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向后看的书

张卫民

    据说中国人最尊重历史，这句话我非常愿意相信，可惜二十四史只写了帝王将相，惟独不写老百姓的疾苦。依我现在的认识水平，只有写老百姓疾苦的历史才值得一读，至于那些本纪、列传，从小我们就在羡慕。照理说，时代变了，帝王将相可以休矣，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闲来逛书摊儿，总会看见许多据说是写历史的书，就像摄影师总喜欢把镜头对准漂亮女人，现在的历史学家也把自己瞄准了宫廷秘闻。看着这些镜头，如果司马迁复活，估计就会被气死，我们不是司马迁，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老辈子人都说，写历史的人若不老实，现实中的人就要遭殃——但愿这是吓唬大家。从49年建国以来，中国发生了许多运动。所谓运动，就是改造思想，如果你固执己见，就会被改造，换句话说是挨整。从三反五反开始，历经胡风案，加上反右运动，被整过的人肯定不下一百万。文革中挨整的人更多，算起来可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些人都写历史，我会惊呼一声：不得了啦，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的清华前辈韦君宜先生似乎就不想让我们过平静日子。她以垂暮之年、抱病之身，断断续续写下了自己一生的回忆，韦先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当之无愧的老同志。我们知道，老同志写回忆录往往有两种倾向：或者大事清楚而小事糊涂，或者反之；或者一牵扯到自己就清楚，或者反之。文过饰非者有之，牧歌苦难者有之，强作辩解者有之，少有人像韦君宜先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忏悔，老老实实地说事情。

    韦先生的《思痛录》是一本小书，区区12万字，但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当代史，从延安“抢救运动”直到四人帮垮台，跨度极大，但言之切切，大概会使很多历史学家脸红。我以为，韦先生的描述当以“抢救运动”和反右运动最为精彩。前者年代久远，且当事人多在高墙之内，难得坦陈往事。后者则太惨烈，当事人往往不愿回顾。韦先生记录说，“抢救运动”主要是审查干部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抓国民党特务，但是延安太小，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指标下来了怎么办？于是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就一起编故事，编完故事，承认自己是特务才算完事。按正常逻辑，是特务就要惩罚，可承认自己是特务的人都受到了表扬。听起来这像游戏，但如果这只是游戏，当时就不会有人自杀，如果这不是游戏，依我的智力水平，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韦先生的丈夫杨述先生当时是审查对象，罪状是他说了这些话：“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这种坦白居然也算特务言论，难怪延安到处有特务。“抢救运动”的逻辑是：只有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你才不是特务，你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你承认你就必须承认。现在看来，“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开启了一个惯例：你必须承认任何想让你承认的罪名。按照这个逻辑，你可能是蒋介石特务，也可能是美国特务，以后又可能是苏联特务。

    到了“反右运动”，韦先生已身处领导层，多少知道了一些内情。她说，“反右运动”的一个惯用逻辑是“比较攀扯法”：你可能不是右派，但某某的言论并不比你出格，他已经是右派了，如果你不是，那么谁是？韦先生本人也险些成为右派，多亏清华同学胡乔木、蒋南翔说情才不是。这说明“反右运动”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右派不右派全在领导一闪念之间，领导上面有大领导，大领导上面还有更大的领导，总之，解释权在领导。

西方哲学家喜欢说：人皆是有理性的。但这话不全对。大跃进时，韦先生在河北怀来县下放劳动，有一段时间吃食堂吃得很满意，原因是毛泽东当时发愁中国粮食吃不完，大家也跟着发愁，于是就拼命吃。全国有多少粮食我们不知道，但自己家里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所以弗洛依德说得对：人皆有可能变态。

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这话也不全对，起码孟老夫子不知道在某个特定年代，人以仇恨和斗争为乐趣。人为什么变得全无恻隐之心？换句话说，人何以成为非人？也许其中的原因很多，不是韦先生的一本小书能够说清楚的，但韦先生如实描述了人是怎样成为非人的，这就是《思痛录》的价值所在。

1998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