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年过古稀忆“地震”
陈望岳
1958年1月，我这个相当"左"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国统区参加共产党献身于革命的人，忽然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震 爆
我被打成右派前一天傍晚，刚从常德经安乡、华容回到长沙。连夜写好了华容县改造落后乡--操军乡的稿子。第二天上班时到报社编辑部去交稿，被告知孟树德找我。孟树德是当时报社反右办公室主任。我想，反右运动早已宣布结束，各地正下放干部到农村去，大概是要我下农村劳动。
孟树德一见我，就问："你刚回来？"我应了一声。他说："你作为'邓苏傅蔡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反右的前一阶段表现很不好；经过帮助，有所转变，对'邓苏傅蔡反党集团'进行了检举揭发。我们从爱护年轻人出发，本不打算把你划为右派，才把你派到常德地区当记者。后来考虑到加强对你的思想改造，准备把你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下放农村的榜都公布了。惠书记到报社来，看到了那个榜，指着你的名字说，'陈望岳不划右派，哪个划右派？'我们只好按照他的指示补火，把你划成右派。把你划成右派，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改造思想，是爱护你、挽救你。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不要不服气，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加强改造，脱胎换骨，就可以重新做人嘛。你马上回去再深刻反省检查，进一步检举揭发，争取从轻处理吧。"
回到家里，从窗口看到我家楼下已有报社派的监视人员在不时地向我家窗子瞭望或来回走动。
对我进行的批斗会，参加的人大多并不熟识，他们是当时编辑部人员大换班而调来不久的。批斗发言慷慨激昂，声高气宏，却大而无当，如指斥我是他们前进中的"绊脚石"、貌似革命实则反动之类。
我的右派罪行是什么？整风鸣放期间，我扑在农村报道上，只就报社的公用单车管理谈过一些意见。"罪行"完全是孟树德所说的"邓苏傅蔡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至于他说的"反右的前一阶段表现很不好"，并不是指那时我积极参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错误地打击了一些"右派分子"，而是指我参加了与"反党集团"血肉相关的所谓"丁家会议"。惠书记--当时分管报社的省委书记周惠，他指示要"补火"，点名把我和一些"反党集团"的骨干、还包括所谓"爪牙"、"小丑"等全部打成右派，当然是要对"反党集团"除恶务尽。
震 源
其实，所谓"反党集团"，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周惠和他派到报社任总编辑的官健平和任副秘书长的孟树德炮制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头"邓、苏、傅、蔡，原任社长邓钧洪因执行周惠的指示不力，早已调离；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秘书长傅白芦和分管工、农、财三个报道部的编委蔡克诚，都只是在办报方针上根据《中共中央改进报纸工作决议》，与周惠支持的官健平、孟树德发生过争论。如此而已！
把话题拉开些，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看。1957年5月的一个晚上，编辑部团总支召开了一次关于《本报内部消息》、《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两篇小说的座谈会，意在推动改进报纸工作。
此前，报社开展了改进报纸工作运动。官健平在动员大会上曾提出要加强新闻的趣味性，并指明要报道长沙市举办的食品展览及名菜"一鸭四吃"。开展这一运动，是由于报纸一版以显著地位连续大量发表了长达一两万字的报道，其内容是介绍农业社的劳动定额、三包一奖经验及双季稻栽培技术，烦琐细碎，如铲草皮多少记多少工分、运肥多少担多远记多少工分等，甚至连业务部门收购鸡毛等土特产品和废品的广告，其内容包括几百个品种的名称、各品种的规格和价格，都搬来在一版作为新闻发表，以致许多国内重大新闻被挤到次要地位或其他版面，一些地方新闻被挤掉。大多数编辑对此极为不满，要求改进。农村部的编辑还为此办了个展览，展品中包括周惠交来发表的长沙县合心乡劳动定额经验介绍。在这些展品前加了个按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读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家说它是'大地主'"。周惠分工管农业，因而对这个展览很反感，宣称是"反对我周惠的"、是"小匈牙利事件"。
与此同时，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死报"，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对陈其通、陈亚丁等从"左"的方面反对"双百"方针进行了批评。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大家改进报纸的热情。在这种形势下，编辑部团总支才召开了那次座谈会。
座谈会上，发言踊跃，对改进报纸提出了很多建议。不少发言批评了官健平的不学无术，批评他只知道秉承周惠的意旨，大量发表言不及义的纯经验技术、纯业务的文章，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中的有关指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着眼来进行宣传。"
凭空炮制所谓"邓苏傅蔡反党集团"，是由揭发所谓"丁家会议"开始正名的。
