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 海 恶 波
吴容甫
湖南师范大学
绍璠的惨痛经历
我的妻子姓王名绍璠字赐珠，是我的嫡亲表姐，比我大一十五个月。当她一岁左右的时候，我还在我母亲的肚子里，双方家长就商定：如果我是个男孩，她就许配给我做妻子。这就叫“指腹为婚”，是十足的最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然而对我们两人来说，却又是最幸福最美满的婚姻。这个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看任何问题不要绝对化，封建包办婚姻并不一定每一对都是怨偶，都没有幸福。
绍璠从小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因为我的家既是她的外家，也是她的夫家。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现在我们都老了，白发萧萧，回忆起来，还是甜滋滋的。一九四六年古历五月初十我和绍璠正式结婚，当时我二十二岁，绍璠二十三岁。解放以后我和绍璠都在衡阳市工作，一九五六年我们又先后调至师范学院。绍璠担任图书馆流通组组长。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三月绍璠被排斥出师范学院，派到攸县一中担任教务员，从此开始了她在攸县一中的 惨痛生涯。
首先碰到的是交心运动。绍璠本来就非常坦诚，从来不懂得怎样掩饰自己，更不懂得如何保 护自己，她非常积极而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深藏在心里的一些想法，全部交了出来。主要有三点：一、她认为我的父亲在起义书上签了名，在湘乡当参议会议长期间，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不是反革命，不应该被镇压。二、她认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因为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讲共产党的坏话，只听到过我讲好话。绍璠告诉我：写了这两点之后，她与学校一个女医生刘惠娟交换材料，互相参看。她看到刘医 生写了一条，说解放初期，有变天思想，希望国民党打回来。绍璠觉得自己也有，于是又补上一条：有变天思想。这是第三条。到了一九五九年，突然把绍璠抓出来批斗。这一年在党内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绍璠不是党员，当然不应该抓她。在教育界、学术界拔白旗，攸县 一中是个中学，绍璠是个小小的教务员，她当然也不应该是白旗。但为什么把当作典型来批判和斗争呢?原因是这样：她出身地主家庭，是反革命分子的媳妇，右派分子的老婆，而且又有反动思想。什么反动思想呢?同情反革命分子的家爷，右派分子的丈夫，为他们鸣冤叫屈；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原来她在交心运动中所交代的三点，变成了批判斗争她的子弹。这真是既骇人听闻，又令人惶惑。不交心是对党不忠诚，对党忠诚交了心，又根据她交心的材料，把她当作反动分子来批斗，这岂不是对一个人的忠诚一种最大的亵渎，这岂不是说明所谓交心运动是一个阴谋，是一个政治圈套吗!
我在下面劳动改造十多年，耳闻目睹，使我逐渐形成一种想法。在那极左横行的时代，要想保命，要想不挨批斗，要想逃过一个又一个运动，只有信奉这十二字真言，即“宁左毋右，宁褒毋贬，宁假毋真”。其中“宁假毋真”是最根本的，只能说假话，不能说真话。我把这叫做“三宁主义”。但我随后又想：这个三宁主义实际上不就是一种保命哲学，市侩哲学，侏儒哲学吗!一个人要是真正奉行三宁主义，他还能算是一个人吗!我做不到，绍璠也做不到。
一九五九年对绍璠的批斗，就绍璠一生的经历来说是第一次，但当然不是最后一次，问题是以后每次批斗她，她交心的那三条次次都用上了，变成了证明她是个反动分子的铁证了。绍璠的胸怀很宽厚，政治上却很幼稚，当那些人把她交心的材料拿来批判她的时候，她认为是应该的，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且还自己批判自己。但是她不知道，从此以后她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反动分子，一个具有反动思想的阶级异己分子，歧视和迫害便接踵而来。
