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 海 恶 波
吴容甫
湖南师范大学
可怕的劳动
我被划为右派以后，发配在邵阳钢铁厂劳动。当时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土铁炉遍地开花，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英赶美”，这是一个不顾国情，不切实际，荒唐而又愚蠢的口号，正像彭德怀同志所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反映。这个口号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邵阳钢铁厂集中了一百五十余名右派，其中本地一百二十余名，高校二十余名。我是湖南师范学院下放到那里劳动的，这里办了几座土高炉，我们的任务是挑矿石。矿山离钢铁厂有九里，来回十八里，规定每天挑五担，来回共九十里，每担八十五斤。八十五斤是对我的照顾，因为他们把我划为丙等劳动力。厂里规定甲等劳动力每担一百一十五斤，乙等劳动力一百斤，丙等八十五斤。但即使是八十五斤，对于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几十年读书教书，即使一把雨伞搁在我的肩头，走远了也受不了，何况八十五斤，更何况每天要走九十里路呢？当时和我一同下放参加这个劳动的，有地理系的袁大中，历史系的文元珏。袁大中沾了学地理的光，不久就调去搞地质勘察去了，留下我和文元珏。这可苦了，我和文元珏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每天清晨五时起床，到矿山担一担回来，再吃早饭，然后上午挑两担，下午再挑两担。头三担还可以勉强支持，下午的两担完全不能胜任了，总是挑上百数十步，就要歇一肩。谁知越歇越走不动，脚重腰酸腿痛，简直苦不堪言，而且拖的时间越久，肚子越饿，身体也就越没有劲，因此我和文元珏总是拖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完成任务。等到吃完晚饭，洗完澡，开完会，上床休息时大都是十一点以后了。几小时的睡眠，身体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因此第二天我一早起来时，浑身酸痛不能开步，我只能咬着牙，忍着痛，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慢慢捱，直到活动开了，才又到矿山上挑一担回来再吃饭。就这样一天复一天，我就在这种可怕的劳动中苦苦撑持，作超负荷运转。正在我完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幸而老天爷照顾，我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她姓简，是邵阳县文化科的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下放到钢铁厂劳动。因为“右机”比“右派” 轻一等，她又是个女同志，所以她被指派专门替我们过秤，登记重量。她见我和元珏是大学教师，挑不动，每天要好晚才能收工，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地对我们说：“你们少挑一点，我给你们登记八十五斤就是了。”一听这话我和元珏就像捧了一道皇帝的恩诏，乐不可支。于是我们不再挑八十五斤了，只挑六七十斤，甚至四五十斤，都轻松过关。后来她又对我们说：“你们不必每天走九十里了，就在沿途拾一些其他人从簸箕上掉下来的零星矿石，凑成几十斤，就行了。”这样，我们走的路程也就大大缩短了。是她，把我们从可以致死的沉重劳动中解脱出来，她救了我们的命，不然我们不是累死，也会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斗死。
在邵阳钢铁厂劳动，肉体上的折磨已经使人苦不堪言了，但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忍受的还是那种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当时大抓阶级斗争，批判、斗争、拷打已成常课。我们生活在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之中，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得非常小心谨慎，稍一疏忽，便可能挨批、挨斗、挨打，甚至送命。
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右派，姓唐，是邵阳县的小学老师，在挑矿石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因为又渴又饿，到路边已经收获的红薯地里，掏了一个剩下的红薯，结果被另一个右派看见了，告发，当天晚上厂长就开批斗会，喊口号，发言，大约进行了两小时，最后是用皮带、拳头、扁担、扫帚等物一顿毒打，打人的也全是右派。当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他说：“求求你们，留我一条命吧。我还有一个守寡的母亲，靠我养，还有一个妻子、一个三岁的小孩，留我一条命吧！”两行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但这并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最后还是被活活打死了。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活活打死，我的神经和感情都被严重地挫伤了，为什么人是这么残酷呢？这是一个人的世界吗？当晚我睡到床上一合眼，他那两行眼泪，哀哀求告的样子，便浮现出来，好容易捱到天亮。突然门外一声喊：“吴容甫，起来！”我一听是厂长的声音，这一惊又非同小可，赶忙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心里咚咚直跳。他说：“你今天不要去挑矿石了，你和文元珏去把
唐右派处理掉。”说完便走了。我找到文元珏，两人一合计，没有棺材，没有杠子，没有绳子，只有一具硬挺挺的死尸，怎么办呢？最后只好先去挖一个洞再说。于是我们两人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离钢铁厂约两里路的荒山上挖了一个一米深、、一米宽、两米长的洞。下午我找了一根约三米长比较粗的晾衣的竹杆，文元珏从自己床上扯下一些稻草，我递草，文元珏搓，搓成两根粗草绳。于是一根草绳圈住死者的脖子，一根草绳圈住死者的双足，再将晾衣的竹杆穿过去。这时，我对元珏说：“文大哥，你行行好，让我走前面，我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谁知文元珏脸一沉，说：“那不行，我也没有看见过，我也怕。”我说：“那我们就划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走前面。”文元珏说：“那怎么行，草绳是我搓的，你不会搓，没有我的草绳，你要背着走呢！”我没有办法，只好壮着胆，和元珏抬着死尸，我走在后面，低着头，瞧着自己的脚，尸体一摆一摆的，抬到荒山上，闭着眼睛往那洞里一扔，草草把土填满，就算了事了。
我和元珏埋人，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以后钢铁厂死了右派，大多派我和文元珏去埋，有的是活活打死的，有的是劳动累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姓丁的干部，只因为讲了一句：“劳动太重了，真要命。”被斗死了。一个姓李的小学教师去小卖店买吃的，偷了一瓶酒，也被斗死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银的小学校长，身体单薄，划为乙等劳动力，挑了一个时期，实在不行了，于是他弟弟来帮他，每担在中途替他挑六七里路，一连三天，结果被发现，斗争会上也被活活打死了。我和元珏去埋他，那天下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他抬到山里，正要往洞里丢，忽然他的弟弟带着两个人，抬着一口棺材赶来了。走到我和元珏面前，跪下去就是一个响头。元珏被他一跪，眼泪一迸就流出来了。我心肠硬一点，没有流泪，但是我的心像被刺刀捅了一下似的。他显然不知道我们两个也都是右派，他流着眼泪向我们请求，准许他把哥哥装进棺材，抬回去给他们的父母看一眼，然后埋到屋后山里去。这真是太惨了。本来我和元珏对打死人埋人这件事已近乎麻木，古人说：“狐死兔悲，物伤其类。”我们不仅不“悲”不“伤”，而且视同惯常，而且还把埋人视为优差，因为我们可以免除一天沉重的劳动。有一次元珏接到埋人的任务后对我说：“老吴，我们又得‘浮生半日闲’了。”我说：“不是浮生而是偷生，不是半日而是一日。”显然，我们的人性，异化了。我们的良知泯灭了。但是现在被姓银的弟弟一跪，我和元珏都被感动了，是我们人性的复萌吗？
把埋人视为“优差”，这像是千古奇闻，但这确实是我生活的真实感受。
劳动应该是生活的必需，是愉快的，但我们却感到劳动非常可怕，是我们没有摆脱剥削阶级好逸恶劳的劣根性吗？
“视人命如草芥”，这句话，我以前只在书本上读到，但现在却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证实，责任应该归谁负呢？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邵阳钢铁厂厂长的名字，他叫高集中，共产党员。他还活着吗？活得好吗？升了官吗？(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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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日期： 2002年09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