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韦君宜同志
丁磐石
读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我也像作家宗璞那样，是在“痛读”，越读越有沉痛感，越挂念韦君宜同志的病情，越怀念她已故的老伴杨述同志。君宜同志在此书的《缘起》中说：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她这样自悔，这样严于自责，我作为他俩夫妇的老部下，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多受他们的教诲，在痛读此书之后。就情不自禁地倒想说说君宜同志的高尚品格；说说她是如何尊重知识，如何爱护后进，爱护青年的。在叙说中，我也得谈到杨述同志。
一
1948年秋，我奉党组织之命，从北平燕京大学撤退到晋察冀解放区之后，便知君宜同志之名，我看过周杨同志所编选的《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选》，这书选有她的作品，那年冬天，我调到华北青委工作。这时，党中央为了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决定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再次复刊，杨述同志任社长，君宜同志任总编辑。我们华北青委机关当时在河北平山县南的王庄村。我们机关领导曾派我到相距七八十里、邻近西北坡的夹峪村，去面见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就有关召开华北学生代表大会的工作问翅向他请示。我顺便访问《中国青年》编辑部，第一次见到了君宜同志。我哪料到，这位已有知名度的作家却穿着不大合身的蓝布大棉袄，头戴棉帽，为保暖，腰间还系着一条白布带。她穿着如此简朴、随便，如果不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我还以为她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呢。1949年夏，我调离华北青委随李昌等同志南下，到上海做青年工作。那时我们革命已基本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这崭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迫切需要更多的干部，一再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工作，而青年们受到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也都纷纷离开家庭，走出学校，参军参干，随军南下，君宜同志为了鼓励这些青年，便写了《妹妹的故事》一文，以亲身经历向青年讲述：当年她和她上中学的妹妹，因受到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一二·九” 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她俩姐妹都离开家庭，到武汉投身于救亡工作，君宜同志随后去了延安。而妹妹则不避艰苦，一再到乡下去宣传抗日，以后又上训练班，穿上军装，学习游击战。就在这个时候，她们的母亲竟千里迢迢跑到武汉来了，流着眼泪对妹妹说，父母年纪已老，你上无兄长，家庭门户要有人支撑，弟妹要有人扶养，你还是回家去吧。回去后继续上学，将来学业有成，同样是可以报效国家的。年青幼稚的妹妹最终被打动了，离开革命队伍，跟着母亲回家了。八年以后，君宜同志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巳锻炼成长为革命骨干，回家见到妹妹，妹妹却变成了穿着讲究的贵妇人。她虽然已从学校毕业，生活也优裕，但精力大都花在川流不息永无尽头的家务事上了。活动天地的狭小，使她日益感到精神空虚，生活无聊而走向颓唐，以至年纪已很大了，还没有结婚，而家里人却嫌她，说她“瞎折滕，整天像鬼打魂似的，”直到北平解放后妹妹才得到机会，再次参加革命工作。君宜同志就以妹妹的教训，谆谆劝告青年应该以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定要走向革命的广阔天地，这样个人才有美好的前途。《妹妹的故事》在《中国青年》上刊登后，立即在青年中引起轰动，我读后也很受教育，更敬佩她了。
1959年，新年刚过，我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了。我一到编辑部，曾与我在华北青委一道工作过。当时主管《中国青年》文艺宣传的作家萧也牧同志(原名吴小武)就很高兴地对我说：“你能到团中央工作很好啊! 这里的领导同志原先多是“一二·九” 运动时清华、北大的学运骨干，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的实际锻炼，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都高，有学识，有眼界，也注意培养千部。如主管宣传工作的蒋南翔同志和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杨述、韦君宜同志便是这样。”这次我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报到后，杨述、韦君宜同志就要我汇报上海的青年工作情况。当我谈到上海有的中学提倡取消考试，只让学生自己报告一个阶段的学习情况，就由学习小组评定成绩。还有的中学则实行在考试时没有教师监考的“荣誉考试”。他俩一听，都立刻摇头说：“不能这样搞啊!”，他们指出，考试是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不能把这和学生的自觉性对立起来，像语文、史地等课程，教师不监考，学生多半会公开翻书照抄，这怎能检查出学生是否学好呢? 至于数理化等课程，更要记住定理、公式，要演算，这也不是靠报告一下学习情况所能代替。用考试来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真正学到知识，这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要我据此写短评。我写出后，君宜同志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后就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现在看来，这种不要考试，取消教师监考的做法，确实有些幼稚、偏激，但那时年甫二十来岁、也很懵懂的我，却不知其非。初次见面，他俩一席谈，就开我茅塞，使我上了一课，我庆幸自己又得到了好的领导。
二
