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恶 梦
刘皓宇
今年我已年届七十，居家养老。每当黄昏之际，望着夕阳西下，归鸦阵阵，不禁浮想联翩。回顾此生，从十八岁参加革命到离休之日，工龄四十四年，却有二十二年处于受尽折磨、颠沛流离之中。在二十六岁到四十七岁这段人生的旺盛时期，我能做的事不让做，不能做的事偏要做，大好年华白白地浪费了。人生苦短，有如恶梦一场，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梦之初
1957年除夕，我正在株洲日报编辑部办公室紧张地安排58年元旦的版面，决心让报纸在新的一年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株洲日报是一张刚办不久的市委机关报，我是于57年10月从新湖南报调到这里工作的。株洲日报的领导对我委以工业报道组副组长的重任，我不但采编稿件，还协助报社制订规章制度，采购摄影器材，筹组摄影车间。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谦虚谨慎，决心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
那天上班不久，我正写一篇元旦社论，人事干部唐容尧突然找我，说："有一件事要找你一下。"我问："不要好久吧？我这里还有好多稿子待发哩！"他说："不要好久。"我随他到隔壁会客室，刚坐下，他说："市委宣传部接到新湖南报的来信，要调你回去。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工作需要，一是回去检查错误。"我一听这话，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在井里，预感到凶多吉少。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新湖南报反右斗争正在补火，已经抓出三十多个右派，还要批判右倾情绪、温情主义继续抓；我因为在鸣放中对官健平、孟树德的办报方针提过意见，受到批评，但心想已经调出，该已过关，此刻莫非又要抓回去批斗不成？至于工作需要，我这个小萝卜头，在报社不算什么，哪有已经调出又要调回的。我只好沉住气，硬着头皮说："有错误当然要检查嘛。"接着问："什么时候走？"他说："现在就走。"这一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我来不及收拾书籍文具，回到寝室把被子一捆，便搭火车直奔长沙了。
从株洲乘火车到长沙只需一个多钟头，但我心事重重，像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旅途时间有如两年。
车到长沙，出站后我便迎着呼呼北风直奔新湖南报社。刚进大门，见墙上贴满了标语： "克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它！"整个报社充满了火药味。原来认识的人已不打招呼，用冷眼斜视着我，许多好友也都不见了。到了二楼，那黑板报上斗大的标题写着："把隐藏在周小舟同志身边的暗探挖出来！""易子明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来不及仔细观看，快步走到人事科前去报到。人事科长彭心耿--总编辑官健平的老婆--见我回去后冷言冷语问我："你的组织关系转回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那你就去转组织关系吧。" 我正打算出去时，她又改变口气说："组织关系我们代你转算了。明天是元旦，休息三天，到四号，你去找孟树德同志。"
我回到了家中，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十分高兴，问："这次是调回的么？"我不能正面回答，只好"嗯"了一声，她说："调回就好，我身边有个依靠了。"她哪里晓得儿子正处于厄运之前呢？这三天假期，我哪有心去休息，哪里也没有去，只是闷闷不乐地守在家中。
到元月四日，我走到孟树德的家中，他正在喝茶，见我去了，没有起身，慢条斯理地说："刘皓宇，你回来了。"我应了一声，他接着问："李均、严伯嘉都划了右派，你知道吗？"我回答："不知道。"他便说："调你回来是这样：前段你的表现很不好，后段有所转变，你要考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向你交代政策：你的问题，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迟交代好，交代彻底比交代不彻底好。你回去先写揭发，后写检查。去吧！"就这样几句话，我一生的命运便被他定下来了。
当时我想不通：以前，我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完全是为了把报纸办好，没有半点私心，怎么会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联在一起呢？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响应党的号召，难道错了吗？官健平来报社后，不深入实际，不钻研业务，光靠原则领导，把报纸办得死气沉沉，读者意见很大，难道也对么？自己想不通，但处于高压之下，不能不检讨，只好硬着头皮写。
一次，我碰到严伯嘉，他说："我们的问题严重呀！你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到追求资产阶级大民主，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狠挖灵魂一闪念上来认识。"当时我对"大民主"、"个性解放"都不大懂，实在没有东西可写，迫不得已，只好找来《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这是一张专登新湖南报右派罪行及检查揭发的小报）一篇篇看，只要挨得点边上，就往自己头上生搬硬套。自己糊里糊涂，以为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在写检查时，报社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右派抓出了五十个以上。反右专干湛长庚连连催我快交检查，当我花了一个星期将检讨写好交上去后，只在工商部办公室开了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便把右派帽子给我戴上了。当时开会批判的人，说不出什么事实，杂乱无章地这个一句那个一句：
