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凤
翔
朱 正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反运动搞得很糟，偏差很大，要他去掌握政策，纠正偏差。他即按照地委说的，把那些肃反斗争对象的材料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将错斗的人逐一予以解脱。他这样做了，在报社里深受欢迎，却引起了原来五人小组组长孟树德的忌恨：你来做好人，不是让他做了恶人吗。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停办各地委的报纸，而办一张全省性的《湖南农民报》。当时决定的是：各地委报纸停办之后，其人员一般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其中适宜作报纸工作的才调到湖南农民报来。凤翔被认为是少数适宜人选之一，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了编委。
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湖南农民报不但是就在新湖南报社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同一个印刷厂印报，而且是同一个党委，湖南农民报的总编辑也是由新湖南报编委张雨林兼任。整风运动和接着来到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新湖南报社党委统一领导农民报的运动。
反右派斗争中，官健平作为周惠派驻新湖南报的代理人，当然一下子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报社大部分编委和业务骨干都打成右派分子。官健平这人品质当然是恶劣不堪，但就智商来说，却不过是个草包，其才尚不足以济其恶。这时孟树德已经在新湖南报社当了副秘书长（反右之后升任秘书长），他可是个诡计多端的人物，其才足以济其恶了。他给官健平出谋划策，布置整人，一时并称"官孟"。趁此机会，他就把刘凤翔划为极右分子，以报建设报时的私怨了。
搜罗来划凤翔为右派分子的是一些什么材料呢？1957年9月9日《新湖南报》三版头条刊出一篇《湖南农民报挖出右派分子，刘凤翔反党阴谋彻底败露》，这篇由徐杰署名的文章历数了他的罪状，第一件事是由他经手"所发揭露性的批评稿件，虽总编室压下一些，但见报的仍然多于表扬"，这就是"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第二件事，是"他多次向别人推荐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攻击和诬蔑党报的《本报内部消息》，并与编辑部一同志商量，要以湖南农民报为题材，继刘宾雁之后，写《本报内部消息续编》。可见刘凤翔的内心深处，与刘宾雁没有两样。"第三件事是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写了一封要求调动工作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就凭着一些诸如此类的"材料"，他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成了湖南省株洲新生工程队的一名劳教人员。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得做一点应景文章，那就是特赦一批在押罪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帽子。虽然文件上说是以"改好了"为标准，其实与本人的改造努力关系甚微，主要是从知名度的大小来选择，以造成宣传效果。凤翔有幸（应该说不幸）中选。湖南省新生工程队一共总有几千名右派分子吧，他就是第一批宣布摘掉帽子的四十九人中的一人。不过，那一回的所谓"摘帽子"，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都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他们并没有获释回家，不过不再称为"劳教人员"，而改称为"新工人"，换了一个食堂吃饭而已。凤翔成了"新工人"之后，即被派到上海去学开粉碎机。回来之后不久，他的右手就被这机器粉碎了。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已经在练习用左手写字了。
这次工伤给他带来了很可怕的后遗症：幻肢痛。右手肘关节以下部位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幻觉中那已不存在的肢体还在剧痛，得经常上医院诊治，不知道是因为医院的床位紧张还是收费太高，他没有住院。新生砂轮厂(_原来新生工程队改的给)他在长沙市局关祠口上一家小旅馆（我已忘记那招牌了）里包了一间房间，他住在这里，就在附近望麓园街道食堂吃饭。这里隔湘雅医院不远，看病方便。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长沙来了。整天无所事事，常到局关祠小旅馆中去同他聊天。他住在那里也很闲空，书看得很多，诗也做得不少。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现在只记得一首："安步蔬餐兴有馀，不弹长铗叹无鱼。之乎者也千章熟，聋哑痴呆一代愚。离恨骚愁随雁落，旧亲新贵断鱼书。而今舍我其谁也，夫子胡为不豫乎。"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他的诗朋友们也时有和作，就说这一首吧，王果兄的和诗就有句："每向鸡晨听壮角，惯于鬼夜读残书"；王镜海兄的和诗也有句："从来此地多迁客，今夕床头有好书"。可惜全首都记不起来了。我也和了的，也是一句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作诗，凤翔也学画。左手用木炭笔画人物素描，进步很快。我这里原来有些他的画稿，"一打三反"中我被捕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进入1966年，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在局关祠那间小房里谈论这些。他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一天，谈到当时的所谓"抓叛徒"，我说，我们在新生工程队写了多少自己骂自己的检讨书，认罪书，要是以后谁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也就可以抓我们做叛徒了。凤翔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要真是那样，岂不也就要完蛋了吗？"
