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话当年
李 均
我是一个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人。我的悲惨遭遇，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我出身贫寒之家，个人历史清白无瑕。解放前即追求进步，倾向革命。1949年春在湖南省立一中（即现在的长沙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积极从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和迎解工作。长沙解放后的1949年9月，经组织介绍，我考入新华社湖南分社与新湖南报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1月结业后被分配到新湖南报工作，从此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以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地工作，争分抢秒地钻研新闻业务，很快成为报社编辑工作中的骨干，先后担任工业组编辑、记者、秘书、副组长、工商部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10月1日，新湖南报社公开建党，第一批发展新党员4人，我是其中之一。1956年报社开展评先工作，我被评为全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当年，通过自由恋爱，我与端庄、纯洁、善良、热情的青年党员女教师杨端祥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此时，不论工作和生活，都是一帆风顺，我对美好的前景充满着憧憬和信心。
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一场横祸从天而降。1958年初，我突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一个赤诚的共产党员转瞬之间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被打入了另类。
作为一个信仰马列、热爱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历史清白，从无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即使在整风鸣放中，也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为什么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其根本原因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即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引发一个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140多人中竟打出右派分子54人，占1/3强，绝对数和比率均居全国新闻单位首位。我也在劫难逃，成了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这场办报方针的争论发生在1956年春，先在新湖南报编委会内部展开，然后扩展到全编辑部，争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天线"（即来自领导的意见）与"地线"（即来自群众的意见）关系问题；中心报道与一般报道的关系问题。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为一方，主张紧密结合湖南实际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忌突出地方，贬低中央；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着重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进行宣传；主张在突出正面报道的前提下，报纸应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张既要重视"天线"，又要重视"地线"，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主张报纸宣传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同时也要抓好其他一般报道（比如群众生活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等）。这些意见无论从当时来看或从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是站得住脚的。但却受到了当时湖南省委某领导及其安插在报社的亲信、总编辑官健平、副秘书长孟树德的无理反对。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从1956年春一直延续到1957年春，相持不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省委某领导及官、孟便居心叵测地把这场正常的工作争论上纲上线歪曲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乘机给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编委扣上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反对省委办报方针、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采取各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卑劣手段，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将多数编委和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打成右派分子。我当时担任工商部代主任，完全赞同、支持多数编委的正确意见，便被定为"反党右派集团"的中层骨干分子。
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销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苦。我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我的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我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我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送通知。我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我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我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我的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我成了劳改犯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了。