"你检讨中只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既没有触及灵魂，也没有交代清楚自己是如何充当邓、苏集团的走卒的。"
"你平日好似积极，其实是假的，一到鸣放时期，以为时机到了，便跟着邓钧洪、苏辛涛他们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你必须交代自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你既钻到党内右派集团里面，又和党外右派集团打成一伙，你是脚踏两边船。"
会开了不到两个钟头，主持会议的尹岳钟便宣布散会了。我以为还会要开会批判的，不料过了几天，反右斗争专刊上登出一篇所谓刘皓宇的罪行。那篇罪状，满纸东拼西凑，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扣大帽子，甚至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时报社十二个编委中八个打成了右派，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多人中划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强。连划为中右的二十多人加起来，打击面达一半以上，几乎将骨干力量全打光了。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骇人听闻的。
梦之由
在1955年，我调到新湖南报驻郴州专区记者站任记者。这一阶段，我工作积极，对当时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写了许多反映建设新气象的报道，得到了编辑部的好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还载文称：从我的报道中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谁知就在我入党之际，报社领导层在改进报纸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以大多数编委和编辑、记者为一方，根据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精神,_认为报纸应该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却坚持报纸的办报方针只要"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便行，既不要贯彻中央的方针，也不必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思想与经验技术、中心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等关系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6年3月份，报纸上以大量的篇幅刊登长篇累牍、枯燥冗长的农业社三包定额的办社经验，如积肥挑草皮多少计多少工分，犁田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分等。这些经验既不先进，也缺乏思想内容，甚至连土产公司收购土特产的价格广告也当作新闻登在一版头条。这时多数人认为报纸宣传的应是先进经验，在宣传先进经验中应该着重宣传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不应不加选择地刊登烦琐的、不成熟的经验技术。因此在争论中和鸣放中，大家对这些稿件提出了批评。谁知这些稿件是官健平从省委某个部门拿来，是周惠书记要登的，还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由此官健平从中挑拨离间，说报社多数同志是反对省委、反对周惠，而多数编委和干部执行的办报方针被定为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此划线便打了一个庞大的党内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我并没有参加争论，也不知道上层的分歧，只是觉得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老社长李锐、朱九思的办报作风和以前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并不如官、孟所说，而以前新湖南报在全国报刊中是算办得好的，它的报道屡受人民日报表扬，这样，自然而然对官、孟执行的那套办报方针格格不入了。我完全是从办好党报出发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由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掌握大权（周惠派官健平、 孟树德来就是为了改组报社），利用反右派斗争之机，把他们错误的办报方针说成是正确，而把报社大多数编委、编辑记者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又以人划线，颠倒黑白，因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的大冤案。我也因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在被调出后又抓回扣上右派帽子，打成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小丑、应声虫、爪牙。（另外还打了个党外同人报集团和一些零散的右派近二十人，也都是"莫须有"的。）
到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孟树德神气十足，把我们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真是血口喷人，强词夺理。
