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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9日，何长工在刚组建的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院（设在北京地质学院原址）与师生代表座谈。（从左至右依次为袁见齐、王鸿祯、何长工、杨遵仪。）
何长工，（1901－1987），湖南华容人。
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回国。先在家乡以办学为掩护，扩建党团组织，进而从事武装农民革命运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党安排他以隐蔽身份进入武汉国民党警卫团工作，隨后参加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上井岗山后，受毛泽东的委派，到湘南寻找朱德，陈毅的部队，促成了朱毛会师。在中央苏区时，何老负责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扩展为红军大学，历任红军大学以及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的领导，担任党的军事教育工作15年之久（不包括1975年重返部队后，在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那几年的工作）。1947年秋，在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之际，何老受命出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部长兼军械部部长，为支援解放战争，特别是保证三大战役的首战---辽沈战役的胜利，贡献卓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何老调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陈云）。时正值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何老在调查旧中国工业底子的基础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方面的策划，特别是为筹建我国的航空工业打下了基础。1952年8月，中央决定调何老开拓地质部的工作，直到“文革”乱起，他从事工业亦历时15年。何老自己很珍视和喜爱这“两个15年”。“文革”期间，何老遭受严重迫害，直到小平同志复出主政，才告结束。1975年10月，何老重返曾为之战斗过22年的军队部门出任军政大学、军事学院的领导。1980年何老被选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经本人申请，何老于1982年和1985年先后辞退了上述两个职务。 |
难以忘却的聚晤
1987年5月6日，我陪李奔（何老抗大时学生，多年担任地质部石油局领导）去探望何老。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却的、也是我们与何老最后的一次聚晤。那天，谈的面广，何老很高兴。何老很关心新疆石油勘探的新进展。谈及往事时，也谈到了张国焘问题。
在《何长工回忆录》中，关于张国焘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当时，我任军团政治委员，又是军委书记，作为军团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军团参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我们把我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害了九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其责任应由我个人负，红九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尽管在南下中撤去我九军团政委的职务。”
“……红军胜利会师之后，我以悲喜交集的心情去保安，毛主席把我及我的夫人尹清平安排在他住的隔壁的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用两个下午时间跟我谈话。第一个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三十二军（九军团）内部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认为我对红四方面军的看法是客观的，公平的。第二个下午，我作自我批评，执行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南下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主席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个人的责任。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以上均见《何长工回忆录》357-358页）
