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先生将他近年来的文章编成一书,嘱我写一篇序。
我认识钟老已经六年了。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当时我的妻子邢小群有一个系列采访计划,想访问一些50年代曾经被打成右派,历经坎坷,后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东山再起,创造了新的成就的老年知识分子。钟老当时已经离休,正担任《东方》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这份杂志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发挥着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因而我们觉得采访对象里不应当缺少钟老。于是,我们与钟老约定,对他作一次专访。专访的结果就是本书附录的《钟沛璋其人》。
此前我和钟老没有见过面,只是他主持的《东方》杂志的一个作者。见面后,钟老就说,你和谢泳合作的《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概观》一文很好,可惜没有谈到王申酉。那年是文革30年,《东方》为此策划了一个“文革三十年祭”的专题,组织了从不同角度反思文革的八篇文章,我们这篇是其中之一。这个专题后来夭折了。杂志即将开印之际,有关部门强令换稿,中止了中国知识界这次反思文革的努力。后来,这也成为《东方》停刊整顿,钟老被迫辞去《东方》社长兼总编辑的口实之一。
1993年,钟老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命,出面领衔《东方》杂志,已近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他聘请的副总编辑都是思想活跃的中年学人,使得这份杂志表现了思想的敏锐。由于杂志是自负盈亏,钟老还要为筹款在全国到处奔波,这个家当得确实不容易。他主持《东方》虽然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却为中国90年代的思想史留下了凝重的一笔。近二十年来,中国有一个文化现象很有意思,一些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出任报纸杂志的社长主编,活得更为精彩。比如何家栋先生办《经济学周报》,杜导正先生办《炎黄春秋》,于光远先生办《方法》,郑惠先生办《百年潮》,都是如此。在体制之内担任领导干部,总要遵守体制的规则,个性难以充分地彰显。中国的报刊虽然也都是官办,但毕竟不同于党政机关,回旋的余地较大,于是他们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书写了精彩的篇章。如果回顾一下近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艰难进程,有很多重要的路标竟然都是这些退下的老人奠定的,有很多思想文化的新锐都是在他们提供的舞台上脱颖而出的。
钟老对我提出王申酉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留意。后来经邵燕祥先生介绍,认识了《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女士。当年她曾经对王申酉事件进行过深入采访,手里保存着王申酉的珍贵遗作。我读了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样一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31岁就被****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中国人应当像记住张志新、遇罗克一样,永远记住王申酉。然而,由于王申酉的遗作没有出版,对他的事迹也没有广泛宣传,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一些从事研究工作的知识界人士,对王申酉也感到十分陌生。于是,我和金凤商量,争取将她保存的王申酉遗作出版。这也是金凤多年未了的夙愿。当时,我就想,应当请钟老为此书写一篇序言。钟老很快写了序,但三年来,这本书稿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至今未能问世。那些出版社都承认这本书历史价值很高,市场没有问题,只是觉得政治风险太大,都说等一等,就这样一直等到今天。
钟老和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包括胡耀邦、******两任总书记都有直接的交往。他的有关回忆文章想必是读者最感兴趣的。我通过阅读这些文章,也通过和钟老的多次交谈,强烈地感受到他写这些文章,不是为着炫耀自己的特殊关系,而是为着表达推动中国进步的热望。钟老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今年已经78岁了。他的生命,注定是要和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李锐老有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钟老何尝不是如此?他最近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推动我们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尽快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是他年轻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他现在虽然离休在家,近年又不幸遭遇车祸,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阅读,呕心沥血地笔耕,一次又一次重新梳理自己的思想。在他们几个老同学和******见面的时候,他集中地表达了思考的结晶和晚年的心愿。
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皇权****的政治传统,但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起步并不晚。自戊戌变法以来,民主宪政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的政治理想。清朝统治者镇压了康梁,以后自己搞“新政”,又不愿意触动皇室特权,导致辛亥革命。孙中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计了系统的宪政框架,但他没有来得及落实,便被袁世凯取而代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时期民国的宪政架构呈摇摇欲坠之势。晚年孙中山的思想转向党治制。他死后,北伐成功的蒋介石开始实行训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是包括钟老在内的一代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初衷。但他们没想
到,跟着******,****了******的统治,却没有结束一党专政。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搞的实际上还是训政。所不同的不过是换了一个训政的主体。虽然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并没有尊重宪法权威的诚意。包括钟老在内的许多公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端受到迫害,都说明在那个时代,堂堂宪法,随时可以变成一纸空文。进入21世纪,民主宪政仍然是中国人未完成的梦想。所以,钟老才向******总书记建言:
使我国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在旧体制下,领导人的交替与接班常常是会引起动乱的大事。毛泽东曾多次更换他的接班人,都没有使他放心,最后还是怀着极为不安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我国第三代领导人是稳定了。那末以后第四代第五代的领导人又会怎样安排呢?能不能稳定呢?怎样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呢?“江山代有才人出”,如果有了民主宪政,人民不难选择出他们能够放心的各级领导人。二十世纪各国经验证明,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可以不断更变,国家政局都不会出现大的动荡,而动乱总是出现在****体制下。民主宪政就是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上个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亚洲还没有一个共和国。现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多数已经陆续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轨道,强人政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公民可以在民主的制度下,定期地、直接地、自主地选举国家领导人,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之间达到有效的制衡。放眼全球,实行民主宪政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大趋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我想,钟老的心愿,是一定会在自己的祖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