"文化大革命"以反对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号召，使一些人产生了平反冤狱的幻想。新湖南报社的那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中的一些人闻凤而动，起来造反，宣称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要求平反。凤翔也支持了他们的翻案活动。我不属于那个集团，就没有去参加。凤翔却认为所有的人都同样应该平反，他把有关翻案活动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那时，凤翔还去北京上访过一次，为什么事我没有问过他。同去的一些人之中，有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张娜，是为她外公的冤案去上访申诉的。也许这是有史以来上访者最年幼的一人，虽然没有谁拿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却确实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注意，接见了她。这小姑娘还真有点意思，她大约在政治和世故方面有点早熟，对同行的刘叔叔很有好感，让刘叔叔成了她外公和母亲的好友。
不久，凤翔听说，新生砂轮厂要到长沙来抓他了。大约是牵连到砂轮厂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叫做"中国劳动党"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中了。他东躲西藏，中间也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各种牌号，各种派别，各种背景的群众组织你争我斗，翻翻覆覆。运动初起，长沙市东区劳动服务大队的一个分队长凌君当了造反派，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就抄了他的家，并且说他的父亲是恶霸，遣送农村管制。这当然是胡扯。《毛选》说得明明白白：恶霸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他家连地主阶级都不是的，怎么能定为恶霸呢？说穿了，不过是受了儿子当造反派的连累。后来有一阵子造反派得势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是保守组织，要给凌君开平反大会。那时我在劳动服务大队当土伕子，凌君是我的上级，他让我帮他写一张传单，讲他家受迫害的经过。我写了，标的题目大约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之类，记不确实了。正好这时凤翔住在我家，他看了，笑着说：有个现成的题目："谁是恶霸？"，不好吗？我一听大喜，连忙照改，就把这顶"恶霸"帽子反戴在对手头上了。这张传单印了好几千份，一时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还颇有一点影响。我本来保存了几张，后来风声紧，毁掉了。如果还能找到，大可以编到集子里去，作为"文革体"的一个标本。
风翔离开我家之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躲藏，只听说张娜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患难夫妻，相依为命。这位张医师我后来也认识了，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助人、却常常不替自己考虑、很有点任性的女人。有她在照顾危难中的伤病的凤翔，总要算是一件幸事吧。
不久，凤翔终于被捕了。大约是1969年11月吧，长沙市开了处理"省无联"的宣判大会，一个工人领袖陈本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是徒刑，凤翔判的刑期是十五年。张医生收到他从服刑的建新农场寄回的信。她把这信拿给我看了。我还记得中间的一句："你当你的医生，我当我的劳改犯。"我想，他是相信，并不需要十五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吧。
张医生要到农场去看他，给他准备了不少吃的：奶粉、葡萄糖、油炸花生米……。他信中说想看马列的书，我就把莫斯科外文局出的那一部两卷集的《马恩文选》托她拿去了，红色硬面精装。书是很重的，一次不能多带。我还有外文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心里想下次再拿吧。
没有想到，接着就是一场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恐怖，大屠杀。1970年3月15日吧，一辆囚车从建新农场工地上把正在出工的凤翔抓到长沙看守所，4月4日在一次大规模的宣判会上处死。我还真顾不上为他悲痛，得把心思用在应付自己的"案件"上。应付了几个月之后，我还是被捕了，有一个时候就关在他上刑场的那间囚室里，听人谈到他的一些事情。这些我已经在《小书生大时代》一书中说过，再说也伤心，不说了。
1979年，中共中央着手通盘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由原新湖南报改名的湖南日报社也陆续宣布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我算是最后宣布"改正"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凤翔还拖着。他有一个"反革命案"梗在那里，没法解决。一直拖到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才发了一个"湘社发 （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他是湖南日报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个。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都重新获得了发挥各自才智的机会，做出了各自的成绩，也曾不时想起，才华横溢的凤翔如果还在，有一些工作让他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真不能不感到由衷的痛惜。不过转念一想，人固有一死。像他这样饮弹刑场，当然够惨烈了。而"寿终正寝"的官健平、孟树德辈，不也一样是死了吗？只有一点不同：死了之后，凤翔还有一级党组织正式发文，称他"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而官、孟呢，人们不屑再提到他们还算是好的，要是提到，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可说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粘附在姓名上的耻辱。这岂不证明世上还是有公道吗？
凤翔，别了。
（原载《记忆》第2_辑，2002年1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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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