这一年的暑假，伯錡出了满头的疖子，绍璠不放心，把他从长沙接到攸县。伯錡的户口在长沙，所以绍璠便转了三个月的口粮。但当绍璠把划拨证（当时计划用粮，人口迁移一定要有粮食部门的划拨证，才有粮食供应）交给一中总务处以后，食堂管理员竟不肯卖餐票给伯錡。绍璠急了，只好到附近农民家里去买点饭吃。当时粮食都是定量，农民自己吃的还不够，根本没有馀粮可卖。绍璠没有办法，只好将自己的三两米饭，省下一半不吃，留给伯錡。当绍璠端着自己省下来的半钵饭从食堂走出还不到二十米的时候，突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一个声音不断地喊：“王绍璠偷饭！王绍璠偷饭！”声音响遍了全校。全校的师生都听到了，于是许多学生聚拢来，推的推，拉的拉，骂的骂，喊的喊，将绍璠拖进了会议室。有的学生大声斥责：“你为什么偷饭？”，“你还像个教师吗？”，“真不要脸！”一定要她写检讨。绍璠面对这突然而来的诬陷和打击，始而震惊，继而愤怒，但随后她慢慢地镇定下来。她面对一大群不明真相的学生，严肃地说：“你们要我写检讨，可以。但你们先要说清楚什么叫偷。”学生们没有回答。于是绍璠又说：“好，你们不说我说：拿别人的东西，不让别人知道，据为己有，这才叫偷。我这半钵饭，是自己的三两米口粮中剩下的。我儿子从长沙来到我这里，有粮食划拨证，但在食堂买不到餐票。我是他的母亲，不能让他挨饿，省下半钵饭给他，这能说是偷吗？你们也是母亲的儿子，你们要知道我的儿子才五岁半哩！即使我有罪，我儿子没有罪啊！”学生们被绍璠这一席义正词严的话慑住了，说服了，面面相觑，慢慢地退了出去，散了。绍璠昂首挺胸，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住的房间。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里，真有点骇人听闻和不可思议。这个学校的某些人为什么这样忍心不卖餐票给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呢？难道他们自己没有儿子吗？这个学校的某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平白无故地侮辱一个人的人格，毁坏一个人的名誉呢？而且侮辱的方式又是利用学校的高音喇叭，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来进行围攻！一个母亲为了不让自己五岁的儿子挨饿，省下半钵饭，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偷呢？那个打开高音喇叭，大呼“王绍璠偷饭”的人是谁呢？他难道没有母亲吗？极左路线之可鄙可恨又有如此者。
一九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可思议的是，王绍璠又是攸县一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黑鬼。直接的导火线是订阅《团结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之前，绍璠除负责教务处的工作外，还兼管图书和报章杂志的订阅。绍璠将有关订阅的资料分发给各班的学生干事。头一个月有一个高中班订阅了一份《团结报》，第二个月便增加到十多份。有些同学对绍璠反映说：“这张报纸很好，重要的政治时事消息都有，而且还有一些关于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小文章。特别是价钱便宜，每张八分，每周一张，一个季度只要一元钱。”他们负担得起。于是第三个月便增加到一百多份，连初中部都有学生订阅了。一个小小的攸县居然有一百多人订阅《团结报》，当然令人感到惊奇。首先是省委统战部向省邮电局询问，接着省邮电局又向攸县邮电局查问，攸县邮电局一查，都是攸县一中的学生订的，于是便通知攸县一中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吴汉林找绍璠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订阅《团结报》？”绍璠说：“学生看见这张报，消息多，价钱又便宜。”吴汉林说：“你知不知道《团结报》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行的，对象是起义的国民党员以及解放后的留用人员？现在省里在查问。”绍璠听了之后，吓了一跳，急了，连忙回答说：“我不知道《团结报》还有特定的对象。我看见报刊订阅目录上有《团结报》，是公开发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有孙夫人宋庆齡，我认为没有问题。现在省里追查起来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把所有的《团结报》找来，看一看有不有问题，如何？”吴汉林说：“不用找了，我已经找来都看过了，没有问题。”绍璠才放下心。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来，又旧事重提。县里点名要追查《团结报》问题，绍璠首当其冲，当然不能幸免。在批斗会上，那些造反派发明了一套理论，其联想之丰富，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民主党派都在牛鬼蛇神之列，民革当然不能例外。因此民革发行的《团结报》当然是一张黑报。而王绍璠家爷是国民党的官僚，丈夫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自己一解放就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反动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王绍璠发动学生订阅《团结报》，是利用《团结报》这张黑报来向学生宣传反动思想，拉拢学生，为国民党复辟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于是得出结论：发动学生订阅《团结报》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而王绍璠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套理论似乎编得自然成章，无懈可击。