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人物纪事
半个世纪的交往实录
--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
章立凡
一、早年与毛泽东的相似经历
毛泽东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当章乃器1897年在浙江山区青田县的小塬村呱呱落地时，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已经四岁。两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只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在两个相对封闭的村落里。和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一样，两人后来分别在家乡进私塾、入新式学堂，擅作古文，醉心新学，爱读梁启超的文章等等，经历和兴趣大致相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八岁的毛泽东投入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1912年，革命的临时政府成立，十五岁的章乃器弃学从浙江跑到南京，投入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成了一名学兵。
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这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各自重新求学。毛泽东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考取湖南全省高级中学校，一年后又进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同年秋转入本科。章乃器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他于1913年夏到杭州求学时，所有的学校均已招考完毕，只剩下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他别无选择地进了这座学校，一上就是五年。这两人由于家境清寒，一个上的是不要学费的师范，一个则是靠奖学金读完商校。
多年后章乃器读《西行漫记》时，曾感叹过两人少年时代经历的相似，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两人的生活轨迹已经呈现出不同。毛泽东究心哲学、文学、史地，热心社会活动，创办新民学会，向着革命家的道路发展。章乃器先是想当发明家和数学家，后来又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夏，这两人分别从各自的学校毕业，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一岁。
1919年至1920年北京五四运动前后，这两人一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还是谁也不认识谁。一个在北大当旁听生，兼做月薪八元的图书馆管理员，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另一个是银行里的上班族，每天在十个数字和十三档算盘里讨生活，面对在街上游行的大学生，痛感自己“救国有心而赴难无路”。这两人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他们会在这座古都里共事，并走完自己的人生。
1921年，章乃器因失业而告别北京，重返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当职员。就在这一年，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上海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巡捕房的“包打听”之外，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其后的数年间，中共的领袖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几度曾在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中活动过，章乃器也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只是无缘相识。但有一个叫陈云的革命者，却正在接近他的生活。
二、章氏兄弟掩护陈云
说起章乃器与陈云的交往，首先要谈到他的三弟章秋阳。章秋阳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与同事廖程云（陈云）成为好友。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推选陈云、章秋阳等组织成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陈云任职工会委员长。在陈云主持下，他们和徐梅坤、沈雁冰、杨贤江等共同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同年两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秋阳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26年至1927年间，为响应北伐军东进，陈云、章秋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当时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他的大哥章培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秋阳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掩护革命的地下活动。章培安排秋阳担任了保安团军需官的职务，以便于他接济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后来，章培因为掩护绍兴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被指为“清党不力”而遭撤职。建国后陈云见到章培时对他说：您在大革命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曾到过您家，您还记得吗？
章秋阳也被迫离开军队，在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利用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开始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陈云接掌中央特科，经他介绍，章秋阳到潘汉年领导的特科情报部门工作，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特科大量的经济收支和周转的保密成为一大难题，章秋阳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法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此外，章乃器还协助协助黄玠然（陈独秀的秘书）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并曾帮助杨贤江以及宋庆龄、路易·艾黎和刘鼎转移过党的经费。1934年章乃器出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以后，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隐蔽下来。他还与当时的夫人胡子婴一起，转移和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狱中手稿，并在1936年通过宋庆龄将手稿转交给中共。
1933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沪去中央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们同时接受任务，先后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潘约定把章秋阳列为在上海的联络人。陈云约在同年６月底到达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他无法接上关系，也找不到章秋阳。但章乃器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章乃器，章乃器立即与秋阳联系，章秋阳马上来见陈云，为保障安全，他把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妻）家中。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党员孙诗圃也奉命从无锡赶来，参加掩护工作。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有联系。不久潘汉年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抗战时期，章秋阳担任了安徽茶叶公司的负责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的特别党员，归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继续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与在延安的陈云通过信。1941年在皖西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谋杀。
三、民族大义下的相互声援
岁月如梭，到了国难深重的1936年。这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坐在陕北的窑洞里写文章，读过期的报纸，思考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名叫章乃器的人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每天开着自备的奥司汀轿车，上午到他任副经理的浙江实业银行上班，下午则前往他创办的银行界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办公。此外，每周还要安排时间，到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商学院等几所院校讲授国际金融和银行实务。他所著的《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作为最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一文中，针锋相对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发表这样的观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不但发表言论，而且并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救国方策，这个聚餐会成为后来的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日寇步步进逼下的华北危局，激起了国人极大的民族义愤。章乃器同情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大量印发中共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12日，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28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发起救国运动，主张“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并先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这两个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并实际主持会务，救国会这一时期的各种宣言和文件，绝大多数是他起草的。上海群众自发的救国运动与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很快蔓延到全国。
章乃器文思敏捷，他所写的《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给青年们》、《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富于感情和鼓动性，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错误的内战政策，一时间脍炙人口。沈钧儒称赞他的文章“有血有肉”，据说毛泽东读了他的文章后，也曾经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人能写这样的文章，就太好了。毛泽东在1934年春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
1936年６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推选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不久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负责与救国会的联系，他推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于7月15日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重要的救亡文献，全面阐述了救国会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在陕北的毛泽东很快作出回应，于8月10日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他在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后，表示愿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热情地表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他希望与救国会领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爱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极大义愤，纷纷奋起营救。二十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1937年4月，当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救国会所主张的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才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关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曾给予崇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当面称赞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四、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
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问大家，“唯武器论”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人回答。章乃器是在场的人中间唯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但他没有开口。
“唯武器论”是章乃器的发明，用以形容那种专以武器装备优劣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他在1936年发表《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由爱国救国说到误国卖国》等文章，指出：“如果武器真是万能，人类就不可能有这许多历史的演变，历史上的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层更不应该有翻身的机会。”他举中国近代史为例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满清政府的武器力量，显然是超过同盟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北洋军阀的武器力量，也显然是超越前者，然而武器优越的人们，竟都会在武器力量低劣的人民大众面前崩溃下去。谁说武器是万能的呢?谁说民众是可以尽量压迫的呢?”
