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
长夜漫漫终有旦时
柏 原
1956年，我在新湖南报（后来改名为湖南日报）任编辑委员,1956年8月底，我经过考试和审查，奉命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1958年被划为右派，是因为1956年在党的会议上按照"百家争鸣"的指示提出了不同的工作意见。还有，我不该写日记，更不该老老实实地把它交出去。
1957年冬天，北京的干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回到长沙，又感到阴寒砭骨。大概是我的心情异常的缘故吧！走进报社，遇见的人大都拿眼睛看看我，有的点一点头，匆匆走开。我体会到什么叫"道路以目"了。回到家里，四个孩子照样嘻嘻笑笑，问爸爸给他们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很小，大的才六岁。妻子强作欢颜，却掩不住满腹愁肠。向我叙说了反右的情况之后，要我稍为休息一下，去见一见官健平和孟树德，现在他们独揽大权，划谁的"右派"，不划谁的"右派"，两人说了算。
第二天我到了官健平家，孟树德也在那里。官健平拉长着脸，孟树德则笑嘻嘻地端详着我。我刚坐下，官便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到北京去向中央告了状？"
"没有。"我把党校征求意见的经过说了一遍。
"有人说：你告到了中央宣传部。"
我否认了，官健平仍旧咬住不放："你实际上向中央告了状。"
孟树德接着派定我的罪名："你是邓苏右派反党集团骨干之一，这是早已确定了的。不过，你去北京一年，他们有的活动你没有参加也是事实。我们想，对你处理比李冰封还轻一些，就要看你的交待情况如何了……"
李冰封也是编委。56年编委会争论的时候，他在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不在报社。5_6_年秋季，他毕业后回到报社，关于办报方针，他和多数编委是一致的。
从官健平家里出来，我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自以为摸清了他们的底。原来，他们最恨的是我"向中央告状"，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党章有规定嘛，共产党员有权"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何况我还没有告到中央去。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岂不知权力大于一切！"莫须有"可成罪名。我蹲在家里把我在争论会之外的有关言行写了交出去，要写的本来不多，写完了就闭门读书看报。没有人登门，我也不去给别人添麻烦。这样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我猜想是社里要打击的对象太多，官、孟腾不出手的缘故。新年过后的一天，忽然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骂我的稿子。给我派了个头衔"邓、苏反党集团的军师"，说我起了"摇鹅毛扇"的作用。想不到竟这样抬举我。不过，它是个信号，表明快要对我开刀了。果然，没隔两天，反右办公室的专干曹田寿就来通知我：晚上开我的批斗会。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参加过不少的批判斗争会。过去都是批斗别人，这一次是我第一回挨批斗了，心中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不知是否有人研究过批斗会的发展史，它好像来自苏联。在苏联的某篇小说中，它的借代称呼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某种错误或罪过的人，就让你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甚至于……你只有认罪认错的份，没有辩护之权，否则，轻则说你"态度恶劣"、"极不老实"，重则招来更猛烈的批斗，严厉的惩罚。这种方式相沿成习，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家常便饭，不是今天你批斗别人，就是明天别人批斗你，结果无一得以幸免。这种办法实质上是 _以革命名义掩盖的一种威慑手段，在威慑之下，可以诬人，也可以自诬。仔细想来，它实在太不文明，绝无好处，跟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拨乱反正以后，它基本上被废止了。可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它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重要手段。这些是我事后的想法，当时顾不得想这些，只想如何度过跟前的严关。经过若干政治运动，我也学了些"经验"。我知道，万一不幸当上了批斗的对象，绝对不能硬抗硬顶，也不要违背事实乱讲一通。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咬着牙忍耐，熬到运动后期，照例有个复查阶段。虽然会给你作个带尾巴的结论，说你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终究不至于吃大亏。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不再大言"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了！这天，妻子好似送我上刑场一样，煮了两个荷包蛋给我吃。她说："不晓得会要开多久，你要保住身子。"千嘱咐，万嘱咐，劝我多多忍耐。"态度要好一些，人家怎么说，你也别发气。"