揭发所谓"丁家会议"，是新湖南报反右运动开始一个多月后。揭发"丁家会议"之前，报社的反右运动在"不要搞得太紧张"的指示下停顿了一段时期。在停顿期间，反右办公室主任由蔡克诚换为孟树德。
孟树德接任后不久的一天，×××来找我。他对我劈面就说："你知道吗？我们都犯了大错误，你和蔡克诚、李均（当时的工业部副主任）、严伯嘉、易子明（当时的财经部副主任）、何新明，那天在丁家谈什么改进报纸工作问题，其实那是个反党的黑会。我已经写了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你得赶快写。"我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常常闲谈聊天吗？那天在丁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其间，聊了聊如何改进报纸工作，怎么就成了黑会，还是个反党的黑会？！"
他说："说是反党黑会，一点也不错，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反党黑会。"
他接着解释：在编委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中，苏辛涛、傅白芦、蔡克诚在邓钧洪的支持下，一致反对官健平、孟树德所坚持的、周惠所指示的办报方针。争论几次得不出结论，就趁孟树德下乡的机会，利用人数多，强行通过了编委会《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幸亏孟树德回来后坚持原则，才推翻了那个决议。邓苏傅蔡仍不死心，这才由蔡克诚找我们开会，部署今后的斗争，还要我们到各自的报道部分别串通一些人。这不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小集团活动吗？
我说，邓苏傅蔡本来就是我们的领导，就算是和他们一起开会，也不能成为有领导、有组织的小集团呀。
他说，那要看会的内容。在丁家开的那个会，主要谈的是编委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争论的有三个问题，一是经验技术宣传，二是"天线"与"地线"，三是批评报道。对第一个问题，蔡克诚搬用党中央的指示，鼓吹要着重从先进经验技术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角度进行报道。这就是孟树德所说的，把经验技术本身和它具有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割裂，使经验技术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成为没有躯壳的灵魂，违反了周惠对这一问题的指示。新湖南报是省委机关报，不执行分管报社的省委书记的指示，却叫嚷着要执行中央的指示，就是打着中央的旗子来反对省委。这就是所谓"天线"与"地线"争论的实质。至于批评性报道问题，要看现在已经揭露的那么多大右派的言论就知道了，无非是用批评的名义来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并据以攻击党，其险恶用心再也明白不过了。这样看来，邓苏傅蔡的办报主张，就是资产阶级在报纸宣传方面的反党纲领。
我听了这些，已是心惊胆战了。他却还在沿着"丁家会议"话题说着：蔡克诚在会上还说什么官健平胸无点墨，说不清子丑寅卯，只知道言必惠书记；孟树德就不同了，会出鬼点子，白的能说成黑的。比如，他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周惠的指示，官健平说的是："即令我是泥塑木雕的，省委把我摆在这里，你就得听我的。"孟树德就说得形象肉麻："我们办省委的机关报，要伏在省委的胸脯上倾听省委的呼吸，要随着省委的脉搏而跳动。"因此，蔡克诚提出对官、孟要分别对待，撇开官健平，主要研究对付孟树德。
他归纳："从丁家会议"的这些内容看，邓苏傅蔡的确是一个有组织领导、有纲领、有斗争策略的反党集团。
他说的这些，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被吓得心破胆裂了。他最后说：老孟找我谈话以前，我也没有认识到"丁家会议"的错误，更没有从反党这样的高度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老孟说了，早检查，早回头；回头是岸，仍然可以是一个好干部。如果不回头，就会掉下悬崖，粉身碎骨。你得赶快写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
可他并没有想到，经过时间的反复汰洗，真相终于显露，孟树德对他谈话所作的"启发"，竟是对他的欺蒙、利用；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回头是"岸"，反而被推下悬崖。他也被打成右派，经历也是相当悲惨的。
他和我谈话后，我的心绪像乱麻一样。反思自己，言行一直遵循党的方针、政策，不过是在报社开展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中提出过一些意见和建议，和分工领导我所在报道部的编委及几个平日交往较多的人进行过一些探讨，怎么就陷进了反党集团、干了反党的事呢？但"丁家会议"的反党性质，据×××的口气，孟树德已经确定下来了，所以×××还好意地提醒我赶快写出检查交代。我如果不写，就是顽抗，后果当然是"死路一条"。写吧，实在不想提到反党的高度；然而，那样就会被认为"希图蒙哄过关"，就会有无数次批判斗争来"挤牙膏"，"挤"呀、"挤"到何时才能了呢？而且，"挤"到后来，不也是成了顽抗吗？
第二天，孟树德把我叫去，他问："×××昨天找你谈了'丁家会议'的事吗？"答："谈了。"他说："那你该知道'丁家会议'是个反党的黑会了。这个黑会，我一点破，×××就醒悟了。他已经写了认罪检查和揭发材料。你开始写了吗？"他见我没有立即答复，就厉声说："你应该认识清楚，你的错误比他还要严重。前向，惠书记亲自到报社来向中层以上干部作整风报道的指示，你竟敢顶撞、讽刺他，说什么'辩证法也好也不好'；你还敢写信给小舟同志（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要求他到报社来听取意见，并邀集一些人共同署名，简直不把分管报社的惠书记放在眼里。像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党，真还找不出几个！"