章乃器在狱中曾撰写《救亡运动论》，分为绪言、抗日必胜论、民众基本论、统一战线和结论5编，共10余万言。出狱后因形势发展，仅将其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出版。章乃器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抗日必胜和民众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入手，总结了抗日战争具备七个必胜的客观条件和五点主观条件，继批判“唯武器论”之后，提出了“科学的抗日必胜论”，指出：“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
章乃器举出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例：“他们的武器和敌人的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然而因为他们熟悉地形和路径，能够运用熟练的游击战术，又能和民众打成一片，竟使敌人疲于奔命，而遭受极大的损失。”他相信只在正规军的作战和民间武器的游击战相互配合，就可以“积极的争取极大的胜利，从这个胜利当中，把整个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锁链当中完全解放出来”。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人们对战争胜负和民族前途充满疑虑的历史转折关头，《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这两本在狱中写成的小册子以其科学的分析和预见，起到了坚定抗日信念、鼓舞人心的人作用，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重印3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10个月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他在文章中采用了章乃器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概念，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并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论断。据他的一位老部下王北苑回忆，章乃器在安徽工作期间，曾收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件，章对他说：“你读到毛主席这个报告没有？这是我们抗战的大方针，这个大方针就是‘持久战’。”
但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章乃器却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他一直是持超党派立场投身于救亡运动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章乃器认为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经实现，站在超党派的立场上，主张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要“宽大、容忍”，不必再算旧账，不要再有党派和领导权之争。为此，他和救国会内钱俊瑞等中共人士发生了争论。钱俊瑞主张在救亡运动中与国民党唱对台戏。例如国民党当局发起为前线将士募捐寒衣的活动，钱俊瑞则号召发起一个募捐手套的活动来分庭抗礼。
当时这场争论还有如下背景：一、“七君子”出狱后，发现救国会已改组为救亡协会，会务由钱俊瑞掌握，“七君子”被排除在会务之外，只是担任了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二、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强调团结国民党，毛泽东则主张既要团结，又要斗争。而在当时，延安的声音要传送到上海是很费周折的，因此大家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救亡主张。
章乃器认为钱俊瑞的行为是一种党派之见，便在《申报》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提出：“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哪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特别在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托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较多的秘密。”
在另一篇文章中，章乃器还提出：“要加强我们的超党派、超阶级的立场”，“在这不团结便要做亡国奴的威胁之下，最能克服阶级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便是最能保护阶级利益的人；最能克服党派意识的人，便是最能保护党派利益的人。倘使国家灭亡了，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只有死路一条!”