那天，何老谈到了在保安向毛主席汇报，谈的和写的差不多。但他说了毛主席那次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
不久，何老讲一个字就摆动一下右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一句话：“他、从、来、就、没、有、忘、记。”
这时，何老相当激动，我们很难再说什么话了。平日善于言笑的李奔，也无法把气氛转变过来。
归途，我跟李奔说，“从来就没有忘记”，是指张国焘路线这件事。于是我把1952年通知何老调地质部工作那个晚上的情景，较详尽地告诉了李奔。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任命李四光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为副部长。
正是那天下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领导薄一波才通知何老要调他到地质部。当天晚上何老找我，我从后院走进前院，他已坐在院中的藤椅里。我觉得跟往常有些不一样，且气氛有点“紧张”。
“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开部党组会，讨论重工业部怎么分家。”何老接着说：“重工业部保留。分一些人组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另外新建一个地质部。”
“这个家怎么分？重工业部总得支援地质部一点人吧！”
当我准备离开去通知成员开会时，何老又说：“富春从苏联来电报说，搞五年计划，矿产资源要搞清楚，这项工作得先行。有些资源还得马上就搞，否则拿什么来建设啊！因此要建地质部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一波和我说，毛主席说我搞开创工作有经验，所以调我去地质部。我说，‘我从参加革命以来，对工作从来不讨价还价。但我是个跛子（二级残废），爬山找矿可困难啊！这次讨个价，行不行？’。一波说，已经定了啊！名单已经报给人大了，现在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在讨论，变不了啦！”。
何老又说：“李四光是知名的地质学家。他当部长，我当助手，当然对啊！我这个人这辈子能把这个副部长当好了，也就不易了！”
我边听边想，何老这些年在东北负责军事工业，受到赞扬；这两年作为代部长，在重工业部也作了不少实事。如为五年计划作调研、为航空、汽车、船舶、重型机械等工业开展筹备工作，也都打下些基础了;加上何老学的是机械，留法勤工俭学也是在机械厂，在党内也是少数对工业有经验的一员。为什么一下就变动了他的工作呢？
这时，肯定何老不是和我说话。但他自言自语的语调相当高昂：“路线！什么是路线！没有那个水平，就不知道是路线！”
我那时真是年轻不懂事，竟然不知趣地问何老：“何部长，你说什么路线？”
他气乎乎地回答了我五个字！“张、国、焘、路、线！”
这时，我再笨也不会再往下问了，只好悄悄地走开了。
直到1975年何老复归军政大学任职或是1980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有一天我去他家，谈到了张国焘时，他平和地和我讲：“毛儿盖会议后，我红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划归左路军，张国焘是政委。
南下途中，他撤了我红九军团政委的职，调我当粮食总局局长。这可和当现在的粮食部长不一样，没有粮库的啊！那时，天天要想办法找粮，可是个很艰难的差使哟！”
“党员得服从组织的决定。有些事，你就是当时感到不对，也得执行啊！何况那时你也未必能认识到这是路线。我告诉你，张国焘这个人挺厉害的，会整人，会杀你的脑袋。”
从1952年8月7日那天晚上算起，到1987年5月6日，已过去30多年了。如从长征到达陕北那年算起，那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看来这一直是埋藏在何老思想深处的一种压抑和隐痛。我今天回过头来追忆，那时何老身体不太好，也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那天他向李奔和我倾吐了这些出自肺腑之言之后，我俩竟然一句安慰和同情的话都没有说，耽不多久就走了，真是追悔莫及，太不应该了。何老到底是井岗山时期的老党员啊！党性强。在那些年里，仍然无怨无悔、竟竟业业地为党工作。
“我得讲话……..”
1952年夏秋之间一天的下午，何老走进办公室，一言不发，就坐在椅子上沉思。不久，他站起身来，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在对我说：“开会，这个会可不好开。开不好，得出事”；“我得讲话……”；“这事，我得找总司令（指朱德。
注）一起去”。接着，他就开门走了。何老到底到那里去开会，开什么会，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头雾水，
