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同志 我的良师和挚友
苏喆喆
人生难得遇到几个好领导、好老师、好前辈、好朋友，韦君宜同志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极其难得的良师和挚友。
我认识她是在1948年夏天，那时华北平原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平山解放区时有一次我跟着队伍趟水过河，迎面看见过河的人群中有一位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子 身穿很宽大的军装，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脸上非常白净，军帽压不住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就向周围的人打听她是谁。有人说她是一个大笔杆子，有的人说她是一个神童，还有的人说她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女……反正是大家闺秀，而且已经在做什么领导了。尽管过河以后各奔东西，可这个叫韦君宜的年轻的老干部的形象却印在我的心底。
第二次见面是1949年初，进北京城以后。自那之后我们就在一个机关 青年团中央共处了一生中永远难忘的5年。当时，韦君宜同志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我做团中央托儿所所长。
我是学学前教育的，就学于东北伪满时期日本人举办的唯一一所女子师道大学。参加革命工作对我来说就是要干好幼教事业，培育人苗，让孩子们一个个成长得非常健康和完美。为了这个目标，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团中央的幼教事业，从刚解放到我离休，三十五年当中我始终未离开团中央托儿所（后称团中央幼儿园）。其间，全国妇联、教育部、卫生部等单位乃至邓颖超大姐和耀邦同志点名调我，我都没有去。
我那时就抱定了一个看法 共青团是专门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地方。共青团的团字外围的四框，就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一段时间国字的简写就是这个四框。团的繁体字在四框中间是一个专家的专，我们当时经常说，这表明共青团要造就国家的专家。简写体的团字里边是一个才字，那就意味着共青团应该造就国家的人才。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造就人才打地基。
1949年7月25日，团中央托儿所成立。选择在这个日子里成立团中央托儿所，是取团的后代要继往开来的意思。李公仆、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蒙难，当时正好三周年，另外，7月25日是陶行知老师的逝世纪念日。在我年轻的心里，这些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民主先驱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
团中央刚成立的时候，在东长安街17号的五层楼里办公，1949年开国大典后才搬到御河桥3号即现在北京卫戍区的大院里。刚解放的时候，这里几乎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团中央聚集了当时全国的青年精英，知识化程度在中央机关中最高，干部几乎全是大学文化。而且，平均年龄不过20多岁，年轻化也是机关中绝无仅有的。当时的第一书记冯文彬，2年后继任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以及一批主要负责干部蒋南翔、杨述、荣高棠等人全都只有三十多岁，年纪最大的廖承志，也才41岁。在部长一级的干部当中，韦君宜、袁永熙的年龄最小，都只有32岁。而那些青年干事、编辑们，大都20岁左右，不少人还没大学毕业，就被选调来工作。刚解放时百废待兴，各地的团组织好多还没建起来，团中央自然成为青年们瞩目的地方。全国青年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这可把团中央机关忙坏了。我记得一段时期机关办公楼里几乎从来没有熄过灯，24小时都在运转，再加上办公场所毗邻长安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更加热闹非凡。
当时，男同志们固然非常忙，可女同志比他们更忙，因为她们除了忙自己的工作外，还要养育孩子。不顾孩子不行，这可是革命的后代啊。所以，我就办了一个24小时运转的托儿所，孩子出生一周就收进来，24小时全托，太小的孩子周日也不用接回家，一直到上小学。这可为母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于是，在热火朝天的团中央大家庭里，又添了托儿所这么一个小分支。托儿所与办公楼是联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把托儿所办在了母亲们的眼皮底下。母亲可以随时来看望她的孩子，检查我们的工作。夏天时，我们一天给孩子洗四次澡，孩子们身上没出过一个痱子，房间里没有一个蚊子 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电风扇，要做到这些很难。可我们按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确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韦君宜同志的头一个孩子杨团团就是在团中央托儿所开张那天进园的，当时差一天满月。团团出生时正值团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述、韦君宜同为团的干部和会议代表，事情全凑到一起了，就给孩子起名叫“团团”。团中央的青年干部们也称团团为团的孩子。现在想起来，这不仅仅是纪念青年团的成立，更表达了刚解放时团中央这个青年精英群体对下一代的殷殷期盼：让我们的孩子们合着新中国和共青团的脚步一起成长。