我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正好遇见在总结复刊以来的编辑经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宣传应该如何联系实际。《中国青年》的宣传必须联系青年的实际，在这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对应该联系青年的什么实际却有分歧。后来大家总结《妹妹的故事》这类文章大受欢迎等范例就认识到，党所领导的重大斗争，所进行的中心工作，关系到青年的最大利益和前途，是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宣传要联系实际，就应注重联系这个最主要的实际，应该帮助青年解决在这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然，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问题，如婚姻恋爱等，也应当帮助解决，但是只有引导青年参加重大革命斗争、党的中心工作，在政治生活中受到锻炼，青年的视野开阔了，思想觉悟提高了，革命人生观树立了，他们也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的各种切身问题。这一编辑思想得到明确后，我们刊物又连续发表了彭真同志那年在北京“一二·九”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与青年谈点革命家常》、胡乔木同志的《论革命人生观》和子光远同志的《青年与革命英雄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鼓励青年要在重大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通过斗争提高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使自己得到茁壮成长。我们这样作宣传，刊物更在青年中有影响了。
三
凡是看过君宜同志的《思痛录》和《露沙的路》的同志都知道，她这两本书都回顾了延安的抢救运动。那次运动搞得很“左’，有好多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不避艰险跑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来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包括杨述同志在内，都被怀疑是混进来的反革命特务而遭到审查、斗争。有的同志因此被迫离婚，有的甚至自杀，君宜同志因此曾一度思想发生动摇，有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来参加革命。但是后来她仍然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识大体，看大局，谅解了，还是继续留在解放区好好干革命。
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她和杨述同志都有受过“左”的迫害折磨亲身深刻感受，使他们在这以后，在《中国青年》的宣传工作中，不论是帮助青年解决在政治生活还是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问题，都很注意防“左”反“左”。在这方面，还有一突出事例就是君宜同志在《思痛录》中讲到的写《思想改造性急不得》的文章的问题。这事情也发生在我到《中国青年》编辑部不久，1950年4月，北京有的大学的党团组织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竟大搞突击运动，硬要学生人人检查，个个过关，既要学生交代祖宗三代的情况，又要学生在短短的几天内把自己头脑里的反动的、封建的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都一古脑儿地批判、清除干净。北京有个刊物还把这一“左”的做法看成是好经验而作了报道。杨述、韦君宜同志看了这报道，都连声疾呼：“这样搞思想改造不行，不行!”他们亲做调查，证实情况后，经得蒋南翔同志的同意、支持，决定让《中国青年》赶快发表社论进行纠正。他们要我起草社论，君宜同志向我谈了社论应写的要点，我那时思想理论水平很低，很费劲地勉强写出草稿，她细作了修改后。这社论稿就大为生色，观点明确了，论证充分有力了，行文也俏洁、流畅、犀利了。社论的要点是：1、我们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广大青年来说，主要的是应该批判清除反动的、封建的思想影响，而不是急于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2、思想的改造、提高是由低到高，渐进、不断深化而又无止境的长期过程。即使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也须经过多年的学习、锻炼才能得到很好的提高，思想改造决不是一朝一夕，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工作如果粗暴简单，要求过高过急，欲速则不达，学生思想难于弄通，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反而会损伤他们求进步的信心，造成种种不良后果。比如现在的实际情况就证明，这样搞就已经把好多学生弄得思想负担很重，精神紧张恍惚，寝食不安，哭哭啼啼，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 3、不能把解放区整风整党的做法套用到普通学校。青年学生的思想改造、提商不能一味靠运动突击，今后主要的途径应该是通过日常文化科学课程的学习。列宁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人类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总结出来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不大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就不可能学得马克思主义，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方向，真正提高思想觉悟。这社论的标题《思想改造性急不得》也是君宜同志定下的，它在《中国青年》上刊出后，反响很大。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大有助于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新颖之见，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有的团干部对此还有疑惑，君宜同志于是又让我写了一篇长文，更详细地对这问题作了解说。