只感到事出突然，决不寻常。
大概不到三个月，何老就调地质部工作了。这个疑问，多年后我从老同事处听到些风声，多少知道些原委，但一直未能证实。直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撰写他的回忆录时，曾向他征询此事。他指正了一些事实，最后，他说了一句，“这件事不写到回忆录里。”
何老的回忆录已出版十几年了。这件事的本身，现已无保密的必要。但此事反映了何老的为人，所以我还是要写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美军逼近中朝边境，我国断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元帅挂帅出征，抗美援朝开始了。
当时，全国刚解放，我国兵工工业正忙于减产、调整、改组和转业。朝战爆发，生产又迅速转入战争状态。当时我们还抓紧试制、赶制有效力打击敌人坦克之类的武器，只半年，就取得成果，并很快用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当时反坦克无座力炮与炮弹是分别由西南和山西的兵工厂生产，由于管理测试工作中的某些差错，一上战场，有的发生了炮弹合不上膛的问题，影响了士气和战斗。问题虽然很快得到解决，但1952年夏，彭帅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提到了这件事时，要求追查责任者。
何老所说“不好开”的会，就指的这个追查责任者的会，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兵工委员会的会议。彭帅主张交军委监察部门查办，但会上有不同意见。何老认为提交政务院（现国务院的前称）监察委员会即可。听说在讨论时，何老说了“我是代部长，要处分，先处分我”，彭帅因之批评何老“抹稀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最后是交政务
院监察委员会查办的。当年12月就作出决定，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刘鼎同志（注
）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个处分过严、过重，当时兵工部门同志有不同看法，刘鼎本人也有申诉。直到1986年5月，在刘鼎患重病临逝世前一个月，中纪委和中组部才最后向本人宣布了撤消上述处分的决定。如果，当年交由军委监察部门办
理，除“撤职查办”，刘鼎很可能还非被戴上“贻误军机”的帽子不可。
何老敢于挺身而出，敢于承担责任，不推委，这是每一个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品德。时下工作一发生错误，领导干部往往推卸责任，先忙于找替罪羊的人，真应好好向何老学习。
（注）刘鼎（1902-1986），四川南溪人。1924年赴德留学时，经孙炳文、朱德介绍，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是党的军事工业创始者和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党内著名的军工和机械工业专家。1936年，他曾任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张学良对刘鼎很佩服，曾因之感叹：“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险，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请参阅：《刘鼎》
（李滔、易辉，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张学良传》（张魁堂，东方出版社，1991年）或其他。
“ 保，不好保啊！保多了，我也是右派了。”
1957年反右开始后，鸣放进入高潮。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有位工程师，响应号召，畅所欲言，交代了她同意南斯拉夫的政治观点，认为现行人大选举制度不够完善……，这按当时标准，足够定为“极右”。这位工程师，工作刻苦，业务熟练，脑子还特别灵，我确实爱才，确想保护她过关。在讨论时，我说：“她是敌我矛盾，应定为右派。但按毛主席的教导，可以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的“振振有词”的申辩，一度颇“影响”群众，因而“阻碍”了局的反右运动。结果，我也被定为“右派”。
听说地质部一共定了一百四十四个右派，部党组书记签了字才算定案。当何老在他办公桌上，看到名单中有我，他大概曾为我讲了几句话：“这个人我知道，心直口快，说话随便，是反党，还是思想问题，……”我就因为有这么个“良缘”，后被改为不带帽的右派，中右。只是撤职，降级，降薪，仍留原单位工作，没有被送往黑龙江密山劳动。
在我接受处分后不到半年吧，就有人透给我这个消息。“文革”后，即隔了二十来年后，又有人向我谈到了上述情况。几个不同渠道得来的消息，说的情况又一致，我不能不信了。但何老究竟说了没有，仍未能确证。
