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 海 恶 波
吴容甫
湖南师范大学
可怜的花朵
绍璠被打成黑鬼以后，有一次全校师生紧急集合，绍璠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走向大操坪，以为又要批斗自己了。一看，台上站着一个学生，造反派宣布对这个学生进行批斗。原因是他喊了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反动口号。教师、学生十几人轮流发言，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严肃，与批斗走资派、黑帮分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学生面色惨白，浑身颤抖，惊恐异常。批斗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宣布散会。这个学生被手执梭标的红卫兵押回教室。后来绍璠才知道这个男孩子是初中部一年级的学生，年方十三岁，被批斗以后，学校派人到他的家乡调查，才发现他家几代人都是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于是将他的父母喊来学校。这个学生一见他父母，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他父母问他为什么要喊反动口号，他哭着说：“我没有喊反动口号，我是要喊‘打倒毛主席的人罪该万死！’ 但当我喊出前面五个字时，马上就被揪出来了，他们不听我解释，不准我说话，只是斗我。”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一幕闹剧，或是一幕悲剧呢？为什么要把一个还只有十三岁的小孩当成斗争主角呢？
事情无独有偶。绍璠平反以后，一九七二年调到攸县大同桥小学去教书。在大同桥小学，她参加了一次斗争会，斗争对象也是一个学生。这是个女孩子，年方十岁，读小学三年级。原因是语文老师布置作业，用“热爱”和“控诉”这两个词语造句。这个女孩子造了两句：“我热爱毛主席。”“我控诉毛主席。”语文老师一看急了，马上把这个小学生找来，问她：“你热爱哪个？”小学生回答：“我热爱毛主席。”语文老师又问：“你控诉哪个？”小学生答：“我控诉毛主席。”语文老师说：“你再把这两句话重复一遍。”于是这个小学生又重复了一遍：“我热爱毛主席，我控诉毛主席。”语文老师又问：“你痛恨哪个？”小学生答：“我痛恨林彪。”问题很清楚，这个小学生是没有弄懂“控诉”这个词语的意思，把贬义当成了褒义。显然这是教师在课堂上对词语意思没有讲清楚的缘故。如果这个语文老师家庭出身不好，那就糟了，他将逃不脱责任，并招来灭顶之灾。可这个老师是个共产党员，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姓谭，男性。他马上向有关方面汇报，学校一查，这个小学生的祖父是富农，他的家庭是富农成分。理所当然，他们认为这个小学生的反动思想是受反动家庭教育的结果，于是派人喊他的父母到学校来，准备进行批斗，谁知她父母一听到这个消息，便逃走了，结果只剩下这个十岁的女孩一个人接受批斗了。大同桥小学全体师生都集合在操坪里，将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围在中央，老师、学生轮流发言，口号声也是此起彼伏，气氛也一样热烈而严肃，只是这个小学生一脸茫然，一双小眼睛四周张望。她不知道她的老师和同学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她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思想反动的批斗对象了。直到有一些小学生边喊口号边从地上捡起一石头打她，她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不是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吗？为什么在攸县一中和攸县大同桥小学，居然有两个儿童，一个十三岁男孩，一个十岁女孩，在挨批挨斗呢？而且场面是那么热烈，气氛是那么严肃，发言的人是那么积极，喊口号的人是那么激昂，难道这些人都瞎了眼，没有看清楚被批斗的是两个还未成年的小孩吗？
这真是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
然而这两件事还有更值得深思的地方。事情本来很简单。第一件只要让那个十三岁的男孩把全句口号喊出来，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第二件也只要告诉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她对“控诉”这个词语的意思体会错了，也就行了。然而本来是很平常很简单的事，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平常，如此复杂呢？为什么会使得祖国的花朵会如此受到摧残和蹂躏呢？
更不可理解的是，那些组织这两次批斗的决策者们，那些进行批斗的积极参与者们，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这两个小孩进行批斗。心里清楚，但还要违心而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与文化大革命相伴而来的还有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见于官方的文告，但人们自然而然地称之为“造神运动”。“神”本来就是迷信和幻想的产物，既不科学，又不民主，但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地上，竟然造起神来了。被造者受之无愧，而造神者却趋之若骛，于是这场运动便越演越烈，而“神”也就越造越神，越造越不可侵犯。任何人只要对神有任何不恭，稍有亵渎，都将带来灭顶之灾。攸县的那两个小孩子，实际是触犯了“神”的尊严，因此招来横祸。当然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那些决策者们和参与者们都在“神”的灵光照耀下，鬼迷了心窍，因而只好不顾事实，不问曲直，不择手段，不管对象，连小孩子也拿来批斗一番，以表示自己对“神”的虔诚与忠诚。他们当然心安理得，还可以以此来邀功请赏了。至于对那两个小孩心灵的伤害，就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造神运动”是一场最荒唐最愚昧的运动，但愿以后不要再造“神”了，让祖国的花朵灿烂地开放吧！
结束语
拨乱反正以后，有许多同志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或写成专著，述说他们在极左路线横行时的生活经历，其惨痛程度，有的超过了我好多倍。其中有一些人说到，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共产主义理想，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胜利的的信念，并且始终相信共产党。我非常佩服这些同志，我与他们比起来，自愧弗如。我的政治品质没有他们好，我的政治立场没有他们坚强。当我受到屈辱和迫害时，特别是我妻子绍璠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与凌辱之后，我对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完全彻底地绝望了，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余下一个念头：活下去！含垢忍辱，苟且偷生地活下去！我要看一看，这出戏怎么结束，怎么收尾，是不是还有结束和收尾的时候。
是胡耀邦同志对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点燃了我那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右派改正了，工作恢复了，极左派、造反派、假积极分子至少是暂时地消声匿迹了，有的还表现了悔改之心。人究竟是人！这些都令我非常非常高兴。但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又可以当一个教书匠了，我又可以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来一个满堂生春了。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想当一个教书匠的愿望，应该说是非常卑微的，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算高。然而想不到我要实现这个愿望，竟如此的曲折、如此的艰难，而且还浪费了我二十年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我这个愿望终于满足了，那末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一九七八年，我写了一首诗，题为《右派改正有感》，就用这首诗为我这本回忆录的结尾吧！全诗如下：
二十年来一愿賖， 蓬山尽处是吾家。
曾攀屈子祠边柳， 又看星沙雾里花。
块磊已消肠尚热， 霓裳重舞影犹斜。
等闲更识春风面， 再上枝头竞物华。
（2000年4月于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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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日期： 2002年0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