革命胜利以后应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仅有助于提高思想觉悟，而且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当时团中央领导对青年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那时，眼看国家就要开展大规模建设了，未雨绸缪，杨述同志在那年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又为《中国青年》写了《青年要精通业务，掌握科学技术》的社论，再度动员青年要学好科学知识，钻研业务，把自己培养成为精通本行业务的高明的专家。到1953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接见大会代表，号召青年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占工作好”。在《中国青年》宣传“三好”，时，君宜同志又写了《长知识》的长文，更进一步说明青年要做到工作好，就必须学习好，要学习政治，学习业务知识，也要努力扩大知识面，把工作与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但那几年，“左”的思想的作崇仍有增无减。有的人看了《中国青年》这些文章以后，又跑出来责问说： “这样强调学科学文化知识，钻业务，是不是在宣扬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呢?”这种指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抛开《中国青年》一再鼓励青年参加革命工作不说，就以这问题本身而论，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钻研业务，这更是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完全符合国家人民利益，是应尽的神种圣职责，这怎能谈得上是脱离政治呢?据此，杨述、韦君宜同志又要我们给《中国青年》写文章，回答这种责问。也恰恰在这个时候，陈毅同志在上海，也针对这种片面强调政治、轻视学习科学文化业务知识的搞空头政治的“左”的错误观点，发表了应该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讲话。陈教同志举有力的例证说，一个飞行员，如果不讲政治，没有起码的政治觉悟，对祖国人民没有感情，一起飞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 但另一个飞行员虽抱有为祖国牺牲的决心，但业务学得不好，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政治与业务二者不可偏废。杨述、韦君宜同志看到这讲话后都赞不绝口， 即征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在《中国青年》上刊载了。
四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等运动。也由于“左”的“唯成份论”的思想影响，有不少地方的党团组织却因此歧视、排斥、甚至打击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韦君宜、杨述同志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又让我们多次为《中国青年》写文章，一方面告诉团的组织要明白，出身于这些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解放前都还是末成年的孩子，并未管家，因此不同于他们的直接从事剥削的父母。青年是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在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他们更向往美好前途，乐意靠拢革命。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不应歧视、排斥、打击他们，而要团结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同样上学，参加革命工作，信任他们。另一方面，文章也面对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告诉他们要懂得，家庭出身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但个人的远大前途则可以由本人去创造，现在我们党的不少负责同志就不是来自工农家庭，而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优秀的革命领导者。因此，出身子剥削阶级的青年只要能够和剥削阶级划清思想界限，努力求进步，那还是大有前途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一定要丢掉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文章还指出，对于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来说，如果自己的父母巳很年老，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十分困难，那也不妨适当给家庭以经济帮助，以减轻社会负担。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应当了解，资产阶级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更用不着与家庭一刀两断，决不来往，而是应当协助党和政府对自己家庭做团结教育的工作。《中国青年》的这些言论在那时可以说多是发人之所不敢发，而取得宣传效果也很好。
刊物写稿应该靠谁，这也是《中国青年》复刊后的争论问题之一，有一种意见是说《中国青年》是青年的刊物，自然应该主要靠青年写稿。但蒋南翔、杨述、韦君宜同志则认为，《中国青年》虽然应当鼓励青年多投稿，应当登青年的稿件，让青年进行自我教育。但青年还缺经验，缺理论，缺知识，教育青年不能只靠青年自己，更重要的是要靠长辈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要面向全国的广大青年和各级团的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很好地帮助青年解决在政治生活中、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这更需要依靠富有经验、学识的革命前辈，名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他们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在这一编辑思想的指导下，杨述、韦君宜同志总是带动我们多方开辟稿源，四出约稿纽稿。