谁知右派帽子摘了，"摘帽右派"的帽子又给戴上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自己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越来越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革"开始后，我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挨批挨斗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我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1967年5月，原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的几个成员汇集长沙，决定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号召，揭露批判省委某领导及官、孟制造"右派反党集团"冤案，陷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把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们联名写信动员我去长沙参加这场斗争。考虑到公社造反派不会放我走，我便采取了"留信一封，不辞而别"的方法，于7_月中旬到达长沙，参加了这场斗争。我们的行动受到当时中办、国办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支持。1967年9月13日，中办、国办联合接待组在听取了我们派出的代表所作的申诉后，以两办名义向湖南省革筹小组发出了"联字（6_7_）第0029706号"文件，文件说："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_月1_3_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并请调查处理。"省革筹两次接见我们的代表，支持我们进行革命大批判，并批下了一笔经费供我们出版报纸。我们先后出了三期报纸，主要是介绍新湖南报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情况，揭露了前省委领导及官、孟之流借反右之机颠倒是非制造政治迫害案的详情。这一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却为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所不容。他们站在极左的立场，以"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为由，对我们进行残酷打压，将我们中的一些人抓到报社，无休止地进行批判、殴打、逼供，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在受到残酷折磨后被迫自杀。我也一度被抓，后乘隙逃走，于1968年2月回到南县华阁公社。公社随即将我押往南县五七干校"一小撮"班进行专案审查和监督劳动，我白天从事拖砖、挑土、植桑、种甘蔗等劳动，晚上或写交代材料，或接受批斗，或参加学习，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连儿子出生都不让我请假回去看望。此时，我觉得我去长沙参加大批判活动是正义的，也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而心地坦然，交代时毫无保留，劳动中也积极主动，获得驻校工宣队多次表扬。我渴望早日获得解放，重回干部队伍。
到了1970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劳动，华阁公社革委会派人来五七干校，说是公社开批斗大会，叫我收拾行李回公社接受批斗。原来是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活动，我因参加右派翻案活动而被县、公社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为全县重点打击对象。回到公社次日，公社革委会即召开千人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当场宣布逮捕，将我五花大绑押到南县看守所关起来。
南县看守所座落在南县城郊，密布铁丝网的高墙内有十来间监房。当时正处在"一打三反"高潮中，抓的人多，看守所人满为患，一间小小的监房关上十多人，十分拥挤。监房没有窗子，前后只有监视孔和监视窗，光线暗淡，通风状态极差，特别是每个监房内都放了一个供犯人方便的粪桶，更是臭得令人作呕。白天，犯 _人们必须直挺挺地呆坐在用水泥、砖头砌成的统铺上，不许睡，不许靠墙或靠被坐，不许交头接耳讲话，不许看书报（带来的书报已全部没收），不许走动，即使是下床方便，也须先报告持枪荷弹的武装看守批准。谁违反了上述禁令，轻则罚站罚跪，重则招来看守武装用枪托一顿毒打。犯人们吃得也很差，每餐一碗又黄又黑的粗米饭，上面盖着一点点煮得像猪潲一样的蔬菜，实在令人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吃。我的消化道本来有点毛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肠胃病越来越严重，有时疼得通夜睡不着，但仍不敢吭声，怕招来毒打。饥饿、病痛的折磨，加上失去自由后的极度痛苦和对前途的焦虑不安，使我产生了度时如年的感觉。仅仅关了不到一个月，我的体质便急剧下降，面色苍白，骨瘦如柴，已经不像人样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存有一线希望，觉得我并没有犯罪，问心无愧，法律将还我一个公道，党将还我一身清白。我想申诉，但南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不给我机会，一不给纸，二不给笔，在仅有的一次提审中，也只简单地问了我几句，根本不听我申诉，说什么案件已调查落实，申诉无用，就把我押回了监房。此后，在三月末的一天清晨，在事先未作任何通知、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几个武装看守突然把我叫出监房，不由分说一脚把我踢倒在地，将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用粗麻绳捆起来使劲往上提，我的双臂顿时疼痛钻心，额头冒出冷汗，然后五花大绑将我押往南县大会场。和我同时被押往大会场的还有三个人，押在我前面的两人均为五花大绑，押在我后面的一人只戴了手铐。原来是开万人宣判大会，对在押犯进行宣判。大概是开会时间未到，我们被强令蹲在舞台后等待。挨我蹲着的是一个30多岁的犯人，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脚着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我感到奇怪，悄悄问他："你今天穿得这么整齐，干什么？"他说："我犯了投毒杀人罪，判了死刑，今天就要去见阎王了。这是看守所王所长告诉我的。"我心里一惊，忙问："我和你一样五花大绑，是不是也判了死刑？"他说："你大概不会。王所长说，今天只枪毙两个罪犯，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前面的那人，他是富农，犯了报复杀人罪，杀伤了生产队长的儿子……"话还没有说完，万人宣判大会开始了。我们被押往前台，两个死刑犯宣判后，立即被插上标子，押往刑场执行枪决。我则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均在原新湖南报社右派蔡克诚、严伯嘉等人的煽动下，擅离工作岗位，前往长沙参加了以蔡、严为首的右派翻案集团，积极参与搞调查、编简报、散发传单等翻案活动，性质严重。"另一个系贪污犯，因坦白交代了，有立功表现，被宣判免予刑事处罚，教育释放。据知情人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告诉我，南县曾主张判我死刑，但上级未同意，核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总算刀下留人，捡回了一条小命，否则早已成为冤死鬼了。