在我的印象里，韦君宜同志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的老革命，外柔内刚，寡言少语。乍一接触，有人可能会以为她有傲气，不过，只要接近她，就会发现，这是个心底纯洁无瑕的人。
平时她话虽不多，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可以感受到她的一片真心。这使贴近她的人，会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有时根本不用交谈，看她脸上的表情，那恳切之至的眼神，就会让你的心熨贴的不行。
我就是在她给团团喂奶的过程中熟识了这位母亲的。当时她已经30多岁了，不仅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兼做中国青年的总编辑。她真是忙！手不离稿。我一天和她见好几次面，可多少日子也说不上一句话。因为没有一次见她能停在那儿，哪怕稍微地站一小会儿，谈几句。
团中央那时有不少对年轻夫妇，像蒋南翔和欧棠亮、杨述和韦君宜、荣高棠和管平、袁永熙和陈莲、宋一平和吴群波、何礼和郑岩等等，全都有了孩子。可是女同志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喂奶，第一因为她们特别地忙，忙得顾不上孩子；第二，就是愿意喂奶也没有奶，奶水不够吃。只有两位母亲亲自给孩子喂奶，其中一位就是韦君宜同志。在给团团喂奶这件事上，她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从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整整一年中，君宜同志每天6次，每隔4小时一次地到托儿所给孩子喂奶 这是完全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的。她每天都按时按点来，一直坚持到团团断奶。坚持一个月也许不太难，可她是整整坚持了365天，除了开国大典那一天之外，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耽误过。1949年10月1日早晨不到6点钟，君宜同志从宿舍到我们托儿所来给孩子喂奶，6点半钟就跟着团中央的队伍出发到天安门了。没想到开国大典的时间那么长，游行队伍绕了大半个北京城，回到团中央时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从早晨6点到下午3点，中间误了10点和14点两个饭点，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团团，连饿了两顿，哭得嗓子都哑了。当时，郑淑珍阿姨急得抱着团团来回踱步，我也没有办法，只盼着君宜同志快点回来。这件事使我想到，孩子这一天的饥饱一定一直在牵动着母亲的心，对孩子深切的爱是推动她的一个重要动力吧。
君宜同志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她对托儿所的各项规定都严格执行。比如，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先要洗手，然后喝半杯我晾好的温开水。这类的要求讲过一次，就再不需要提醒，她一定照办，一次都没有落下。接着是奶头消毒，这时候我的要求就是不能再看稿子，也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把稿子放下，抱起孩子喂奶。她一边以那种母亲才有的亲切欣赏的目光望着孩子，一边有节奏地轻轻唤着“团团，团团，团团……”，语速很快，好像唱歌一样，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快。才几个月的婴儿好像懂得妈妈的心意，也一脸灿烂地回应着母亲。
君宜同志思想敏捷、语速超常在团中央是出了名的，尽管当时语言传达出来的只是超语速的节奏，只是“团团，团团”这样叮咛的语气，可是如果你是艺术家，画家或者摄影家，那情景是你用多少颜色多少画面都描绘不出来的啊！解放初期时生活环境还很艰苦，实行供给制，大家平时只能吃点白菜什么的。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位处于极度忙碌工作之中的年轻母亲，对襁褓中的女儿怀着多么深长的欢欣和期望呀。那种感情，那种温馨，那种情不自禁的母爱，洋溢在她们母女脸上真是美极了。我每次看着这场景，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我是个画家，要不我是个摄影记者，当时我真的会用我的方式把她们温馨的母女之情保留下来，那实在是太可贵了。可惜那只是我的幻想，现在我只能用语言来描述那永远印在脑海中的情景了。
从君宜同志身上，我看到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伟大的母爱！在那以前，我曾经有过为事业独身一辈子的想法，是她的那种博大的爱促使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成了家。