章乃器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以大局为重，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都不认同。毛泽东在同年11月12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党内讲话中说：“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并认为他的主张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政治上的投降举动”（后来又说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则更是排除异己，制造摩擦。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支援新四军，却不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打击。他认识到国民党还是要搞一党专政，便向周恩来坦率承认自己的主张行不通。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章乃器时说：“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
五、抗战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
1938年初，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在赴皖途中经过武汉，曾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王明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周恩来嘱托他两件事：一、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指示；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达安徽之后，章乃器在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及进步人士朱蕴山等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由于安徽的政治犯已全部被军统抢先转移，他就全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不但每月以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还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并为中共培养了李人俊、范醒之等一大批财经干部。章乃器与新四军的张云逸、何伟等经常有联系，董必武到安徽时，也曾特地去看望他。
由于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得罪了ＣＣ系和顽固派，被蒋介石召往重庆“述职”，待他于1939年５月抵达重庆后，即被蒋免职。此后他就一直在大后方经营工商业，拒绝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期间，他曾与沈钧儒等代表救国会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之前身）的发起，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退出了救国会。
1940年春，苏联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困扰，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不得不维护苏联的形象。沈钧儒应周恩来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章乃器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章乃器素来坚持超党派立场，所有举措，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和中共保持一致，甚至退出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救国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
章乃器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经营工商业，他是大后方民族工商界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活跃分子，并创立了民族工业界的智囊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到他的住处桂园（张治中官邸）座谈，这是章乃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关于中共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数日之后，章乃器与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在特园（鲜特生宅）设宴，宴请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王若飞。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办事处举行座谈会，邀请重庆工商团体的负责人，章乃器再次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同月19日，周恩来应邀到“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为了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与民主两件大事。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是统制得太多，管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说国家资本、个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这样落后，发展又这样不平衡，不是短期内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主张坚决反对靠权威和投机来发财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还提出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又发展的可能。目前我们主张减租减息，至于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则放到将来。要使农民和地主可以共存，同时使地主更愿意投资于工业，并主张减轻工业的税收负担。关于劳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是主张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的。我们绝不欺骗诸位。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主张不能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和民族资本家，都是受到压迫的，因此不能不互相让步，共同奋斗。在这一点上，希望民间资本家能有远见。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魅力，给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打消了以往种种疑虑。
六、建国之初共济时艰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创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要求实行政治和经济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因此不断受到迫害，于1947年流亡香港。
1948年底，章乃器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事后施复亮就指责他是“个人投降主义，忘了团体”，“不懂得政治斗争”。
章乃器在解放区，和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面了。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回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店员出身，章乃器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章乃器同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还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并多次参加经济界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后来上海解放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准备接收“四大银行”。
4月15日，章乃器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自身的优势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陈云临危受命，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乱，到处是银元贩子，投机商业十分猖獗。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缺煤，上海则缺粮又缺煤。国民党一面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海上封锁，南北不能正常通航。开滦煤矿的煤运不出去，南方的工厂无法开工，
工人失业；上海的存煤只够用数天，如果不及时调运燃煤，整个城市就有瘫痪的危险。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湮先生回忆，陈云曾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会议由南汉宸、姚依林主持。章乃器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章乃器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关于打击银元投机，这次会议在回顾了敌伪时期的打击方法和抗战结束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历史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闭了投机商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厦，拘捕了大批投机商，并明令以人民币为支付工具，禁止银元、金条等在市面上流通，银元风潮逐渐平息。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的智囊团。五天后即7月17日，他陪同陈云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二十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如认购公债、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章乃器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章乃器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10月1日，章乃器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章乃器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就比章乃器有城府得多。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点六万元，比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点五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原来曾预言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的一位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也改变了看法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为配合中共中央和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他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协助陈云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章乃器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章乃器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春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8、9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１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章乃器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陈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精辟地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 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从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大大压缩了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唯一办法。