批判会会场设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打从北京回来，我还没有到过。室里室外和走道上挂满了大字报，白茫茫的一片，好似追悼会的挽联，透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会议室里坐着大约二十来个人，都是熟悉的面孔，现在冷冷地对着我。我被指定坐在预定的椅子上，出乎意料，没有让我站着。大会宣告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讲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吧！我明白，这都是领导人布置好的，谁参加，谁发言，讲些什么……都经过审查批准的。发言人多数是奉命行事，发一些违心之论。少数人想藉此立功，极力做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样子--基本上，都在做戏。想通了，倒也不去计较。然而，此刻戏正在上演，我又是其中的反面主角，不得不虚应故事。我埋头恭听，持笔速记，表示在认真接受批判。会开到最后，照例由批判对象表态，我也说了几句，表示将进一步深刻反省。
严关就这样过来了，没有再开批斗会。我猜想，大概在官、孟他们的账上，我的一笔已经清算好了，无须多费力气。其实不然，过了一向，又是那个曹田寿找上门来。二话没说，就问我："你记了日记没有？"突然提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就习惯性地按照对党忠诚老实的原则，毫不迟疑地回答"有"。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官、孟也好，曹田寿也好，都代表党组织。曹田寿沉着脸说："你拿来，我们要看看。"我马上取出没有用完的一本给他。
1958年1月24日，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以四开大小、三个版面刊登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其中《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占了一大半篇幅，标出的主题是：
"看起来柏原一本正经，高深莫测，骨子里却是个反动透顶的右派。"
副题是："他针对李冰封调往省委一事竟在日记里写：'党，党，多少坏事假汝之名而被实行之！'"
原来孟树德正感到我的材料不足，难以写罪状的时候，得到这本日记，大喜过望，马上亲自动手从中摘取了一些片断，用以证明我"反动透顶"。他模仿反胡风时公布胡风往来信函的样板，也加了一些编者按，企图引导读者。摘录的这部分日记，反映了我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无论苏联、波兰、匈牙利也好，中国也好，中心问题是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党内国内缺乏民主，以至脱离群众，产生了种种弊端。我认为按照恩格斯的教导："应该解放思想"、"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很长不便照抄，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湖南日报社和省档案找到）。
李冰封的调动是怎么回事呢？
李冰封是《新湖南报》编委会成员，报社派他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进修了两年，于1956年夏季毕业回到报社。第二年春，省委组织部调他到省委办公厅做一般行政干部。他热爱新闻工作，1948起他在东北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开始作编辑。北京解放以后，他参加了《人民日报》工作。1949年南下到湖南，为《新湖南报》创办人之一，至今已有十年的报龄，可称老报人了。他刚从中央党校深造回来，正想发挥专长，为省报作出贡献，上面却要调他去做不需专业知识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向部长陈述意见，请求不要调走。部长承认他讲的理由，说花十年功夫培育个新闻干部确实不易；但是，简单地一句话回答："这是党的需要，你得服从。"李冰封与我是多年共事的知友，他心中苦闷，便写信向我倾诉。他认为，报社编委会正待加强，却把他调走，他怀疑是官、孟排除异己的计谋，因为他赞同多数编委的办报观点。来信要我打听什么地方需要新闻干部。我和北京工人日报社联系，那里立刻表示欢迎，请他去任编委。我写信告诉李冰封的时候，他因被催逼不过，已到省委办公厅报到了。我很为他不平。联想到党校同学谈过某些领导干部假公济私、腐败专横的事例，不胜气愤，遂发出了"党，党，党……"的呼喊。
《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发表以后，我在报社"右派"当中，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那时我们一伙几十个"右派"被编成劳动队伍，每天去清垃圾，扫厕所，运大粪，支援郊区菜农，大家天天见面。有的人就笑着对我说："你那句'党，党，党……'也确实够厉害的。""够厉害"什么意思？我体会，是说可以构成大罪。事过若干年，他们才讲真话，认为我那句话没有说错，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只是不该写出来罢了。我还听到小道消息，说唐麟看了我的日记后说道："此人的反动思想已成了体系了。"种种迹象表明，日记成了我的主要罪状。我为此惶惶不安。赶紧写了一个声辩书交给反右办公室，大意如下：
1、搞引日记中的片断，不能全面表现我的思想感情；全面地看我的日记就可以看出我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2、写日记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完全是给自己看的，既未发表，也未传播，即使有错，也不该视为罪行；