我说："×××找我谈过以后，我想了一个通晚，心里很乱，有些问题没有想清楚，可能有些还没有想到。不过，像给小舟同志写信，对周惠同志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想改进报纸工作，并没有反党的意思。"
孟树德冷冷一笑，说："心里很乱，是当然的，正说明做贼心虚，也说明你还没醒悟过来。我找你来谈，是爱护你，想点拨你，帮助你拨开云雾，认识错误。"
于是，他"点拨"起来：党的方针政策，是靠党的干部来实施的。具体到新湖南报，就是靠省委分管报社的惠书记来领导实施的。你口里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反对领导实施党的方针政策的惠书记，那就是打着拥护党的幌子反党。这些，你不光是要从一些具体事实上反省检查，还要从思想深处挖掘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包括灵魂深处的一闪念。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就交代了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如果知道自己明天会死，今天就要纵情恣意地享受一番。你也应该像他一样深挖，才能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污垢，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然，不管你自觉不自觉，毒根上长出来的一定是毒草。
他继续"点拨"：你不要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改进报纸工作。我提醒你一个事实，你不是为长沙市服装展览的一组报道标了一个题吗？什么"打扮起来，和鲜花比美"！把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搬到无产阶级的报纸上，和党倡导的艰苦朴素唱对台戏。你呀，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念已经浸透了灵魂，该好好深挖涤荡了。
他见我没有答话，就问：你读过哪些有关新闻理论方面的书籍？我答：主要是马恩列斯毛写的，还有加里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的。问：看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东西吗？答：看过一些。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都只是浏览一下，印象不深？问：不深？你既然要改进报纸，怎么会印象不深？总该会留下些印象吗。答：印象还是留下了一些。问：哪些？答：有一条新闻的定义，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觉得它不是科学的定义。问：既然有印象，为什么有印象呢？答：我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关于新闻的定义。但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狗咬人是普通常见的事，成不了新闻；人咬狗是反常的事，才有些新闻价值。孟树德冷冷地笑了笑，说：旧社会地主养狗看家护院，那狗专咬衣服破烂的贫下中农；日本鬼子的军犬，咬死了不少抗日战士。这些，只有站在地主阶级、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才会说是常见的事、没有新闻价值。至于说人咬狗才是新闻，正是资产阶级猎奇的本性。你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
我回家后，首先想的是孟树德向我指出的两个"严重错误"。
针对周惠的讲话，我说过"辩证法也好也不好"，那是1957年整风鸣放开始后不久的事。当时，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陈局长寸步难行》的稿件，批评省文化局局长陈曦到只隔一条马路的省人民政府开会也要乘坐小汽车。陈曦不服，向报社提出质问，引起编辑部大哗，要求明确整风报道的方针。周惠因此来报社，在中层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鸣放报道的指示。我参加了这次会。我当时是农村部副主任，首先关心的是农业社民主办社的报道。党中央1957年3月发出了《关于民主办社的通知》。《通知》指出："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通知》还提出应该注意三个主要事项：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帐目，社干部遇重大事情要和社员群众商量，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5月，中共湖南省委据此也发出了农村民主办社通知。有记者写了一篇一个农业社社员要求公开财政收支帐目的稿件。官健平审稿后退回。问为什么，回答是："发不发，要请示惠书记。"周惠在那次会上作完关于整风鸣放报道的指示，问与会者还有什么问题。我趁这个机会把上述稿件交给他，请他看看是否可以发表。他大致看了看稿件，说："公开财政，是中央的指示，当然重要，但农业社建立后，人入了社，心没有入社，出工一窝蜂，夜夜争工分，所以建立劳动定额'三包一奖'的管理制度也很重要。民主办社，精神是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然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的重要方针；但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依靠干部进行管理，加强和完善管理制度，才能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社，所以也很重要。"他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我听了不得要领，便问："这篇稿子究竟能不能发呢？"他虎着脸，瞪着我，迸出一句："你这个小主观主义！"主持会议的赶紧宣布散会。