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章乃器也在同年９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章乃器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章乃器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章乃器的耿直性格，章乃器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章乃器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章乃器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章乃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二、三年内做到由少赔而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新中国的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章乃器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章乃器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八、毛泽东礼贤下士
章乃器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之后，顿时耳目为之一新。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记述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并描述自己的欣喜心情说：“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在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朝气蓬勃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后来知道，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没有了声息，不久就完全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1951年5月初，由民主人士组成的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成立，章乃器担任团长。他和梁漱溟、于学忠等下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章乃器对土地改革是拥护的，但对于有些干部和群众违反政策，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做法有意见，认为能否认真执行政策，关键在当地领导干部。
1951年8月底工作团回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章和梁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向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章乃器到得特别早，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两人便一起闲聊。章说：主席到得这么早，看来身体一定很好。毛摆摆手说：那是表面现象。我晚上工作，白天失眠睡不着，所以来早了。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脑子有病。”后来，毛泽东参加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即席发言时，也谈到自己曾患有脑贫血症。
到了60年代，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回想起这两次谈话，不禁感慨万千，不止一次对家人提起。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何事。见到毛泽东之后，方知是为了他在1937年发表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曾被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批评的事。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特地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章乃器在实践中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这次请章乃器来，就是特地向他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毛问他：“你那篇文章是否对蒋介石的幻想多了些？”“不但多，而且很多。”章乃器爽快地承认。毛泽东肯定他抗战初期在安徽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是做了好事；并特别感谢他在安徽期间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当时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赴第五战区前线，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不少救国会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无端指责；听了毛泽东对他在安徽工作的评价，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章乃器在建国后的八年间经常见到周恩来，不时见到毛泽东。毛在当时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相互间谈话也很坦率。但章乃器不象有的民主人士那样，热衷于发展私人友谊，也不大给毛泽东写信。有一次毛泽东把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敬献给他的一张云豹皮和一张金丝猴皮，赠送给章乃器。章乃器很高兴，把云豹皮放置在客厅里，与来访的友人一起欣赏。作为两人间私人友谊的纪念品，他一直将云豹皮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应该说，毛泽东与章乃器的关系，在1955年以前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章乃器执掌粮食部，较好地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于他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是比较倚重和赞赏的。粮食部的工作曾屡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说水电部的工作做得好，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粮食部比水电部晚成立三年）；章乃器是“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也有相同的评价。周恩来还组织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章乃器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但进入1955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还要从民建内部的一些矛盾说起。
九、毛泽东对“红色资产阶级”的看法
民建成立于1946年，是由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主要来自胡厥文领导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此在民建内部，一直隐隐约约有“迁川派”和“职教派”之分。这两个组织一个是经济团体，一个是教育团体，都没有政治纲领。胡厥文认为工商界的多数人不善于搞政治，故建议黄炎培与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章乃器合作，把章推到了前台。民建的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章程等，全部是章乃器起草的。
解放战争后期，黄炎培等在沪的民建领导层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难于舍弃“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民主建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迟迟未能作出政治上的表态。但章乃器却抛弃了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发表《乾纲重振》的檄文，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1949年又在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联合声明上签字。当时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文件，几乎全部是他起草的，但他本人一直是以个人名义从事政治活动，直1949年5月23日到得到民建领导层的授权，他和孙起孟等才开始以民建在港理、监事的名义，代表民建参加活动。
黄炎培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了首任主席。后来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他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后由于国民党的压力，黄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不久沈钧儒、章伯钧等盟内左派在香港否认民盟的解散，恢复了活动。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后黄虽然被保留了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但事实上不能参与民盟的活动，因此也就特别在注重民建的地位。章乃器年富力强，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又比民建其他人早，难免让人有不安全感。这种老年人的疑惧，古今中外都有，民主党派也不例外。
在建国前夕，由于各民主党派都有人竞争政府内的职务，搞得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一次宴会上，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大老发生言语摩擦，柳亚子看不下去，当场使酒骂座，气得李维汉说柳亚子“流氓”，举座为之不欢。民建内部也有人主张今后由黄炎培一人代表民建，施复亮指责章乃器过去“擅自代表民建”、“争代表权”。当时章气愤地说明自己从未擅自代表民建，要求组织彻查；曾表示“如此是非不明，我要脱离民建”。此事当时虽经人斡旋未形成更严重的冲突，但在章乃器与黄炎培、施复亮等人日后的关系上，却投下了阴影。
周恩来曾特别找章乃器谈话，征求他对自己职务安排的意见，并谈及各党派的朋友都要求安排，他很为难。章乃器表示，自己是做事的人，不想争地位，叫我做银行顾问也好，国营企业经理也好，甚至农场会计也好。周说对你的才干我们是了解的，今后会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倚重你。黄炎培曾在一些场合及日记中说，章乃器要他提名自己当政务院政务委员，但章乃器否认有此事。在黄炎培一个人就占了分配给民建名额中的两个（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长）之后，以章当时在民建的地位，任此职务已无须争取，党派提名也只是例行手续而已。
民建发起时有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即“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这在中国政党史上是特有的，主要是由于当时一些民族工商业家担心黄炎培搞家长制。在推选常务理事时，只有胡厥文得了全票。解放后，民建的领导体制采取召集人制，由黄炎培、章乃器、南汉宸三人轮流主持工作，每人两个月。黄炎培对“召集人”的头衔感到不舒服，因为其他民主党派领导都有主席、主任委员的头衔，他只是个召集人。
由于民建内部纠纷日多，章乃器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大大减少了民主党派方面的活动，专心致力于粮食部的工作。为了顾全大局，章乃器同意在实行集体领导、不搞家长制的前提下，由黄炎培担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自己担任副主任委员。后来他再度急流勇退，先后辞去了在民建的两个兼职，并把第一副主委让给了李烛尘，自己退居第二副主委。但矛盾仍未解决。