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
漫 漫 长 夜
这时，我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份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我在南县农村 _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肩不能挑到能挑一百五十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份子集训，学了推拉疗法给农民治过病，当过兼差的理发匠。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我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当时我自认年轻，觉得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仍大有希望。没料到我回到报社向人事科汇报时，彭心耿皮笑肉不笑地拿着个《支农证》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已属编外人员，您要体恤国家经济困难再去支农，头年满工资，第二年发工资一半，第三年自食其力。"我听她这么说，心想：人事干部怎么是这样做人的工作的，你还嫌没把人整死。既然国家有困难，为什么你不去支农，而要我们这些在乡下吃尽苦头，滚了几年的人又去务农为生呢？我即对她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乡下没有落脚之处，也没有力量靠作田为生，这个我要慎重考虑。"她见我没驯服她，便把脸一沉，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回农场等吧！"当时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决心不再任她鱼肉了，为此曾在街道上背过水泥，试着靠卖劳力为生，还打算学中医。后来她把我和易子明、罗印文三人分到衡阳地区，要我们马上前去报到。这时已经 _是春节前夕，我们要求在长沙与家人团聚后再去，她不同意，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立即去，衡阳那边不接受，我们就不负责任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打商量：罗印文因没有家在长沙，他同意先去，我与易子明便请他代为请假：答应过了春节马上去衡阳。事实上，所去单位衡阳日报通情达理，同意我们请假，彭心耿却故意刁难我们。这是我摘帽后第一次尝到的回到人民队伍的滋味。
分配到衡阳日报后，我积极写稿、组稿、评报，重新振作起来，满腔热情地工作，谁知摘了帽子跟没摘帽子一样，又成了"摘帽右派"，内部控制使用。别人时时暗中盯着自己，所改的稿子被人怀疑从中捣鬼，渲染阴暗面；积极评报，被说成是翘尾巴。1962年贯彻阶级路线，又把我从报社调到衡阳市四中教语文。我明知从报社调到学校，是认为我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给出路。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从头学起，力争当好教师，把愉快寄托在学生的成长上。可是在学校里我又成了反面教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作为"死老虎"抓出来批判；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市里召开教师奸污女学生的宣判大会，次次都要我去受教育；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首先怀疑是我捣鬼；我用个二极管收音机收听本地广播，被认为在偷听敌台，有人竟暗中将收音机的二极管摘掉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点名地说："有些人偷听敌台非常巧妙，拿了二极管躲在床上听。"在教学研讨会上，我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上课时因为学生听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总找我的岔子。当时宣传"两尺宽的讲台，阶级斗争激烈"，我又成了利用讲台放毒、被批判的对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首先被作为"小邓拓"抓了出来，关进"黑魔之巢"，门边贴着侮辱性的对联："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嗥，梦想翻天。"学校开餐时，我们要列队趴着青蛙腿唱牛鬼蛇神歌，平日要挂牌子、戴白袖章，让学生轮班批斗；关着的时候还要"牛鬼蛇神"教师互相殴打，而那些造反派学生站在一旁大笑。有一次，红卫兵把我拖到煤堆上架着凳子用锄头猛地往上挖，顿时打得我晕头转向，耳朵嗡嗡叫；又一次，十二月天把"黑鬼们"关在楼梯弯角下面，从上面倒冷水，淋得一身透湿，还不准换衣；就在1968年9月24_日那天，高司派红卫兵逼着我在水泥地上磕两百个响头，磕得头上长包，真如长了角一般。别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我们 "黑鬼"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把我们比做杜聿明与南京政府，还得谈心得：如何投降，往哪里去，真受尽侮辱。此外，我被迫整天干拖 _板车运砖、种菜、砌墙等重体力劳动，而口粮只有二十七斤。
当饿得发慌时，只好捡学生吃剩扔掉的馒头充饥。有一次几个学生拿着梭标、木棍围着我打，其中一个竟手持梭标杵着个柚子捅到我胸前，而四周的师生没有一个敢讲公道话的。为了逃命，我不得不逃回长沙家中。
揭发新湖南报反右政治迫害案