二十年徒刑，是有期徒刑中刑期最长的。年届不惑，身体虚弱的我能不能坐满二十年牢活着出来，可说是一个未知数。即使活着出牢门，到那时也是一个花甲老头了。在宣判会上，听着这残酷无情的宣判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我一下子麻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晕倒在台上。
宣判后，我即被武装押送到一所监狱劳动改造，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罪犯的生涯。
这所监狱座落在洞庭湖区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上，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关押在这里的均为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犯人，看管极为严格，但比看守所规范多了。在密布铁丝网和岗楼的高墙内，犯人们多少有些自由活动的空间。犯人们按历史反革命犯、现行反革命犯、刑事犯分别编入不同性质的中队，中队配有专职的中队长、教导员等管教干部。犯人们每三人成立一个监督组，由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犯人任组长，三人形影不离，互相监督，防止逃跑、反改造和破坏行为。即使在白天劳动时间，有一个犯人要去大小便，经管教干部批准后，同组的另两个犯人必须停止工作甚至关掉正在飞转的机床陪同去大小便，否则便要追究监督组的责任。犯人没有通信自由，来往信件都必须经过管教干部检查。犯人家属探监，会见不许超过半小时，会见时有管教干部在旁监视监听。为了防止犯人逃跑，犯人从里到外的衣服包括帽子、鞋子以及床上用品都必须用红油漆印上显目的"劳改"两字。各中队还不定期彻底检查犯人的物品，发现有绳索、瓷片、玻璃片、小铁片、小石头、砖头等危险品，当即没收，并追查原因和责任。对反改造和逃跑分子，轻则批斗，戴镣铐，关禁闭，重则加刑。我所在中队有一个无期徒刑的罪犯逃跑后重新犯罪，便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犯人们白天劳动，晚上监房落锁，关在里面或学习或开批斗会。我所在的现行反革命犯中队开批斗会时还比较文明，偶尔出现犯人打犯人的情况，还不太严重。相邻的刑事犯中队则经常打得喊爹叫娘，一派恐怖气氛。那时，犯人们吃得也很差，除偶尔"打牙祭"吃点回锅肉外，平常都是难见油珠的蔬菜和菜汤。有时尽吃南瓜或红薯，天天吃，餐餐吃，一连吃上一两个月，人都吃厌了，以致至今我一看到南瓜、红薯就反胃。在监狱里，我的肠胃病更加厉害了，频繁发作，疼痛难忍，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在被判刑之后，我因极度的悲观、绝望，觉得生不如死，一死百了，曾经不止一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在来监狱途中经过茅草街渡口时，我曾想到了投水自尽，了此残生；在刚进监狱时，我也曾想到自缢、触电身亡……但想到8_0_高龄的老母，想起我挚爱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儿女，我觉得我已经对不起他们，我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更大的打击；同时我也相信"文革"这种动乱、荒谬、黑暗的岁月总有结束的一天。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否定了寻死的念头，在苦难、屈辱的煎熬中苦苦地撑着。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在监狱里遇到了一位很有正义感、正直无私的好心人，他姓曾，是个管教干部，担任我所在的三中队的中队长。当他看到我的判决书和我的有关材料后，觉得我并不是右派翻案集团的发起人，并非为首者，只是参与者，整个集团仅仅由南县判了我一人，实在冤枉。于是，便找我个别谈话，我如实谈了我在五七年和文革中的情况后，他深表同情，气愤地说："南县真是瞎胡闹乱搞！"这以后，他一方面根据我体弱多病的情况，在劳动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在修堤时让我担任土方验收员，在车间劳动时让我担任记工员，后来车间成立设计室，又把我调到设计室描图兼管技术资料。他还让我主编中队墙报和担任犯人中的学习委员，以发挥我的长处。另一方面，他又悄悄支持我申诉。他反复叮嘱我："你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好人受冤枉的错案冤案总是要平反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你可以向政法机关申诉，主要申诉"文革"中被判刑的冤情，至于五七年的问题，那是一个禁区，目前不要提，以后再说。但为了不在犯人中造成影响，你切记不可在犯人中讲自己的事情，尤其不能讲申诉的事。申诉书写好后直接交给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为了让我避开犯人写申诉，他连续几个晚上以找我谈话或办墙报为由，把我从紧锁着的监房里叫出去，让我在中队宣传室里写，并为我安排加班饭。写好后，他马上为我寄了出去。他的关心、帮助、鼓励，温暖了我那颗即将破碎、冷却的心，增添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我感到他比亲人还亲。后来，我获得改判，免予刑事处分，坐牢不到四年便重获自由回到干部队伍，是与他的支持、帮助、鼓励分不开的。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在监狱里，犯人不认罪服法、鸣冤叫屈、向外申诉，都是典型的反改造行为，必然受到批斗、惩罚甚至加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是非颠倒、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在监狱这种特殊的专政场所，一个管教犯人的干部竟会支持、鼓励我这样一个非亲非故的"犯人"申诉，这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他这样做，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和压力，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坚持真理、正直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令我终生感佩，他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