母亲们夏天坚持喂奶还好办些，冬天可就困难了。那时候的冬天不如现在这么暖和，穿着棉衣棉裤还戴着棉帽子仍旧冷得不行。也许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风刮起来无遮拦，吹得人脸上生疼。1949年冬天分外的冷，记得一次下大雪，君宜同志急急忙忙从北小楼宿舍赶过来给孩子喂奶。其实从那儿到托儿所所在地的5号楼，最多不过5分钟路，可是她赶到托儿所后，从脚下到裤管几乎一半水一半雪，雪水不仅浸透了棉鞋和棉裤裤角，甚至连衬裤都浸湿了。我赶紧要她靠着炉火坐下，拿一条干的热毛巾把她冻得通红的双腿围起来。君宜给孩子喂奶时我仔细一看，发现她错穿了团团爸爸的大棉裤，过长的裤角在雪地上拖沓才会如此狼狈，就小声告诉她：“你喂完奶以后回去赶快换了。”她非常诚恳地点点头，很感谢的样子。那时的一幕永远烙在我的心底，岁月如流，这位伟大母亲那时的形象却冲刷得越发鲜明。
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得到《中国青年》杂志几十万读者崇敬的女总编，在忙到如此完全忘我的地步、在最局促的境遇下依然一切为了孩子，这真的让我永难忘怀。
后来我想得很多。一个人的人生很有限，君宜同志曾经讲过：“不要以为以后还有机会，要抓住每一个今天，每一个现在，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这个现在了，过了今天的4点就是明天的4点了。”人要抓住有限的时间，只能有所选择，不可能样样事情都花同等的时间去注意，君宜同志真是把一生的聪明睿智都用来追求事业理想了。而对于情感丰富心胸博大的人，襁褓中的孩子是自己未能实现的无穷憧憬的代表，是事业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君宜再忙再累绝不会忽视孩子，心理根源可能出于此。自然，受忽视的就只有她自己。
在幼儿培育中，坚持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好处很大。特别是能够减轻麻疹对孩子的危害，对孩子的智能发育也有很大帮助。团团就是一例。新中国创建时期，由于麻疹导致的婴儿死亡率非常之高。1963年以前我国还没有麻疹疫苗，预防麻疹就需要给孩子注入人血。而母乳喂养可以不再需要注入人血，也比注入人血的效果好得多。当时我们这些保育员都把自己的血输给孩子们，以预防麻疹，可是麻疹还是出得很厉害。有的孩子即便注入了人血，出麻疹时还高烧到40度。孩子们病得严重，妈妈们在旁边急得掉眼泪。对医治效果谁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在家长都非常支持我们，孩子们也都争气，最后一个个地度过了难关。这些孩子当时的样子到现在我都还历历在目。而团团那时候和其他的孩子一块儿出麻疹，可她的皮肤上只有星星点点的一点儿红点，热度也很低，只有37度多一点儿，她很快就痊愈了。可见母乳喂养的功劳。团团的例子当时对我们减轻工作和思想压力很有帮助。团团在托儿所时聪明活泼，人见人爱，后来发展的也很健康，我觉得这与君宜同志坚持按时定点喂母乳，以自己的全身心给孩子充分的抚摩分不开，母爱使孩子受益一生。
君宜同志还有一个让我佩服的地方，那就是无声的教育。她的高尚人格，尤其体现在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上。
我那时只有20多岁，怀着一腔热情和专业知识，既缺乏工作经验个性又强，不懂得如何为人处世。听到有人说，她没结婚没孩子怎么晓得带孩子？我就觉得委屈，我学的是女子师道，我爱我的专业，我愿意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君宜同志把孩子交给我时，和别的家长很不一样。她没说话，却是用眼神让我深深地感觉到那种胜似千言万语的力量：“我信赖你，我把我的至爱，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我相信你超过相信我自己”。我明白，她的意思是编刊物她拿手，可喂养孩子她不行，她知道我学这个专业，她尊重我是尊重知识和科学。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担子有千斤重，人呀，最难承受的就是人家对你的敬重与信赖。她把她的至爱交给了我，把她的心头肉交给我了，这就是我做这个工作的最大动力。
信任是人间的无价宝。而使你自觉到非得倾注全部的心血，否则就对不起她那个目光，那用心向你交代的事情，这样的修养何等崇高啊！这种内在的人格力量，是让我从内心里真正佩服的。可是我领导的托儿所却出了一件对不起她重托的事情。
我这一辈子做幼儿保育工作就开除了一个人。那是团团不到三岁时，有一个工作人员把团团推了一把，让她磕掉了两颗门牙。这是我工作以来碰到的最大的责任事故，也是我做领导的失职。事故原因纯粹由于老师的素质太低。这件事使我不能容忍，我们是要造福于儿童的，哪能加害于儿童呢？
我当时就跟这个同志讲清楚了，“我很心疼你，我也很重视你，很尊重你，可是教师这个职业不仅是个职业，还是个道德 。师道是一个人完美的道德，职业和事业都不能代替它。学高为师，德厚才能为道，没有厚德怎么能够成为老师呢？我是说你在这个工作领域里不可以再做下去了，别的工作可以，惟独不能再当老师了。你推孩子，就是加害于孩子，不用说骂就是粗鲁的语言我都不能容忍，何况还要加上手呢，这个等于虐待孩子，摧残孩子。”