章乃器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解放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但清高孤傲的脾气没改多少。对于民主党派内某些圆滑世故、阿谀逢迎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他往往因不以为然而有所讥讽。章乃器对工作一贯勇于负责，不避嫌隙。他能力强而又比较自负，有时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舌战群儒，力持己见，虽然周总理一般总是尊重他的意见，但也难免招致其他同事的不满。
荣毅仁评价章乃器“待人诚恳、热情、性格秉直”，他的另一位老友许汉三也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章乃器所担任的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这在当时是最敏感的话题，而他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就在一些问题上与两会的一些同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当时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如1954年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民建是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工党代表团还到粮食部访问，章乃器现身说法，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章乃器作工作报告时，按照自己的理解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的这番插话引起了一场争论，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认为他在美化资产阶级。
章乃器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 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
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前夕，毛泽东于10月27日邀请全体执委座谈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与章乃器曾有如下对话。
章：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要多些，因为他们过去受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好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你主观主义。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资本家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搞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了象高岗、饶漱石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要象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少些，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上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会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参差不齐。
在此之前，章乃器分别在同年10月18日和27日致函毛泽东，第一封信是谈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体会，末尾有这样一段话：“最后，提出一点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学一点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辨证法则。”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对此的批注是：“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章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前些时候向您反映的民建郑州市分会说当地私营工厂百分之百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不准确，这是由于写稿人和签发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热爱有欠缺，和对违法和不违法界限不清造成的。信中还谈到，下面有很多人在那里随便立法，他们提出的对工商界的要求，比对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要求都高，如果按这些要求衡量，我们粮食部也是违法的。他在这封信后还附了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毛泽东将第二封信批给周恩来、陈云、彭真、李维汉、徐冰传阅，并在11月1日覆函章乃器说：
乃器部长：
前后两信均已收到阅悉。感谢你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从上述几件事来看，毛泽东对章乃器的某些观点有所微言，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出发点，除委婉地指出他有“主观主义”之外，还表示对“红色资本家”的观点，“大有合作之势”。
在1956年10月15日民建的中央常委会上，章乃器还谈到毛泽东与他的另一次谈话：“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由于毛泽东有了这样的说法，章乃器在后来又说过：“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学会了否定自己的阶级的时候，我们肯定了这一个阶级是革命的，那是完全适当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这对于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这样说有好处，针对它能消灭阶级，不能推论说是维持它的阶级，夸奖它能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但不久之后，民建内部的另一场争论使毛泽东收回了他对“红色资产阶级”的看法。
十、“两面性”的争论与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章乃器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早在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就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要准备在将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衰老时期的苦恼和罪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当消灭自己阶级的时候，每个人会更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为人民服务。”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阶级的主张，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转换，当然也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毛泽东早在1955年11月所写的一份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中，就列出了“两面性是否有变化”的问题。但当时的理论界尚未作出应有的回应。
章乃器是一个经济管理专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专业人士”。他在历史上就一直主张超阶级超党派的政治立场，主张以“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来取代政客活动。即使对他亲手创建的救国会和民建，也是抱着一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虽然他被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曾这样写道：“在解放以前，我自己以为在工商界地位低没有代表性。直到1949年，我同施复亮、孙起孟等到沈阳，我仍然以为我们三人代表性都不够，曾提议电邀胡厥文北来。我从参加国家工作以后，决心结束自己的企业，更加认为自己没有代表性。……我在对工商界讲话的时候，主观上总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以过来人资格，对他们进行启发的。”
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的良好愿望，章乃器在一些内部场合，对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所探讨，他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地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
继30年代提出反对“唯武器论”之后，章乃器又提出不要“唯成分论”。他认为：“从阶级成分出发来对待人的相处关系，是不利于团结的。从阶级成分来区别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与党所划分的先进、中间、落后来区别对待，毫无共同之处。我说‘唯成分论’就是指此。”这个名词后来也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有一条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人人都挂在嘴边。
出乎章乃器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章乃器不得不与批判者展开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辨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
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说：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我们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当时受到一部分民主人士、资本家的欢迎和同情。”“罗隆基、章乃器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
李维汉认为：“以章乃器为代表提出的某些言论和批评，实质上反映了为资产阶级争取更多政治利益的动向。”他还谈到：“到十一月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期间，章乃器转而在该会内掀起了一场原则性争论，第一，他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把资产阶级美化为‘红色资产阶级’，宣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第二，他宣扬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自发性。冲淡以至否定工人阶级和党的正确领导。第三，他批评过去对资产阶级的实际教育是‘残酷斗争’，主张今后对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主要鼓励，不要批评。围绕这些原则问题，民建会内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场热烈的争论，争取教育多数，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
李维汉也谈到：“我们当时指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和批评，本身具有消极与积极的两面性。他的言论和批评主要部分带有原则性错误，但他也确实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特别是他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及时察觉资产阶级的动向是有利的。因此，在批评他的错误时，又要保护他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不过李维汉事后所概括的上述言论，其实并不准确，有不少并非章乃器原话或原意。例如党内外“不平等”的问题，原话是：“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这是违反党的原则，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
关于“抬头”的说法，原话是：“我说一个人有两种积极性，一是革命积极性，一是生产建设积极性，两者都有更好，但也不能强求，有一也好。因为革命已经胜利，今后是生产建设，在生产上发挥积极性则可弥补过去革命积极性之不足而有余。我想抬起半个头的人，肯定不可能发挥主动积极性到100％，至少去掉50％，因此今后用什么方法使500万工商界既积极又主动，把头整个都抬起来，主动性积极性由50％提高到100％，则我们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对社会主义尽了很大努力。”“毛主席已经肯定工商界是积极因素，我们只有克服自卑感，抬起头来，才能发挥积极性，抬半个头就发挥不出积极性，要把头全抬起来才行。……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