我离开会场径直去厕所，一边小便一边向旁边的人说："周惠同志对我提的问题，答复是这重要那也重要，好象蛮辩证。这辩证法也好也不好，好是它辩证，不好是它太辩证了。"刚说完这些话，有人在我后腰上捅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周惠也在厕所里。
由周惠向我迸出的"你这个小主观主义"，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52年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常德市展开后不久，我作为报社驻常德地区的记者，听到了常德市干部对当时常德市委书记牛迪义的许多意见。我把听到的意见向当时任常德地委书记的周惠汇报，并请示可不可以调查核实后进行报道。他对我说："你，小青年，对一些事情，说你不懂吧，你懂一点；说你懂吧，又一点不懂。你知道牛迪义后面有哪些人？连我都不去动他，你敢动他？"随后，我把常德市一些干部对牛迪义的意见和周惠对我的谈话写了个内参，寄回了报社。不久后，听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到常德来和周惠谈了话。又过几天，周惠把我叫去，对我说，牛迪义的事情，我看你是小青年，和你谈了几句知心话。你怎么把这些话捅到上面去了。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我也不再和你说话。你是个小主观主义。
孟树德向我指出的另一大"错误"写信给周小舟，是由于许多同志热心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泼下来的都是倾瓢倾盆的冷水，官健平的托词则是要请示惠书记。我便萌发了向小舟同志写信和向在攸县蹲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反映报社情况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张慎恒等同志的支持，推我写信，并打算由我和张慎恒利用下乡采访之便去攸县找谭震林同志。信写好后，托罗光裳请张式军（罗的丈夫，当时周小舟同志的秘书）转交。去攸县，后来因工作忙而放弃了。我揣摸孟树德提出写信这件事的口气，似乎仅仅是对周惠不够尊重，有错也不大。但没有料到的是：张式军、罗光裳被打为右派，罪名之一是"包围省委"，与转交这封信当不无关系。
想过这两件所谓"错误"后，思绪转到了"丁家会议"上。想过来，想过去，那个所谓"会议"上谈的，几乎平常都谈过。那不过是和平日聚谈一样地聚谈，哪是会议？参加的都是共产党员，都并不反党，怎么是"反党"？幸好，×××的检查交代在报社内部的反右专刊上登载了。我参照他的，写出了我自己的。
"丁家会议"的参与者，除蔡克诚外，都"起义"了，都写出了检查交代。孟树德没有对我们这些"起义者"的检查交代挑剔、纠缠，而是要我们"戴罪立功"、"将功赎罪"，带头向"反党集团"的头头进行揭发和批判斗争。
直到当年11月，我暂时留在编辑部，曾两次和宗柏生一起到长沙县春华乡、汉寿县采访。11月底，被派到常德地区当记者。1958年被打成右派前夜所写的关于华容县操军乡的稿子，是打成右派前在新湖南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署名被改为"岳西军"，大概是谐音"细菌"之意。
我被打成右派，还算有个莫须有的"丁家会议"作"罪证"。有些同志，如宗柏生，官健平、孟树德提笔一划，把我和他仅仅工作上一丝一缕的联系，划成了"蔡克诚--陈望岳--宗柏生"这样一条反党黑线。他就这样成了右派。株连之广，岂止九族！
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孟树德把我叫去，要我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我将材料看了一遍，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反复在想着反党这个问题。要说反对省委就是反党吧，我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做的；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的正是他当时所在的党的纲领，他的那本书现在还是经典性的干部必读书。我真有点想不通。因此，我想向省委、向党中央申诉。"
孟树德随即吼道："你搬出《哥达纲领批判》，那就是认定我们的党中央也错了，要反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头上去了！"我被这句话一下就吓懞了。他随后口气一转，说："你呀，思想真没有转过来。就说申诉吧，你当然可以申诉。不过，你是知道的，你的申诉递上去，到头来还是要转到报社来交给我处理。你想想，那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番话的确是确凿无疑。于是，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
过了几天，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对我和其他右派分子的处分。我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级别降5级，下放南县农村监督劳动。