正好这时，报社同事陈望岳、严伯嘉也从外地回到了长沙。相见之下，都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屈辱。大家认为：我们赤胆忠心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反而被打成右派，从此备受折磨、屈辱，永世不得翻身。如不弄清我们在新湖南报所受的冤枉，这一辈子就只能任人鱼肉，永远也抬不起头了。怎么办？国际歌教导我们："世界上从来也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大家决定起来造反，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人迫害大多数报社干部的滔天罪行。
不久，新湖南报受迫害干部控告团成立了，由蔡克诚负责勤务组的工作，参加的有陈望岳、严伯嘉、李均、宗柏生、易子明、丁明凯、阮甫堂、刘春圃、张慎恒、罗印文、何新明、杨德嘉、柏原、李冰封和我等十多人。他们一方面组织力量上访，一方面筹备出报纸，扩大宣传。为了不让人抓辫子，大家的原则是只揭发新湖南报制造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黑幕，不与整个右派问题混在一起，否则即使这是个冤案，别人说是"右派翻天"，也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首先由宗柏生、易子明、何新明等去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找当时负责干部章伯森、梁春阳汇报案情，因为他们都是原湖南的领导干部，对5_7_年制造的这一庞大冤案有所知晓，所以表示支持揭发"走资派"的这一罪行，后来又找了办事组的王晓，他批给大家一笔款子，作为印报的经费。大家积极写文章，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如何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阴谋和内情，找了新华印刷一厂的同志印报，由于该厂的宋贵朝以前也在新湖南报工作过，了解并同情我们，对印报的事大加支持，由他负责安排。这样，第一期《韶山》反迫害报纸很快印出来了。
当这期报纸投入社会以后，像一颗炸弹似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党校以杨光为首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邹乃山、朱立奇等与蔡克诚联系，联合组成了一个命名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的组织，各自揭发"走资派"对干部的迫害。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刻也挺身而出，作为知情人揭露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内情。他表示过去参与迫害了广大干部，是有罪的，如今要反戈一击。他的谈话在第二期反迫害报纸上 _登载出来了（共出了三期报纸,第三期名为"挖黑线"）。这些事引起湖南日报当权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的极大恐惧。他们以为这些人要夺他们的权，便千方百计出来阻挠。当宗柏生等前去报社与"红色新闻兵"头头梁裕吉谈判时，他企图分化瓦解大家，说："你们整体来要求甄别平反，特别是编委那层的人，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你们一个个分别提出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宗柏生等说："我们并不是要你们马上给我们平反，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们是要求把这场冤案的来龙去脉揭发出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当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搞不拢来的，而孟树德还在湖南日报，虽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但仍负隅顽抗。他耸恿他的爪牙贴出了大字报，称要与右派分子血战到底。孟树德的儿女在华南工学院读书，回长沙也以造反派学生的名义，写出大字报，污蔑新湖南报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同志是一群牛鬼蛇神，扬言"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他们如此混淆视听，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大家决定把身陷囹圄的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从报社管制下解救出来，送到北京去上访，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人也太天真了，怎么可能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求得明辨大是大非呢？最后，到了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时，"红色新闻兵"会同"工联"等造反派组织，便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来抓。当大批"省无联"时，我们 _的揭发工作不得不基本陷于停顿，有些同志不得不回去观望一段。苏辛涛在北京上访，也不得要领，北京命令所有上访人员限期回本单位。他不得不要求勤务组给安排个回来的住地（报社已不能再回去了），勤务组的同志举棋不定。这时，他的爱人廖意林同志忧心忡忡地跑到我家中，恳求设法安排苏辛涛一个住处。我和廖意林研究了一番：正好刘春圃回他家武汉去了，廖意林便请我帮他跑一趟，让苏辛涛暂时住在刘春圃家里。
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了武汉，会见了苏辛涛，接着又到离武汉四十多里地的摄口，找到了刘春圃。刘春圃一家人听说是受迫害最深的革命干部要暂住在他们那儿，都表示十分欢迎。特别是刘的弟弟，具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他说："谁敢来劫持老苏，我们就对他不客气。"我将苏辛涛安排停当后，觉得是个暂时躲躲风的好办法，随后就搭火车回长沙了。