在何老晚年，我向何老面对面问了这件事。何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想保，不好保啊！保多了，我也是右派了。”.
何老还说了如下的话：“反右时，某中央委员分管地质部，他可是天天打电话问我完成指标情况的啊！”
“我到今天还遗憾着呢！当年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陈子谷，我是想保，没保成，保晚了！你知道吗？他是泰国华侨，把海外募的捐，加上自己的家产，支持新四军抗战。他曾被捕，囚禁在上饶集中营。他是发起茅家岭暴动的组织者之一。这样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也定了右派。”
（注）：陈子谷
抗战时去陕北，陕北公学学习后工作。当年以家产及海外募捐所得，支援新四军抗战。叶挺将军曾予嘉奖，还说过：如他日抗战胜利，应该发给他一个金质勋章的佳话。
秘书工作做久了没好处
1949年11月的一天，人事部门的领导要我去南长街的一个院里看望何老。那天他向我问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最后，何老问我“你做我的秘书，你愿意不？”那时我25岁，一切听党安排，根本没有愿意不愿意的想法。
1950年1月5日上午，何老第一次跨进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他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不大。他的办公桌大，南北向；我的办公桌是一头沉，东西向。一开办公室的门，就是我坐位所在。室内没有沙发，也没什么陈设，电话是有的。我在何老的办公室里工作了近三年，直到随他来地质部工作才离开。
那天，他一见我的第一句话，迄今言犹在耳，一辈子也忘不了。
“沈秘书，凡是有人来看我，我都见。我不在或有事，你就把他有什么事，他住哪里，如何联系，记下来，我们再安排。你可不要给我拦回去”。工作还没做一件，就交代我这么几句话，我心里多少有些不理解。过不多久，我才领悟到何老这是在给我打预防针。“部长秘书”，在50年代就已有“二老爷”这种谑称。何老是在提醒我注意这一点。不要成为“阎王好见，小鬼难当”
里的小鬼。
与何老相处熟了，我想到什么就好发议论的性格，有所显露。有一个晚上，我记不清是怎么说起的，当我谈到对部队干部转业工业似乎不那么合适......之类的话；话还没完，何老那天可真是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何老说：“秘书的工作做久了没好处。不仅脑子里空，还容易自高自大，你大学毕业也算有点知识了，也干了几年工作了，但就这点知识，这点经验，还远远的不够。事非经过不知难啊！知识分子吸收书本上的知识快，而要他担任领导，组织大家去完成一个任务，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眼高手低，往往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你今后还应经历实际工作锻炼，老做秘书工作没好处。”
“你可不知道，有一种锻炼，只有部队干部才有。有过这种锻炼的人和没有这种锻炼不一样。这对从事别的工作肯定有好处。在战斗中，情况千变万化，攻一个山头，第一次没有攻下来，而且有伤亡，怎么办，攻不攻第二次？第二次又没攻下，仍又有伤亡，你敢不敢再下决心上第三次。当然不是硬拼，要斗智，要想办法。指挥员针对复杂情况要善于决断、敢下决心，这种锻炼只有打仗才有。”
“你没有过这种锻炼，就不懂得很多事情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啊！”
何老到地质部后，不到半年，我就离开秘书岗位，转做技术工作。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何老要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兼为筹备建部的行政组副组长的工作，二是让我带当年分配给地质部的部份大学生去北京工业学院速成俄语班学习。
何老说，你和负责公文管理的同志，尽快把公文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地质部一开张，就应有一套公文管理制度。叫你兼行政组副组长，主任务就是这个，不要陷在行政事务里。于是我和行政组从事公文档案的同志一起，把原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已有的制度和重工业部的管理制度，结合实际，修改了一套多少完善了一点的制度，经批准后就付之实施了。
过不几天，何老又说，“你赶紧去重工业部教育司联系，他们正要办三个月的短期俄文速成学习班。希望他们支援我们，增加一个班。”经联系，对方答应增加一个班，30－40人，只要我们到时去人学习，其他都由他们准备。何老非常重视这次学习，要我也去学习。学习归来，我们还只能抱字典死啃，慢慢也能较自由地阅读点资料了。当时极缺俄文翻译人员，地质部各技术部门之所以能迅速接触俄文资料，这批大学生可真起了点及时雨的作用。