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官健平的妻子、报社人事科科长彭心耿，写出一张宣传"泥鳅论"的大字报，介绍了她搞政治运动的经验。她写道：知识分子像泥鳅。政治运动中，他们藏在烂泥里，见不到；想抓，刚抓到手就溜走了，抓不住。只有撒一把石灰，把他们熬死，就可以一条条捡起来，容易得很。
"泥鳅论"的确高明。包括邓苏傅蔡在内的30来个知识分子，用"反党集团"这一把石灰，真的一下子都收拾掉了。
余 震
戴上"右派"帽子，即令后来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恩惠"，"摘帽右派"仍然属"右派"一类，仍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诸如"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之类，可说是"家常便饭"。这里，只说说我在一次并非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吧。
1960年夏秋之际，我因在南县农村劳动时突患肠梗阻，手术后肠子严重粘连疼痛，回到报社办的张公岭农场劳动。一天，我被突然叫回报社，报社经理部经理杨开善问我："你和蓝岗(报社的另一右派)有些什么来往？"我说："他住报社经武路261号宿舍，我星期六从农场回来也住在那里，见过面，但没有什么来往。"杨开善吼起来： "你想死，你不老实交代！"我定定神，想起了一件事，说：有一次回来，他说他有湘江剧院的票，问我去不去看戏，我接了一张票去看了戏。他问：
"看戏的时候，你与什么人交往过？"
"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来往过。"
"和坐在你旁边的人呢？"
"我进戏院后是坐在楼上，旁边没有人。开演后，楼上看不清楚，楼下前排边座还空得很，我下楼到前排边座去了。刚要下楼的时候，我楼座旁边才来了一个人，没有交谈。我下楼以后，旁边一直没有人。"
"楼座旁边来的那个人，什么像貌？穿什么衣？"
"他来的时候，我正看着楼下找空座位，他刚坐下我就走了，没注意他的像貌、衣服。"
杨开善和他旁边的一伙人一阵阵地辱骂、威胁和质问，可是我对那个人实在没有一点印象。吼叫和沉默交替了好一阵后，杨开善要一个姓罗的会计押我到报社招待所去。他向我宣布纪律：从今天起隔离反省，不准走出房间一步，不准和人交谈，大小便要经过请示批准。
罗会计把我押到招待所楼上一间房子里，先搜查我身上是否带了凶器、毒药、绳子，检查了我的裤皮带，重申了纪律，然后丢了一叠稿纸，要我交代湘江剧院坐在我楼座旁那个人的详细情况，还要我交代同在报社农场劳动的右派段汝雯的情况。
接下来的好些日子，罗不断追问楼座旁那人的情况。我无从想起，也无话交代。一天，他对我说："你没注意那个人的面貌、高矮、衣着，总该晓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好像是个男的。"他要我写下来。第二天，他质问："你说好像是男的。什么好像？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便写下是男的。过一天，他又追问到底是男还是女。我经过那么多日子监督下的日夜反省交代，头脑晕晕糊糊，只想不论什么后果，早一点混过去好早一点了结，即令坐牢，还有个"放风"，便说："也可能是个女的。"此后，他一再地斥责我"不老实"，一时交代是男的，一时交代是女的，也一再追问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被问得恍恍惚惚，只好说："我记不清楚。你们说是男的，就是男的，你们说是女的，就是女的。"这又招来了不少磨难。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杨开善派人把我押到他的办公室。他呵斥："你太不老实，一个多月，是男是女还没有交代清楚，真是顽抗到底！告诉你，蓝岗和从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有勾结，是港澳派遣特务集团的头目。那晚看戏，是去接头。限你今天必须老实交代清楚。否则，明天交公安厅处理！"我无法交代，只有等待公安厅的处理了。
第二天下午，罗会计一脚踢开门，叫声走，我便在他的监视下走向经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除杨开善等审查人员外，还有和我一同被审查的丁明凯、何新明等好几个报社的右派。杨开善说："要你们来，是为了弄清蓝岗的问题。经过调查，你们与他的问题无关。你们今天可以回去。但要警告你们，这件事，包括对你们的审查情况，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许互相打听，不准告诉任何人；如果违反，一经查实，一定严厉惩处。听清楚了吗？"我们答："听清楚了。"他厉声说："不光要听清楚，还要死死记住！"不明不白地受一个多月煎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了。
1980年，我再见到蓝岗，问起那次审查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我现在不是平反了，好好地站在这里吗？那件事，根本就没有事。"直到现在，对那次不明不白的隔离审查，我还是不明不白。
"右派分子"的称号，还在我身上留下了一点"纪念"。1971年夏季，我在安化二中被监督劳动时，修学校猪栏被砍伤了右脚跟腱。当时流血很多，不能行走，却不许到医院诊治。我只好自己寻了点草药嚼烂敷伤口止血，自己从木柴里找两根木棒做成拐杖，拄着两根拐杖行走。伤口三个多月还没有愈合，不能干体力话，学校造反派才允许我回长沙医治。经治疗再加上自己的康复锻炼，才逐渐一根一根地丢掉拐杖，只是跟腱处留下了一条横疤痕。
那些苦涩辛酸的日子，纵然有些不明不白，终归成了历史。但，历史总该不都是不明不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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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