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报1956年办报方针争论和1957年反右扩大化
摘自《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
为了贯彻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报社于1955年向读者广泛征求意见，从收回的近千份调查表看，《新湖南报》的新闻报道，反映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活动不够，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迟缓、冗长、不够通俗等严重缺点。编委决定在报社内部开展如何改进报纸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农村报道方面。当时的报纸以农村报道为主，每每是满版的春耕、积肥、抗旱、防汛，年年唱"四季歌"，且多是长篇大论，读者不爱看。编辑部多数同志强烈要求改革，主张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指从群众中来的反映、意见和要求)，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和同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的精神是一致的，但由于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过急，省委主管农业的领导同志（省志编者注：即周惠）却嫌报纸突出中心还不够，报社少数领导(省志编者注：即官健平、孟树德）坚决主张贯彻他的指示。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69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1－7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烦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刊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编者注：即官健平）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
这场争论在编委中持续半年之久，虽经省委出面干预，仍未能作出结论。1957年"鸣"、"放"中，编辑部同志要求把争论情况公开，于是编印了《新湖南报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两辑，6月8日，编委一致通过，并经省委批准，认定这场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留待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再解决。但不久即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在1956年主张改革的同志，都被指责为"有着顽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错误地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断章取义地曲解中央文件和指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1/3，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8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1979年落实政策，当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有六人已不幸逝世。
反右派斗争的报道，也因政策上的偏差，造成了严重后果。1957年6月1日的社论，充分肯定湖南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说它开得生动活泼，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将对我省建设事业发生良好作用，对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起良好作用。"仅隔了20天，即对各民主党派的许多负责人点名批判，报上点名的知名人士包括杜迈之、康德、刘岳厚、徐君虎、向德、程星龄、陈新民、陈孝禅等，后均被打成"右派"或"极右派"。在批判中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如老报人康德，认为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只是思想右倾，这即构成他的罪状之一。报社编委傅白芦，在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没有意见的人》，内云："对上没有自己的意见，老爷说的没有错；对下没有人家的意见，老子说了算。"原是批评某些干部的恶劣作风，却被指为"诬蔑"报社总编辑官健平。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地挫伤了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后一段时间，该报不敢登小品文、社会新闻，不敢提知识性、趣味性，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基本停止，报道内容日趋单调。（原载《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231－23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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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