过不几天，何老以商量的口气，问我：“你回重工业部吗？秘书工作做了这么久，也该去做点实际工作了。”“我正忙着抓北京地质学院的基建工作。教育司也很缺人，你愿不愿意到教育司啊？”这种既坦诚又爱顾的话，令我感动得就是想回重工业部，也不会说我想回去那种话了。于是我就去教育司上班。刚上三天班，宋应副部长见到我，问我新的工作定了么？我说已经到教育司上班了。宋应似乎有点“遗憾”的样子。但他还是告诉了我，东北地质调查所有个化学探矿队，有十几个大学生在试验，是一种新兴的找矿方法。你是学化学的，可能有兴趣。你已经到教育司了，那就在教育司吧！但我仍回应了一句：“新技术，我倒是有兴趣。”想不到，第二天，何老就找我，听说你对那个新技术有兴趣，那你就去地矿司吧！地矿司已有一个地球物理探矿室，有位老专家是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来的。化学探矿还不成熟，那就先搞个筹备组。你去长春，把那些大学生接来北京，你就不去教育司了。我深知何老分工管教育，教育司正需要人，所以我表示愿留教育司工作。何老说：“已经定了。你学化学，你就搞化探吧！”
先给你们放下个包袱
1986年10月7日，朱训（地矿部部长）的秘书通知我，党组决定由我，易粟和鲁家声协助何老写《回忆录》。老易和老鲁都曾是何老地质部时的秘书。我那时正负责《当代中国丛书》地质卷编辑部的工作。
次日，我们三人一起到何老家，请示如何开始工作。
一见面，何老第一句话：“我先给你们放下个包袱。我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党分子。你们贴我大字报，批我，斗我，完全是应该的。那时，你们不写，不批，不斗，能行么？
毛主席讲话了嘛！现在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党组派你们来帮我写《回忆录》，我谢谢，你们可不要再背什么包袱呦！”
何老接着说：“这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10个大将级的干部，如许世友，徐海东……，和我，写《回忆录》。我在地质部干了15年（1952－1967），我在部队干军事教育工作，不包括其他和现在，也是15年。两个15年。这两个15年，我是有感情的啊！”
“军政大学设有一个《何长工回忆录》写作组，下次你们见见面，一起考虑一下章节结构。地质就单独写一章，行不行？”
“我自己在回忆，但很多事，当时的情节，时间，地点，还得你们帮我核查档案。你们也考虑地质这15年这么写，重点是什么，我们下周再讨论。”
我插问了一句，何老，重工业部这一段工作谁写？何老说：“已有人在写。我已告诉他们和你联系。写的初稿，你也看看。该增补修改的，你就提意见。你专心地质部分。”
以后，我们三人又去过何老家多次。稿子经地矿部党组同意后，我于1987年1月13日将修定稿送交何老。不久，何老秘书单继友电话上告诉我，何老同意这个稿。这样，“投身地质事业”，就列入《何长工回忆录》第十三章。全书当年12月，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次编写工作，三人之中，鲁家声付出的劳动最多。他是有名的厚道且实干的人。但就是他，有一次批斗何老，造反派要他上台面对面批斗何老。何老深知老鲁的为人。原来所谓给我们放下包袱，是针对老鲁，专为他解除思想包袱的。
何老晚年的两件高兴事
有一次去看望何老，他和我说，晚年有两件高兴事。说时显得心情特别舒畅。这两件事是：
一是1980年4月，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会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邓颖超和王震同志都到会了，何老亦被邀请参加了。那天参加会议的代表和群众对何老给予了特别热烈，持续时间特长，又是多次起伏的掌声，向他表示敬意。
《回忆录》里也写到了这件事。“很为感动，也很激动。我心里想，地质部的同志确是理解我的，这说明我决不是什么‘三反分子’，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同志们和我的距离已经完全消失了。”（见《何长工回忆录》499页）
另一是1980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何老被选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何老说，前些天一波同志见到我，和我谈心。他说，当年他对我不够了解，对我过去在苏区、延安、东北的工作也不很了解，1952年对我的工作安排，也不太合适……。何老对我说：“有他这样一句话，我心里也就舒坦多了”。
其 它
（1）“寅吃卯粮”
1950年1月到1952年9月间，何老住东城区干面胡同36号重工业部的一个宿舍里，我住后院，可称是“朝夕相处”了两年半。
那时刚开始工资制，他的月入常常不敷所出。一方面是当时工资比较低，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何老的额外负担多。他调来北京工作了，湖南老家来京找他找工作、解决困难的人，其中，当年和何老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子女，占很大比例。这些人的住宿费、回程交通费，不管怎么说，得设法解决。何老坚持自己负担，但他没这个能力。于是我常向行政部门预支他的工资，用作周转。后来，何老知道了，没批评我，而是和我说：“不要这样做。借公款不好。我能借，别人就不能借。老是借甚或久欠不还，就更不好。要注意影响末！”