那时，给《中国青年》撰稿的除上面讲到的彭真、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胡乔木、于光远等同志外，还有郭沫若、茅盾、艾思奇、丁玲、田家英、邓拓、吴冷西、范若愚、胡风、李锐、温济泽等等众多的革命长辈、名家学者。这样，《中国青年》就更能深入细致地对青年进行帮助，而成为青年们喜爱的读物。记得1950年1 0月23日，在纪念《中国青年》创刊17周年的座谈会上，现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乐黛云同志代表读者发言说：“《中国青年》既有很高的思想性，又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它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每到新一期《中国青年》要出版了，同学们都盼呀，盼呀!都盼望能早点看到它。”事实就是这样的。从那时起，到1953年已上升到十多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的刊物之一。
五
君宜同志在《思痛录》中讲述杨述同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充满着血和泪，我读这一章最感沉痛。她一再说杨述同志“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到了迂的程度。”据我亲身的感受，君宜同志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在品格上，她与杨述同志有不少共同之处，我觉得，他俩夫妇的“忠”，一大体现就是忠心于教育青年的事业。建国初期，杨述同志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君宜同志任副部长。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编《中国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和创办《中国青年报》上了，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俩很不讲究家庭生活，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团团”巳经出生，他们把孩子全交给保姆带，自己很少管。有的同志笑君宜同志说：“从来没有看见她抱过孩子, 有同志则说：“不！抱过，但不会抱。”他们成天都在谈工作，看稿、写稿、改稿、看校样，余下的时间就是读书看报刊，君宜同志本来是想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但那几年她服从工作需要，写的 都是《中国青年》所需要的思想论文。他们带领我们工作，经常是日以继夜，到星期六晚上了，他们有时还要召采我们开会研究工作， 以至有的已经成家的同志在背后埋怨：“连星期六晚上也不让人有时间去看爱人，管家务、带孩子。”他们写稿、改稿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一丝不苟。他俩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这些刚参加编辑工作的青年开始懂得应该怎样编刊，当好一个编辑。
那时候的团中央的领导同志都不过三四十岁，其余干部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小青年。 《中国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的团中央机关大院总是洋溢着蓬蓬勃勃、团结活泼的朝气，一到下班时间，院子里到处都是欢笑声、打闹声。冯文彬同志在和小青年开玩笑；蒋南翔同志在院内骑自行车锻炼身体，时而停下与同志们说说话；李昌、荣高棠等同志则同我们打排球、蓝球……。但在这些场合很少见到杨述和韦君宜同志，他们不大参加文体活动。君宜同志有时走过院子，也不大理睬人，好像还在思考问题，大家并不认为她有架子，而是觉得她脾气有些孤僻。但我们这些在她手下工作、
最接近她的人，还是感到她和蔼可亲。杨述同志同我们谈问题常常是滔滔不绝，不厌其详，而君宜同志写起文章来，是那样洋洋洒洒，生动引人，但平时却似“讷于言”，谈话往往是三言两语，可是很直率，言简意赅。我还感到他俩夫妇的“忠”的另一体现是忠厚待人、爱护同志，爱护青年。他们关心大家的学习，我在大学时上的是历史系，他们不止一次地劝勉我，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可以在工作之余继续研究历史；这对编刊也有好处。君宜同志在《思痛录》中忏悔自己“整”过人，其中就有我。实际情况是，我那时是“年少那知世事艰”，骄傲自负，又不拘小节，生活上马里马虎，随随便便，以至在“三反”中出了小毛病，这次她确实找我谈过话，要我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检查但绝不是疾言厉色，硬追硬逼。也在这些日子 她和杨述同志还给我任务，要我写有关这次运动的短论，在我们编辑部同志的心目中，他俩夫妇可不是那种宁“左”勿“右”，以为越“左”越好，喜欢整人的人，相反，他们总是尽量设法保护同志的正直领导者，如对待作家萧也牧同志也是一例。当年也曾与我们同在一起工作的萧枫同志要写文章谈这情况，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韦君宜、杨述同志与我们相处，也愿讲真话，使我们感到他们不虚假，很真实。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君宜同志同我们闲谈，有一次很感叹地说：“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不知怎么竟搞得人谨小慎微，不敢讲真话，连天真的中学生也是这样。你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工作，他们的回答也都是‘完全服从组织分配’，‘组织上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一点也不敢讲内心里个人的真实想法。”
他俩夫妇能向我们交心，我们更感到亲切，也愿意向他们谈自己的真实思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都把他俩看作是自己的好领导、好老师。
1953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团中央许多领导干部都因年纪大了，纷纷调离青年工作岗位。杨述同志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君宜同志，则去文学岗位。他们要走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好在他们家是搬到团中央附近，所以我们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对我们刊物宣传的意见。如1956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刊物又连续发表文章鼓励青年要敢于攀登科学高峰。