当时团团的父亲是团中央的常委，宣传部部长，与韦君宜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办公。我去跟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非常为难。平常见他们说的都是能说得出口的话，可这个时候是把人家孩子嘴巴正中的两颗门牙磕掉了，要我如何去面对这两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全国青少年工作呕心沥血的好领导呢？我真觉得难以启齿。在他们办公室外边徘徊了很久，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君宜同志一见我，马上就把稿子放下了。她知道没有重大事情我是不会到办公室找她的 她老是用她的心来掀动我的心。我把这个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她。我说主要是我的过失，才让团团磕掉了两颗门牙。虽然当时我不在场，可是我感到这是自己的耻辱，是托儿所的耻辱。我还对团团父母说这多亏是乳齿，以后还会再长恒牙。不幸的是，孩子这么小，就遭受了人为的摧残。所以我觉得非常地对不起党，对不起把自己的至爱交给了我的你们这两位老同志。
我做自我批评的话还没说完，君宜同志就这么眯着眼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我都知道了，忙去吧！”我这个时候再看看杨述同志，他也笑着，然后两个人笑呵呵的把我送出门。我做检讨时都没有落泪，可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君宜同志这样的胸襟有几个人能做到？她举重若轻，她的精神气质的确超过许多男子汉大丈夫。虽然我不是她手下的编辑，没有与她共过事，可是她给我的教育与时俱进，越来越深。
君宜同志的家庭是书香门第，望门大户，她的亲戚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团中央时，她把她的婶娘也交给了我。她的婶娘那时候就快五十岁了，也参加了工作。她把家里人叫出来工作，不要她们吃闲饭，也不让叫她“小姐”，只让叫“韦君宜同志”，可见她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赤诚。
的确，对于能够帮助的人，她都给予无私的帮助，但是她从来语言不多，总是把事情做的十分到位，甚至对别人照顾过份。她从来不说大话，自己为别人做过的事情从不提起，这一点值得我一辈子效仿。
当时团中央两个最年轻的部长，一个她，一个袁永熙，三十出头了却被从手下的干部到满地乱跑的小孩子，一律称作“小韦”、“小袁”。可我唯恐对她不尊重，当面叫她“韦君宜同志”，背后叫她“团团妈”。她对所有的同志都很谦和，平时不多言语，从不教训人，也从来也没指名道姓的叫过我，总是称我苏喆同志。
她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到位，宁愿把事情做过头，好上加好，精益求精，绝不说空头话。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是没有几句话。是语言贫乏吗？不是。她的语言很简短，但她的内心很厚实。我觉得君宜同志满脑子都是学问，她这本人生的大书到现在我都没有读完，没有达到她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团团四岁的时候，由于一批领导干部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干部工作的要求,作为骨干从团中央输送给党的机关和政府各部门，君宜和杨述同志被调到北京市委工作，团团就跟着父母转到北京市委办的北海幼儿园了。他们走后不久，在当时的运动中我因直言不讳受到批评，心里很憋气。可能谁和君宜同志聊起过这事，不久，她就领着团团回团中央看我。让团团跟我说：“我想你了，苏阿姨，你好吗？”她在旁边坐着笑。团团当时拿着妈妈和她的照片，那是离开我以后照的照片。最让我感动的是：在照片背后君宜同志亲笔写着：“给苏妈妈，团团。”
君宜同志为什么这次专程回来看我？我明白，她是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也教育孩子：团中央托儿所这个承载着人间真情的老地方和老朋友永远不会被遗忘。
此后多少年我们天各一方，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我一直想念着君宜同志。1991年时，团中央托儿所改建，我特约6个建园时的元老参加恢复幼儿园的开学典礼，团团是其中之一。从团团嘴里，我知道君宜同志得了重病，已经行动不方便了。
那时我已经离休了。看到团团长得跟她爸爸一模一样，我就跟她说：“要不是我看见你小时候长得如何像你妈妈，肯定没有人相信。我是唯一见证人，当时见过你的人现在都不在了。”
1998年特大洪灾结束之后，我和孩子们又聚了一次。团团从事的工作，我非常满意。她当时在中华慈善总会，做一个纯属慈善济人的工作。
1997年11月，是韦君宜同志80大寿。我计算好了时间，赶到协和医院给她贺寿。她一看见我，居然认识我，当时激动的很，嘴唇嗡动着。我依稀分辨得出她在说：“老了，老了，老了”，感到她的思想仍旧敏捷。当年在团中央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45年后重逢，她能一下子认出我，可见我在她心中的分量。她惦念我，她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我也同样。我对她的想念也是必然的，这是内心赤诚相交的老朋友间的情谊。后来就不用过多讲话，她还是用眼神告诉我，这就足够了！这次去医院，我特别带上我的爱人老刘去给她看看。我记得她离开团中央以后，知道我结了婚，曾经专程去我家两趟，为了看看我的爱人长什么样，却都因为老刘那时在部队工作，一年到头总是不在家而没能见到。那时候她的年龄也不小了，而且工作也忙，为什么那么用心地要见我的爱人呢？可见她对我非常疼爱。尽管年龄上她并不比我大很多，但我觉得她是我的长辈。所以我要带着老刘去偿她的夙愿。