又如“有职有权”的提法，章乃器曾解释说：“‘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这句话未讲全，有片面性。记得李维汉部长说，有职有权是党和国家给的，没有的话就去斗争。”由此可知，他所说的斗争，是从李维汉的讲话引申而来，指的是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章乃器在粮食部工作中，确实也有与党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例如关于标准米的争论即是如此。他曾提出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原则，叫做：“一部经典、一个老师”；经典是指马克思主义，老师就是毛主席。他解释说：“我认为从国务院会议和党组来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认为如有分歧时，我请示国务院，你请示党的上级。”
黄炎培是给毛泽东写信最勤的民主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他从1954年10月到1956年12月间共写过九封信，并转过一封信，这十封信里有五封都在反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而毛泽东回信都是维护统购统销政策的。但后来黄又写信反映与章乃器在民建的争论，终于得到了毛的首肯。他在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回信说：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需要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仍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处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他认为与章乃器的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
几天后毛泽东开始表明他与章乃器的分歧。他在接见在北京开会的工商联、民建会负责人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爱国的资产阶级，但是不要讲红色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中，有进步、中间、落后，思想状态不一，颜色不一，要承认有两面性。阶级历史这么长，不能说没有两面性，如果说只有一面性，那就不利于改造和进步，就用不着学习了。整个阶级是爱国的，但还有落后因素，所以还有学习任务。承认缺点是有好处的。
这时毛对章乃器这位老朋友已很有看法，他于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段话刊印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是经过整理后发表的。据查当时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版本：“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了。梁漱溟、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反倒把他们孤立了。”耐人寻味的是，毛把黄炎培也列在其中，黄与梁、彭事实上都是统购统销政策的批评者。以上这些话均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章乃器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
十一、１９５７年的早春天气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章乃器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一千八百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不久章乃器先后见到了两位来京开会的老朋友。一位是他在“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他刚刚被周恩来接见过。周在与王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复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到粮食部去征求章乃器的意见时，章乃器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至于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沈钧儒、史良都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章乃器的态度是：“不认为是犯了错误，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他还认为应该追究是什么人把这件事的责任完全推在王造时一个人身上。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两位二十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
另一位是老报人徐铸成，他也是刚被毛泽东接见。毛表扬徐主编的《文汇报》办得好，并透露了广开言路的旨意。徐是一位新闻感十分敏锐的老牌记者，为此十分兴奋地约见了不少民主党派的老友，希望大家支持他办好报纸。章乃器从前对《文汇报》给予过不少支持，徐希望他多投稿，多出点子。没过多久，徐就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了新闻界的头号“右派”。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联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５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章乃器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被披露之后，他就开始思考体制内部一些封建性的弊端。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不仅个人不能神化，任何阶级和集体也不能神化，因为阶级和集体都是人组成的。”他还说：“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
当时，章乃器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５月８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章乃器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维汉解释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章乃器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１％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还谈到了民主党派内的宗派问题，并批评统战部说：“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努力，也难免会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依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十二、毛泽东深夜召见两大老
1957年5月20日凌晨，章乃器写完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章乃器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李维汉在谈到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情况时回忆说：“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可能是由于章乃器一再批评统战部，他没有给章打招呼。
章乃器更不可能知道，5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这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对他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这篇文章被安排在6月8日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31日，章乃器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６月３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两千元，资本稍微超过两千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章乃器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但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不少国营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亏损的局面，章乃器当年的批评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６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６月２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在6月5日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章乃器的言论提出指责。据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也被同时召见（不久前两老曾联名上书，希望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见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但黄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章乃器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又多年来与章乃器有龃龉，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章乃器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６月７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十三、章乃器陷入重围
1957年６月８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章乃器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当其他人已在冥思苦想如何逃脱劫难的时候，章乃器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10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在会上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是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唯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６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过去由于有‘墙’有‘沟’，许多力量在互相防范，互相摩擦，互相戒备中抵消浪费掉了……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与会者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外，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更无人能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与之辩驳。章乃器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你要搞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之类的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象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人品和水平，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可怜过。