3、日记是我向党交心交的，就算有错误，也应从宽处分。声辩被置之不理。后来，我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最重的处分。《摘录》发表后过了20天，即1958年2月12日，《新湖南报人》刊登了我的认罪书。按政治运动的规律，凡是被指定为运动对象的，都须写出检查或认罪书。报社反右自不例外。这些认罪书陆续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模式基本相同。首先承认加给自己的罪名和罪状，然后自我剖析犯罪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必须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才算深刻。我也是这样作的，着重检讨了日记摘录所揭发的"反动思想"。我是捏着鼻子认罪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天道》那本书。书中写道，周惠很鄙视湖南那些被揪出来的"右派"，被揪之初还嘴硬，后来七斗八斗，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低下了头，拿着忏悔、检讨、揭发的'认罪书'……周惠骂他们"糊涂，没骨头。"（见该书第291页）我认为，此话虽然不假，但不公平，更不应当从周惠的口中说出。其一，他是湖南反右的总指挥，至少湖南反右的"扩大化"，他负有罪责，正是他假借"党和人民的名义"威逼那些老老实实的"并非庸碌之辈"低下了头。如今，他反而笑骂他们。难道于心无愧吗？其二，周惠下了庐山，回到湖南，一变脸成为反"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自己还有没有骨头，世人皆知，自己也明白，怎么能厚着脸皮讥笑别人呢？
1958年春节后的一天，报社忽然召开全社大会，由孟树德宣布二十个左右的人为右派分子，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报社反右以来公布的最后一批。
据《湖南省志》记载：
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数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1979年落实政策，当年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有6人已不幸逝世。
《新湖南报》编辑部的骨干就此被摧毁殆尽。他们是党培养了多年而成长起来的新闻干部，是党的宝贵的财富，现在被毫不顾惜地扫地出门了。为什么呢？为了少数人的权欲。而这份经过多少人辛苦经营，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报纸，竟落到土匪和文痞的手中。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怎不叫人痛心呢！
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像新湖南报社这样被严重扩大化的，全国新闻界没有第二个。其他界至今也没有发现。它是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的杰作！事过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他们能够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其中自有道理。一方面，反右派运动的"东风"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充分运用了权力的优势和肆意玩弄权术。为首的周惠在当时的湖南一手遮天，权力之大是不消说的了；他们玩弄权术的本事也非常人可及。
自官、孟调进报社后，他们秉承周惠的旨意，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们势单力孤，周惠便指示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从编委、组长中间拉出一部分人来"起义"，要他们反戈一击。官、孟奉命执行，物色了几个对象，亲自找来谈话，施行威胁利诱，许以不划他们为右派，照旧工作，要求尽力检举揭发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少数"起义人员"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大量的捕风捉影的揭发材料，为他们提供了反右的炮弹。到了运动后期，要打倒的都打完了，他们却自食其言，将这些"起义人员"来了个"一锅煮"，统通都给戴上了右派帽子，给予或轻或重的处分。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人不沽君子的虚名，宁作狠毒的丈夫！充分表现出权术家的特色！
青年读者也许会提出疑问："这三个人如此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为何长期不受追究？你们那些人也是读书明理的，为何那样软弱无能，连一声抗议都没有"？问得好！前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后一个问题，我痛定思痛，倒是作过反思。我们那些人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软弱性。毛主席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这话是对的。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要知道，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知识分子如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更有过之，根本不敢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自己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把是非弄明白的，那时必定会把自己的沉冤昭雪，从而更证明自己的忠诚。