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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英 雄 独 使 君
刘梦溪评说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为国文门。他是“五四”新思潮的学生领袖，他当时办的刊物就叫《新潮》。陈独秀、胡适之都很赏识他的才干，李大钊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影响。1919年5月4日那天的爱国大游行，他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火烧赵家楼的意外行为发生后，他退而回到学校。当年年底考取官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1923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成为他倾心钻研的新的学科领域。赵元任、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青年才俊，是他在德国期间经常往还的朋友。1926年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1928年就任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是史语所第一、二、三组的组长。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办法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人。
他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语所所长后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0至3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243页）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史学重镇，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的建设所做的贡献。
其实他是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的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
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汉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的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可知他是痛乎言之、有感而发。他还说：“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有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能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同上346页）何以要把史料的作用强调到如此的地步，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不需要我们再添加什么了。
傅斯年一生的壮举，办《新潮》、火烧赵家楼、创建史语所，固也。但他还有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两项壮举。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转引自李泉著《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第25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这成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来终于被罢去了一切职务。傅与蒋在维护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无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后，傅直接受蒋之命处理学潮而未负所托。蒋对傅的能力胆识是欣赏的。但傅本质上是一名书生。抗战胜利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傅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如对故人，整整和傅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当时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务。他以耿直狷介著称，他以脾气暴躁著称，他以疾恶如仇著称，他以雄才独断著称。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充满了眷爱，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他与陈寅恪的特殊关系就是一显例。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他不忘旧。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难怪陈寅恪对他那样服膺感佩，写了《寄傅斯年》诗两首，第一首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第二首为：“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参见《陈寅恪集·诗集》第1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又1950年12月傅斯年逝世，陈寅恪当即亦有诗为之追念，只不过写得很曲折，通过说傅青主（傅山）之诗句从而悼念之。陈诗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为：“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见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第74页）
我们了解了傅斯年，可以了解所谓学者的性格为何物，可以深层地了解陈寅恪的史学，可以了解那个特殊的史语所，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学所谓“史料学派”的怀抱与旨归。
摘自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文汇报》2003/08/07