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而有了“一切放下”的悟性，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有了上述的悟性，章乃器的态度在显得更加洒脱，手持被视为他的标志的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炎培是社务委员，过去是常常主动出席的，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转给了章乃器。章乃器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当然明白此举用心良苦，但还是坦然与会。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唯恐不远，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章乃器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章乃器批评章伯钧：“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他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章乃器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１．旧知识分子、旧人员；２．工商业者；３．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已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章乃器呼唤和风细雨，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6月18日，即座谈会之后两天，民建中常会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章乃器谈话，要他作检讨。章乃器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文章，即指毛泽东２月２６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在前一段的批判中，不断有人搬用讲话中的内容打“语录仗”。由于大家听的都是录音，记录上不尽相同，批判中常常为此争论不休。6月16日，这篇讲话在经毛氏“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后，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其最主要的补充，是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笔“但是”，往后一大段话在此后许多年中脍炙人口，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章伯钧也是聆听过讲话的当事人，本指望能靠这篇讲话的内容保护一下自己，及至看到原意全非的正式全文，不由得惊呼：“完了，完了，全变了！”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章乃器“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章乃器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是歪曲章乃器原意的批判：如章乃器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更有甚者，章乃器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吴羹梅，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章乃器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章乃器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五十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
十四、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谈章乃器
6月25日这天，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一届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当前的反右，并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头不对，群起而驳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舌战，场面纷乱。章乃器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象爱护眼珠一样。
平心而论，周恩来又何尝不爱护这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何尝不了解他的出众才华和正直人品？1949年经周公安排，章乃器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又提名他出任粮食部长；他婉劝章乃器专心致力粮政，避免卷入民主党派的内部纠纷，也是出于爱护党外干部的一番苦心。1956年底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被迫作检查才勉强过关；今年赶上整风反右，形势比人强，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也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章乃器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场争论是两位朋友多年交往中唯一伤了感情的一次。章乃器的话份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后来他俩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章乃器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恩来则温语有加，往往作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这件事当时见诸报端之后，章乃器的性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６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章乃器和往常一样，每次都按时到会。如今，周围的一切都与往常迥异，不见了昔日的肃穆祥和，雍容谈吐，所有的人都紧绷着面孔，闷热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而又保留着人民代表身份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架子，在各个小组内接受着无休止的斗争，违心地作着屈辱的检讨。黄绍纮因为经受不住，两次吞安眠药自杀，被送入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章乃器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在四川组会议上，面对着他熟识或不熟识的面孔，忍受种种的批判乃至谩骂，以辩才著称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舌头的厉害。但他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
他在会上做了个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辩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之后，他郑重声明：“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检讨中再一次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一部分非党人士违反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全国政协就曾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提案，当时他自己也举手赞成，后来因为毛泽东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章乃器说：“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从后来“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来看，章乃器的忠告确实是很超前的。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右派”的处理问题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7月7日下午三时，由周恩来主持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纮、陈铭枢、龙云等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当时各民主党派中，民建“反右”跟得最紧，章乃器已成为第一个被本党派停职的领导人。此刻，黄炎培又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被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方法，但对部长级还没有用过。”会上还议论了苏联撤销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职务的案例。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右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他还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得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给章乃器定案的最大障碍，是他始终不肯象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
章乃器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批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章乃器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章乃器被定为“极右分子”。
十五、周恩来允许“保留思想”
章乃器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通过了撤销章乃器等三十八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这是一种“加重处罚”的信号。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
1月28日上午，章乃器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坐车来到中南海。周恩来、习仲勋和徐冰已在西花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９３次会议的决定，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似乎一切都该打上句号了，但这只是劫难的开始。
在这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大围猎中，55万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如再加上被内定“中右”、“右倾”者，以及所有受打击者的家属子女，受到迫害和株连的人数当不下三百万，造成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右派”中除极个别人外，均被处以撤职、降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不同处分，其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一些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甚至被枪决，在运动中自杀及在劳改或其他迫害中死去的人数更无法统计。
“反右”使“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传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运动刚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又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历史的车轮急剧左转。此后的数年间，经历了“大炼钢铁”和“吃大锅饭”的所谓“大跃进”，“神话”一天比一天多，口号一天比一天左，科学知识不再被尊重，蒙昧主义的大行其道。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的话，两年后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则把党内民主也消灭了，没有人再敢于提任何不同意见，整个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一言堂”。直到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一下子减少了两千万人口，这股反科学的蛮干狂热才逐渐降温。
曾经有人说，如果那时仍是陈云主持经济工作，如果章乃器仍在负责粮食工作，那场几千万人饿死的惨剧也许能够避免，至少可以减轻。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况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也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
