常看到、听到这些事，提心吊胆的，不知哪一天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1974年，干校分配了我的工作，到邵阳公路局去。我就向上面反映说我已五十多岁了，我的老头子身体又不好，有心脏病。我不想去那么远，要求回到长沙。校部一个副连长对我吼起来说："你晓得你是什么人？一个右派分子，今天有工作分配给你，这就是对你的宽大了。你不感谢党，还要在这里讲价钱。你还想回到长沙去过你那资产阶级生活吧？"
他们给我开了去邵阳公路局报到的工作关系和转户口的证明。这时，我想起报社的一位右派，被分配到涟源矿务局的，去报到后被分到煤井里挖煤。我想：我如果到了邵阳公路局还不是分配到养路班捶石头？我不能去！我把这两个证明收起来，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长沙，住在家里（邓钧洪因为严重的心脏没有下放，所以好歹我们在长沙还有个窝）。就这样，干校和邵阳两头都不管我。我在家里呆着，天天看小说，等了半年。
九、落实政策
1_9_7_5_年初，听说中央有个政策，说是五七干校的学员，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马上到省委宣传部去问，他们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你是湖南日报的，可以回湖南日报社。不过湖南日报现在还不能去，因为是造反派掌权，正在搞派性斗争。你在家里等一等，等平息以后再说。
我回去等了几个月。有一天听人讲，报社现在是蔡海清当人事处处长了。我又跑到宣传部去，宣传部给我写了一个介绍信，介绍我回报社。我走到报社里一看，蔡海清还没有掌权。人事处处长的位子上坐的还是那位工人造反派，叫龚司令的。他看了省委宣传部开的介绍信后，打着官腔说："你这个问题嘛，我们还要研究研究。你把这个调令拿回去吧。"我说："调令是命令，我必须服从，我不能拿回去！"说罢，我就坐在那里不作声，看他怎样处理，另外我想等一等蔡海清。龚司令也不理我，嘻嘻哈哈地跟别人开玩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坐了半个小时后，龚司令走出了办公室。另一个秘书一样的人对我说："你还坐在这里搞什么？龚司令已经说了，你的事还要研究研究。"我说，省委宣传部要我来找蔡海清，现在蔡海清又不在。他说，蔡海清在家里写检查。你到他家里去找他吧！
于是，我找到蔡海清的家里，一直等到中午吃饭时他才回来。听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回去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我已经八个月没有拿工资了。不光生活费成问题，我今天回去连过河钱都没有了。当时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了出来，给了我。第二天，我又去了宣传部。在楼上看到一张大标语："省委宣传部把李茵分到报社工作是支持右派翻案！"落款是"湖南日报革命造反派"。
我找到宣传部干部分配科严科长，他对我说："现在造反派还在掌权，你的工作问题还要等一等。至于生活费问题，你可以到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借点钱用。"就这样我在省委行政处财会科先后共借了八个月的生活费用。1975年9月底，当我再次找到严科长借钱时，他说："不用借了，蔡海清上台了，你带着这个调令回报社吧。"
回到报社，蔡海清对我说："考虑你的健康情况，我们与社长张时杰同志研究了，分配你到资料室去剪报。"我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到报社上班了。又发给我一个工作证，上面写着"编辑部干部李茵"。
在报社资料室工作了一个月后，听说又有一个政策，可以退休顶职。我心里一阵高兴。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问题解决后，儿女的问题又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因为家庭问题的连累，几个儿女都在乡下，大的都去了十多年了。男的还好一点，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女儿下乡也八年了。我想总不能让她老在乡下吧。在生产队靠劳动工分吃饭，每个劳动日只有二三角钱，一年下来，要买鞋、穿衣的钱都没有。一个大姑娘二十五六岁了，穿着补丁迭补丁的衣裤，每次她回来，我都要心痛一阵。现在我可以退休，让她顶职回来了。但是，因为我退休还不到年龄，退休工资只能按60%计算，每月只有24.60元，这点钱，以后怎么帮助乡下的那些男孩子呢？想来想去，我还是下狠心办了退休。只要女儿回来了，就了却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女儿顶职回来后，先安排在食堂里烧锅炉。每月工资29.50元，她在食堂干了五年，直到1979年我的右派得到改正，她又凭着自己自学的外语，帮图书室做了一些工作，最后被调到图书室工作（当时还有人对这事很有意见，说右派的子女受到重视）。
后来我儿子晓芒也病退回到了长沙。回城后，他先在土方队挑土，后来安排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他利用空余时间自己看书，学习，1978年报考研究生，当时因为我们的右派问题还没改正，所以政审过不了关。直到第二年改正后，他才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最小的儿子这年也从农村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小女儿高小毕业后就失学了，在一个街道工厂里干了十来年，后来又做个体裁缝，最后走上写作的道路。
受苦最多的是我的大儿子，1957年他14岁时从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考取了武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校方发觉其父母已经打成右派（据说报社给学校去了函），便以"色弱"的理由将他退出学校。回长沙后，同样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他在长沙呆不下去，只好回到老家零陵。
1958年中考时，他考取了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在学校读了几个月书后，学校发觉其父母均是省城的大右派。他本人又比较自由散漫，因此将他作为典型，发动同学揭发、批判他，还在学校大操场向全校师生宣布，将只有15岁的他打成小右派。此后，三年的学习生活，都是在侮辱和监督下度过的。
直到1979_年，我的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他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一年他因血吸虫病由农村病退回长沙，一家三口人靠他挑土搞搬运为生。1981年时，他要求零陵师专为他落实政策，但下面拖着不办。我为这事找了当时任省教育厅长的李世唏（他就是当年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希望他看在当年曾亲自错打右派的份上，为我那受牵连的儿子落实政策。没想到，李世晞根本不予理睬，他大概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打错了吧。
直到1982年，省政协落实政策办调查组的杨树业同志，到零陵地区调查时发现此问题，才督促零陵地委给我儿子落实了政策，恢复教师籍，安排在长沙市井湾子中学教美术。
我的这些儿女，因为受父母问题的牵连，从小在艰难中生活，长大后又处处受压制，幸亏时代及时发生了变化，才让他们有了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住了足。
版权所有(C) 《1957:新湖南报人》保留所有权利。
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