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报社那批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连周惠都说："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不过，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为什么低下了头，还是要嘲笑他们，谁能说出他又是什么心态呢？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我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我和我的家人正式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我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现在我们被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线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我们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至于我，体力劳动倒不是多大的难事。当时我35岁，正当壮年。自幼爱好体育，体质不差。参加革命后，随军采访，下乡调查研究，经受过一些劳动锻炼。那些管教干部知道我原来是大学生，行政级别也不低，却能忍苦耐劳，倒也另眼看待。这儿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警告：来到这里以后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交心、认罪……当然少不了批斗。所以，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我妻子儿女隔几个月便偷偷地从长沙跑来探望我，带着她们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食物。看见我蓬头垢面和犯人一起推土，狼吞虎咽地吃着她们送来的法饼、鸡蛋，每次都哭着走回家去。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寒暑，1960年秋天我被工程队（管教队）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理说，应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但还不行。所有被摘帽、被解除劳教的分子，原单位都不收，原城市都不受，继续留在那里"就业"。我被留在新生工程队所属的机电厂当翻砂工，不再挑土运石了，改为向冲天炉加料化铁，抬铁水浇铸。如此又过了两年，到1962年，上边的政策有了点松动。我获准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我的妻子是报社的一般干部，我只能住在报社。我做什么工作呢？怎样生活下去呢？报社不闻不问，因为我已是被开除公职的人了。报社现在被官、孟一伙完全控制。官继续当总编辑，孟树德升为副总编，官健平的老婆任人事处处长。这个新湖南报--我曾跋涉千山万水南下湖南参与创建的单位，我曾日以继夜呕心沥血为它效力的单位，现在把我当作垃圾一样无情的抛弃了！
我必须找点事做，为自己，也为我的儿女。我的妻子工资很低，五十几块钱，要养活四个不大的儿女，连吃饭都很困难，我起码得养活自己。我有体力，也有知识，什么事都愿意干。但是，谁敢收留一个"摘帽右派"、"解除劳教"的分子呢？我只好打零工，和几个命运相同的难友结伙，拖板车，卖黄泥巴，给人家拆破旧房屋……混了一个时期。同时，也写信寄给一些认识的首长，请他们按照党的政策给一条生活出路。经省委统战部打招呼，省新华印刷厂接受我担任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这里开了口子，市里其他职工业余学校也敢收留了。
职工业余学校简称职校，是为职工补习文化而开办的。教师分固定和代课两种，我属于代课的一种，每学期由职校聘请，按课时计报酬，寒暑假就没有收入。我教高中班语文，每月平均收入大约五十来块钱，等于我家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生活比以前改善了。但是，社会地位就谈不上了，因为代课的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有点历史问题的人，何况我还劳教过，名义上摘掉了右派帽子，实际上换了一顶新的"摘帽右派"的帽子，受到暗中监视，为知道底细的人所不齿。儿女们到处受欺侮、受歧视，幼小的心灵创伤累累更不消说。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内心却不得安宁。株洲劳教促使我深思自己未来的命运。我注意到，毛主席曾反复地讲了，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看来知识分子将成为新的革命对象了，反右斗争恐怕还要继续下去，甚至于升级。我当然是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更加小心谨慎罢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惊天动地而来，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感到震惊和迷惑。报社有些被划右的难友这时组织起来，向社会申诉冤情，向中央请求平反。起初，我没有介入。我看"文化大革命"好像不是要解决我们这些人问题的。但是，我的几个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另外有人推测我想坐观成败，"等到将来摘桃子"。我不想落得这样的名声。于是，我也参加进去。结果比1957年更加悲惨。我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抓去，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几乎丧了性命。原编委蔡克诚也被抓去，受不了酷刑和侮辱而"自杀"（？）八刀身亡。原农村部骨干编辑欧阳楠情况类似，在下放的江永县回龙圩农场自杀惨死。我的好友刘凤翔被错判死刑，遭到处决。其他参加了翻案的难友大都受到更厉害的惩罚。