入狱后，我怕自己这个"瘟神"会连累亲朋戚友，给他们带来厄运，便自觉地强忍着内心的思念和痛苦断绝了和亲友的联系，其中也包括我魂牵梦绕的妻子和儿女。我的妻子是个党员，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我们通过自由恋爱结婚，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可说是一对恩爱夫妻。然而，自我被打成右派后，她就受到株连，遭到一连串残酷的打击。但她仍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爱着我。甚至在翻案活动受到打压，恶运即将临头，夫妻含泪告别时，她还是说："我相信你，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我等着你！"这充满深情的海誓山盟，成了我敢于面对邪恶、黑暗、迫害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巨大精神支柱。然而，此时此刻，我成了被判刑二十年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她成了受人歧视的现行反革命罪犯的家属，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太大了。想起她的处境，我心如刀绞。为了她能摆脱我这"瘟神"带来的厄运，也为了子女的前途，唯一的痛苦而明智的选择便是离婚。思虑再三，彻夜难眠，我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晓以利害，请她赶快提出离婚申请。信中说："你不离婚，只会增加我的负罪感，我一刻也不得安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提出了申请，很快被法庭判决离婚。这以后，有人给她介绍对象，被她婉言拒绝了。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也承担着靠微薄的工资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儿女（我判刑时，女儿才四岁，儿子才两岁）的重担，在实践着她金子般的诺言，默默地等着我。苍天不负苦命人，1_9_7_4_年春节前，当我得到改判重获自由回到长沙时，我们很快便办理了复婚手续，实现了我入狱后梦寐以求的全家大团圆。历经如此罕见的人间磨难，我没有妻离子散，没有家破人亡。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这得归功于与我相依为命的妻子，是她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保住了这个完整的家。此时此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患难见真情"的真谛，我觉得，即使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妻子的感激和挚爱之情。我将永远永远珍惜这份人间少有的真情。
这里还得提到我的二姐李蕊。她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供职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文革"中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她是个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为人正派正直，敢于坚持真理，不平则鸣，不畏风险。听到我这个她亲眼看着长大的小弟蒙冤入狱，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不顾学院工宣队、军宣队的反对（当时军宣队曾警告她：为反革命罪犯弟弟鸣冤叫屈是政治立场问题，别为此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也婉言拒绝了好心人的劝阻，毅然决然来到长沙调查了解我的有关情况，在我妻子和亲戚的支持下，走上了为我申冤这条充满风险之路。1971年春节后，她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说要到监狱里来看我。我考虑到她年届花甲，劳碌奔波，太辛苦了，又怕她见到我这个惨兮兮的罪犯样子心里难受，徒增伤悲，便立即回信请她不要来。然而她却执意冒着严寒只身来到位于湖中孤岛的监狱，在监狱管教干部的监视下会见了半小时，看到穿着前后都印有"劳改"两个大字的破棉衣、面黄肌瘦的我，她禁不住痛苦失声。趁着监视人临时有事离开的瞬间，她悄悄告诉我："姐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准备为你申诉，姐怕你想不通，急坏身子，特意来看你，你要有信心，放乐观些……你自己也可以申诉。"二姐还谈到母亲、已离婚的妻子、子女及其他亲人的情况，说亲人们都等着我回家。二姐的探监，不仅给我带来了温暖的亲情，而且给我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之后，二姐写好了长达十多页的申诉书，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南县、益阳地区之间，向当地的公检法军管小组申诉我的冤情，最后还在长沙找到当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向他当面呈递申诉书，华答应批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二姐回到北京后，又多次通过信函促请省、地、县三级公检法军管小组抓紧处理。一直到1973年底，他还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在百忙中关注此事，督促湖南有关方面处理。由于恰逢我此时改判出狱，此信才未发出。二姐现已作古，她对我的骨肉亲情，她为我所承担的风险，以及她为我改判出狱重获自由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将刻骨铭心，永誌不忘。
通过二姐和我自己一年多的申诉，我的问题终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1973年12月17日，南县人民法院通过复查，发出了刑事改判判决书。判决书说："李均参与右派翻案集团，积极进行翻案活动，性质严重，但视其不系为首者，且态度较好。为此，根据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政策精神，撤销原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尽管被颠倒了的是非还没颠倒过来，尽管留下了"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的大尾巴，但毕竟恢复了自由之身，可以告别近四年的铁窗生活回家了。记得我离开监狱时，全身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衣物都印有"劳改"字样，无法出监狱大门，是监狱里的青年技术干部罗政湘（湖南日报老编辑陈茵墀的儿子）给我找了一套没有印字的蓝布新囚服套在外面，才解了难。回到华阁公社，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裁缝师傅缝制衣被，全身内外衣着及床上用品全部换了新的，然后才赶回长沙过春节。此时，我的儿子海波已六岁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记得我妻子的姐姐陪我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孩子不认识我，瞪着眼睛看着我。妻姐对孩子说："阳阳（孩子乳名），你不是老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而你没有吗？现在你爸爸来接你了，快叫爸爸！"孩子扑上前来，抱着我的腿喊爸爸。我一把抱住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这是辛酸之泪，也是幸福之泪。