谁知回来几天以后，在２月７日半夜，正当我熟睡 _之时，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打开门一看，是三个面目生疏的人，其中一个自称李国华，他说："现在有一件急要的事，要你去报社一趟。"我明知来者不善，便说："有什么事，你们只管说。"李国华说："到报社便知。"这时我的父母都起床了，母亲说："是什么事情这么急，难道白天不可以去吗？"李说："请你放心，保证你儿子在天亮以前能安然回家。"虽然母亲再三恳求也无用处。我明白不去是不行了，这次去肯定凶多吉少。很快地，三个人把我挟持到一辆吉普车上，在黑夜里飞也似地奔向了湖南日报。
当来到了湖南日报总编办公室，李国华显露出十分凶恶、傲慢的神气，说："我没有十足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在我面前一晃："你老实说，最近干了什么事情？"我说："没有干什么事情？""苏辛涛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李国华听后猛然站起，拿起一只凳子,迎面朝我打来，我急速将头一偏，凳子射在一旁（若是打中，便没命了），他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死不老实的右派分子，今天你不老实，就把你打死在这里。"我见势不好，连忙退让，围着四张并拢的办公桌打圈圈，李就追来，口里喊："打死你这个右派分子。"我一边跑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当他跑了两圈后，从门边来了一个人拦腰截住，于是两个人夹住我往原来的编前会议室里拖，随后一把按住在反抗的我，抡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扁担就砍。我高喊："你们为什么打人呀！"两人说："你不老实，今天就打死你。看你说不说。"这时我的肩上、背上、腿上被打得青红紫绿，满是伤痕。接着他们问："苏辛涛究竟待在哪个总部？"我知道他们抓我来就是为了抓苏辛涛，如果苏在长沙哪个造反派总部，"红色新闻兵"便可以将他作为黑手批斗，即使原来我们这些人是受迫害的，此刻也成了"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的一伙，再也翻不得身了。我便说："苏辛涛没有在哪个总部，他在刘春圃的家中。"他们不大相信，又问："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是在武汉刘春圃家中。"这时他们才放手，让我写下地址。他们又问：" 还有哪个知道？" 我明白李均住得较远，不大知情，心想：硬斗不过，故意唬弄他们一下，让他们空跑一趟也好，便说："李均知道。"我被人看守着一直挨到天亮，才转移到门口传达室，由一个叫张胡子的工人看守。我母亲见我天亮以后还没有回家，认为一定是出了问题，便由外孙王泽沛陪同一清早来到了报社门口。我从传达室的窗口看见母亲的面影，禁不住从里面冲出，连声喊："妈妈，妈妈，我在这里！"老母亲看见了儿子，不顾年迈，踏着蹒跚的步子进来 _。当得知我夜晚挨打以后，她说："岂有此理，这班狂暴之徒！口说保证天亮前你会安全回家，竟平白打人。我拼着这条老命陪你，看他们怎么样？"她即刻要外孙通知其他揭发冤案的同事。于是老母亲就一直陪护着我在报社待了四天。这时报社派人去武汉刘春圃家，把苏辛涛抓了回来。
与此同时，蔡克诚、李均、廖意林也被抓来，彼此在食堂相见，但不能交谈，只有相视会意罢了。但廖意林仍托李均传来一张纸条，写着："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当我从报社放出来以后，不久廖意林出来了（李均也逃出来了），她写信要我到工农桥她姐姐家去一趟，她在等着。那天，我在她姐姐廖器之家见到了她。她满腔思绪地说："小刘，这次让你吃亏了。"我说："我打算回衡阳去。"她停了一会说："这次分别，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接着她煮了一碗红枣鸡蛋给我吃，她的心情是沉重的。未料到，我们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我回衡阳后不久，一天黄昏时分，她收拾好家里的东西，把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在桌上写了个纸条给她的儿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爸爸和妈妈。"就这样，她出走后一直不知下落，至今连她的尸体也不曾找到。有的说她卧轨自杀了，有的说她投水自尽了。廖意林在重庆曾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是陶行知举办的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又与江姐共过事。在湖南省委工作时，被周小舟同志称做湖南的女才子。这样一位曾在白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的老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竟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是多么发人深省，令人悲痛的啊！后来我也得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去，死在报社关他的楼上，是用菜刀割颈动脉死的，我与蔡克诚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沉重地说："看来是要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揭露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冤案，竟死了三位好同志（还有一位是欧阳楠，因不堪羞辱用剪刀插进头颅而死）。革命胜利后，同志们本该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残酷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是如此地残害无辜的同志，竟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是多么令人悲愤的事啊！