虽然我保住了性命，饭碗却被砸了。"文化大革命"宣称，过去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占领的讲台，现在要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占领。职校停办了，教员被赶下了台，我完全失业了。我的妻子作为下放干部携带着小儿子和小女儿被送到临湘县山中插队，大女儿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岳阳毛田。剩下我既无公职也无单位，就流落长沙街头。我的大儿子小学毕业，因为交不起每学期八块钱的学费，不能进中学，靠推板车每天挣几角至一块钱，勉强填饱肚子。父子俩怀揣户口本在街头游荡，在熟人家里借宿，四处寻找任何可以赚碗饭吃的活儿。无论是挑土，送行李，打零工……最脏、最累的都干，可是，这样的活每天都不容易找到。
我的家四分五散了，我一无所有了。可是我不算无产阶级，因为我还有知识，天然属于资产阶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文化大革命"兴起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就是"红海洋"工程。长沙市所有的墙壁都要刷上红漆，用黄漆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要求写美化了的宋体字。如此显得庄严而美观。一时哪儿去找这么多的写手呢？各单位也就顾不了什么阶级路线了，只要会写的都来。按字付钱，这无意中给"臭老九"们开了一条新的生活门路，我也就混进去干了好几个月。
还有，农村里有些公社或大队办了这样那样的工厂，称为社队企业，缺乏技术人员，就到城里聘请。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在城里失业的这种人才便成为一种资源，流向农村去。这种人号称"飞机师傅"。经难友介绍，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我在中学学得一点数理化知识，在株洲砂轮厂学得一点炉工的技术。于是冒称"老师傅"下乡了，这里混两个月，那里混三个月，又"飞"走了。其中的辛酸苦楚一言难尽
1970年我"飞"回长沙。几个落难的朋友拉我在本市北站路办起一个教具厂，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组织了二十来个婆婆姥姥自谋生活，生产教学挂图和简单的教具。生活逼迫我学会了机械制图和丝印技术，厂里尊称我"柏师傅"。我负责设计、制图、制版和印刷。"文革"中，学校停课，国营的教具仪器厂停工。有些学校"复课闹革命"，拿了钱买不到教具。收到我厂的产品目录，寻上门来采购。我厂的生意便红火起来，职工迅速增加到二百多人。我每月固定收入60元，比厂长还高。厂方又给我安排一个简陋的住处，我的大女儿也来厂里做工，大儿子在另一个街办工厂烧电焊。这时我一家六口城乡各半。
虽然骨肉依然分离，好在都活下来了。
苦哇！真苦！在那漫长的苦难的日子里，我却始终相信，无论是悲剧或是闹剧，总有演完的一天。我常常鼓励家人和亲近的朋友："活下去吧！看完这一台戏。"反右斗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终于自然终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力拨乱反正，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冲破重重阻碍，平反一切冤案错案。新湖南报的大冤案中的54人全部昭雪，没有一个是什么"右派"。我也被宣布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撤消劳动教养的处分。不过，我未能回到报社。感谢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胡真的盛情，他亲临陋巷棚户，邀我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委托我筹建科技出版社，担任第一任社长。我的妻儿也先后调回长沙，安排了工作。
1983年，湖南省进行机构改革，我被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能够帮助成千上万与自己同样遭遇的知识分子解除冤抑，是我晚年最大的欣慰，也是对被糟蹋了22年生命的有意义的补偿。
《新湖南报》反右大悲剧早已降下了帷幕。54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六人英年早逝，未能重见天日，而含恨九泉。其余活着的都到了耄耋之年，正在休闲中总结平生。悲剧的制造者孟树德和官健平在报社冤案被彻底推翻以后，先后死去。他们在离开人间的时候，究意想些什么，不知道。所知道的是他们对受他们陷害的那么多苦主始终没有一句忏悔谢罪之词。活着的只剩下周惠了。拨乱反正以后，他曾经对人说： "俱往矣，我错了。"尽管态度有点大模大样，终归是认了错，比官、孟二人光明一些。不过，自从1997年他出了《天道》那本书，对反右讲了那些混淆是非、违情背理的话后，使人对他先前认错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但愿他在有生之年能发出真诚的善言！
长夜漫漫终有旦时，别让噩梦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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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 2002年0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