与此同时，又进行反对对青年干涉过多，要容许青年有自己的个性的宣传；�1961年，我们又再次发表陈毅同志对首都高等学校学生谈红与专问题的讲话，反对乱给用功读书的青年学生扣“白专”的帽子。此等等，杨述、君宜同志都主动向我们表示他们赞同、支持我们这样做。
六
“疑是人间直道穷”，这是作家黄秋耘同志悼念杨述同志的诗句。
1966年， “文革”伊始，一贯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勤奋老实工作的杨述同志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遭到揪斗；君宜同志随后也被批判。在清华任校长的蒋南翔同志也成了应打倒的“走资派”。株连所及，我和《中国青年》的另一位老编辑、时已任总编辑的徐江明同志，还有前两年已调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原《中国青年》总编辑邢方群同志被说成是“反党集团”而被停职审查。我们的主要“罪状”就是在办刊中卖力推行“蒋 (南翔)、杨(述)黑线”。接着团中央书记处又被改组了，胡耀邦等同志一再被中学红卫兵围攻，揪斗示众。我们的“罪状”又加了一条，“胡家黑店的爪牙”，真是“罪行累累”，于是被关进“牛棚”，要一再交代与这些“走资派”搞的“阴谋”。1969年，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都下放到河南潢川县五七干校。我们这些“走资派”。当然也得到那里劳动改造。1972年，一位去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探亲回来的同志告诉我说，韦君宜同志已得到解放，被起用参加连队的领导工作后便大抓为老同志甄别平反的工作，很得人心，我听了很高兴，1973年秋，也早已解放的我被调回北京与另一位同志共同负责筹备《中国青年》复刊的工作。不久，我去看望也回到北京的杨述、韦君宜同志。这时他们的家已搬到永定门外的一个偏远的旧楼里，一大家男女老小只住两间小屋，气氛也不像过去住在东交民巷时那样有说有笑，热热闹闹，而是冷清凄凉：劫后重逢，我们彼此自然都有许多话要说：我没有想到，以前见面总是杨述同志侃侃而谈，而君宜同志只是偶尔在旁插话，此时情况却完全颠倒了，君宜同志同我大谈“文革”的批斗，干校的劳动改造，军代表的可笑作为，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杨述同志却很少吭声，我惊讶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君宜同志悲愤地告诉我，他在隔离审查时被打断肋骨，弄得重病在身，又说他们的大儿子也得了神经病，大人不在时，把家里的电视机等也拿去送人了。听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1978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又与杨述同志在一个单位了，他更衰弱了，老态龙钟，拄着拐杖，走路都很吃力，但院里有重要会议，他都要来参加。我每次见到他，都要问候他身体怎样，他却很少回答，显得神情呆滞。我原是他很熟悉的老部下，此时在他的眼里似乎是陌生人。这段时期，他们家已搬到与社科院紧邻的贡院西街的一个旧大院的平房里，我也多次去看望君宜同志，她告诉我说，杨述同志因自己的问题等了这许多年，至今上边还没有做结论，十分苦恼，病更重了，此时君宜同志已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工作繁重，家里还有一老一小的病人需要照顾，负担这样大，但我眼见她又拿起了笔，又在写文章，写文学作品。
“愤怒出诗人”， 出创作，“文革”的苦难，使她悲愤，使她在这以后不断地写作，她创作的《女人集》、 《老干部别传》、 《旧梦难温》、 《海上繁华梦》…，一本又一本的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出版了，每出一本，她都要赠给我，我读后都受教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那几年，我们老团中央干部相聚，常夸赞君宜同志说：“想不到她晚年竟成了她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她写出的她作品其多啊! ”说这些话时，大家也感叹：“可惜杨述同志被‘文革’折磨死了，不然，他也会写出很多好东西。”
1986年以后，一再传来消息说，韦君宜同志得了脑溢血，半瘫了，又患了脑血栓……。我多次去崇文门东街她家里慰问，看见她已行动不便，只能偶尔扶着椅子在室内走几步。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并没有挫损她的坚强意志，她还在用颤抖的手写作。1993年，我的老同学、《十月》杂志的主编苏予同志告诉我说：“韦君宜同志又出了一本《露沙的路》，文艺界的朋友都称赞这是一本讲真话的好书。”很快，我就收到君宜同志的这本赠书，立刻阅读起来。我早就听老同志说过，当年延安等老根据地大搞“抢救运动”，冤枉了好多同志。但我未得其详。读《露沙的路》才知道，在那次运动中，捕风捉影， 荒诞的依据；主观臆断，离奇的推测，不但把许多到根据地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打成了“混进来的特务”、 “反革命”，而且连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以至六岁的小学生也被说成是被收买了的敌人的特务。这些令人惊心、荒唐的情况，使我认识到，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搞得很“左”，原来是深有其历史根源的。而“文革”则愈演愈烈，更殃及了全国亿万人。但愿真能吸取这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历史教训， 以后不要再重蹈覆辙，搞这种自戕自毁的政治运动。
1996年，君宜同志全瘫了，从此卧病医院。那年春节去给她拜年，她虽神志尚清，但说话巳很吃力。这几年我常惦念这位老领导的病，却没有想到她又出版了《思痛录》。前些天，我见到她的弟弟、我们燕大校友魏鸣一学长，他告诉我，君宜同志的神志，口齿却更不清楚了，有时连自己的女儿也认不得。我在想，她的作品《思痛录》问世后，佳评如潮，社会影响十分强烈，一版再版，又再版，这对病重的她，应该说是最好的安慰吧!
君宜同志，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在这里向您祝福。
原载纵横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