她当时仔细端详了老刘，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意思是告诉我，以前我去你家几次，都没看到他，现在总算还了愿。团团还在一旁帮我们照了合影。
我在君宜同志的床边，她就讲，“哎呀，你跟小孙一样”。我不知道这小孙是谁，后来知道，小孙就是韦君宜同志的特护员。小孙热情爽直，工作负责。君宜同志说我和小孙一样，是指我到了这把年纪，还那么热情奔放。尽管我和君宜同志参加革命的年代不同，她是30年代一二九运动，我是40年代一二一运动，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为了祖国的强盛，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终身无怨无悔；还有，我们两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也追求情感的丰富和真实，也许，就是这些维系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在协和医院里我就产生一个念头：你80岁我来贺寿，85岁时我还要来。虽然那时候她已经不能起床了，但是我还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给自己一个信念。我觉得见到她是对我内心的支持！她永远给我以信念，在任何时候都要自强不息。
君宜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用了一生来实现它，甚至在病床上也是如此，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
回家以后我经常打电话过去，问问病情，感谢那个特护小孙。她将君宜同志照顾得很好，卧床7年多，没有一点褥疮，就这一点，我就非常的感谢她。我也觉得，真是吉人天助，君宜同志所碰到的人都对她忠心耿耿。
今年1月24日，我另外一个学生张宛佳，也是团团的托儿所同学，告诉我说：“苏阿姨，韦君宜阿姨已经病危了”。我说要我做什么吗？她说不需要您做什么，只是让您有个思想准备。她也知道我们相处得不是一般，也可算是亲人吧。我当时就问我去不去医院，她说您去了她也不能和你交流。可我觉得我必须去，就是爬也要爬去，何况我还能走。我的老伴知道如果我去不成，觉也睡不了，饭也吃不下，当时就找车把我送去了。
1月24日从2点整到3点20分，在协和医院304房间，我用我的心和君宜同志交谈。我清楚她也在那儿用心回应我。病床上的她一直睁着眼睛，只听得见她通过呼吸机那平稳的呼吸声。
我清楚的知道，她在等我，她要用她的心向我说话，她想的和我想的一样，我们之间是没有声音的交谈。我不眨眼的看着她，一看她的表情我就知道她清楚我来了。我就和她说，我知道您在等我，我也知道你不放心的事情。您最最不放心的，就是都都（君宜同志的大儿子，文革中受刺激得了精神病），团团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还健在，您就放心吧。请相信您生的，我带的团团，一定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人才。都都就由团团全管了，团团能够照顾得很好，不是么？这几年咱们也都没有照顾他呀，都是团团照顾着。
我说，在团中央时，人人都叫您小韦，我一直叫您韦君宜同志，不是生份，是真心的尊重您。现在我可以叫您韦老了。韦老呀，您选择的这个革命的路，我是亦步亦趋。我们走过的路虽然坎坎坷坷、颠颠簸簸，历次运动都得沾边，都得要烧，都得要烤，但是人的意志在铁砧上锻打。这45年，我们谁也顾不了谁，都经历着无数煎熬。但是最后我们都熬过来了，历史证明我们是党的好女儿，至少都是没给党抹黑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相信群众，相信党，历史是人民写出来的。这句话我常拿来激励自己，增强自己的生活信心。
我说，这辈子我非常庆幸，因为我遇到了您。我年轻的时候，就像一棵豆芽菜，您就像培养豆芽菜一样，给我压上了一块又大又沉的压力。可人不压不成材。您让我成了材，我也自愿的接受您给我的磨练。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临走的时候，我说非常感谢您呀，韦老，您能给我8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在协和医院的304室共同度过。这是我永远铭记的时刻。您先走吧！老一辈革命家见到您，会像过去一样说，哎呀！小韦，你也来了！多希望你来呀！您也可以跟他们团聚，和杨述同志团聚了。我不留您，也留不住您，您已经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许多事情，您留给后人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已经成为当代人乃至后代子孙的一笔重大精神财富。
和君宜同志共度的80分钟，完全以心来交流的80分钟，使我心安了。至此，我善始善终地完成了我年轻时的初衷 向她完完整整地交待过了。君宜同志，我的心知道，您在等我，有话要和我说，然而您的心音只有用心来倾听了。我默默地凝重地与您交了心！回家以后我的心情特别平静。
1月26号中午，韦君宜同志去世了。她走得安详，她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永驻。
（杨团根据录音记录编辑整理）
2002年3月14日-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