出狱之后，我被公社革委会分派到基层生产队工作。这时我虽名为国家干部，但头上仍顶着"摘帽右派"和"免予刑事处分的罪犯"两顶帽子，加之我入狱后南县曾把我的"翻案罪行"作为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在全县公开展览、宣传，已经是"臭"名远扬，家喻户晓了。我感到无法再在南县呆下去了。妻子出面找关系，请好心人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长沙市21中学为我找了份工作。1976年4月底，我回到长沙，5月正式上班。开始时学校不敢让我上讲台，叫我在教务处打杂，直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开始，学校才让我上高中语文课，并担任高中毕业班文科班主任。
恶梦醒来是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带来了春天的阳光，也给一直在苦难和屈辱中苦熬的我带来了春天的希望和生机，二十多年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湖南日报社党委对错划为右派的54个同志逐一进行了复查，全部予以改正。1979年1月23日，报社党委发出了"湘报发[1979]027号"文件：《关于改正李均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说："……这次根据中共中央 [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李均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6级……在错划右派期间，应予连续计算党龄。"当年3月上旬，我回到离开了21年的湖南日报社，重新走上了我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同年8月25日南县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再审判决书，决定撤销该院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刑事改判判决书，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至此，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彻底洗清，我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之身和做人的尊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这二十多年中，除了杀头外，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关牛棚、受批斗、坐牢、离婚，我都经历过了，可谓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不是"四人帮"垮台，不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将永无恢复自由之日。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为之献身的青年党员，竟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和非人道的待遇达二十多年之久，差点葬送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左倾路线、极左思潮的牺牲品。其中的惨痛、沉重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永远记取么？
回到报社，我已是年过半百、疾病缠身的半老头了。我为自己过去的遭遇而难过，也为我终于能等到平反改正的一天而庆幸。我深感二十多年最宝贵的年华在磨难中浪费了。我只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心爱的新闻事业多做些事情，以弥补过去白白浪费了的光阴。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余生"，意即劫后余生，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努力工作。尽管我的身体因遭受长期折磨而瘦弱不堪，经常闹病，仅80年代就住院治疗十四次，以致1990年不得不动腹部手术，但我总是尽可能地坚持工作。我回报社后开始在工商部任编辑，1980_年任副主任，1983年6月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分工抓经济报道和二版战线的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反复探索，不断改进，经济宣传和二版报道质量显著提高，获得各方好评。在这期间，我抛开个人得失，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先后组织和参与了揭露邵阳王安义帮派集团、中华百货店事件（非法打击个体经济和对抗舆论正确批评的事件）、益阳白酒掺水事件以及颜跃明等改革者受诬陷打击事件等典型报道，在排除阻力、拨乱反正、扶正祛邪、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93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我继续发挥余热，笔耕不倦，被报社返聘到编辑部中班工作，协助编委为稿件把关。同时自己还一手创办、主办了一个群言堂式的小言论专栏--《七嘴八舌话当前》，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呼声，为老百姓讲话，替政府分忧。这个专栏不定期刊登在湖南日报二版，从1992年底一直办到2000年初，持续七年多，收到群众来稿三万余件，发稿867期，二千三百余篇，近一百万字，获得广大读者、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新闻出版报》、《中国记者》等媒体的推介，成为全省有影响的名优专栏，1994年被评为全省报纸系统优秀专栏，1998年获湖南新闻奖。离休后我还写了一些新闻学术论文，其中有的曾获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优稿奖，有的在报社内部获奖。从1989年届满花甲到2000年初离开中班完全休息为止，我继续无怨无悔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了十年有余，总算如愿以偿地弥补了过去白白浪费的光阴的一半。为此，报社曾给我老有所为先进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荒唐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愿可爱的祖国在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轨道上阔步前进，走向繁荣富强。这是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也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古稀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版权所有(C) 《1957:新湖南报人》保留所有权利。
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