此后的9年时间里，章乃器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闲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专著，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锻炼身体，除了气功、八段锦外，每天坚持做25个俯卧撑，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两千多下。
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章乃器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章乃器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章乃器在政协仍旧保持直言不讳的品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在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在一次发言中他指出：“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非一日之寒。我看了最近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很有感慨！当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但我以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
1962年3、4月间，章乃器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章乃器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但毛泽东可不这么看待章乃器，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说：“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在另一次会议上毛又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指的就是章乃器。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实际上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中，章乃器已是“特别邀请人士”而非民建代表。3月7日，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从此，章乃器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章乃器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但仍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等及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增加到200元，但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均改为自己全部负担。更有甚者，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章乃器在1964年底败诉。法院查封财产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章乃器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表示如愿出国，可提供一切方便。但章乃器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他坚持留在国内，与祖国共命运。
十六、中共中央三次为章乃器落实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年届七旬的章乃器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章乃器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章乃器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在生命危殆时刻，曾向家人口述了一份遗嘱式的文件：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
“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
“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
“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在此后的数年中，尽管处境十分艰难。但章乃器仍时时以国家、民族为念，并常常惦念陈云、张劲夫等中共党内的老朋友。某些“外调人员”逼迫他写诬陷张劲夫、钱俊瑞等领导干部的材料，被他坚决拒绝。他还写信给周恩来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就写信给周恩来，对这种违反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又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章乃器一直不肯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他的大哥章培曾为解决章乃器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章乃器写信劝他检讨。章乃器回信说：“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后来中共中央给章乃器落实政策，前后共计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经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开始好转，1975年国家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章乃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为了建设新中国才应邀回来，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这封信受到了重视，准备为他落实政策。考虑到陈云同章乃器的历史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由陈出面约章乃器谈话。这样，两位老朋友在暌违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来之不易的见面机会。
同年4月间的一天，章乃器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与他谈话，当时在座的有财政部长张劲夫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陈云向章乃器宣布，中央决定给他摘帽，要他认真吸取教训，并准备安排他的工作。章乃器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没有宣布平反，感到不够。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的方案未能实现。
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陈云知道后，指示全力抢救，按时上报病情。但章乃器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他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带着种种遗憾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在当时“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悼词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次落实政策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恢复，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中，胡厥文、胡子昂等都主张给章乃器平反，但孙晓村、胡子婴表示反对。1980年改正“右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起草时，章乃器原被列在“不予改正”之列，我为此分别向胡耀邦和陈云、邓小平上书申诉，在他们的直接过问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章乃器的“右派”错案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于1982年5月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仍隐隐约约存在某种说法：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
第三次落实政策是在邓小平逝世后，香港回归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97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在讲话中指出：“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爱国民主战士”，对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内贸易部的领导及家属代表也在会上发言，深切缅怀了章乃器爱国、正直而又曲折多难的一生。在离开人世二十年后，章乃器“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的预言终于完全实现。
现在回想起来，章乃器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请看邹韬奋先生在“七君子之狱”时对他性格的描述：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章乃器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中所坚持的是超党派、超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虽然参与创建了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但最后却因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与这两个党派的同事们分手。也有人说他喜欢标新立异，但他所创造的“唯武器论”却因毛泽东的采用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术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词也至今仍在高唱。性格决定命运。章乃器与毛泽东都是个性很强的人物，有着自学成才的相似经历，他们很容易相互欣赏，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共事过程中一旦发生歧见，也很容易因坚持己见而发生性格冲突。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不懂经济而又习惯于用政治来规划经济；章乃器是经济学家，虽然政治责任感使他参与政治，但他也承认自己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毛泽东急于要资本主义在中国灭种，并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最终走上神坛，挥手之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灾难，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章乃器一直是主张搞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人类大同；但作为经济学家和财经管理专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不应打击，不赞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其结果是招致个人的历史悲剧，因为没有人能够违背神的意志。
在非公有制经济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个人持有一些企业的股票很平常之事，不会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成为一名爱国的“红色资本家”，似乎更是一种时尚。但像毛泽东和章乃器都十分推崇的张謇、卢作孚、范旭东那种素质的大企业家，却已然断了档，不是随时可以造就出来的。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中，章乃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回顾50年代毛泽东与章乃器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的那场争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场争论谁也没有赢，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感谢章立凡先生授权五柳村发表，2003/12/15收到并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