然而这就叫做无限上纲，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绍璠当然抵死也不肯承认。绍璠坚持两点：一、《团结报》是公开发行的；二、自己从没有发动学生订阅《团结报》，而是学生自己要订阅的。运动中有一条规律：你越是不屈服，批斗也就越厉害，有些人很聪明，在挨批斗的时候，你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因此可以少吃好多亏，少挨好多打。但绍璠太愚蠢，她总是坚强不屈。造反派说：“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绍璠说：“我绝对不承认。“你认不认为发动学生订阅《团结报》是一种反革命行为？”绍璠说：“我绝对不认为。”这样一来，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恼羞成怒了，大会斗，小会批、罚跪、罚站、挨打、挨骂.........越来越凶残，然而绍璠就是不屈服、这些造反派、红卫兵挟雷霆万钧之威，然而对王绍璠这个弱女人却无可奈何，他们便不得不另找缺口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日常用语，叫做“批倒批臭”，他们批不倒王绍璠，自然就想到批臭她。怎么批臭呢？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批臭的办法当然不用多加考虑，只要说她“偷人”便行了。于是那些造反派又编造第二条罪状：用色情腐蚀学生，与学生符金城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符金城是高中某班的学习干事，绍璠是教务员兼管理图书和报刊发行，自然与各班的学习干事接触较多。符金城家庭贫苦，学习积极，品行端正，绍璠对这样的学生当然喜欢，经常给以关心和鼓励。有一次，符金城缺钱交学费，绍璠借给他六元钱。又一次，符金城生日，他家里送一些菜来，符金城请绍璠帮他热一下，绍璠自己加炒了几个鸡蛋，和符金城还有儿女伯錡、伯玲四个人一起在家中吃了一餐饭。符金城高中毕业以后，送了一张相片给绍璠，在相片的背面写了四个字：“良师慈母”。就是以上这一些，成了诬陷绍璠的材料。“名节”对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是生死攸关的。绍璠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当时有两个孩子在她身边。世道为什么这样险恶，人心为什么这样卑劣！这些造反派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外星人，为什么可以平白无故地随心所欲地践踏和玷污一个母亲的人格，一双孩子幼稚的心灵，一个青年学生纯洁的品质呢？最令人伤心的是，有一个教师居然说：“”什么‘良师慈母’！‘良师慈母’就是‘亲爱的’。这是什么话？这话只能加上八个字的评语，这叫做“荒谬绝伦，天良丧尽”。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萧崇凯。当时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那些造反派不许绍璠申诉，不许绍璠辩解，用各种残暴的手段迫使绍璠交代，勒令绍璠写检讨。绍璠坚决拒绝。她对他们说：“你们要我写什么检讨？没有这事，我怎么检讨？其实事情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你们只要花八分钱邮票（绍璠用手做了个八字的手势），寄一封信给湖南大学团委会，符金城现在是湖南大学的学生、共青团员，要湖大团委会动员他检举揭发，不就行了。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告诉你们，还有一个办法，你们派人去屈原农场二分场三队找我的丈夫吴容甫了解。因为我和吴容甫是几十年的夫妻，他对我的人品最了解。”绍璠要他们到我这里来了解，当然是一种反抗，一种揶揄，但有更深一层的内涵。绍璠从小经常住在我家，没有正式结婚以前，我和她朝夕相处，耳廝鬓磨，但不及于乱。所以绍璠深信我最了解她。