话很简单，但道理很明白，他要求以身作则。他因此找炊事员李承禄谈话，要他每月按规定的伙食费，量入为出。还说，吃简单点、省一点。事实上，那时他一家五口人，再省也难以改变“寅吃卯粮”的困难。我于是向办公厅领导作了汇报，经会议决定，今后凡他老家来京找何老，确是烈军属的，其宿费、交通费等，原则上由公家“报销”。有了这个决定，何老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但困难仍不小。
（2） 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名誉地位、权力待遇。
顾功叙（注）1957年入党时，任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总工程师，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顾老为人正直，诚恳，平和，谦虚，不重名利，治学严谨，深为地质，地球物理勘探界后学所尊重和爱戴。
顾总入党前或后，我和何老谈到这位老专家、老知识分子的入党。何老对顾老有所了解，他说：“是啊，他没有知识分子那种傲气。工作，为人听说都很好。他入党，我欢迎啊！”接着他向我讲了十六个字，说：“顾总听说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名誉地位，权力待遇都比较看得开。如能正确对待好这16个字，也是做个党员的条件呢！”
离开何老的这句话快半个世纪了。前八个字旧社会就有，后八个字如今很风行，且为很多人所憧憬、所追崇，似乎还成了某些人的“为人之道”，和之所以愿意入党的目标了，我不禁悚然。
（注）顾功叙（1908－1992）浙江加善人，我国勘探地球物理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我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为院士）。1952年地质部成立后，他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借调到地质部工作，直到1969年才返回中科院工作。1971年国家地震局成立，任该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结束语
何老一生，在军事斗争、军事教育、军事工业、重工业、地质事业等方面，都为党做了大量且是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为革命培育的干部，可称是桃李满天下。这里写的回忆，只是我接触到，看到的一点侧面，我对所叙事实负责，但某些感想、感觉，就未必完全确切。如有错误，请指正。
1987年12月8日何老87岁寿辰那天，我刚去过他家祝贺。想不到只隔22天，在去武汉的列车广播里，就听到了何老已于昨日去世的不幸消息。一下车，我就到邮电局给草厂胡同他家发去唁电。现重读那天唁电，感到我写的敬仰何老的话，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现在仍还是这样看的。电文如下：
“光皓、光炜等兄妹：
在出差来武昌的列车广播中，惊闻老首长病逝，十分哀痛。我跟在你们父亲身畔工作多年，得到他的教诲甚多。他的平等待人，愿接近群众，不计较个人私利，在工作中，既信任支持下级，又肯为下级承担责任等等，令我倍增怀念和敬佩。现於旅次谨致电唁，并希你兄妹注意节哀。
1987年12月30日于汉口”
1988年1月9日，何老的追悼会在军委后勤大院礼堂举行。广场上站满了人，礼堂里摆满了花圈花篮。何老的遗像给人留下了音容宛在的慈祥。追悼会上，他的几位老部下为他撰写有一副挽联，公正全面概括了何老的的一生。联文如下：
胸怀坦荡为国为民
气度豁达能屈能伸（注）
现谨以上述唁电和挽联，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注）此联同见198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补记：“何老去世已16年，我才写此话旧，心里实有歉仄。本文原题为《回忆何长工》，也已投寄刊物，估计近期不会发表。而我希望如能结合何老逝世16周年之际发表，当倍抒追念和仰慕之情，故交《五柳村》网站先行刊出。事有不妥，责任在我，希有关方见。
2003年12月15日，沈时全
[作者简介]沈时全，
浙江乌镇人。1924年1月生。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不久，即去华北城工部机关学习工作。1948年秋，潜返北平；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先后在军管会企业处、华北企业部、中央重工业部和地质部工作。1950年1月至1953年2月，任何长工秘书；稍后，即转地质部地球物理和化学勘查部门从事技术管理。1994年6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