_一场在错误的时候所做的错误的事宣告彻底失败了。在极左思潮盛行时，要求得明辨是非，纠正左的错误等于与虎谋皮，是绝对不可能的。
揪出--解放
我在长沙养好伤，回到衡阳不久，批判"省无联"的狂飙扫向了衡阳。我在四中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被揪了出来，从此又过着牛鬼蛇神的生活：毒打、批判、挂牌子、强迫劳动、唱牛鬼神歌……暗无天日。衡阳市四中的校园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哪有人权？
到文大化革命的中期，衡阳电厂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十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四中。他们一来，把四中看成一团漆黑，教师绝大部分都是牛鬼蛇神，我又首当其冲。一个工宣队员对我说："你要从八岁起，把你的所有经历老实交代出来，如果有一点不老实，小心你的脑袋。"我心中清楚，除了新湖南报这场冤案外，我没有什么政治历史可交代的。工宣队经过长期调查，查不出什么问题，到1970年不得不宣布解放我，但老师们认为我不存在解放不解放的问题，只是是否要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因此我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
后来，要我教书时，学校领导既不向学生说清，又还要我和未解放的教师一块劳动，学生们见这么个不明不白的人给他们上课，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上课时找岔子的事便层出不穷。正当我全神贯注地讲课时，一个学生举手发言，说我将《毛主席语录》拿反了，我怎能跟他辩驳？只好要他坐下。不一会，又一个学生举手，说我把书压住了《毛主席语录》，这种处境使我上课相当紧张，生怕说错话又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来只好以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教书为由，向工宣队要求调到校办工厂去搞生产，于是又干了近五年化学试剂厂的生产和供销工作。1977年，经过千回百折，才回到阔别十五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
我打成右派时不到26_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我也有自知之明，以致一直拖到四十岁才结婚，二十二年中一直拿四十五元一月，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四十六岁方生一个男孩。当我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目光。
漫漫长夜何时旦？直到党的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胡耀邦同志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在1979年4月，我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我的党籍、原有职务和工资级别，我由鬼又变成了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二年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漫长的。我的工龄中有一半时间被浪费了。全国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最美好的年华就是这样虚度了，国家倒退了几十年。
恶梦醒来
当我改正以后，恰好这时，湖南省成立了出版局，需要大批编辑，我被调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室副主任。此刻我像枯木逢春，重又做我能够做的事了，但我已四十七岁，人到中年。我立志要奋发图强，挽回失去的青春，于是拼命地工作，在科技社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多少适应了读者的需要，为促进国家现代化与改善生活尽了微薄之力。1980-81年，我两度被评为省直宣传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以后，我调到岳麓书社担任副社长，做了几年我不熟悉的经营管理工作，退下来后又编了《白话荀子》、《白话韩非子》、《白话四书》、《白话管子》、《白话吕氏春秋》、《白话战国策》等古典名著白话译本。还约了《白话说文解字》、《白话资治通鉴》、《白话说苑》、《白话国语》、《白话晏子春秋》、《白话韩诗外传》等书稿，然而岁月不饶人，我已到离休年龄，未完成的书稿只好交给别人完成，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工作岗位。
回顾此生，真有说不尽的遗憾，正当自己能够出力的时候不让出力，而当自己想出力时又已经"船到岸车到站"了，多可惜啊！好在值得安慰的是，在漫漫长夜中自己没有倒下，经受了时间的长期考验，在逆境中没有做亏心事，在顺境中也没有做亏心事，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
回顾此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我只希望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再发生，那么我辈的损失带来了后辈的觉醒，则民主有望，自由有望，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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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