攸县一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绍璠的坚强不屈很是恼火，于是对绍璠的批斗，便不断地加码升级，但绍璠这时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一双儿女――伯錡和伯玲。绍璠被打成黑鬼以后，伯錡和伯玲成了黑鬼崽子，一出房门，便有人指着骂，一出校门，便有人追着打，树枝、砖块、石头，还伴随着辱骂和嘲笑。伯錡当时还只有十三岁，受的侮辱更多。绍璠伤心极了，要伯錡和伯玲赶快逃离攸县一中，到湘潭电机厂去找我的弟弟，再到屈原农场来找我。伯玲发誓不肯离开妈妈，绍璠无可奈何，只好要伯玲将伯錡送上去湘潭的汽车。就这样，十三岁的伯錡一个人去了湘潭，而伯玲仍旧留在攸县。这时绍璠整天都在挨批斗，伯玲只好白天躲在附近农村的同学家中，晚上要到夜深人静才溜回房里，给妈妈作伴，安慰妈妈。随着斗争越来越残酷了，绍璠自知百分之九十九会被打死，或被折磨致死。自己死了之后，把一个十多岁的伯錡与一个女孩子丢在攸县，怎么办呢？于是绍璠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来劝两个孩子走。但伯玲还是坚决不肯走。晚上母女俩睡在床上，伯玲紧紧地抱住妈妈，哭了三个晚上，她说：“妈妈，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最后绍璠不得不横下一条心，对伯玲说：“你再不听我的话，不走，我就跳楼。”说完就往窗口奔去，伯玲紧紧抱住，大哭：“妈妈，妈妈，我走，我走！”第二天，绍璠要伯玲提着一个菜篮子，内藏几件换洗衣服，装着出去买菜的样子，走出攸县一中的大门。谁知走到大门口，被红卫兵阻住了。红卫兵大骂：“你这个黑鬼崽子，已经走了一个，还想走第二个。想逃避斗争？不行，乖乖地给我滚回去！”当天晚上，绍璠见伯玲没有走成，大吃一惊，更感到情况的严重。她通晚没睡，突然想起平日参加劳动的猪栏后面有一堵围墙，围墙上有个缺口，无人看守，可以走出。于是清晨六点左右，绍璠带着伯玲偷偷地爬出这个缺口、，逃出了一中。伯玲不断地哭，临别时，伯玲说：“妈妈，我听你的，你也要听我一句话，你千万不要自杀。”绍璠说：“好，我绝不会自杀。”
绍璠一个人回到房里，放声大哭。这是在攸县一中被批斗以来，她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写到这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这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一幕母女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那些极左派、假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把绍璠打成黑鬼的决策者们，他们如果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如果还有机会看到我这篇充满血泪的回忆，看到这个地方――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会有一点点内疚的感觉吗？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伯玲和伯錡逃离攸县一中以后，绍璠无儿无女一身轻，无所顾虑，也无所牵挂了。她以高昂的斗志，大无畏的姿态，来迎接降临在她头上的所有最凶恶、最残酷的打击与迫害。
你将她游街示众吗？好，绍璠便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牌子，手里提着大铜锣，昂首挺胸，旁若无人，把铜锣敲得震天价响。街上有一个旁观者说：“看，这个走资派，多神气！”可怜，她算什么走资派，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务员罢了。
你令她跪在铺上碎石子、碎玻璃的地上吗？好，绍璠实在忍不住痛了，便一屁股坐下来，再也不跪了。造反派、红卫兵一窝蜂冲上来，揪的揪，扯的扯、打的打。按的按，绍璠一声不哼，就是不再跪了。
你勒令她无休止地写检讨、作交代吗？好，绍璠就写上今天某时某刻某人将我训斥了一顿，某人打了我几拳，某人用梭标把戳了我几下。造反派一来，看了大怒，将检讨撕得粉碎，绍璠说：“你们不是要我写真实的东西吗？这就是真实的东西。”
你不准她睡觉吗？好，绍璠买来一包烟，泡上一杯浓茶，还有一包饼干，一包糖粒，翘起二郎腿。吃了烟，便喝茶，喝了茶，便吃糖粒子和饼干，准备熬个通宵。攸县一中有位叫刘玉昭的老师跑来一看，骂了一声：“女流氓。”绍璠说：“我早就被你们打成黑鬼，不是人了，骂我流氓，流氓还是人呀！你把我抬高了，真是感谢不尽。”十二点以后，绍璠还能坚持，但是那两个负责看管她的女红卫兵却昏昏欲睡了。绍璠只要她们一合眼，便大叫：“你们看守敌人，怎么你们自己倒睡起觉来了！”两点以后，这两个红卫兵完全支持不住了，握在手里的梭标也掉下来了，绍璠又大叫：“咳，还要你们看守敌人，武器都掉了，敌人跑了你们还不知道哩！”
有一次，红卫兵批斗绍璠，绍璠和他们争辩，红卫兵便将绍璠拥入一间会议室，当时会议室里有一个叫王伟明的老师，目睹这一情况，便对绍璠说：“王绍璠，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制服你。”绍璠手一扬，大声说：“咳，你们没有办法，你们的办法多得很！”王伟明说：“那你说说看，什么办法？” 绍璠于是就伸出左手，用右手掰着左手指，说：“办法就是大会斗、小会斗，老师会上斗，学生会上斗，全体人员会上斗，罚跪、罚站、毒打、恶骂、游街、戴高帽，多得很！”王伟明说：“你再讲一遍。” 于是绍璠又重复了一遍。王伟明和那些红卫兵看见绍璠大概横了心，暴力已经不起什么作用，骂了一阵之后，也就走开了。
最能表现绍璠的反抗精神的是剪头发。绍璠与另一个女老师尹鸾英关在一间屋子里。红卫兵喊尹老师出去，把她的头发剪了一边。尹老师未作任何反抗，乖乖听命。她将另一边未剪的头发分一些过来，尚可勉强掩盖。尹老师回到房里，红卫兵又喊绍璠出去。绍璠一见这架势，知道要剪头发，便和红卫兵争辩，绍璠说：“你们可以批我斗我，为什么要剪我的头发？剪下我的头发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不是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红卫兵说：“你是反动分子，就是要剪，剪头发就是文斗。”于是一拥而上。绍璠这时怒不可遏，她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握紧拳头，与这一群丧失人性的暴徒进行拼死的搏斗，这当然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这群暴徒大约有二三十个，打的打，踢的踢，捉的捉手，捉的捉脚，轻而易举地将绍璠的一边头发剪掉了。这又是一幕人间惨剧。这幕惨剧居然又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学里，而这群暴徒居然是一群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这群暴徒所欺凌和侮辱的，又是一个平日他们曾尊敬地称为老师的人民教育工作者。是一种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这群暴徒的兽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呢？是谁给这群暴徒发泄兽性的机会？又是谁营造了这样一个给他们发泄兽性的环境呢？
绍璠到了房里，没有愤怒，也没有眼泪，心境非常平静。一个人惨痛到了极限，也就无所谓惨痛了。到了晚上，绍璠找了学校的理发师傅，要他把那余下的半边头发全部剃掉。理发师傅不肯，劝她不要这样。绍璠执意要剃。绍璠说：“剩下的半边头发迟早会被红卫兵剃掉，与其让他们来剃，不如我自己剃。”从此以后，绍璠完全是一个光头了。
有一次绍璠去参加劳动，因为是一个光头，怕晒，围了一块头巾。在路上遇见了攸县一中老师，这老师对她说：“你也晓得怕丑！要把头巾遮住光头。”这是一句自认为跳皮而实际上却是丧尽天良的话。这就像在别人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绍璠用鄙夷的眼光瞄着他，没有理他。又一次，绍璠在学校内操坪遇见一位老者。老者以为绍璠是一个十多岁的小伙子，叫她“奶子”（攸县土语，意思是细伢子），并问一个教师的住处，绍璠告诉了他。回到房里，绍璠痛哭了一场。绍璠想到，自己本来是女性，却被当成男性；自己本来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却被当成十多岁的小青年；自己本来不反动，却被人当成反动分子；自己本来是个好人，却被人当成了坏人。为什么阴阳乖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竟如此之甚？
绍璠在攸县的十多年，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打击与迫害，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她身上。诬蔑她偷饭，诬蔑她偷人，剪头发，戴高帽，游街示众，罚跪罚站，挨打挨骂，不许她睡觉，不许她休息，至于大会小会批斗，更是不计其数。我非常佩服绍璠的坚强，所有这一切非人所能承受的折磨与苦难，她都勇敢地经受过来了。她那孱弱的身躯里面，不知为什么能够蕴藏着这么深厚的能量。绍璠对我说：“我拼上一条命，便什么也不怕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一个人能豁出一条命来，自然就能大无畏。这大约就是绍璠能够伸张正义，战胜邪恶，存活到今天的一个根本原因。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当然非常正确。但“浩劫”这两个字稍嫌空泛，从绍璠的遭遇以及许许多多人的遭遇看起来，应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灭绝人性发展兽性”的运动。刘少奇主席的惨死，彭德怀元帅的惨死，贺龙元帅的惨死，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惨死，不就是证明吗？
绍璠最后终于平反了。在平反大会上，派驻攸县一中的工宣队队长说了这样一句话：“王绍璠老师对党是忠诚的。”这句话又多么令人哭笑不得。既然是忠诚的，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多的平白无故的惨无人道的打击和迫害，最后才作出这个结论呢？但绍璠还是哭了。这当然不是感激的眼泪，而是冤屈得到申雪之后伤心至极的眼泪。但愿所有的中国人从今以后，不再流绍璠这样的眼泪了。(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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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日期： 2002年09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